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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照耀，括苍山的名气忽然大了起来，连山脚下的村镇也被改名为括苍镇。其实，它的原名张家渡更具有文化历史内涵，而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愿意改口。
张家渡是一个渡口，为纪念张氏在水边设渡而名。它的发展，不是依傍于山，而是得益于水。流经渡口的永安溪，上通仙居山区—在那边，至今还留有一个废弃了的市集，里面有商店、妓院的遗址，可以想见当日的繁荣;下面则汇入灵江，流经临海县城而达于海门，那里还有海路可通宁波、上海。正因为居于航运要道，所以张家渡这个小小的山麓渡口，才能形成一个市集，并且发展为临海西乡的第一重镇。只是商业发达之后，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已不是那些原住户，而是外来经商的李、金、许三姓。
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滋养，张家渡的文化事业也很快地发展起来。最明显的标志，是在这个乡镇里，出现了全县第一所现代学校—立本小学，它由金剑青创办于一九○六年，比全县最有名的回浦小学（1912年建立）还早六年，所以在这个小小的乡镇里，读书向学成为一种风气。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养育出了一批专家学者，也为国共双方培养出了不少干部。共产党浙江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科学史家许良英，就是从这个小乡镇里走出来的。
许家是张家渡三大姓之一，后来还从排名第三上升为第一大姓。但随着岁月的变迁，同一家族里，也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许良英家原是小地主，父亲还经营木炭生意，生活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四岁时就死了父亲，寡母带着五个子女过日子，生活也就日渐紧迫了。由于经济拮据，许良英在小学和初中毕业时，曾两度发生升学危机，后来在师长的支持下，终于克服了困难，继续上学，而且还进入比较理想的高中—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这个学校是省教育厅委托浙江大学代办的，教室放在浙大工学院内，教师也大都由浙大老师兼任，这就大大地开拓了学生们的眼界。只可惜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这所学校就被省教育厅解散了。许良英只好回到张家渡老家。他们兄弟几人在家里建立了一个书房，叫 “风翻书楼”，在此认真读书。
他们家自己的藏书不多，但恰好此时原在海门民众教育馆工作的姨丈家运来了一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书，这是民教馆为躲避轰炸疏散到他家的，许良英与大哥各自选借了一些自己所喜欢的书。许良英借的是“万有文库”第二集中关于物理、科学史、哲学方面的书，如《物质与量子》、《原子与宇宙》、《物理学之基础概念》、《物质之新概念》、《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哲学概论》等。在这之前，他还在杭州购买过一本爱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观》，一并在此时加以细读。这些书使他对现代物理学和哲学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促使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志向：要做一个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家，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
正是怀着这样的志向，他于一九三九年二月，考入了浙江大学物理系。此时，浙大早已撤出杭州，经过三次搬迁，落脚在广西宜山。但日寇还是追着轰炸，就在许良英到校前三天，日寇十八架飞机在浙大校舍投下了一百一十八枚炸弹。浙大又于次年一月搬到贵州遵义。在这里，许良英接触到了底层社会。他看到背着沉重的煤篓、步履艰难地蹒跚于街头的瘦弱工人，看到路旁以岩窟栖身的赤贫人家，看到身披破烂单褂、光着大腿在寒风中哆嗦却被捆着绳子押送的壮丁，他的心灵受到震动。他醒悟到，正是这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劳动者养育了社会，保卫了国家，而他们自己却过着穴居野人和奴隶般的生活。他感到惭愧，也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暴戾深恶痛绝，深感中国必须经历一次革命。这样，他就走出了理论物理的世外桃源，把主要精力放在阅读革命书籍上。而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更激起了他的义愤，产生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但是，他不知道浙大有没有共产党组织，他就与两个信得过的同学一起，自己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他们组织了“质与能自然科学社”，致力于科学真理与革命真理的启蒙工作。
一九四二年，许良英从浙大毕业。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认为他诚实、理解力强，而且有创造力，研究物理很有前途，因而要留他做研究助手。但许良英此时已不想做“当代物理学权威”了，而热衷于革命，想做一个职业革命家。于是他谢绝了老师的挽留，跑到桂林去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九四四年九月桂林沦陷前后，他又在桂黔边境山区流浪了半年。这时，王淦昌老师还是很记挂他，在贵阳报纸上登载寻人广告，才把他召回浙大，做物理系助教。而许良英也终于找到了地下党，经介绍，他在一九四六年暑期浙大复员途中，经过重庆，在《新华日报》社解决了入党问题。从此就成为浙大地下党支部的领导成员，并参与领导全国有名的于子三运动。后来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成立杭州工作委员会，继而扩大为中共杭州市委，许良英都参加了工作，成为浙大党总支书记、杭州大专区委书记，终于迎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的解放。解放以后，许良英离开了浙大，到新成立的杭州市青委机关担任组织科（后改名为党工科）科长，负责全市大、中学校的党务工作。
但机关干部并不好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个从接受爱因斯坦世界观起步的理想主义者，满脑子充满民主、科学、平等、友爱观念，很不适应党政机关里那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很看不惯有些领导干部的特权观念。对此，他感到格格不入，要求调到科学部门或文教单位工作，但未能如愿。好在不久就有了另一个机会，上级主动把他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不过并非叫他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是为该院的机关刊物《科学通报》进行政治把关。
