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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为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树立的第一位奠基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作为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近现代先进思想于一身的知识分子最杰出代表，李大钊的求真、为民、淡泊名利、廉洁无私、维护社会正义、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高尚品行，光照千秋;他的革命精神和所建立的功业，彪炳史册。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相约大师。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他是五四运动的著名领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首次将学生运动与工人群众斗争结合，推动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生前亲笔撰写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正是他一生的追求和行为的生动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兼学者一生的真实描绘。在李大钊看来，革命知识分子是一个肩负着某种特殊历史使命的社会群体，承担着社会理想、正义、良知的责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而要“求真”，必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立志与求学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在他还不到一岁的时候，父母就双双离开人世，祖父把他养大成人。在他很小的时候，听老师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他非常羡慕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求学期间，李大钊借着回答老师的问话，抒发了立志报国的豪情，他曾说：“欲立其身，先忧其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念书就是为了强国富民，不能只想自己一生锦衣玉食，而忘了国家民族。”看到社会的黑暗和国家危亡的局势，激发了青年李大钊的爱国热情，他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
李大钊幼时由祖父教他识字，送他进入私塾读书。1905年，李大钊进入永平乐中学。1907年，他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
北洋学堂时期的李大钊是一个忧国忧民、积极奔走于反帝反封建运动前线的新青年，但此时的李大钊，对于国家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倡导共和民主，建立立宪制国家”的阶段。在北洋学堂学习期间，李大钊进一步了解到建立共和，实现理想的困难。这要提到当时的背景，1901年后，迫于国内外压力，清政府不断推出新政，5名朝廷大臣被派出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虽然在1906年，朝廷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但真正进行立宪改制却遥遥无期。1910年，十余省咨议局共同发起了召集国会的请愿活动。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举行了罢课，一同加入到请愿活动中。李大钊便是北洋学堂请愿活动的8個学生总代表之一。活动进行很有组织与纪律，但最终活动却以失败告终，学生险些遭受武力镇压。
1912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瓦解了清政府，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却异常坎坷，先是总统袁世凯隐约露出恢复帝制的端倪，后是民国建立后短暂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近二百个政党。1912年，李大钊担任了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编辑学会刊物《言治》。
1913年，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的李大钊，由于现实与理想上的冲突，政治观念上的不成熟，暂时失去了人生方向。同年，李大钊收到同学从日本寄来的邀请自己去日本留学的信函。此时的李大钊感到自己的才学还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便有了东渡留学日本的念头。李大钊曾在法政学堂预科时期，刻苦学习日语与英语，正好为他留学日本打下了语言上的基础。1913年冬季，李大钊前往日本，并于1914年9月8日进入了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本科。
在早稻田大学，李大钊第一年必修的课程有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政、应用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民法论、刑法论等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的课程。给李大钊授课的日本老师中，有很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讲授国家学原理，受西方英美政治学说影响较深的教授浮田和民;还有讲述帝国宪法，提出“天皇机关说”，组建日本宪法学体系的重要人物美浓部达吉。但其中对李大钊影响最深的当属日本著名社会主义学者，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安部矶雄。安部矶雄是研究政治经济学、都市问题的教授，曾先后于德国柏林、美国留过学，留学期间就展现出了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在返回日本后参加了工人运动，并且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其实，李大钊最早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相关内容，是在留日以前。1912年在李大钊与同学合作编写的《〈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中，提到“日本伪立宪而有幸德秋水鼓吹社会主义”。幸德秋水是与安部矶雄一同创立社会民主党的人物之一，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1912年前后，李大钊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李大钊遇到了与幸德秋水一同献身社会主义的安部矶雄。安部矶雄喜欢用社会主义的观点讲授经济学知识。据称，此时的李大钊对于安部矶雄教授所讲授的社会主义观点和都市问题很感兴趣，常在课后到教授的住处询问相关问题。与安部矶雄教授的交流是李大钊能够形成对社会主义初步认识的原因之一。
二、最具影响力的精神领袖
早年的李大钊为了寻求救国良策，曾在友人的帮助下到日本留学。这次求学之路，也成了他踏上新的救国道路的转折点。1915年初，三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神田区基督教青年会所在地召开大会，发起反对袁世凯的运动。李大钊以留日学生总会负责人的身份，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指出“日本趁世界大战之机，欲攫取在华特权，欲灭亡中国”。
随后，他又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揭露日本企图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据为己有的野心。一时间，李大钊成了著名的爱国志士，但是因为从事于政治活动而耽误了很多功课。
1916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理由，开除了李大钊，而就是这位被开除的学生，改变了未来中国的命运。
李大钊1916年回国后，于1918年初到北京大学任职，他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做教师，而是担任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因为知识渊博，在文化界的影响力迅速蔓延。1924年3月，北京大学举办25周年校庆时曾做了一项民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民调的结果是，李大钊在入选的九名国内大人物中，名列第八位。李大钊在北大授业解惑、研究学问，并致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中国，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浪潮，也摧毁了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拜。李大钊便是其中之一。当会议否决了中国代表提出终止二十一条的要求，并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时，李大钊参与编辑的北京《晨报》，第一时间披露了这个消息。接着，李大钊又在《每周评论》《新青年》等杂志，开辟专栏报道山东问题和北京公民大行动，一场改写历史的运动蓄势待发。
