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爷爷上庐山
　　
　　1959年6月30日，爷爷带我上了庐山。
　　爷爷上庐山是去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原本说是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爷爷以为只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会议，所以就计划着把我们几个孩子也都带去看看“庐山真面目”。
　　我当时还没有上学，爷爷就先带我上了庐山，说是等朱和、朱春元他们放假后再由奶奶带去。
　　上山后，爷爷住在牯牛岭上的359号别墅的二层，我和警卫人员住在别墅的一层。
　　没想到会议开到一半，爷爷却给奶奶打去电话，让奶奶他们不要再来了……
　　当时我还小，不了解其中的缘故。后来从奶奶的口中和有关的书籍中，我才知道：我此次在庐山上，经历了新中国刻骨铭心的一个时刻……
　　前期的庐山会议，人们心情愉快地称它为“神仙会”，气氛是轻松的。
　　7月6日上午，爷爷在中南组的会上作了发言，他坦诚地说：“去年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些。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吃饭不要钱，那一套行不通嘛！食堂即使全部垮掉，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群众致富，而不是‘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这是有关五亿人口安定的问题。”
　　爷爷讲的这些意见，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来自他对中国当时的国情，特别是对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是出自他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真诚关心。
　　爷爷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吃饭不要钱是个问题。钱没有用了吗？目前还需要用钱交换，否则，经济生活就会瘫痪。”“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了吗？”
　　但令爷爷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庐山上的会议风云突变。
　　风云突变，源自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不料却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写给他的信加上了一个《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目后，印发给与会同志，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7月23，爷爷接到通知，去出席全体会议。
　　一到会场，爷爷就感到会议气氛很严峻。
　　他听毛泽东说道：“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觉。”
　　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话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要进行批判。
　　毛泽东又讲道：“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不是讲跳舞有四个阶段吗？”
　　讲到这里，毛泽东突然转过脸来对爷爷说：
　　“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
　　战国时代辞赋家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写了一个夸耀自己完美无暇、攻击别人则抓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人，毛泽东借用来反驳对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提出批评意见的人。
　　很显然，毛泽东这也是在批评爷爷。在小组会上，爷爷曾说过“食堂全垮了也没关系”这样的话，引起了他的反感。
　　然而，爷爷仍不顾毛泽东对他的“提醒”。当天下午，在第一小组会上第一个发言，他仍坦陈对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可是说着说着，爷爷发现人们的注意力已不在总结教训，而是开始围绕彭德怀的信大加讨伐。
　　会议已从纠“左”转向反右。
　　7月25日，鉴于当时的形势，爷爷在第四小组会上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时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前半句是爷爷真实的思想，后半句则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违心说的。
　　爷爷又说：“彭总在生活方面很注意节约，艰苦卓绝，没人比得上。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也是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爷爷这一次的发言，可以说是语焉不详。因为不想说的话他要说，想说的话他不能多说。尽管他知道会上需要的是批判彭德怀的话，他还是说了几句肯定彭总的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与彭德怀是30来年生死与共的战友，相知很深，更重要的是，他要宣扬彭德怀的优点，维护他应有的自信和自尊。
　　7月31日到8月1日，连续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周恩来、爷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参加。会议每次开六七个小时，主要是揭发和批评彭德怀。平时怕风、怕光、怕水，躲在毛家湾1号的林彪，此时却像援兵一样于7月29日上山，成了‘批彭’的急先锋。他大骂彭德怀是野心家，青年时曾起名“彭得华”，就想得中国。他大喊：“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爷爷第一天没有发言。
　　第二天，他第一个发言。
　　由于他态度温和，言词没有火药味，所以还没等他讲完，毛泽东就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