那时，正是左派知识分子以革命者自居，到处革别人的命的时候。一九五二年一月，清华大学学生龚育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批评《科学通报》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倾向;同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又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封信，批评科学院出版物的政治错误。这不能不引起科学院领导的紧张，特别是使分管出版工作的副院长竺可桢感到惶恐。竺可桢是浙大的老校长，他就通过中央组织部来调他的学生许良英去做政治把关工作。但他并不喜欢这项工作，半年后，由他提名，调来浙大另一位地下党员来接替他做书报审查员，他自己则专门负责《科学通报》和宣传工作。 但是，当他摆脱了书报审查员的角色不久，自己就成为被审查对象。一九五五年，经他介绍入党的杭州安徽中学校长朱声（方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骨干分子，他这个介绍人也受到了停职审查的处分。好在许良英搞的是物理，与文艺工作不搭界，所以胡风集团的事都挂不到他身上，但这种无端定人以罪的做法，却使他悟到一些东西。他认为他的性格不适宜于搞行政工作，遂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成立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组之机，提出要到该组从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这个研究组，正是根据他的建议而建立的。几经争取，他终于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离开了院部，到哲学所报到。他热爱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想把它当作自己的“终身职业”，准备全力为之奋斗。当年，他就写出了一本十一万字的小册子：《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其中介绍12年科学技术规划的一章，请别人执笔）。这本书字数虽然不多，但却很有锋芒，它针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现状，提出了“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而且点名批判了红色哲学家艾思奇传播李森科“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的谬论，并且不点名地批评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百家争鸣”比作交响乐队和谐共鸣的大合唱的错误。这本书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出版不久，便被“反右运动”的火山灰所埋葬，但在二十二年以后，却被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一位科学史博士重新发掘出来，翻译出版了英译本。译者认为，书中提出的基础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目标的作用和学术气氛作为科学发展先决条件的重要性这两个问题，“使本书具有重大的现代意义”。
只是好景不常，许良英从事这项理想的工作只有一年多，就陷落在“反右运动”的阵势中。
一旦被定为“右派分子”，随之就被开除党籍，过去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也就一笔勾销了。许良英的妻子王来棣，当初也是浙大的地下党，现在因为与许良英划不清界限，也一起被开除出党，后来又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与许良英离了婚。许良英被撤销一切职务，原定送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每月发二十九元生活费。但他腰部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无法适应那边的严寒，只好选择“自谋生路”，回到生他养他的张家渡，靠在生产队的劳动工分来养活自己和老母。
一九六一年三月，许良英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回到北京探望妻儿，并找科学院的党组织。党委书记郁文告诉他，党组织认为当初对他的处分过重，正在考虑让他回科学院工作。虽然这事没有办成，但也使他充满了希望。一九六二年八月，科学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给许良英寄去一份《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向他征求意见，并要他参加这项编译工作。许良英认真地为该项计划提了二十七页的修改意见，并且表示愿意负责编译爱因斯坦著作选集，获得同意。许良英为此到北京住了四个月，带回十多种爱因斯坦著作和十多种爱因斯坦传记，自然辩证法组也为许良英的生活问题寻找出路，他们将许良英留在北京的《物理学的基础》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使他可以用稿费向生产队购买劳动工分。这样，许良英就全力投入阅读和翻译工作之中，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已按原定计划译成了五十多万字的《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实际上包括了他的有代表性的科学论文和社会政治思想言论。集中二百多篇文章，大部分都是许良英翻译的，合作者李宝恒只分担了一小部分。
但当译稿完成时，社会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已进入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此类书籍出版工作也就停顿下来。许良英利用这段空隙时间，写了一篇九万字的《编译后记》和一部十七万字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为了试探外界的反应，他把这两部稿子中有关哲学思想部分，写成一篇两万五千字的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经李宝恒略加修改，联名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信》杂志上发表。这时，许良英虽已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摘帽”只是个定语，主语还是“右派”。“摘帽右派”仍不能发表文章，所以他署的是笔名。出乎意料的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此文大加赞赏，认为学术批判文章就应该这样写，要《红旗》杂志转载。于光远知道此文主要是许良英写的，而党刊不能登“右派”的文章，所以就叫李宝恒把它压缩一下，单独署名。但初稿刚出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李宝恒成了“阎王殿”在上海的“黑帮分子”，这篇文章也就成了“大毒草”。