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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文化发展史告诉我们，娱乐元素作为电视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始终存在于电视发展的每个阶段。中国电视业发轫之初，就曾大量播出电影与戏剧节目，在1958年首播了直播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并从1961年开始播出综艺性春节晚会《笑的晚会》。早期电视娱乐节目的积极尝试为后来的电视娱乐节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娱乐也一度被当成单纯政治宣传的手段，寓教于乐的苛求束缚着早期的娱乐节目”①。这一现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逐渐改观。
在中国，娱乐节目作为一种独立的节目形态登上荧屏，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90年代以前，这种娱乐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程度也不断提高。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与《综艺大观》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电视娱乐化的兴起。1997年，湖南电视台《快乐大本营》崛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娱乐化浪潮。
现在，谈话类、真人秀、益智博彩类以及综艺类等电视娱乐节目铺天盖地，娱乐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股娱乐化浪潮还影响了新闻类节目，出现了所谓的“娱乐新闻”。此外，对农电视栏目也出现了娱乐化趋势。
当电视娱乐成为重要文化现实时，对其莫衷一是的社会评判始终存在着，对某些栏目问责甚至要求停播之声也不绝于耳。本文将从哲学维度对电视娱乐的合理性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厘清种种关系，深化学理认识，有助于电视长远、健康发展。
西方哲学中的身体状态
电视观看的经验告诉我们，把身体、娱乐和视觉冲击精致地统一起来，构成了电视娱乐的深层基础。事实上，不仅电视娱乐，所有的娱乐活动都与身体和视觉表现密切相关。当前的电视娱乐之所以在工业社会以前不可想象，不是因为当时没有电视，而是因为身体与视觉表现在两个时代的遭遇迥然，娱乐的境遇也就必然不同。
西方文化中，哲学经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与黑格尔的努力，将理性确定为哲学的主要课题后，“形而上学的本性构成了西方哲学无法消除的本根”②。所以，“本质先于存在”、“本质高于存在”的倾向一直存在，寻找现象世界后边的本质，即“逻格斯”（赫拉克里特）、“数”（毕达哥拉斯）、“存在”（巴门尼德）、“太一”（普罗提诺）、“上帝”（基督教）、“绝对精神”（黑格尔），构成了西方人的使命和价值所在。这也就形成了灵与肉、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冲突乃至超越的关系。
这样一种心尊身卑的身心二元性话语传统使人类文化呈现出一种理性主义趋向的同时，身体作为理性和灵魂的对立物，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柏拉图认为人的存在由身体和灵魂两个部分组成，身体是可朽的，而灵魂是永恒不朽的，身体的一切感觉和欲望都在搅扰着理性灵魂的纯粹探究，他甚至认为：“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③这样，从他开始，把身体作为理性和灵魂的对立面，为后来的禁欲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发展到了中世纪，用上帝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血淋淋的事实来展现身体的遭遇，这是奥古斯丁等神学哲学家对身体与“上帝”关系的极端表现。
这个传统发展下来，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始终是形而上学对人的基本观点，文字和理性成为那个时期的权威话语。与之相对，是身体的被忽视与被压制，与身体密切相关的娱乐境况也就可想而知。可见，柏拉图以前，身体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研究。在西方古典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身体和感性始终处于边缘状态，即使被提及，也是为了证明理性和精神的价值。
即便如此，身体和感性在近代越来越被关注。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意识到感性研究的重要性，要求研究“感性学”，成为“美学之父”，而此时的“感性学”尚从属于哲学和逻辑学。到了康德，他将哲学体系的三个部分——研究感性的美学、研究认识论的逻辑学与研究实践的伦理学并列起来，构建了三元结构体系，从而为感性研究划出专门的研究范围，在哲学上影响巨大。
“直到尼采，开始首倡以躯体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躯体一跃成为哲学深层基础和发展动力。”④尼采的思想与西方的酒神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该传统以感性狂欢为特点，从古希腊一直延续至今，即使在中世纪也存在，还形成了新的狂欢文化，如谢肉节、圣诞节、复活节等。尼采据此提出了“酒神理论”，凸显了身体的向度，给予身体哲学上的认识。虽然尼采大多囿于个体自我的视阈中，却启发了后来的诸如梅洛-庞蒂、布尔迪厄、巴赫金等思想家的身体研究，身体在现代、后现代的思潮中，逐渐成为主体性的积极存在。
中国哲学中的身体研究