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一篇《五一节MayDay杂感》的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直接行动，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马上就要到来，这就是五四运动。
迫于各种压力，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以学生的胜利落幕。在这次运动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第一次实现了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斗争相结合，这也让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时，北大还有一位年轻的教授胡适，他的魅力和影响力不亚于李大钊。他与李大钊同事近十年，又是挚友。当时，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胡适与李大钊这两位同事，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
在此期间，李大钊还结识了一位跟他的立场不尽相同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并一起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经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时常常会说，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在孙中山眼中，李大钊学识渊博、大智大勇，思想深邃、脚踏实地，是个真正值得钦敬和信赖的革命同志。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的望志路106号，一班人来到这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的回忆，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正忙于主持北京大学教师追讨欠薪的工作，其他党员大多因为事务缠身，抽不出时间来。而张国焘正好在上海，于是就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而中共的另一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那时正在广东当教育厅长也没有出席。南陈北李就这样错过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不过，李大钊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贡献和他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因此而降低。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并没有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作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在中国，他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李大钊是最有影响力的精神领袖。
三、把《新青年》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
从日本回国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深入了。
“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混淆），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高一涵回忆道。
当时，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活动，反对大小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展开的内战。标榜“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已无法满足这种现实斗争的需要。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一次，陈独秀来到李守常同志的办公室，当时我也在。我们三人谈起当前政治斗争的形势，须出一个刊物，与《新青年》配合，互相补充，密切适应政治斗争进行宣传鼓动，最后便商定再办一个周刊，即《每周评论》。初办时，集稿校印等具体工作，完全是由守常和我负实际责任。有一次，即是在印第四期的时候，不知怎的，本来是印五号字的，印刷所擅自排了四号字。等我们去校对时发现了，对此守常同志曾大闹一阵。此虽小事，也可看出他的认真不苟来。”张申府回忆道。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群情激昂。1919年5月4日，北京14所大专院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并在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北京的爱国行动得到各地响应。李大钊派邓中夏等到各大城市进行宣传和联络。为指导运动的发展，李大钊于5月18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写道，不仅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单是打死几个卖国贼、开几个公民大会解决不了问题，要改造强盗世界，实行民族自决。
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也出版了。这期杂志由李大钊担任轮值编辑。他把这期杂志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了他精心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专号还刊发了顾孟余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周作人的译作《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及转载自其他报刊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的生涯》等文章。鲁迅的著名小说《药》也刊登在专号上。鲁迅称李大钊是“革命的先驱者”，自己是“听将令”的“小兵”：“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李大钊说：“我们见面虽不多，但他（鲁迅）和我却很能‘默契’。他善于‘忘我’，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战友。”
连同当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刊登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李大钊首次在我国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写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我们现在讲党员要不忘初心，这篇两万多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初心之作，也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侯且岸说。 四、点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据李大钊的亲戚赵云奇回忆，1918年夏，李大钊回到家乡河北乐亭度暑假。赵云奇问他：“三姐夫！你在北京倒是干啥呀？”李大钊浅浅一笑说：“点种。”赵云奇对这个回答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继续问：“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点什么种？”李大钊说：“你是个商人，是不懂我点的什么种的。”赵云奇后来才明白，三姐夫点的种子，“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
