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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小桥流水，江南是烟雨杏花，江南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梦中情人。历史上，江南到底在哪？它是怎样形成的？它真如印象中那么柔弱吗？
江花胜火，春水如蓝，丁香小巷，烟雨杏花，江南，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对于中国古代文人而言，进而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庭园，是他们毕生的理想，而文风最盛的江南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极，这里有诗词歌赋，曲径通幽，这里有小桥流水，水墨田园。
陶宏景曾在《答谢中书书》中写道：“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沈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这里所说的“欲界之仙都”，指的便是江南地区。自古以来，江南便是文人雅士歌颂的对象，它景致如画、美丽富庶，也充满艺术气息，是人们的梦想之地。
但误解从来伴随着美好想象存在。比如因为江南的景致之美和人文气息，强加以“柔弱”定义，忽视江南文化里血性的一面，久而久之，成了人们的固有思维。
江南是中国文化的后花园，但江南到底在哪，它是怎么形成的？江南真的如此柔弱吗？
江南——以苏南浙北为核心的区域。
顾名思义，江南指长江以南。狭义的江南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广义江南涵盖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岭、武夷山脉以北，即今湖南、江西、浙江全境，以及湖北、安徽和江苏的长江以南地区，有人甚至将福建也纳入这个广义范畴。
关于江南，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应是《史记·五帝本纪》，其中提到“（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江南作为政治区划，在先秦时代已出现，大抵指楚国地界。《史记·秦本纪》中就有“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的记载，这里所说的楚属江南，指如今的湖南和湖北南部以及江西部分地区。
三国时代，刘表拥兵自重，《后汉书·刘表传》说：“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
唐朝贞观年间设江南道，范围仍是江西、湖南和湖北南部，宋朝设江南路，含江西和安徽南部。清初还设有江南省，同样包括江苏和安徽南部，两江总督一职的所辖范围，即包括江南省和江西省。
但江南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范围则小得多，李伯重认为，对江南的地域范围作界定，在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
据此，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内部生态条件上具有统一性，同属于太湖水系，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十分紧密，而且其外围有天然屏障与邻近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分隔。
也有人从历史角度分析，认为江南应是江苏南部、浙江全境和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如清代的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便是著名的江南六府，悉数集中于江浙。当然，时人提起江南名城，还会将江西境内的九江府，安徽境内的宁国府、徽州府等纳入其中。
几度南迁造就的江南——隋唐以降渐成经济文化中心。
历史上曾有几次大规模南迁，大多因战乱导致。如永嘉之乱后（西晋匈奴攻陷洛阳），中原流民纷纷渡江南迁，安史之乱后（唐中期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亦是如此。靖康之耻后（女真南侵北宋灭亡），南迁更是达到高峰，仅十余年，“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南迁使得江南地区获得了大量劳动力和先进技术，肥沃的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经济得以发展。农业方面成为重要粮食产区，是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手工业和丝织业日渐发展。名城建康（今南京）在南朝时已拥有140万人口，可想见其繁荣。从此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南移，从长安一带逐渐移向苏杭，尤其在南宋时期，苏杭之盛景前所未有。
除几次南迁外，短暂的隋朝也是江南发展的一大契机。隋朝统一中国后，在政治上刻意压制曾为六朝时代政治核心的江南地区，但远离政治反而带来了相对安定，使得江南地区在隋唐年间得以发展。
安史之乱后，中原饱受战乱之苦，江南地区正式成为经济中心，“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就此开始了延续千年的“南粮北调”格局。即使北方灾难深重，江南也数百年不见兵灾。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繁荣。江南文化自形成之始，就将发达经济和秀丽风貌完美融合，处处显露出灵秀之气，并体现于文学、饮食、戏曲和建筑园林等各种领域。