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良英所受的冲击就更大了。运动开始不久，他就成了全村重点打击对象，街上贴满了耸人听闻的大标语，什么“三上北京接受邓拓的指示”，“带回大笔反党活动经费”，“组织反革命集团”，“译黑书”等等，还有人借口“破四旧”，把他家里的书全烧光。一九六八年，浙江大学革命委员会又将他押至浙大审查地下党问题。那个时候，到处抓叛徒，凡做过地下工作的人，都有叛徒的嫌疑。在浙大审查期间，许良英开始还有人身自由，后来就被关押起来，成为“清查对象”。不过，审查结果并未发现有什么问题，承认许良英的历史是清白的，承认浙大地下党属于红线。但当浙大革委会派人将许良英护送回乡时，迎接他的却是更大的政治风暴。临海城西区干部会上已宣布许良英是“出卖过六个同志的大叛徒”，是城西区“反革命的总根子”。无论浙大来人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街上已经张贴了大标语，万人批斗大会定于八月三十日召开。许良英到公社找革委会头头说理，他们也听不进去。按这里的惯例，凡是这类大会，受批斗者都要五花大绑，双膝下脆。许良英从小受到台州人硬骨头精神的熏陶，岂肯受此凌辱，他在批斗会开始前四小时，喝下了两瓶敌敌畏农药，失却了知觉，经过十二小时的抢救，才从鬼门关上被拉了回来。
但是，批判没有结束，斗争还在继续。在他从生死关头挣扎回来不到两个月，又陷入了一场理论批判的漩涡。这回是中央文革直接发布指令，要批判爱因斯坦。
形成爱因斯坦权威地位的，主要是他的“相对论”，中央文革那些人和手下的写作班子不治物理学，根本就没有弄懂“相对论”是怎么一回事，望文生义，就把它作为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来批判。这恰恰把“相对论”的意思弄反了。这种不懂装懂的做法，多年以后在政坛上也还时有表现，所以许良英解释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不是说什么都是相对的。作为它的逻辑基础‘相对性原理’是说：自然规律对于不同的运动状态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不变的，绝对的。因此，相对论实际上是绝对论，它揭示了自然规律不因运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绝对性。”（《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可惜他们置若罔闻。 写作的一般规律是，先占有资料（史料），再从中提出论点，这叫“论从史出”;但御用写作班子的方法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先由上级定下调子（论点），再根据这个调子去寻找和组织资料，这叫“史从论出”。后者既然只是为了印证既定的论调而去寻找和使用资料，这就必然会对资料加以歪曲，于是抢占资料、垄断解释权，也就是必然之事。这时，中国最完整的爱因斯坦资料，就是许良英负责编译的这部选集，于是大家都来抢夺。北京中国科学院的做法还比较客气，他们派人到张家渡来向许良英商借，许良英告诉来人，译稿全部在上海李宝恒处，但来人说，上海也在批判爱因斯坦，两地的资料互相封锁，就将许良英留下的初稿和资料卡片全部借走。许良英告诉他，爱因斯坦无论在政治上、哲学上、科学上都是打不倒的，如果要在报刊上公开批判他，会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但他们是奉命批判，就不是许良英几句劝告所能阻止得了的。而上海写作班的做法，则有如强盗。他们从李宝恒处拿去译稿，却以自己的名义，准备出版，并且公开发布消息。许良英从《科技书征订目录》上看到《爱因斯坦言论集》征订广告，所介绍的内容和字数同他们的《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稿完全一样，编译者署名却是“复旦大学《爱因斯坦言论集》编译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凭借张春桥、姚文元的权势，正在横行霸道之时，别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许良英却迎头而上。为了揭露和抗议这种明目张胆的强盗行为，他赶到上海，找写作组交涉。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派人到李宝恒办公室同他谈判，来人传达了朱永嘉的四点“指示”：一、承认《言论集》是以许良英等的译稿为基础，可以加上许的署名;二、可立即付给许稿费;三、商务那边的出书不要许过问，由写作组联系解决;四、可考虑安排许的工作。这分明是想用名利来引诱他就范。但这个台州人却很有点鲁迅所说的“台州式的硬气”，“而且颇有点迂”，他就是不吃这一套，坚持要由商务按原计划出书，上海只能出个节本，并要由他负责看校样。这样，自然就谈崩了。第二天，写作组通过李宝恒通知许良英，说朱永嘉认为他们出书与他无关，也不要他看校样。
但许良英也并不因此而罢休，他通过社科院出面向中央转交申诉信，使上海写作组慌了神，只好派人与商务印书馆协商，上海的书改为内部发行，商务的书按原计划公开出版。
在与上海写作班的斗争取得部分胜利之后，许良英决定扩大译稿内容，将原来的一卷本扩展为三卷本。李宝恒身居上海，在该写作班的控制之下，无法继续合作了，许良英就请了两位因受他的牵连而被打成“右派”的朋友范岱年和赵中立合作，但第三卷都是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言论，风险较大，范岱年考虑到自己家庭负担重，不便参加，许良英改约老同学张宣三接替他。从人员的变动中，也可见当时所受压力之大。
从一九七三年年底开始，商务印书馆以预支稿费的形式，每月给许良英五十元的生活费，让他在馆内继续编译。但这种照顾，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一九七四年夏秋间，“批林批孔”运动一来，商务方面换了领导人，就把许良英赶回老家，不久又停发了预支稿费。还是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用王京的化名，每月寄给他三十元的生活费，这才使他能坚持编译下去。但许良英能不能继续编译爱因斯坦的作品，却不只是经费的问题，而是作为路线问题被提了出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派到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新领导就以此为例，来说明他们与出版局之间的路线斗争：“我们争论的分歧点不在一个人，而是我们的翻译走什么路子的问题。事实证明，工农兵是可以翻译的，不是离不开许良英这样的人。”可见在当时的局势下，翻译什么作品，出版什么书籍，由什么人翻译等等，都被看作是事关路线的大问题，因此，书籍的出版也不是单靠个人的努力或某几位领导的支持所能成事，主要的，还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否则，即使已经发排的书籍，也可以撤版的。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能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出版，而且由内部发行变为公开出售，就与“四人帮”在十月份被打倒的形势变化有关。否则，即使能够出版，也要成为批判资料。而此时，“文化革命”已经结束，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也就受到相应的重视，此书还得到了胡耀邦的推荐。接着，第二卷、第三卷也相继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和一九七九年十月出版。而在这段时间内，许良英的工作问题也得到解决，“右派”问题也得到改正。