1918年10月，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他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在天安门广场听到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说，逐步放弃了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他曾于1936年在延安向斯诺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1920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49年3月，毛泽东由西柏坡北上进京途中又讲道：“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依据的是英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其中的英文版就是李大钊通过陈独秀借给他的。“《资本论》也是在李大钊的鼓励下，由我祖父侯外庐从德文原版开始系统翻译。为求准确，李大钊还把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经济学教授陈瀚笙介绍给我祖父。”侯且岸说。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主张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新青年》《每周评论》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李大钊认为还不够。他与王光祈等人商量，决定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6月30日的筹备会上，大家推举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会议商定了4条规约：“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第二天，学会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根据李大钊等人的提议，将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沈泽民、黄日葵、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蔡和森、李达、杨贤江、缪伯英、许德珩、田汉、朱自清等来自各个领域的进步青年，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当时在北京，唯有李大钊有可能联系各种社团和派别，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因为他的个性之温和且极富耐心，都非常人可比。
1919年9月21日，即周恩来发起组织的天津觉悟社成立5天后，李大钊应邀前往天津给予指导。上午，他做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演。下午，他与觉悟社成员座谈，对这个被称为“天津小明星”的组织打破封建隔阂，把男女同学合作、组织起来，表示赞许，嘱咐他们要好好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当时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后来回憶道：“他走后，我们都传诵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战后之妇人问题》这三篇，后来又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大家第一次从李大钊先生的文章中接触到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生那次来觉悟社，使多数社员同他发生了关系，也就是通过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因此，李大钊真可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点种人。
五、正气浩然，中华民族的“脊梁”
但是历史并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发展。1925年3月12号，孙中山病逝。李大钊领导了有几十万群众参加的追悼活动。孙中山出殡那天，李大钊参加抬棺仪式，并写下一副长达214字的挽联，表达哀悼。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后，1927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李大钊去世几个月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以失败告终。
在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李大钊在狱中屡受酷刑，仍铁骨铮铮，面对诱降，凛然应对：“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奴才！”
因此，李大钊的被捕，在当时引发巨大的社会影响，京津各报社评纷纷为李大钊呼吁，各方有识之士奔波营救，甚至有军阀干将因忌惮“杀戮国士，遗千载恶名”而为李大钊说情。各方营救虽未成功，但也充分说明李大钊的道义感召力。
李大钊英年早逝，但他一生勤勉，写出上百万字的文稿。据统计，仅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就发表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140篇，平均每六天就发表一篇，这对于当时许多不清楚该选择走哪条路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思想上的指路明灯。舍小家，为大家，李大钊笔耕不辍，却未给家人留下一封书信。
李大钊在一篇题为《牺牲》的文章中这样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音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大钊用自己生命和鲜血，兑现了这个誓言。他的生命虽然短暂，没有机会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诞生，但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不慕名利，淡泊寡欲，廉洁克己，肝胆照人，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近代先进的思想统一于一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撰写的这副对联，正是他一生的最好写照。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李大钊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致力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了杰出贡献。“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李大钊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精神，必将永载史册、历久弥新。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自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他，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李大钊“崇信共产主义”，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播撒真理的“火种”：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协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一系列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和贡献的文章;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的这些努力与探索，为中国革命者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也为中国革命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曾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初，李大钊等革命家就开始商议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领导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3月，李大钊撰文号召全国的共产主义者“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力宣传、发起建立的团体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李大钊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同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四大上當选为中央委员。他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掀起了北方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明确提出将“浩大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在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后，他亲自出面做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的工作，推动他们参加国民革命。1922年至1924年，他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李大钊还领导北方党组织配合五卅运动和北伐的胜利进军，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大革命的胜利推进作出了卓越贡献。