在文学方面，自六朝以来，江南的诗人、词人和戏曲家数不胜数，学风极盛，固有“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的说法。明朝，有1/4左右的状元出于江南；清代，这个比例增加到半数以上，包揽三甲更是常事。
科举中的辉煌，其实也与江南的整体经济、文化繁荣有关，当时江南已经形成发达城市群，口岸众多，对外交流频繁，人们视野相对开阔，无论科举考试还是治学，都可事半功倍。此外，如书画金石等，也是江南文化人的绝对“强项”。
但是，如果仅仅是经济发达、“天下粮仓”和学风甚盛几个元素，还不足以说明江南文化的特殊性。若说富庶，古代四川有“天府之国”之称，发达程度不亚于江南。若说学风和文化传统，齐鲁地区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在古代同样重要。江南文化的内涵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东西，那便是以张岱的《陶庵梦忆》、李渔的《闲情偶记》等为代表的精致生活。
江南园林便是这种精致生活的典型。造法自然的园林形式，早在六朝时代便已兴起。兴建园林不仅仅需要财力，也需要对美学的深刻体会。在大时代动荡变迁之时，它甚至还需要承载文人心境。
如如皋县水绘园，原先是冒家产业，至名公子冒辟疆时逐渐修复完善。他在园中构筑妙隐香林、壹默斋、枕烟亭、寒碧堂等十余处佳境，名士陈维崧曾在《水绘园记》中写道：“绘者，会也，南北东西皆水绘其中，林峦葩卉坱圠掩映，若绘画然。” 明亡后，心灰意冷的冒襄将水绘园改名为水绘庵，在此隐居，名士纷纷前来唱和，有“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无不以如皋为归”一说。
在饮食和茶道上，江南也以精致著称，处处体现美学，与粗犷的北方迥异。张岱谈茶，曾有“杓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萝。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的高论。
“一壶挥麈，用畅清谈；半榻焚香，共期白醉”，这种情怀可不仅仅是“小资”。张岱作为江南文人的代表，曾自陈有十七种嗜好，包括“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本身就是江南文化的写照。
李渔不仅仅爱好美食，也好声色、园林、山水和书画，所以“凡窗牖、床榻、服饰、器具、饮食诸制度，悉出新意，人见之莫不喜悦，故倾动一时。”
最值得一提的是，江南的精致生活与“装逼”二字全无关系，而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一种强调自由的美学。
江南不为人熟知的血性一面——侠肠酒酹秦淮月。
正因为江南文化的精致唯美，许多人对其产生了误解，认为其只有阴柔一面，甚至以此与北方文化做比较，认为北人阳刚南人阴柔。这种看法浮于表面，忽视了江南文化的底色。
江南文明源于长江文明，它的第一次兴盛，是春秋末期的吴越争霸，二者均位列“春秋五霸”。先是吴王夫差举兵进攻越国，越王勾践成了人质，之后卧薪尝胆，兴兵灭吴，逼得夫差自刎，其后又继续北上，称霸中原。在这期间，吴文化和越文化合流，逐渐搭建了江南文化的构架。《吕氏春秋》称“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也恰恰是这期间的状况。
在吴越争霸中，有铁血战争，有隐忍复仇，即使是夫差的自刎，也有国君死社稷的悲壮，更不说专诸和要离的故事了。它不仅仅是一本史书，更是江南文化中血性一面的前戏。
尽管吴越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仍体现出极大的独立性，比如越王勾践迁都琅琊后，孔子曾往谒见，推销五帝三王之道，勾践却以风俗有异为由拒绝了孔子，刻意保留自身文化独立。尽管吴地相比越地更靠近北方，受中原文化影响相对更大，但同样有一定的独立性。
永嘉之乱后，众多移民涌入南方，其后晋室南渡，使中国政治和文化轴心首次移向南方。地理学家陈正祥曾认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是“逼使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也恰恰在此时，江南文化多了柔和的一面，但吴越时期的尚武之风，并没有从江南文化的骨髓中剔除。
江南文化中的血性并非只属于赳赳武夫，有时更体现在士大夫阶层。江南文人往往柔中带刚，忠于理想，尽管平日风流文雅，国破之际却能表现出坚贞气节，昏君治下仍有力挽狂澜之心。清代高士奇曾有“艳句魂消隋苑柳，侠肠酒酹秦淮月”的诗句，“艳句”与“侠肠”并举，便是江南文人的真实写照。
“江南血性”一次集中爆发，发生于明末清初。当满清统治者提出“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时，江南人民成为了最为激烈的反清力量。其中江阴的反抗最为著名，当时江阴义民反清复明，推典史陈明遇为首，陈明遇让贤于前典史阎应元。阎应元义无反顾地率家族子弟接过指挥权。此时团结在他身边的有当地文人士绅二十多名。由是，江阴上演了死守81天的奇迹。
秀才许用在围城的那个中秋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敌，留大明三百里江山”。他说出所有江南士绅在彼时的心志。
江阴城被红衣大炮攻破后，清军“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被屠杀者达17.2万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还有嘉定、松江、昆山、常熟、溧阳等，这些不起眼的江南小城，无一不在抗清斗争中流尽最后一滴血。
留于史册的还有这些名字：冯厚敦、夏维新、章经世、王华、黄毓祺、侯峒曾、黄淳耀、龚用园、屠象美、李毓新、郑宗彝、徐石麒、沈犹龙、夏允彝、夏完淳、陈子龙、徐孚远、张密、王永祚、朱天麟、杨永言、严子张、钱国华、吴易、张煌言……