许良英生于一九二○年五月，到一九七八年六月将户口迁回北京，随后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报到，正式恢复公职，已是接近花甲之年。一般人到了这个年纪，想到的往往是如何安度晚年的事，何况是他这个吃尽了苦头，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人。但正因为有这番人生经历，却使他决心重新开始人生的征程。
许良英是从民主、科学思想起步，由于亲历民族灾难，目睹民间疾苦，即使由于正直的性格而被打成极右分子，他也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没有放弃对于领袖的崇拜。但“文化革命”的翻腾，特别是“批林批孔”中江青等人的丑恶表演，终于使他醒悟了。而对爱因斯坦的翻译和研究，又使他回到了民主、科学的起点上。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个坚定的民主斗士，他在《我的世界观》中就明确宣布：“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这篇文章，许良英早在上大学之前，就在老家的风翻书楼中读过，而且深受其影响，后来翻译《爱因斯坦文集》，又重新细读，不禁感慨万千。爱因斯坦这种讲民主、讲科学，崇个性、崇理性的思想，与我国的五四精神完全契合，使许良英感悟到，我们应该回归五四，重新进行启蒙运动。因为在他看来，“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他把这个论断写入为钱三强起草的科学史报告中，让钱三强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人所作的科技知识讲座上宣讲。许良英决心为在中国推行科学和民主思想而贡献余年。 除了参与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以外，许良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科学、民主思想的理论研究和普及宣传上。
因为他看到，有些领导人仅仅把科学技术当作是一种生产力，而不理解科学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推动作用，更不明白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他与李佩珊一起主编了一部《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全面地介绍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生产和社会思想的推动作用，而且在《结束语》中特别提出了应该注意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说明“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书中说：“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毫不含糊地向我们展示：凡是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时代，学术和文化必然兴旺发达。中国的春秋战国，希腊的雅典时代和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这样的繁荣时代。相反，凡是不容许有思想自由的时代，学术和文化必然停滞甚至枯萎。历史上称为黑暗时代的欧洲一千年的中世纪，就属于这种阴暗窒息的时代。”
同时，他在完成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以后，又与复婚的妻子王来棣合作编写《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一书，以进行民主的启蒙。可惜，这本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撰写的重要著作未及完成，他们夫妇就相继在二○一三年一月逝世。这是中国启蒙运动的一大损失。从已发表的几篇相关文章看，他们对世界民主思想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之透彻，对现实民主运动批判之深刻，都令人叹服。他在《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里说：“由于我当时对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所知甚少，附和了国内长期来流行的观点，把卢梭作为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系统学习民主的历史和有关理论著作，方知道对现代民主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比卢梭早一个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而‘人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论点在洛克和卢梭以前就有了。事实上，卢梭的思想十分混乱，甚至有不少反民主、反科学、反理性的成分，这些错误思想导致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暴政。”这个论点，他又在《走出伪民主误区》等文中加以发挥。这不只是一个历史考释问题，实际上也说明了雅各宾党之所以会走上专政道路的历史教训。正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他还尖锐地指出了有些从事民主运动的人自身缺乏民主思想的危险性：“他们大多具有‘文革’造反派的心态，其基本特点是：狂妄的领袖欲;贪婪的权力欲;说假话不脸红。”并揭示出：他们骨子里所具有的品质，正是他们口头上所反对的东西。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所谓启蒙，首先应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彻底打破几十年来官方意识形态所养成的自我封闭和夜郎自大的心态，虚心学习在西方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并有效地实行了几百年的代表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制度。我说的民主意识，指的是，不仅真正懂得民主概念的正确涵义，自身还应坚持民主精神，不可自视高人一等，更不可以领袖自居，而应以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2000年7月12日致李慎之信）