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李大钊受尽酷刑却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他第一个走上绞刑架，高喊“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湖南文理学院”）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他是五四运动的著名领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首次将学生运动与工人群众斗争结合，推动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生前亲笔撰写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正是他一生的追求和行为的生动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兼学者一生的真实描绘。在李大钊看来，革命知识分子是一个肩负着某种特殊历史使命的社会群体，承担着社会理想、正义、良知的责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而要“求真”，必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立志与求学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在他还不到一岁的时候，父母就双双离开人世，祖父把他养大成人。在他很小的时候，听老师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他非常羡慕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求学期间，李大钊借着回答老师的问话，抒发了立志报国的豪情，他曾说：“欲立其身，先忧其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念书就是为了强国富民，不能只想自己一生锦衣玉食，而忘了国家民族。”看到社会的黑暗和国家危亡的局势，激发了青年李大钊的爱国热情，他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
李大钊幼时由祖父教他识字，送他进入私塾读书。1905年，李大钊进入永平乐中学。1907年，他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
北洋学堂时期的李大钊是一个忧国忧民、积极奔走于反帝反封建运动前线的新青年，但此时的李大钊，对于国家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倡导共和民主，建立立宪制国家”的阶段。在北洋学堂学习期间，李大钊进一步了解到建立共和，实现理想的困难。这要提到当时的背景，1901年后，迫于国内外压力，清政府不断推出新政，5名朝廷大臣被派出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虽然在1906年，朝廷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但真正进行立宪改制却遥遥无期。1910年，十余省咨议局共同发起了召集国会的请愿活动。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举行了罢课，一同加入到请愿活动中。李大钊便是北洋学堂请愿活动的8個学生总代表之一。活动进行很有组织与纪律，但最终活动却以失败告终，学生险些遭受武力镇压。
1912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瓦解了清政府，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却异常坎坷，先是总统袁世凯隐约露出恢复帝制的端倪，后是民国建立后短暂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近二百个政党。1912年，李大钊担任了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编辑学会刊物《言治》。
1913年，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的李大钊，由于现实与理想上的冲突，政治观念上的不成熟，暂时失去了人生方向。同年，李大钊收到同学从日本寄来的邀请自己去日本留学的信函。此时的李大钊感到自己的才学还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便有了东渡留学日本的念头。李大钊曾在法政学堂预科时期，刻苦学习日语与英语，正好为他留学日本打下了语言上的基础。1913年冬季，李大钊前往日本，并于1914年9月8日进入了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本科。
在早稻田大学，李大钊第一年必修的课程有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政、应用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民法论、刑法论等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的课程。给李大钊授课的日本老师中，有很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讲授国家学原理，受西方英美政治学说影响较深的教授浮田和民;还有讲述帝国宪法，提出“天皇机关说”，组建日本宪法学体系的重要人物美浓部达吉。但其中对李大钊影响最深的当属日本著名社会主义学者，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安部矶雄。安部矶雄是研究政治经济学、都市问题的教授，曾先后于德国柏林、美国留过学，留学期间就展现出了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在返回日本后参加了工人运动，并且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其实，李大钊最早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相关内容，是在留日以前。1912年在李大钊与同学合作编写的《〈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中，提到“日本伪立宪而有幸德秋水鼓吹社会主义”。幸德秋水是与安部矶雄一同创立社会民主党的人物之一，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1912年前后，李大钊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李大钊遇到了与幸德秋水一同献身社会主义的安部矶雄。安部矶雄喜欢用社会主义的观点讲授经济学知识。据称，此时的李大钊对于安部矶雄教授所讲授的社会主义观点和都市问题很感兴趣，常在课后到教授的住处询问相关问题。与安部矶雄教授的交流是李大钊能够形成对社会主义初步认识的原因之一。
二、最具影响力的精神领袖
早年的李大钊为了寻求救国良策，曾在友人的帮助下到日本留学。这次求学之路，也成了他踏上新的救国道路的转折点。1915年初，三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神田区基督教青年会所在地召开大会，发起反对袁世凯的运动。李大钊以留日学生总会负责人的身份，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指出“日本趁世界大战之机，欲攫取在华特权，欲灭亡中国”。
随后，他又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揭露日本企图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据为己有的野心。一时间，李大钊成了著名的爱国志士，但是因为从事于政治活动而耽误了很多功课。
1916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理由，开除了李大钊，而就是这位被开除的学生，改变了未来中国的命运。
李大钊1916年回国后，于1918年初到北京大学任职，他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做教师，而是担任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因为知识渊博，在文化界的影响力迅速蔓延。1924年3月，北京大学举办25周年校庆时曾做了一项民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民调的结果是，李大钊在入选的九名国内大人物中，名列第八位。李大钊在北大授业解惑、研究学问，并致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中国，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浪潮，也摧毁了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拜。李大钊便是其中之一。当会议否决了中国代表提出终止二十一条的要求，并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时，李大钊参与编辑的北京《晨报》，第一时间披露了这个消息。接着，李大钊又在《每周评论》《新青年》等杂志，开辟专栏报道山东问题和北京公民大行动，一场改写历史的运动蓄势待发。
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一篇《五一节MayDay杂感》的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直接行动，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马上就要到来，这就是五四运动。