在山河破碎之时，这些江南人挺身而出，虽然他们的死无法力挽狂澜，但他们已然将自己和江南文化一起写成了历史。
江花胜火，春水如蓝，丁香小巷，烟雨杏花，江南，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对于中国古代文人而言，进而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庭园，是他们毕生的理想，而文风最盛的江南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极，这里有诗词歌赋，曲径通幽，这里有小桥流水，水墨田园。
陶宏景曾在《答谢中书书》中写道：“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沈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这里所说的“欲界之仙都”，指的便是江南地区。自古以来，江南便是文人雅士歌颂的对象，它景致如画、美丽富庶，也充满艺术气息，是人们的梦想之地。
但误解从来伴随着美好想象存在。比如因为江南的景致之美和人文气息，强加以“柔弱”定义，忽视江南文化里血性的一面，久而久之，成了人们的固有思维。
江南是中国文化的后花园，但江南到底在哪，它是怎么形成的？江南真的如此柔弱吗？
江南——以苏南浙北为核心的区域。
顾名思义，江南指长江以南。狭义的江南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广义江南涵盖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岭、武夷山脉以北，即今湖南、江西、浙江全境，以及湖北、安徽和江苏的长江以南地区，有人甚至将福建也纳入这个广义范畴。
关于江南，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应是《史记·五帝本纪》，其中提到“（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江南作为政治区划，在先秦时代已出现，大抵指楚国地界。《史记·秦本纪》中就有“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的记载，这里所说的楚属江南，指如今的湖南和湖北南部以及江西部分地区。
三国时代，刘表拥兵自重，《后汉书·刘表传》说：“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
唐朝贞观年间设江南道，范围仍是江西、湖南和湖北南部，宋朝设江南路，含江西和安徽南部。清初还设有江南省，同样包括江苏和安徽南部，两江总督一职的所辖范围，即包括江南省和江西省。
但江南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范围则小得多，李伯重认为，对江南的地域范围作界定，在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
据此，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内部生态条件上具有统一性，同属于太湖水系，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十分紧密，而且其外围有天然屏障与邻近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分隔。
也有人从历史角度分析，认为江南应是江苏南部、浙江全境和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如清代的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便是著名的江南六府，悉数集中于江浙。当然，时人提起江南名城，还会将江西境内的九江府，安徽境内的宁国府、徽州府等纳入其中。
几度南迁造就的江南——隋唐以降渐成经济文化中心。
历史上曾有几次大规模南迁，大多因战乱导致。如永嘉之乱后（西晋匈奴攻陷洛阳），中原流民纷纷渡江南迁，安史之乱后（唐中期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亦是如此。靖康之耻后（女真南侵北宋灭亡），南迁更是达到高峰，仅十余年，“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南迁使得江南地区获得了大量劳动力和先进技术，肥沃的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经济得以发展。农业方面成为重要粮食产区，是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手工业和丝织业日渐发展。名城建康（今南京）在南朝时已拥有140万人口，可想见其繁荣。从此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南移，从长安一带逐渐移向苏杭，尤其在南宋时期，苏杭之盛景前所未有。
除几次南迁外，短暂的隋朝也是江南发展的一大契机。隋朝统一中国后，在政治上刻意压制曾为六朝时代政治核心的江南地区，但远离政治反而带来了相对安定，使得江南地区在隋唐年间得以发展。
安史之乱后，中原饱受战乱之苦，江南地区正式成为经济中心，“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就此开始了延续千年的“南粮北调”格局。即使北方灾难深重，江南也数百年不见兵灾。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繁荣。江南文化自形成之始，就将发达经济和秀丽风貌完美融合，处处显露出灵秀之气，并体现于文学、饮食、戏曲和建筑园林等各种领域。
在文学方面，自六朝以来，江南的诗人、词人和戏曲家数不胜数，学风极盛，固有“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的说法。明朝，有1/4左右的状元出于江南；清代，这个比例增加到半数以上，包揽三甲更是常事。