有人将许良英这类早年受到五四启蒙主义教育，后来走上阶级斗争道路，晚年又回归到德赛思想上来的老人们的人生道路，归结为“两头真”，我看这未必恰当。因为，即使在中段的人生道路上，他们也是真诚的。如果没有这种真诚的人生态度，他们晚年就不可能回归五四。请看那些追寻利禄之徒和随波逐流之辈，何尝有这份觉悟。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真诚的态度，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利禄。我们倒不如用屈原那句诗，来概括许良英及其同道者的人生态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张家渡是一个渡口，为纪念张氏在水边设渡而名。它的发展，不是依傍于山，而是得益于水。流经渡口的永安溪，上通仙居山区—在那边，至今还留有一个废弃了的市集，里面有商店、妓院的遗址，可以想见当日的繁荣;下面则汇入灵江，流经临海县城而达于海门，那里还有海路可通宁波、上海。正因为居于航运要道，所以张家渡这个小小的山麓渡口，才能形成一个市集，并且发展为临海西乡的第一重镇。只是商业发达之后，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已不是那些原住户，而是外来经商的李、金、许三姓。
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滋养，张家渡的文化事业也很快地发展起来。最明显的标志，是在这个乡镇里，出现了全县第一所现代学校—立本小学，它由金剑青创办于一九○六年，比全县最有名的回浦小学（1912年建立）还早六年，所以在这个小小的乡镇里，读书向学成为一种风气。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养育出了一批专家学者，也为国共双方培养出了不少干部。共产党浙江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科学史家许良英，就是从这个小乡镇里走出来的。
许家是张家渡三大姓之一，后来还从排名第三上升为第一大姓。但随着岁月的变迁，同一家族里，也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许良英家原是小地主，父亲还经营木炭生意，生活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四岁时就死了父亲，寡母带着五个子女过日子，生活也就日渐紧迫了。由于经济拮据，许良英在小学和初中毕业时，曾两度发生升学危机，后来在师长的支持下，终于克服了困难，继续上学，而且还进入比较理想的高中—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这个学校是省教育厅委托浙江大学代办的，教室放在浙大工学院内，教师也大都由浙大老师兼任，这就大大地开拓了学生们的眼界。只可惜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这所学校就被省教育厅解散了。许良英只好回到张家渡老家。他们兄弟几人在家里建立了一个书房，叫 “风翻书楼”，在此认真读书。
他们家自己的藏书不多，但恰好此时原在海门民众教育馆工作的姨丈家运来了一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书，这是民教馆为躲避轰炸疏散到他家的，许良英与大哥各自选借了一些自己所喜欢的书。许良英借的是“万有文库”第二集中关于物理、科学史、哲学方面的书，如《物质与量子》、《原子与宇宙》、《物理学之基础概念》、《物质之新概念》、《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哲学概论》等。在这之前，他还在杭州购买过一本爱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观》，一并在此时加以细读。这些书使他对现代物理学和哲学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促使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志向：要做一个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家，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
正是怀着这样的志向，他于一九三九年二月，考入了浙江大学物理系。此时，浙大早已撤出杭州，经过三次搬迁，落脚在广西宜山。但日寇还是追着轰炸，就在许良英到校前三天，日寇十八架飞机在浙大校舍投下了一百一十八枚炸弹。浙大又于次年一月搬到贵州遵义。在这里，许良英接触到了底层社会。他看到背着沉重的煤篓、步履艰难地蹒跚于街头的瘦弱工人，看到路旁以岩窟栖身的赤贫人家，看到身披破烂单褂、光着大腿在寒风中哆嗦却被捆着绳子押送的壮丁，他的心灵受到震动。他醒悟到，正是这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劳动者养育了社会，保卫了国家，而他们自己却过着穴居野人和奴隶般的生活。他感到惭愧，也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暴戾深恶痛绝，深感中国必须经历一次革命。这样，他就走出了理论物理的世外桃源，把主要精力放在阅读革命书籍上。而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更激起了他的义愤，产生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但是，他不知道浙大有没有共产党组织，他就与两个信得过的同学一起，自己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他们组织了“质与能自然科学社”，致力于科学真理与革命真理的启蒙工作。
一九四二年，许良英从浙大毕业。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认为他诚实、理解力强，而且有创造力，研究物理很有前途，因而要留他做研究助手。但许良英此时已不想做“当代物理学权威”了，而热衷于革命，想做一个职业革命家。于是他谢绝了老师的挽留，跑到桂林去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九四四年九月桂林沦陷前后，他又在桂黔边境山区流浪了半年。这时，王淦昌老师还是很记挂他，在贵阳报纸上登载寻人广告，才把他召回浙大，做物理系助教。而许良英也终于找到了地下党，经介绍，他在一九四六年暑期浙大复员途中，经过重庆，在《新华日报》社解决了入党问题。从此就成为浙大地下党支部的领导成员，并参与领导全国有名的于子三运动。后来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成立杭州工作委员会，继而扩大为中共杭州市委，许良英都参加了工作，成为浙大党总支书记、杭州大专区委书记，终于迎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的解放。解放以后，许良英离开了浙大，到新成立的杭州市青委机关担任组织科（后改名为党工科）科长，负责全市大、中学校的党务工作。
但机关干部并不好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个从接受爱因斯坦世界观起步的理想主义者，满脑子充满民主、科学、平等、友爱观念，很不适应党政机关里那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很看不惯有些领导干部的特权观念。对此，他感到格格不入，要求调到科学部门或文教单位工作，但未能如愿。好在不久就有了另一个机会，上级主动把他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不过并非叫他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是为该院的机关刊物《科学通报》进行政治把关。
