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首领，挑起国内争端，给民族和人民带来灾难。对日交往中，为保全奉系和追逐权力，采取过妥协退让的政策，但也有抗争，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
关键词：张作霖；对日交往；民族意识
张作霖称霸东北、掌控北京政府时，为维护地位，与日本关系密切。他对日策略随着自身地位的变化逐渐变化。起初为了日本的支持，对日妥协，被打上亲日派的标签。但他并非是完全亲日，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的问题上，采用“外柔内刚”的灵活策略进行抗争，妥协与抗争并用[1]，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
一、对日妥协
毋庸置疑，奉系与日本的关系复杂，为了利益，相互利用。从政初期，张作霖明白日本的侵略意图，但为了统治东北，着意依附日本，对日妥协。向日本开放东北口岸，给予日本财商界开发、建厂、贸易等多方面的便利[2]，为日本侵略东北创造了便利。在日本刻意制造的冲突中，张作霖选择退让。如“郑家屯事件”，张作霖对日持抵制态度，但他只是暗中进行抵制，仅仅是去信敦促北京政府与日本强硬交涉，表面上仍与日本交好。张作霖清楚日本对东北的控制能力和与日本合作的重要性，明白日本将他作为侵略东北的棋子，但因利益大于矛盾，尽管内心排斥日本，也不得不与日本进行斡旋。
张作霖的妥协行为，违背传统的民族意识。但综合张作霖的对日活动，我们不难发现其对日妥协可能并非本意，只是面对日本强大压迫时，一种权衡利弊得失的选择，与日本比较，张作霖的地位是脆弱的[2]，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能选择妥协。所以他的民族意识不够纯粹但不能否认。
二、对日抗争
张作霖不想做日本的傀儡，他将加强自身实力、摆脱日本的控制作为对日外交的目标。
张作霖多次镇压反日爱国运动，但在1917年“宽城子事件”中，面对日本的6项无理要求，张作霖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抵制态度，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1]。他出兵镇压日本支持下的蒙匪巴布札布叛乱，维护了民族利益。在“满蒙交涉”过程中，他渴望中国统一，拒绝解决一切“悬案”，拒绝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北伐战争时，拒绝日本武力协助的无理要求，认为“中国人闹家务，自己事自己了”，使日本的计划落空[3]。他对日本的抗拒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在一次酒会上，将“墨”写成了“黑”，他说：“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他认为属于中国的领土和利益不可让与日本，反应了他的民族意识。
张作霖认识到日本过于强大，敌我相差悬殊，要想摆脱日本制约，必须要提升自己的实力。他利用日本援助，扩展军备，与西方国家进行军火交易，扩建沈阳兵工厂，减少对日本武器的依赖，增强自身力量。训练东北军，在军事武力上缩小差距，确保武力对抗的可行性。
随着经济渗透愈深，日本对东北政治控制愈强。于是他积极推动对东北经济建设，制定民族工业政策，发展经济，以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奉系当局积极修建铁路、开发葫芦岛、抵制中日合办企业。张作霖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为摆脱日本的殖民教育，减少日本对中国人的思想侵略，奉系积极发展教育，增加教育经费，创办东北大学，鼓励留学，做出收回教育权的尝试，为东北建设培养人才。这些措施抵制了日本的军事、经济、思想侵略，给关内各地起到示范作用。[4]这些措施体现张作霖的民族意识。
同时，张作霖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借助英美等国的力量，牵制贪婪的日本，摆脱控制，获取更多自主权益。利用帝国之间的冲突维护民族自身權益的策略是一种弱国外交策略，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日本，但总体而言，收效甚微。
受客观条件和自身经历影响，张作霖的对日政策相互矛盾。在威胁面前，选择屈辱妥协，但不纯粹、夹杂欲望和利益的民族意识又促使他进行抗争。外柔内刚的各项抗争活动，也切实维护了民族利益。
三、总结
张作霖虽然对日本的要求妥协屈服，但很多要求并未履行，表现出他的民族意识。在重大主权问题上，作为一位军阀他不畏强权，坚决抵制抗争，不肯卖国自保，在关键时期能将保护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这是难得可贵的。
参考文献：
[1]孟悦.张作霖对日态度刍议[J].东北史论，2011（2）：58—61.
[2]曲博.张学良主政时期的对日政策及其评析[D].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硕学位论文，2011.
[3]张文俊，申晓云.论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双重面相[J].历史教学，2009（8）：38—42.
[4]康艳华.张作霖抵制日本控制的举措与东北近代化[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76—179.
[5]徐杉.略论张作霖对日的勾结与反抗[J].才智，2016：216—217.