　　显然，这是对爷爷的发言没有“击中要害”而不满。
　　见毛泽东这么一说，爷爷便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他没有再说一句话。他知道他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正如他不能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一样。会议后期，他基本保持缄默，用无言表达他满腹的不同意见。
　　8月16日，会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在表决投票时，爷爷弯曲着胳膊，手举到别人一半高的位置，似乎表明他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举的手，这动作没有逃过洞察秋毫的毛泽东的眼睛。
　　散会后，毛泽东在散步时遇到爷爷，说：“你啊老总，举了举了半票。”爷爷答道：“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是怎么举的，我就不知道了。”
　　爷爷那时的心情不好，吃饭时，他看见有人往阴沟里丢食物，气得够呛，就把管伙食的人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规定大家不能吃超标准。似乎这样宣泄一通，他的心里才好受一点。
　　8月18，爷爷带着莫名的惆怅把我带下了庐山。
　　令爷爷没想到的是，北京等待他的是更大的厄运……
　　
　　◎林彪放肆诽谤爷爷
　　
　　1959年8月22日，爷爷回到北京，顾不上休息，立即赶到京西宾馆，出席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从8月18日开始，到9月12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有全军选派的师以上党员干部1061人，列席会议的有508人。如此规模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少见的。
　　会议议题是继续揭发彭德怀、黄克诚的“反党军事俱乐部”的“反党罪行”。
　　9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
　　“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进了共产党。”
　　这一天，林彪也在会上讲了话，刚一张嘴，就向坐在主席台上的爷爷放出了冷箭。有篇文章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同志们！”林彪拉着长腔，用闪着寒光的刀子似的眼睛扫视了一下面无表情的朱老总，“我今天还给一位在座的老同志提点意见，他是谁？这个人，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他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老实，平易近人，而且德高望重”，说着，他一拍桌子，提高声调：“但这是假的，他的骨子里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彭德怀是一路货。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
　　会场哗然了。人们心里都不约而同地犯着嘀咕：具有长者之风的朱老总，宽厚大度，心无邪念，是打天下的元勋，把个人生死荣辱置于脑后，浴血奋战了几十个春秋，林彪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
　　“人家称他为总司令，他还心安理得地答应呢！”林彪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挖苦讽刺道，“他够当总司令的资格吗？”林扫视了一下会场，大声吼道，“他根本不配！我们的总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他还指着朱老总说：“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你很不老实，有野心，总想当领袖！”
　　林彪的突然袭击，出乎朱老总的意料。但他泰然处之，不仅没有发火，反而笑着对林彪说：“那就请你批评好了。”
　　这篇文章并不是想象的文学描述，当年的林彪，就是这样当着一千多高级军事将领的面，信口雌黄，肆无忌惮地攻击我爷爷、人民爱戴的总司令。
　　作为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共和国元帅和即将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在全军如此规模的大会上，竟然可以如此放肆地颠倒历史，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党的悲哀，人民军队的悲哀。
　　凡与爷爷共过事的老同志都说，爷爷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他没有私敌。那么，林彪和爷爷有什么积怨呢？
　　有一件事是在1929年2月，爷爷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游击，在寻乌县项山的圳下村发生的。粟裕回忆说：凌晨，我们在项山受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那次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林彪当时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军直属机关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同志带着机关撤出来了，朱德同志却被打散了，身边仅有五名冲锋枪手跟随。敌人看到有拿冲锋枪的，认定有大官在里面，追得很凶，越追越近。朱德同志心生一计，几个人分作两路跑，自己带一个警卫员，终于摆脱险境。这时，我们连到达了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听说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像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恐慌。因为军长威信很高，训练、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半，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士气高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抓了去，惨遭杀害，我们看到朱军长把伍若兰同志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