那时，正是左派知识分子以革命者自居，到处革别人的命的时候。一九五二年一月，清华大学学生龚育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批评《科学通报》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倾向;同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又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封信，批评科学院出版物的政治错误。这不能不引起科学院领导的紧张，特别是使分管出版工作的副院长竺可桢感到惶恐。竺可桢是浙大的老校长，他就通过中央组织部来调他的学生许良英去做政治把关工作。但他并不喜欢这项工作，半年后，由他提名，调来浙大另一位地下党员来接替他做书报审查员，他自己则专门负责《科学通报》和宣传工作。 但是，当他摆脱了书报审查员的角色不久，自己就成为被审查对象。一九五五年，经他介绍入党的杭州安徽中学校长朱声（方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骨干分子，他这个介绍人也受到了停职审查的处分。好在许良英搞的是物理，与文艺工作不搭界，所以胡风集团的事都挂不到他身上，但这种无端定人以罪的做法，却使他悟到一些东西。他认为他的性格不适宜于搞行政工作，遂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成立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组之机，提出要到该组从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这个研究组，正是根据他的建议而建立的。几经争取，他终于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离开了院部，到哲学所报到。他热爱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想把它当作自己的“终身职业”，准备全力为之奋斗。当年，他就写出了一本十一万字的小册子：《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其中介绍12年科学技术规划的一章，请别人执笔）。这本书字数虽然不多，但却很有锋芒，它针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现状，提出了“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而且点名批判了红色哲学家艾思奇传播李森科“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的谬论，并且不点名地批评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百家争鸣”比作交响乐队和谐共鸣的大合唱的错误。这本书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出版不久，便被“反右运动”的火山灰所埋葬，但在二十二年以后，却被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一位科学史博士重新发掘出来，翻译出版了英译本。译者认为，书中提出的基础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目标的作用和学术气氛作为科学发展先决条件的重要性这两个问题，“使本书具有重大的现代意义”。
只是好景不常，许良英从事这项理想的工作只有一年多，就陷落在“反右运动”的阵势中。
一旦被定为“右派分子”，随之就被开除党籍，过去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也就一笔勾销了。许良英的妻子王来棣，当初也是浙大的地下党，现在因为与许良英划不清界限，也一起被开除出党，后来又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与许良英离了婚。许良英被撤销一切职务，原定送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每月发二十九元生活费。但他腰部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无法适应那边的严寒，只好选择“自谋生路”，回到生他养他的张家渡，靠在生产队的劳动工分来养活自己和老母。
一九六一年三月，许良英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回到北京探望妻儿，并找科学院的党组织。党委书记郁文告诉他，党组织认为当初对他的处分过重，正在考虑让他回科学院工作。虽然这事没有办成，但也使他充满了希望。一九六二年八月，科学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给许良英寄去一份《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向他征求意见，并要他参加这项编译工作。许良英认真地为该项计划提了二十七页的修改意见，并且表示愿意负责编译爱因斯坦著作选集，获得同意。许良英为此到北京住了四个月，带回十多种爱因斯坦著作和十多种爱因斯坦传记，自然辩证法组也为许良英的生活问题寻找出路，他们将许良英留在北京的《物理学的基础》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使他可以用稿费向生产队购买劳动工分。这样，许良英就全力投入阅读和翻译工作之中，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已按原定计划译成了五十多万字的《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实际上包括了他的有代表性的科学论文和社会政治思想言论。集中二百多篇文章，大部分都是许良英翻译的，合作者李宝恒只分担了一小部分。
但当译稿完成时，社会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已进入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此类书籍出版工作也就停顿下来。许良英利用这段空隙时间，写了一篇九万字的《编译后记》和一部十七万字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为了试探外界的反应，他把这两部稿子中有关哲学思想部分，写成一篇两万五千字的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经李宝恒略加修改，联名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信》杂志上发表。这时，许良英虽已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摘帽”只是个定语，主语还是“右派”。“摘帽右派”仍不能发表文章，所以他署的是笔名。出乎意料的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此文大加赞赏，认为学术批判文章就应该这样写，要《红旗》杂志转载。于光远知道此文主要是许良英写的，而党刊不能登“右派”的文章，所以就叫李宝恒把它压缩一下，单独署名。但初稿刚出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李宝恒成了“阎王殿”在上海的“黑帮分子”，这篇文章也就成了“大毒草”。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良英所受的冲击就更大了。运动开始不久，他就成了全村重点打击对象，街上贴满了耸人听闻的大标语，什么“三上北京接受邓拓的指示”，“带回大笔反党活动经费”，“组织反革命集团”，“译黑书”等等，还有人借口“破四旧”，把他家里的书全烧光。一九六八年，浙江大学革命委员会又将他押至浙大审查地下党问题。那个时候，到处抓叛徒，凡做过地下工作的人，都有叛徒的嫌疑。在浙大审查期间，许良英开始还有人身自由，后来就被关押起来，成为“清查对象”。不过，审查结果并未发现有什么问题，承认许良英的历史是清白的，承认浙大地下党属于红线。但当浙大革委会派人将许良英护送回乡时，迎接他的却是更大的政治风暴。临海城西区干部会上已宣布许良英是“出卖过六个同志的大叛徒”，是城西区“反革命的总根子”。无论浙大来人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街上已经张贴了大标语，万人批斗大会定于八月三十日召开。许良英到公社找革委会头头说理，他们也听不进去。按这里的惯例，凡是这类大会，受批斗者都要五花大绑，双膝下脆。许良英从小受到台州人硬骨头精神的熏陶，岂肯受此凌辱，他在批斗会开始前四小时，喝下了两瓶敌敌畏农药，失却了知觉，经过十二小时的抢救，才从鬼门关上被拉了回来。
