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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历史上，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往往有意降低自己的学历，这样做也许是为了更方便与群众接近。比如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后又去日本、欧洲留学，但他填写履历表时，却一直说自己只是中学学历；再如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及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杜平，尽管早年在湖南群治大学上过两年学，却很少向外人谈及这段经历，也不肯在履历表学历一栏标明自己是大学肄业。
这些革命者之所以压低自己的学历，淡化身上的知识分子色彩，还可能与当时革命队伍中对知识分子的防范猜忌有一定关系。
徐向前在《徐向前回忆录》里讲到红四方面军对知识分子的“极左”错误时说：“文化程度偏低，是干部队伍的一大弱点。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有位师长，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但写不了自己的名字。签收文件，划个‘鸭蛋’了事。这固然是旧社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与当时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有关。从教条主义的中央起，就盲目搬用苏联的经验，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选拔干部，不强调重在表现，而首先看是不是工人成份，搞‘唯成份论’。……张国焘更起劲，‘肃反’中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所谓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分’，也是张国焘的发明创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左’到那样的地步，下面形成怕学文化、怕有知识的心理，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几人聊天，一旁的小参谋徐深吉（1955年获中将军衔）随口插了一句：“牛顿也很有学问呢，他还发明了牛顿定律呢。”张国焘一愣：“徐深吉了不得，还知道牛顿，你是不是要考考我们这几个大知识分子啊？”徐向前赶紧打岔：“徐深吉都是问我知道的，他哪有什么学问，赤卫队队员一个嘛。”听徐向前这样说，张国焘才不再继续追究，倘若没有这句话，徐深吉或许会因为“还知道牛顿”而立遭整肃。
据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回忆：1965年，江青在上海西郊宾馆宴请陈丕显、谢志成、张春桥。席间，江青询问陈丕显是什么学历，陈丕显回答是小学，张春桥回答是中学，谢志成是中专，也回答说算是中学。江青立刻引陈丕显为“同道”，颇为感慨地说：“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并表示，“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陈丕显回忆：当时“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江青虽然说自己只有小学学历，但她本人其实曾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后又在青岛大学、大夏大学旁听，她曾是梁实秋的学生，屡次向梁实秋请教。江青在青岛大学半工半读时，先后选修过闻一多的《名著选读》、杨振声的《写作辅导》、沈从文的《文学概论》，也与任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及图书馆馆长的梁实秋接触甚多。尽管在此之前，江青并没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但依靠自学，加上名师的点拨，在此期间，她的文学素养与英语水平都有较大的进步。
王行娟在《毛泽东的三次婚恋》中说：“客观地说，江青的确也是才华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
如果马虎一点，江青也应该算是大学肄业生了，假如用同等学力衡量，此时的江青恐怕已经相当于专科生的水平了。
江青尽管学历不高，但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几乎一辈子都在不停读书，可算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叶永烈写江青的文章透露：江青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依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她自己有一万来册藏书，可以从其藏书中选择要看的书，在狱中读过的部分书目如下：《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 《李长吉集》 《词综》《李白与杜甫》《楚辞》《重订唐诗别裁集》《阿登纳回忆录》《李义山诗集》《增广诗韵全璧》《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真迹》 《史记》《王临川全集》《容斋诗话》《重订老子正话》《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敦煌壁画集》等。
这里头，有诸子有楚辞有唐诗有宋词有“唐宋八大家”散文，有史书有笔记有回忆录，有字帖有画集，以中国书为主，也有外国政要的回忆，品位可算不低。
叶永烈认为：江青在毛泽东身边多年，她的阅读兴趣受毛泽东影响，所以读的书大都是高雅之书。