就身体研究在中国哲学中的位置而言，有学者做了精当概括：“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黄金时代，如《尚书》‘慎厥身’的重身主义、《周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身体宇宙论、《礼记》的‘敬身为大’、《大学》的‘修身齐家’等。尽管在宋明时期，随着此前佛学的盛行，而出现心识的觉醒和身体的归隐，导致作为一种意识哲学的程朱理学的兴盛与阳明心学的大行其道。但在明清时期，随着泰州学派‘明哲保身’的推出，以及王夫之‘即身而道在’的闪亮出场，身体再次挺立于中国哲学舞台的核心。”⑤可见，对身体的推重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传统。
在论述身心关系时，安乐哲在郝大维的基础上，提出了“两极相关”和“二元对立”两种关系范畴，认为与西方身心处于“二元对立”关系，与习惯从“思”出发求知世界的方式不同，中国的身心是“两极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正如学者张再林所言，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哲学，身体是一种性感之身、历时之身，体现了我与非我、灵魂与肉体、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混然中处”的原始统一，这种统一就是身心的“两极相关”。
身心如何做到两极“相关”而非“对立”？笔者认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阴阳、五行的哲学观，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学规范等因素一起，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向度，搅扰着、约束着和维持着身/心、感性/理性等二元范畴之间必要的张力，使其始终处于相对共生的状态。学者张学智比较研究了中西哲学中的身心关系后，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大多持朴素的身心合一论，较少由逻辑分析推到极处而有的身心分离为两个实体的学说。”⑥并认为中国先哲们多在身心合一的基础上讨论身心的相互作用，更重视心的作用。
可见，中国哲学中的身体，始终以独立或与意识、思想共生的状态，吸引着思想家的不断思考，虽然没有出现身体的狂欢，但也没有成为理性的殉葬品，最终形成与西方不同的身体文化景观。
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可以看出，身体状况及其研究始终属于哲学的本体性研究范畴，经过数千年发展，对它的态度经历了从压抑、认可、高倡，最后到近现代身体解放与狂欢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而社会文化生活中身体状况的彻底改变，则是哲学思想中身体研究面向历史性转折的必然体现。
近现代的视觉生存
与文字代表的理性相对，视觉和形象是人类感知世界和表达对世界感知的另一种方式，到了近代，才获得了大的发展。现代城市的形成，科学技术的昌明带动了媒介技术的发展，借助各种视听媒介，人工视觉、形象文化开始改变了自然视觉、形象文化的被动地位，除了影像和各种图像外，灯箱、橱窗、装潢、商品包装、服装设计等逐步地构筑了人们的视觉、形象空间。德国哲学家齐美尔称现代城市这种文化为“一个真实世界的幻想”，实际上指出了视觉在人们认知现代城市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现在，电视、电影和网络此类视听媒介已经占据了人们主要的闲暇时间。这些媒介内容，都有一个视觉化的趋势：人们在消费的时候，更多的是根据商品的包装和广告印象来进行选择；对商品经久耐用的要求转向了外形的关注；嗅觉、触觉等原本不可视的感受也日渐视觉化，清新的口气被口香糖所代替，柔滑细腻的女性肌肤被牛奶所取代，也就出现了不同感官接受的视觉化倾向；语言，尤其是网络语言，具有明显的形象化变异特征，如（-_-）表示神秘笑容、520是我爱你、TKS是谢谢等；此外，就是印刷物的插图化发展。学者周宪在《读图，身体，意识形态》一文中，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印刷物正从传统型的文字读物日益转向图像支配的图文混杂读物。这种文字读物的图像化发展，不仅包括图像表现，还有对其漫画化表现，而视觉存在的表现也远远不止如此。可以看出，视觉生存已经成为当前不争的事实。而这种现象的实质，正如学者周宪所言，是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传统，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式。⑦这里，视觉文化的感性和形象也成为我们分析电视娱乐的逻辑起点与重点。
身体的解放与视觉化生存的表征，在电视娱乐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媒介技术的演进，从无线黑白电视的二维平面，继而到数字液晶彩色电视的3D立体屏幕，电视媒介为身体的清晰呈现搭建了日益逼真的舞台。而社会的转型和意识形态的松动，为电视娱乐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社会语境。电视娱乐节目的类型在不断丰富，感性的身体形象和直观的视觉表现也在不断构建着电视荧屏的文化景观。
“游戏”文化传统的娱乐理性
游戏是人的天性。从古希腊神的游戏，到中世纪上帝的游戏，到近代人性的游戏，再到现代存在的游戏以及后现代语言的游戏，西方的“游戏说”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并逐渐焕发出游戏本身巨大的魅力，特别是在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那里，“游戏说”更是成为显学。⑧