但是，批判没有结束，斗争还在继续。在他从生死关头挣扎回来不到两个月，又陷入了一场理论批判的漩涡。这回是中央文革直接发布指令，要批判爱因斯坦。
形成爱因斯坦权威地位的，主要是他的“相对论”，中央文革那些人和手下的写作班子不治物理学，根本就没有弄懂“相对论”是怎么一回事，望文生义，就把它作为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来批判。这恰恰把“相对论”的意思弄反了。这种不懂装懂的做法，多年以后在政坛上也还时有表现，所以许良英解释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不是说什么都是相对的。作为它的逻辑基础‘相对性原理’是说：自然规律对于不同的运动状态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不变的，绝对的。因此，相对论实际上是绝对论，它揭示了自然规律不因运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绝对性。”（《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可惜他们置若罔闻。 写作的一般规律是，先占有资料（史料），再从中提出论点，这叫“论从史出”;但御用写作班子的方法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先由上级定下调子（论点），再根据这个调子去寻找和组织资料，这叫“史从论出”。后者既然只是为了印证既定的论调而去寻找和使用资料，这就必然会对资料加以歪曲，于是抢占资料、垄断解释权，也就是必然之事。这时，中国最完整的爱因斯坦资料，就是许良英负责编译的这部选集，于是大家都来抢夺。北京中国科学院的做法还比较客气，他们派人到张家渡来向许良英商借，许良英告诉来人，译稿全部在上海李宝恒处，但来人说，上海也在批判爱因斯坦，两地的资料互相封锁，就将许良英留下的初稿和资料卡片全部借走。许良英告诉他，爱因斯坦无论在政治上、哲学上、科学上都是打不倒的，如果要在报刊上公开批判他，会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但他们是奉命批判，就不是许良英几句劝告所能阻止得了的。而上海写作班的做法，则有如强盗。他们从李宝恒处拿去译稿，却以自己的名义，准备出版，并且公开发布消息。许良英从《科技书征订目录》上看到《爱因斯坦言论集》征订广告，所介绍的内容和字数同他们的《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稿完全一样，编译者署名却是“复旦大学《爱因斯坦言论集》编译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凭借张春桥、姚文元的权势，正在横行霸道之时，别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许良英却迎头而上。为了揭露和抗议这种明目张胆的强盗行为，他赶到上海，找写作组交涉。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派人到李宝恒办公室同他谈判，来人传达了朱永嘉的四点“指示”：一、承认《言论集》是以许良英等的译稿为基础，可以加上许的署名;二、可立即付给许稿费;三、商务那边的出书不要许过问，由写作组联系解决;四、可考虑安排许的工作。这分明是想用名利来引诱他就范。但这个台州人却很有点鲁迅所说的“台州式的硬气”，“而且颇有点迂”，他就是不吃这一套，坚持要由商务按原计划出书，上海只能出个节本，并要由他负责看校样。这样，自然就谈崩了。第二天，写作组通过李宝恒通知许良英，说朱永嘉认为他们出书与他无关，也不要他看校样。
但许良英也并不因此而罢休，他通过社科院出面向中央转交申诉信，使上海写作组慌了神，只好派人与商务印书馆协商，上海的书改为内部发行，商务的书按原计划公开出版。
在与上海写作班的斗争取得部分胜利之后，许良英决定扩大译稿内容，将原来的一卷本扩展为三卷本。李宝恒身居上海，在该写作班的控制之下，无法继续合作了，许良英就请了两位因受他的牵连而被打成“右派”的朋友范岱年和赵中立合作，但第三卷都是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言论，风险较大，范岱年考虑到自己家庭负担重，不便参加，许良英改约老同学张宣三接替他。从人员的变动中，也可见当时所受压力之大。
从一九七三年年底开始，商务印书馆以预支稿费的形式，每月给许良英五十元的生活费，让他在馆内继续编译。但这种照顾，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一九七四年夏秋间，“批林批孔”运动一来，商务方面换了领导人，就把许良英赶回老家，不久又停发了预支稿费。还是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用王京的化名，每月寄给他三十元的生活费，这才使他能坚持编译下去。但许良英能不能继续编译爱因斯坦的作品，却不只是经费的问题，而是作为路线问题被提了出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派到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新领导就以此为例，来说明他们与出版局之间的路线斗争：“我们争论的分歧点不在一个人，而是我们的翻译走什么路子的问题。事实证明，工农兵是可以翻译的，不是离不开许良英这样的人。”可见在当时的局势下，翻译什么作品，出版什么书籍，由什么人翻译等等，都被看作是事关路线的大问题，因此，书籍的出版也不是单靠个人的努力或某几位领导的支持所能成事，主要的，还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否则，即使已经发排的书籍，也可以撤版的。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能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出版，而且由内部发行变为公开出售，就与“四人帮”在十月份被打倒的形势变化有关。否则，即使能够出版，也要成为批判资料。而此时，“文化革命”已经结束，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也就受到相应的重视，此书还得到了胡耀邦的推荐。接着，第二卷、第三卷也相继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和一九七九年十月出版。而在这段时间内，许良英的工作问题也得到解决，“右派”问题也得到改正。