迫于各种压力，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以学生的胜利落幕。在这次运动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第一次实现了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斗争相结合，这也让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时，北大还有一位年轻的教授胡适，他的魅力和影响力不亚于李大钊。他与李大钊同事近十年，又是挚友。当时，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胡适与李大钊这两位同事，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
在此期间，李大钊还结识了一位跟他的立场不尽相同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并一起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经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时常常会说，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在孙中山眼中，李大钊学识渊博、大智大勇，思想深邃、脚踏实地，是个真正值得钦敬和信赖的革命同志。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的望志路106号，一班人来到这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的回忆，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正忙于主持北京大学教师追讨欠薪的工作，其他党员大多因为事务缠身，抽不出时间来。而张国焘正好在上海，于是就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而中共的另一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那时正在广东当教育厅长也没有出席。南陈北李就这样错过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不过，李大钊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贡献和他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因此而降低。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并没有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作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在中国，他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李大钊是最有影响力的精神领袖。
三、把《新青年》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
从日本回国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深入了。
“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混淆），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高一涵回忆道。
当时，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活动，反对大小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展开的内战。标榜“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已无法满足这种现实斗争的需要。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一次，陈独秀来到李守常同志的办公室，当时我也在。我们三人谈起当前政治斗争的形势，须出一个刊物，与《新青年》配合，互相补充，密切适应政治斗争进行宣传鼓动，最后便商定再办一个周刊，即《每周评论》。初办时，集稿校印等具体工作，完全是由守常和我负实际责任。有一次，即是在印第四期的时候，不知怎的，本来是印五号字的，印刷所擅自排了四号字。等我们去校对时发现了，对此守常同志曾大闹一阵。此虽小事，也可看出他的认真不苟来。”张申府回忆道。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群情激昂。1919年5月4日，北京14所大专院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并在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北京的爱国行动得到各地响应。李大钊派邓中夏等到各大城市进行宣传和联络。为指导运动的发展，李大钊于5月18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写道，不仅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单是打死几个卖国贼、开几个公民大会解决不了问题，要改造强盗世界，实行民族自决。
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也出版了。这期杂志由李大钊担任轮值编辑。他把这期杂志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了他精心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专号还刊发了顾孟余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周作人的译作《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及转载自其他报刊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的生涯》等文章。鲁迅的著名小说《药》也刊登在专号上。鲁迅称李大钊是“革命的先驱者”，自己是“听将令”的“小兵”：“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李大钊说：“我们见面虽不多，但他（鲁迅）和我却很能‘默契’。他善于‘忘我’，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战友。”
连同当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刊登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李大钊首次在我国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写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我们现在讲党员要不忘初心，这篇两万多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初心之作，也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侯且岸说。 四、点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据李大钊的亲戚赵云奇回忆，1918年夏，李大钊回到家乡河北乐亭度暑假。赵云奇问他：“三姐夫！你在北京倒是干啥呀？”李大钊浅浅一笑说：“点种。”赵云奇对这个回答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继续问：“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点什么种？”李大钊说：“你是个商人，是不懂我点的什么种的。”赵云奇后来才明白，三姐夫点的种子，“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
