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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与其昆明体验息息相关。昆明的旧城市风度生成了汪曾祺小说“慢节奏、淡情节、重氛围”的叙事风貌;对昆明草木的反复书写使其小说语言富于抒情,促成了汪曾祺“平凡但尊贵”的生命理念的成形;昆明人散漫悠闲的性格被汪曾祺刻入小说人物之灵魂,彰显其“闲适自然,豁达乐观”的人格理想;昆明淳朴民风的感染与汪曾祺的平民生活体验,使其小说流露出温柔敦厚的民间书写情调。正是1940年代的昆明体验与昆明书写为汪曾祺打下了良好的思想根基与艺术基础,使得1980年代以来“复出”的汪曾祺在小说的叙事手法、意象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