许良英生于一九二○年五月，到一九七八年六月将户口迁回北京，随后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报到，正式恢复公职，已是接近花甲之年。一般人到了这个年纪，想到的往往是如何安度晚年的事，何况是他这个吃尽了苦头，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人。但正因为有这番人生经历，却使他决心重新开始人生的征程。
许良英是从民主、科学思想起步，由于亲历民族灾难，目睹民间疾苦，即使由于正直的性格而被打成极右分子，他也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没有放弃对于领袖的崇拜。但“文化革命”的翻腾，特别是“批林批孔”中江青等人的丑恶表演，终于使他醒悟了。而对爱因斯坦的翻译和研究，又使他回到了民主、科学的起点上。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个坚定的民主斗士，他在《我的世界观》中就明确宣布：“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这篇文章，许良英早在上大学之前，就在老家的风翻书楼中读过，而且深受其影响，后来翻译《爱因斯坦文集》，又重新细读，不禁感慨万千。爱因斯坦这种讲民主、讲科学，崇个性、崇理性的思想，与我国的五四精神完全契合，使许良英感悟到，我们应该回归五四，重新进行启蒙运动。因为在他看来，“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他把这个论断写入为钱三强起草的科学史报告中，让钱三强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人所作的科技知识讲座上宣讲。许良英决心为在中国推行科学和民主思想而贡献余年。 除了参与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以外，许良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科学、民主思想的理论研究和普及宣传上。
因为他看到，有些领导人仅仅把科学技术当作是一种生产力，而不理解科学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推动作用，更不明白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他与李佩珊一起主编了一部《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全面地介绍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生产和社会思想的推动作用，而且在《结束语》中特别提出了应该注意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说明“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书中说：“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毫不含糊地向我们展示：凡是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时代，学术和文化必然兴旺发达。中国的春秋战国，希腊的雅典时代和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这样的繁荣时代。相反，凡是不容许有思想自由的时代，学术和文化必然停滞甚至枯萎。历史上称为黑暗时代的欧洲一千年的中世纪，就属于这种阴暗窒息的时代。”
同时，他在完成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以后，又与复婚的妻子王来棣合作编写《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一书，以进行民主的启蒙。可惜，这本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撰写的重要著作未及完成，他们夫妇就相继在二○一三年一月逝世。这是中国启蒙运动的一大损失。从已发表的几篇相关文章看，他们对世界民主思想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之透彻，对现实民主运动批判之深刻，都令人叹服。他在《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里说：“由于我当时对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所知甚少，附和了国内长期来流行的观点，把卢梭作为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系统学习民主的历史和有关理论著作，方知道对现代民主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比卢梭早一个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而‘人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论点在洛克和卢梭以前就有了。事实上，卢梭的思想十分混乱，甚至有不少反民主、反科学、反理性的成分，这些错误思想导致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暴政。”这个论点，他又在《走出伪民主误区》等文中加以发挥。这不只是一个历史考释问题，实际上也说明了雅各宾党之所以会走上专政道路的历史教训。正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他还尖锐地指出了有些从事民主运动的人自身缺乏民主思想的危险性：“他们大多具有‘文革’造反派的心态，其基本特点是：狂妄的领袖欲;贪婪的权力欲;说假话不脸红。”并揭示出：他们骨子里所具有的品质，正是他们口头上所反对的东西。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所谓启蒙，首先应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彻底打破几十年来官方意识形态所养成的自我封闭和夜郎自大的心态，虚心学习在西方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并有效地实行了几百年的代表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制度。我说的民主意识，指的是，不仅真正懂得民主概念的正确涵义，自身还应坚持民主精神，不可自视高人一等，更不可以领袖自居，而应以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2000年7月12日致李慎之信）
有人将许良英这类早年受到五四启蒙主义教育，后来走上阶级斗争道路，晚年又回归到德赛思想上来的老人们的人生道路，归结为“两头真”，我看这未必恰当。因为，即使在中段的人生道路上，他们也是真诚的。如果没有这种真诚的人生态度，他们晚年就不可能回归五四。请看那些追寻利禄之徒和随波逐流之辈，何尝有这份觉悟。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真诚的态度，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利禄。我们倒不如用屈原那句诗，来概括许良英及其同道者的人生态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