在这股思潮中，除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等人的解构主义思想外，“游戏说”的主流是对游戏积极影响的肯定。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写道：游戏是为了严肃的工作。游戏似乎是种休息，由于人们不能持续不断地工作，所以休息。这一观点与古希腊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寓教于乐”的观点有相通之处。近代，康德认为美是无厉害的快感，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审美的这种特性与游戏相一致，都是自由。席勒在康德的基础上，提出了“游戏冲动说”，经过席勒发挥的“游戏冲动说”后来明显地成为赫伯特·斯宾塞“艺术游戏说”的前身。可见，在电视产生前的西方，并不乏关于娱乐的积极论述。
马克思曾指出：“关于享乐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并认为应当……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这里，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游戏和娱乐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述。而法国社会学家杜马兹埃与荷兰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都曾论及游戏合理性，尤其是后者，他把“游戏”与“理性”、“制造”并列，称其为人的第三大功能。他认为，从文化最早的起点到我们目前生活其中的文明阶段，游戏伴随着文化又渗透着文化。这一观点将游戏和文化联系起来，给予娱乐极高的评价。
此外，哲学家巴赫金是不得不提的重要思想家，在其“狂欢诗学”的相关理论中，他充分肯定了人类狂欢民俗，该理论也是研究游戏和娱乐现象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概言之，哲学家们对游戏的高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游戏文化传统的合理性，也即游戏具有一定的娱乐理性。电视娱乐作为大众传媒环境下新的游戏样式，理所应当地继承和发展着游戏文化传统的这种理性。
综上所述，伴随身体境遇的改善以及视觉文化的发展，游戏文化传统在现当代具有新的存在理性。电视娱乐作为该传统的一种新形式和强势话语，也就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同时，全面了解与客观对待上述事实及研究思想，则必然有助于电视娱乐的长远、健康发展。
注 释：
①刘习良主编：《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②赵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③柏拉图［希］著、杨绛译：《斐多》，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④秦勇：《巴赫金躯体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⑤燕连福：《中国哲学身体研究的三个向度》，《哲学动态》，2007（12）。
⑥张学智：《中国哲学中身心关系的几种形态》，《北京大学学报》，2005（3）。
⑦周宪：《视觉文化和消费社会》，《福建论坛》，2001（2）。
⑧洪琼：《西方“游戏说”的演变历程》，《江海学刊》，2009（4）。
（作者为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传媒系讲师）
编校：张红玲
在中国，娱乐节目作为一种独立的节目形态登上荧屏，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90年代以前，这种娱乐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程度也不断提高。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与《综艺大观》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电视娱乐化的兴起。1997年，湖南电视台《快乐大本营》崛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娱乐化浪潮。
现在，谈话类、真人秀、益智博彩类以及综艺类等电视娱乐节目铺天盖地，娱乐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股娱乐化浪潮还影响了新闻类节目，出现了所谓的“娱乐新闻”。此外，对农电视栏目也出现了娱乐化趋势。
当电视娱乐成为重要文化现实时，对其莫衷一是的社会评判始终存在着，对某些栏目问责甚至要求停播之声也不绝于耳。本文将从哲学维度对电视娱乐的合理性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厘清种种关系，深化学理认识，有助于电视长远、健康发展。
西方哲学中的身体状态
电视观看的经验告诉我们，把身体、娱乐和视觉冲击精致地统一起来，构成了电视娱乐的深层基础。事实上，不仅电视娱乐，所有的娱乐活动都与身体和视觉表现密切相关。当前的电视娱乐之所以在工业社会以前不可想象，不是因为当时没有电视，而是因为身体与视觉表现在两个时代的遭遇迥然，娱乐的境遇也就必然不同。
西方文化中，哲学经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与黑格尔的努力，将理性确定为哲学的主要课题后，“形而上学的本性构成了西方哲学无法消除的本根”②。所以，“本质先于存在”、“本质高于存在”的倾向一直存在，寻找现象世界后边的本质，即“逻格斯”（赫拉克里特）、“数”（毕达哥拉斯）、“存在”（巴门尼德）、“太一”（普罗提诺）、“上帝”（基督教）、“绝对精神”（黑格尔），构成了西方人的使命和价值所在。这也就形成了灵与肉、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冲突乃至超越的关系。