对此，笔者倒以为未必尽然，江青读书自然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但她个人也一向都有读书的习惯。相比江青，毛泽东读书反而细大不捐，雅俗不拘，他晚年很爱看一些笑话，对一些世人以为低俗的传统小说也读得兴致勃勃。有关方面专门制作了大号铅字，为他印制了许多大字本笑话供其阅读，而江青读书的范围相对要拘谨一些。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强调“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尽管革命化放在第一，可是在具体操作环节，文凭逐渐成为组织人事部门最易把握比较的杠杠。从此以后，拥有较高学历成为干部任职升迁必不可少的硬件。
这些革命者之所以压低自己的学历，淡化身上的知识分子色彩，还可能与当时革命队伍中对知识分子的防范猜忌有一定关系。
徐向前在《徐向前回忆录》里讲到红四方面军对知识分子的“极左”错误时说：“文化程度偏低，是干部队伍的一大弱点。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有位师长，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但写不了自己的名字。签收文件，划个‘鸭蛋’了事。这固然是旧社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与当时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有关。从教条主义的中央起，就盲目搬用苏联的经验，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选拔干部，不强调重在表现，而首先看是不是工人成份，搞‘唯成份论’。……张国焘更起劲，‘肃反’中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所谓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分’，也是张国焘的发明创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左’到那样的地步，下面形成怕学文化、怕有知识的心理，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几人聊天，一旁的小参谋徐深吉（1955年获中将军衔）随口插了一句：“牛顿也很有学问呢，他还发明了牛顿定律呢。”张国焘一愣：“徐深吉了不得，还知道牛顿，你是不是要考考我们这几个大知识分子啊？”徐向前赶紧打岔：“徐深吉都是问我知道的，他哪有什么学问，赤卫队队员一个嘛。”听徐向前这样说，张国焘才不再继续追究，倘若没有这句话，徐深吉或许会因为“还知道牛顿”而立遭整肃。
据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回忆：1965年，江青在上海西郊宾馆宴请陈丕显、谢志成、张春桥。席间，江青询问陈丕显是什么学历，陈丕显回答是小学，张春桥回答是中学，谢志成是中专，也回答说算是中学。江青立刻引陈丕显为“同道”，颇为感慨地说：“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并表示，“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陈丕显回忆：当时“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江青虽然说自己只有小学学历，但她本人其实曾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后又在青岛大学、大夏大学旁听，她曾是梁实秋的学生，屡次向梁实秋请教。江青在青岛大学半工半读时，先后选修过闻一多的《名著选读》、杨振声的《写作辅导》、沈从文的《文学概论》，也与任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及图书馆馆长的梁实秋接触甚多。尽管在此之前，江青并没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但依靠自学，加上名师的点拨，在此期间，她的文学素养与英语水平都有较大的进步。
王行娟在《毛泽东的三次婚恋》中说：“客观地说，江青的确也是才华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
如果马虎一点，江青也应该算是大学肄业生了，假如用同等学力衡量，此时的江青恐怕已经相当于专科生的水平了。
江青尽管学历不高，但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几乎一辈子都在不停读书，可算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叶永烈写江青的文章透露：江青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依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她自己有一万来册藏书，可以从其藏书中选择要看的书，在狱中读过的部分书目如下：《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 《李长吉集》 《词综》《李白与杜甫》《楚辞》《重订唐诗别裁集》《阿登纳回忆录》《李义山诗集》《增广诗韵全璧》《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真迹》 《史记》《王临川全集》《容斋诗话》《重订老子正话》《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敦煌壁画集》等。
这里头，有诸子有楚辞有唐诗有宋词有“唐宋八大家”散文，有史书有笔记有回忆录，有字帖有画集，以中国书为主，也有外国政要的回忆，品位可算不低。
叶永烈认为：江青在毛泽东身边多年，她的阅读兴趣受毛泽东影响，所以读的书大都是高雅之书。
对此，笔者倒以为未必尽然，江青读书自然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但她个人也一向都有读书的习惯。相比江青，毛泽东读书反而细大不捐，雅俗不拘，他晚年很爱看一些笑话，对一些世人以为低俗的传统小说也读得兴致勃勃。有关方面专门制作了大号铅字，为他印制了许多大字本笑话供其阅读，而江青读书的范围相对要拘谨一些。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强调“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尽管革命化放在第一，可是在具体操作环节，文凭逐渐成为组织人事部门最易把握比较的杠杠。从此以后，拥有较高学历成为干部任职升迁必不可少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