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半辈子兵，挣到几枚纪念章：解放华北纪念章、解放西北纪念章，还有解放大西南纪念章等等。因为曾经听到有人说，这些纪念章“含金量不高”或根本不含金，所以我从来没敢把它们戴在胸前到公共场所去风光。只是每隔几年就从箱底翻出来，查看一下生锈了没有，然后包起来再放到原处。每当我独自悄悄地进行这项工作时，老伴总能突然从身后钻出来说：“嗨！你老翻腾那些东西干什么？”我无言以对。心里暗想，这些东西藏了几十年，确实也没有什么用项，只有等我死了把它们带到火葬场与我同归于烬就是了。万万没想到，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９日上午，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和老干处处长开车找到我的临时住地，给我又送来一枚纪念章。章名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题写，全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纪念章”，镀金２４ Ｋ，金灿灿，沉甸甸。我拿到手中，心情格外激动，不知该对送章的同志说什么好。书记见状，怕我的脑血管出事，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他先说话了：“老王，按司法部的要求，我们还应该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可是我们单位（近一千人）参加过抗战的只剩下您和老庄、老谭三位老同志了。老庄有病不能出门，老谭才从医院回家，您也是常年患病的老人，因而座谈会开不成了……” 书记说的老庄，名叫庄重，在新四军还没有成立之前，他就在我党领导的江南抗日游击纵队某部任政治委员了，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是新华社驻华东野战军的特派记者，在徐州市建立的淮海战役纪念馆里，至今还悬挂着他在战地采访的戎装照片。书记提到的老谭，是个女同志，名叫谭冰洁，她是罗荣桓元帅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时参军的知识青年，后来也是华东野战军的知名记者，新华总社的老一辈。三位老同志中，只有我是八路军１２０师的部属，个人经历平凡，仅为１９４４年４月参军的一个小兵。虽也参加过数次战斗，但因年龄过小（１１岁），没有主动出击敌人的机会，只能做些唱歌、演戏、刷标语、洗血衣、为伤员端屎倒尿的后勤工作，与老庄、老谭相比，自感受之有愧。经过几分钟的思考，我向送来纪念章的同志发表了下面一段答谢词：“感谢二位专程上门为我送来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纪念章。接受此章本该感到惭愧，但是又想，这块纪念章上凝聚着我国３５００ 万抗日军民的鲜血，其中有我不少战友、也有我父亲（王保烈士）和我姥爷（蒙蔚烈士）的鲜血，他们两位都是在交战中直接死于日寇刺刀和枪弹下的抗日军人——团、连级干部。我母亲蒙青山，也是抗日军人。他们都未能等到今天，我就代替他们把这枚纪念章收下吧……”第二天，在老伴和两个女儿的帮助下，我把所有的纪念章和国防部、中宣部、司法部颁发的奖章都找出来别在衣胸上穿戴起来，在镜子前照了又照，直到自己不好意思了才从衣服上摘下收藏起来。不料几天后，一大早有人按门铃，我拉开门一看，原来是邻居贺平女士和她的女儿站在门外。因为她们母女二人是第一次来访，我不明她们的来意，立在门内发问：“有什么事吗？” 贺女士说：“听说您获得一枚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纪念章，我女儿特别好奇，我们想看一看，不知您方便不方便？”我把客人领进客厅坐下，贺女士指着她的女儿向我做进一步介绍：“她叫张一淑，去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现在北京市一家公司上班，今年已经２３岁了，可脾气还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我望着这位少女的面孔，心里却想着我国当代千百万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在他们中有些人对世界现代历史知之甚少，对祖国的荣辱历史十分冷漠。于是，我以严肃的表情向这位少女发问：“你为什么想看我刚刚获得的这枚纪念章？” 张一淑答：“我在电视上看到胡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给抗日战士代表颁发纪念章，但没有看清这枚纪念章是什么样子。听我父母说，您也获得了这种荣誉，我们住得这么近，要不来亲眼看看，不是太亏了吗？”我取出纪念章，她双手接住，像审视珍宝一样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还大声读出纪念章背面印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几个字。送走客人，心灵若有所得。随手提起笔来在一张雪白的纸上写下两行字：“邻居贺平之女，张一淑，２３岁，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她是个同祖国荣辱与共的热血青年。感谢她上门来，对我这枚纪念章所表示的真诚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