这样一种心尊身卑的身心二元性话语传统使人类文化呈现出一种理性主义趋向的同时，身体作为理性和灵魂的对立物，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柏拉图认为人的存在由身体和灵魂两个部分组成，身体是可朽的，而灵魂是永恒不朽的，身体的一切感觉和欲望都在搅扰着理性灵魂的纯粹探究，他甚至认为：“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③这样，从他开始，把身体作为理性和灵魂的对立面，为后来的禁欲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发展到了中世纪，用上帝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血淋淋的事实来展现身体的遭遇，这是奥古斯丁等神学哲学家对身体与“上帝”关系的极端表现。
这个传统发展下来，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始终是形而上学对人的基本观点，文字和理性成为那个时期的权威话语。与之相对，是身体的被忽视与被压制，与身体密切相关的娱乐境况也就可想而知。可见，柏拉图以前，身体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研究。在西方古典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身体和感性始终处于边缘状态，即使被提及，也是为了证明理性和精神的价值。
即便如此，身体和感性在近代越来越被关注。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意识到感性研究的重要性，要求研究“感性学”，成为“美学之父”，而此时的“感性学”尚从属于哲学和逻辑学。到了康德，他将哲学体系的三个部分——研究感性的美学、研究认识论的逻辑学与研究实践的伦理学并列起来，构建了三元结构体系，从而为感性研究划出专门的研究范围，在哲学上影响巨大。
“直到尼采，开始首倡以躯体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躯体一跃成为哲学深层基础和发展动力。”④尼采的思想与西方的酒神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该传统以感性狂欢为特点，从古希腊一直延续至今，即使在中世纪也存在，还形成了新的狂欢文化，如谢肉节、圣诞节、复活节等。尼采据此提出了“酒神理论”，凸显了身体的向度，给予身体哲学上的认识。虽然尼采大多囿于个体自我的视阈中，却启发了后来的诸如梅洛-庞蒂、布尔迪厄、巴赫金等思想家的身体研究，身体在现代、后现代的思潮中，逐渐成为主体性的积极存在。
中国哲学中的身体研究
就身体研究在中国哲学中的位置而言，有学者做了精当概括：“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黄金时代，如《尚书》‘慎厥身’的重身主义、《周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身体宇宙论、《礼记》的‘敬身为大’、《大学》的‘修身齐家’等。尽管在宋明时期，随着此前佛学的盛行，而出现心识的觉醒和身体的归隐，导致作为一种意识哲学的程朱理学的兴盛与阳明心学的大行其道。但在明清时期，随着泰州学派‘明哲保身’的推出，以及王夫之‘即身而道在’的闪亮出场，身体再次挺立于中国哲学舞台的核心。”⑤可见，对身体的推重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传统。
在论述身心关系时，安乐哲在郝大维的基础上，提出了“两极相关”和“二元对立”两种关系范畴，认为与西方身心处于“二元对立”关系，与习惯从“思”出发求知世界的方式不同，中国的身心是“两极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正如学者张再林所言，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哲学，身体是一种性感之身、历时之身，体现了我与非我、灵魂与肉体、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混然中处”的原始统一，这种统一就是身心的“两极相关”。
身心如何做到两极“相关”而非“对立”？笔者认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阴阳、五行的哲学观，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学规范等因素一起，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向度，搅扰着、约束着和维持着身/心、感性/理性等二元范畴之间必要的张力，使其始终处于相对共生的状态。学者张学智比较研究了中西哲学中的身心关系后，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大多持朴素的身心合一论，较少由逻辑分析推到极处而有的身心分离为两个实体的学说。”⑥并认为中国先哲们多在身心合一的基础上讨论身心的相互作用，更重视心的作用。
可见，中国哲学中的身体，始终以独立或与意识、思想共生的状态，吸引着思想家的不断思考，虽然没有出现身体的狂欢，但也没有成为理性的殉葬品，最终形成与西方不同的身体文化景观。
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可以看出，身体状况及其研究始终属于哲学的本体性研究范畴，经过数千年发展，对它的态度经历了从压抑、认可、高倡，最后到近现代身体解放与狂欢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而社会文化生活中身体状况的彻底改变，则是哲学思想中身体研究面向历史性转折的必然体现。
近现代的视觉生存