科举中的辉煌，其实也与江南的整体经济、文化繁荣有关，当时江南已经形成发达城市群，口岸众多，对外交流频繁，人们视野相对开阔，无论科举考试还是治学，都可事半功倍。此外，如书画金石等，也是江南文化人的绝对“强项”。
但是，如果仅仅是经济发达、“天下粮仓”和学风甚盛几个元素，还不足以说明江南文化的特殊性。若说富庶，古代四川有“天府之国”之称，发达程度不亚于江南。若说学风和文化传统，齐鲁地区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在古代同样重要。江南文化的内涵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东西，那便是以张岱的《陶庵梦忆》、李渔的《闲情偶记》等为代表的精致生活。
江南园林便是这种精致生活的典型。造法自然的园林形式，早在六朝时代便已兴起。兴建园林不仅仅需要财力，也需要对美学的深刻体会。在大时代动荡变迁之时，它甚至还需要承载文人心境。
如如皋县水绘园，原先是冒家产业，至名公子冒辟疆时逐渐修复完善。他在园中构筑妙隐香林、壹默斋、枕烟亭、寒碧堂等十余处佳境，名士陈维崧曾在《水绘园记》中写道：“绘者，会也，南北东西皆水绘其中，林峦葩卉坱圠掩映，若绘画然。” 明亡后，心灰意冷的冒襄将水绘园改名为水绘庵，在此隐居，名士纷纷前来唱和，有“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无不以如皋为归”一说。
在饮食和茶道上，江南也以精致著称，处处体现美学，与粗犷的北方迥异。张岱谈茶，曾有“杓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萝。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的高论。
“一壶挥麈，用畅清谈；半榻焚香，共期白醉”，这种情怀可不仅仅是“小资”。张岱作为江南文人的代表，曾自陈有十七种嗜好，包括“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本身就是江南文化的写照。
李渔不仅仅爱好美食，也好声色、园林、山水和书画，所以“凡窗牖、床榻、服饰、器具、饮食诸制度，悉出新意，人见之莫不喜悦，故倾动一时。”
最值得一提的是，江南的精致生活与“装逼”二字全无关系，而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一种强调自由的美学。
江南不为人熟知的血性一面——侠肠酒酹秦淮月。
正因为江南文化的精致唯美，许多人对其产生了误解，认为其只有阴柔一面，甚至以此与北方文化做比较，认为北人阳刚南人阴柔。这种看法浮于表面，忽视了江南文化的底色。
江南文明源于长江文明，它的第一次兴盛，是春秋末期的吴越争霸，二者均位列“春秋五霸”。先是吴王夫差举兵进攻越国，越王勾践成了人质，之后卧薪尝胆，兴兵灭吴，逼得夫差自刎，其后又继续北上，称霸中原。在这期间，吴文化和越文化合流，逐渐搭建了江南文化的构架。《吕氏春秋》称“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也恰恰是这期间的状况。
在吴越争霸中，有铁血战争，有隐忍复仇，即使是夫差的自刎，也有国君死社稷的悲壮，更不说专诸和要离的故事了。它不仅仅是一本史书，更是江南文化中血性一面的前戏。
尽管吴越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仍体现出极大的独立性，比如越王勾践迁都琅琊后，孔子曾往谒见，推销五帝三王之道，勾践却以风俗有异为由拒绝了孔子，刻意保留自身文化独立。尽管吴地相比越地更靠近北方，受中原文化影响相对更大，但同样有一定的独立性。
永嘉之乱后，众多移民涌入南方，其后晋室南渡，使中国政治和文化轴心首次移向南方。地理学家陈正祥曾认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是“逼使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也恰恰在此时，江南文化多了柔和的一面，但吴越时期的尚武之风，并没有从江南文化的骨髓中剔除。
江南文化中的血性并非只属于赳赳武夫，有时更体现在士大夫阶层。江南文人往往柔中带刚，忠于理想，尽管平日风流文雅，国破之际却能表现出坚贞气节，昏君治下仍有力挽狂澜之心。清代高士奇曾有“艳句魂消隋苑柳，侠肠酒酹秦淮月”的诗句，“艳句”与“侠肠”并举，便是江南文人的真实写照。
“江南血性”一次集中爆发，发生于明末清初。当满清统治者提出“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时，江南人民成为了最为激烈的反清力量。其中江阴的反抗最为著名，当时江阴义民反清复明，推典史陈明遇为首，陈明遇让贤于前典史阎应元。阎应元义无反顾地率家族子弟接过指挥权。此时团结在他身边的有当地文人士绅二十多名。由是，江阴上演了死守81天的奇迹。
秀才许用在围城的那个中秋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敌，留大明三百里江山”。他说出所有江南士绅在彼时的心志。
江阴城被红衣大炮攻破后，清军“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被屠杀者达17.2万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还有嘉定、松江、昆山、常熟、溧阳等，这些不起眼的江南小城，无一不在抗清斗争中流尽最后一滴血。
留于史册的还有这些名字：冯厚敦、夏维新、章经世、王华、黄毓祺、侯峒曾、黄淳耀、龚用园、屠象美、李毓新、郑宗彝、徐石麒、沈犹龙、夏允彝、夏完淳、陈子龙、徐孚远、张密、王永祚、朱天麟、杨永言、严子张、钱国华、吴易、张煌言……
在山河破碎之时，这些江南人挺身而出，虽然他们的死无法力挽狂澜，但他们已然将自己和江南文化一起写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