1918年10月，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他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在天安门广场听到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说，逐步放弃了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他曾于1936年在延安向斯诺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1920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49年3月，毛泽东由西柏坡北上进京途中又讲道：“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依据的是英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其中的英文版就是李大钊通过陈独秀借给他的。“《资本论》也是在李大钊的鼓励下，由我祖父侯外庐从德文原版开始系统翻译。为求准确，李大钊还把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经济学教授陈瀚笙介绍给我祖父。”侯且岸说。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主张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新青年》《每周评论》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李大钊认为还不够。他与王光祈等人商量，决定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6月30日的筹备会上，大家推举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会议商定了4条规约：“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第二天，学会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根据李大钊等人的提议，将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沈泽民、黄日葵、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蔡和森、李达、杨贤江、缪伯英、许德珩、田汉、朱自清等来自各个领域的进步青年，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当时在北京，唯有李大钊有可能联系各种社团和派别，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因为他的个性之温和且极富耐心，都非常人可比。
1919年9月21日，即周恩来发起组织的天津觉悟社成立5天后，李大钊应邀前往天津给予指导。上午，他做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演。下午，他与觉悟社成员座谈，对这个被称为“天津小明星”的组织打破封建隔阂，把男女同学合作、组织起来，表示赞许，嘱咐他们要好好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当时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后来回憶道：“他走后，我们都传诵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战后之妇人问题》这三篇，后来又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大家第一次从李大钊先生的文章中接触到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生那次来觉悟社，使多数社员同他发生了关系，也就是通过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因此，李大钊真可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点种人。
五、正气浩然，中华民族的“脊梁”
但是历史并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发展。1925年3月12号，孙中山病逝。李大钊领导了有几十万群众参加的追悼活动。孙中山出殡那天，李大钊参加抬棺仪式，并写下一副长达214字的挽联，表达哀悼。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后，1927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李大钊去世几个月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以失败告终。
在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李大钊在狱中屡受酷刑，仍铁骨铮铮，面对诱降，凛然应对：“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奴才！”
因此，李大钊的被捕，在当时引发巨大的社会影响，京津各报社评纷纷为李大钊呼吁，各方有识之士奔波营救，甚至有军阀干将因忌惮“杀戮国士，遗千载恶名”而为李大钊说情。各方营救虽未成功，但也充分说明李大钊的道义感召力。
李大钊英年早逝，但他一生勤勉，写出上百万字的文稿。据统计，仅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就发表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140篇，平均每六天就发表一篇，这对于当时许多不清楚该选择走哪条路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思想上的指路明灯。舍小家，为大家，李大钊笔耕不辍，却未给家人留下一封书信。
李大钊在一篇题为《牺牲》的文章中这样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音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大钊用自己生命和鲜血，兑现了这个誓言。他的生命虽然短暂，没有机会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诞生，但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不慕名利，淡泊寡欲，廉洁克己，肝胆照人，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近代先进的思想统一于一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撰写的这副对联，正是他一生的最好写照。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李大钊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致力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了杰出贡献。“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李大钊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精神，必将永载史册、历久弥新。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自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他，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李大钊“崇信共产主义”，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播撒真理的“火种”：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协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一系列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和贡献的文章;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的这些努力与探索，为中国革命者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也为中国革命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曾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初，李大钊等革命家就开始商议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领导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3月，李大钊撰文号召全国的共产主义者“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力宣传、发起建立的团体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李大钊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同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四大上當选为中央委员。他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掀起了北方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明确提出将“浩大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在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后，他亲自出面做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的工作，推动他们参加国民革命。1922年至1924年，他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李大钊还领导北方党组织配合五卅运动和北伐的胜利进军，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大革命的胜利推进作出了卓越贡献。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李大钊受尽酷刑却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他第一个走上绞刑架，高喊“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湖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