[6]茅文婷.爱国主义视角下的张作霖对日关系[J].黑龙江史志，2010（17）：32—33.
关键词：张作霖；对日交往；民族意识
张作霖称霸东北、掌控北京政府时，为维护地位，与日本关系密切。他对日策略随着自身地位的变化逐渐变化。起初为了日本的支持，对日妥协，被打上亲日派的标签。但他并非是完全亲日，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的问题上，采用“外柔内刚”的灵活策略进行抗争，妥协与抗争并用[1]，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
一、对日妥协
毋庸置疑，奉系与日本的关系复杂，为了利益，相互利用。从政初期，张作霖明白日本的侵略意图，但为了统治东北，着意依附日本，对日妥协。向日本开放东北口岸，给予日本财商界开发、建厂、贸易等多方面的便利[2]，为日本侵略东北创造了便利。在日本刻意制造的冲突中，张作霖选择退让。如“郑家屯事件”，张作霖对日持抵制态度，但他只是暗中进行抵制，仅仅是去信敦促北京政府与日本强硬交涉，表面上仍与日本交好。张作霖清楚日本对东北的控制能力和与日本合作的重要性，明白日本将他作为侵略东北的棋子，但因利益大于矛盾，尽管内心排斥日本，也不得不与日本进行斡旋。
张作霖的妥协行为，违背传统的民族意识。但综合张作霖的对日活动，我们不难发现其对日妥协可能并非本意，只是面对日本强大压迫时，一种权衡利弊得失的选择，与日本比较，张作霖的地位是脆弱的[2]，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能选择妥协。所以他的民族意识不够纯粹但不能否认。
二、对日抗争
张作霖不想做日本的傀儡，他将加强自身实力、摆脱日本的控制作为对日外交的目标。
张作霖多次镇压反日爱国运动，但在1917年“宽城子事件”中，面对日本的6项无理要求，张作霖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抵制态度，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1]。他出兵镇压日本支持下的蒙匪巴布札布叛乱，维护了民族利益。在“满蒙交涉”过程中，他渴望中国统一，拒绝解决一切“悬案”，拒绝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北伐战争时，拒绝日本武力协助的无理要求，认为“中国人闹家务，自己事自己了”，使日本的计划落空[3]。他对日本的抗拒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在一次酒会上，将“墨”写成了“黑”，他说：“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他认为属于中国的领土和利益不可让与日本，反应了他的民族意识。
张作霖认识到日本过于强大，敌我相差悬殊，要想摆脱日本制约，必须要提升自己的实力。他利用日本援助，扩展军备，与西方国家进行军火交易，扩建沈阳兵工厂，减少对日本武器的依赖，增强自身力量。训练东北军，在军事武力上缩小差距，确保武力对抗的可行性。
随着经济渗透愈深，日本对东北政治控制愈强。于是他积极推动对东北经济建设，制定民族工业政策，发展经济，以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奉系当局积极修建铁路、开发葫芦岛、抵制中日合办企业。张作霖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为摆脱日本的殖民教育，减少日本对中国人的思想侵略，奉系积极发展教育，增加教育经费，创办东北大学，鼓励留学，做出收回教育权的尝试，为东北建设培养人才。这些措施抵制了日本的军事、经济、思想侵略，给关内各地起到示范作用。[4]这些措施体现张作霖的民族意识。
同时，张作霖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借助英美等国的力量，牵制贪婪的日本，摆脱控制，获取更多自主权益。利用帝国之间的冲突维护民族自身權益的策略是一种弱国外交策略，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日本，但总体而言，收效甚微。
受客观条件和自身经历影响，张作霖的对日政策相互矛盾。在威胁面前，选择屈辱妥协，但不纯粹、夹杂欲望和利益的民族意识又促使他进行抗争。外柔内刚的各项抗争活动，也切实维护了民族利益。
三、总结
张作霖虽然对日本的要求妥协屈服，但很多要求并未履行，表现出他的民族意识。在重大主权问题上，作为一位军阀他不畏强权，坚决抵制抗争，不肯卖国自保，在关键时期能将保护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这是难得可贵的。
参考文献：
[1]孟悦.张作霖对日态度刍议[J].东北史论，2011（2）：58—61.
[2]曲博.张学良主政时期的对日政策及其评析[D].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硕学位论文，2011.
[3]张文俊，申晓云.论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双重面相[J].历史教学，2009（8）：38—42.
[4]康艳华.张作霖抵制日本控制的举措与东北近代化[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76—179.
[5]徐杉.略论张作霖对日的勾结与反抗[J].才智，2016：216—217.
[6]茅文婷.爱国主义视角下的张作霖对日关系[J].黑龙江史志，2010（17）：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