　　林彪这次不顾大局使红四军军部机关陷于极危险的境地，事后，受到了爷爷的严厉批评，林彪因此对爷爷更为不满。据当时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的傅柏翠回忆说：
　　林彪由于受到了处分而对朱德军长不满，便向毛泽东党代表写了一封攻击朱军长的信，说朱军长好讲大话，放大炮，拉拢下层，游击习气等。我记得此信在红四军七大召开前曾经发给官兵讨论过。尽管林彪在下面暗中煽动，但红四军广大官兵是拥护、热爱、信赖朱军长的。林彪在白沙一次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公然说：“朱军长给了我记过处分，这点我不在乎，就是这个月扣了我两块钱饷，弄得我没钱抽烟，逼得我好苦。”
　　可见，林彪对挨过爷爷的批评和处分是耿耿于怀的。30年后，他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
　　虽然林彪在公开场合放肆地攻击爷爷，但我亲眼看到林彪在北戴河疗养时，有时散步时遇到爷爷，还是恭恭敬敬地给爷爷敬礼、问好。
　　
　　◎“文革”乍起，爷爷挨批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既然做出这样的判断，人们就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当时，林彪还不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而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告诉他，可以先拿爷爷开刀说事。于是，爷爷在会上便成了彭、罗、陆、杨之外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进行，林彪等人又在会上对爷爷的所谓“错误”展开批判。
　　爷爷从大局出发，坦然面对。他说：“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作了检讨……”
　　还没等爷爷把话讲完，林彪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攻击。他说：
　　“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还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他想当领袖。高岗事件，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
　　于是，有人随声附和，说爷爷“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对于这些捕风捉影的诬蔑，爷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他又郑重地说：“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造反派冲进了我们家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爷爷愈来愈感到：这场运动就是要“革过去革过命的那些人的命”，自己就是这场“革命”的对象，恐怕自身难保了，应该少说为佳。但是，他终究不是那种“明哲保身”的人，对党和国家的责任感促使他不能不讲话。于是，一场“打倒朱德”的阴谋活动开始了。
　　戚本禹召集中南海造反派煽动搞批斗会的那天，爷爷正住在玉泉山，家里只有我、奶奶、警卫员郭计祥和阿姨肖惠珍四个人。那天晚上，我们刚刚吃完饭，郭计祥突然接到中央警卫局通知，说是今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家里开了批判会，可能马上就要冲到我家了，请我们做好准备。
　　当时我们家住的是西楼大院的乙楼，我和秘书等工作人员住在一楼，爷爷和奶奶住在二楼，三层是机要室和图书资料室，四楼是我们家的仓库。
　　听了郭计祥的报告后，奶奶很镇静，请郭计样迅速把爷爷和秘书办公室的重要文件整理一下，机要室和办公室先暂时锁上。布置完后，就拍了拍我的头，说：“你待在房子里，不要出来。”
　　奶奶的话音刚落，造反派便冲到了我家门口。
　　我在房间里，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景，但能清楚地听到造反派质问奶奶的叫嚣声。
　　“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是老右倾，你知道不知道？”
　　奶奶说：“我只知道朱德处处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主席。”
　　他们又喊：“朱德最近作了检查，你为什么不同他划清界限？”
　　奶奶说：“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正常的，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
　　造反派一时无话可说了，就拿出了他们最后的一招，喊起了口号：“滚出中南海！你们要滚出中南海……”
　　此时此刻，我在屋里心都收紧了，但听到奶奶沉稳地说：“我们离不离开，只能由中央决定，你们没有这个权力！“
　　 那天，那帮人闹到了很晚才怏怏离去，等奶奶让我出来的时候，我看见我家的院墙上已经贴满了大字报，地上也有石灰刷的“炮轰朱德”，“打倒朱德”，“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滚出中南海”的大字……
　　第二天，爷爷听说造反派冲到家里来了，便从玉泉山赶了回来。我拉着他去看造反派贴的大字报、大标语。爷爷边看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愤怒地说：“除了‘朱德’这两个字，剩下的简直是一派胡言！”说完，就回了房间。
　　爷爷上楼没一会儿，我看见周恩来总理和他的卫士高振普匆匆赶来了。周总理向奶奶简单地询问了昨天的情况后，又到楼上看望爷爷，安慰爷爷要保重身体，劝爷爷还是到玉泉山去休息，暂时不要回中南海了……
　　但爷爷自从那次家里受到冲击之后，便从玉泉山搬了回来，再也不去玉泉山住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奶奶曾多次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你爷爷说过，他这一生，有两段最艰难的日子，一段是长征时期跟张国焘斗争的那段日子，一段就是‘文革’我们挨批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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