与文字代表的理性相对，视觉和形象是人类感知世界和表达对世界感知的另一种方式，到了近代，才获得了大的发展。现代城市的形成，科学技术的昌明带动了媒介技术的发展，借助各种视听媒介，人工视觉、形象文化开始改变了自然视觉、形象文化的被动地位，除了影像和各种图像外，灯箱、橱窗、装潢、商品包装、服装设计等逐步地构筑了人们的视觉、形象空间。德国哲学家齐美尔称现代城市这种文化为“一个真实世界的幻想”，实际上指出了视觉在人们认知现代城市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现在，电视、电影和网络此类视听媒介已经占据了人们主要的闲暇时间。这些媒介内容，都有一个视觉化的趋势：人们在消费的时候，更多的是根据商品的包装和广告印象来进行选择；对商品经久耐用的要求转向了外形的关注；嗅觉、触觉等原本不可视的感受也日渐视觉化，清新的口气被口香糖所代替，柔滑细腻的女性肌肤被牛奶所取代，也就出现了不同感官接受的视觉化倾向；语言，尤其是网络语言，具有明显的形象化变异特征，如（-_-）表示神秘笑容、520是我爱你、TKS是谢谢等；此外，就是印刷物的插图化发展。学者周宪在《读图，身体，意识形态》一文中，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印刷物正从传统型的文字读物日益转向图像支配的图文混杂读物。这种文字读物的图像化发展，不仅包括图像表现，还有对其漫画化表现，而视觉存在的表现也远远不止如此。可以看出，视觉生存已经成为当前不争的事实。而这种现象的实质，正如学者周宪所言，是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传统，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式。⑦这里，视觉文化的感性和形象也成为我们分析电视娱乐的逻辑起点与重点。
身体的解放与视觉化生存的表征，在电视娱乐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媒介技术的演进，从无线黑白电视的二维平面，继而到数字液晶彩色电视的3D立体屏幕，电视媒介为身体的清晰呈现搭建了日益逼真的舞台。而社会的转型和意识形态的松动，为电视娱乐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社会语境。电视娱乐节目的类型在不断丰富，感性的身体形象和直观的视觉表现也在不断构建着电视荧屏的文化景观。
“游戏”文化传统的娱乐理性
游戏是人的天性。从古希腊神的游戏，到中世纪上帝的游戏，到近代人性的游戏，再到现代存在的游戏以及后现代语言的游戏，西方的“游戏说”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并逐渐焕发出游戏本身巨大的魅力，特别是在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那里，“游戏说”更是成为显学。⑧
在这股思潮中，除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等人的解构主义思想外，“游戏说”的主流是对游戏积极影响的肯定。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写道：游戏是为了严肃的工作。游戏似乎是种休息，由于人们不能持续不断地工作，所以休息。这一观点与古希腊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寓教于乐”的观点有相通之处。近代，康德认为美是无厉害的快感，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审美的这种特性与游戏相一致，都是自由。席勒在康德的基础上，提出了“游戏冲动说”，经过席勒发挥的“游戏冲动说”后来明显地成为赫伯特·斯宾塞“艺术游戏说”的前身。可见，在电视产生前的西方，并不乏关于娱乐的积极论述。
马克思曾指出：“关于享乐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并认为应当……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这里，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游戏和娱乐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述。而法国社会学家杜马兹埃与荷兰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都曾论及游戏合理性，尤其是后者，他把“游戏”与“理性”、“制造”并列，称其为人的第三大功能。他认为，从文化最早的起点到我们目前生活其中的文明阶段，游戏伴随着文化又渗透着文化。这一观点将游戏和文化联系起来，给予娱乐极高的评价。
此外，哲学家巴赫金是不得不提的重要思想家，在其“狂欢诗学”的相关理论中，他充分肯定了人类狂欢民俗，该理论也是研究游戏和娱乐现象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概言之，哲学家们对游戏的高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游戏文化传统的合理性，也即游戏具有一定的娱乐理性。电视娱乐作为大众传媒环境下新的游戏样式，理所应当地继承和发展着游戏文化传统的这种理性。
综上所述，伴随身体境遇的改善以及视觉文化的发展，游戏文化传统在现当代具有新的存在理性。电视娱乐作为该传统的一种新形式和强势话语，也就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同时，全面了解与客观对待上述事实及研究思想，则必然有助于电视娱乐的长远、健康发展。
注 释：
①刘习良主编：《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②赵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③柏拉图［希］著、杨绛译：《斐多》，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④秦勇：《巴赫金躯体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⑤燕连福：《中国哲学身体研究的三个向度》，《哲学动态》，2007（12）。
⑥张学智：《中国哲学中身心关系的几种形态》，《北京大学学报》，2005（3）。
⑦周宪：《视觉文化和消费社会》，《福建论坛》，2001（2）。
⑧洪琼：《西方“游戏说”的演变历程》，《江海学刊》，2009（4）。
（作者为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传媒系讲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