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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充分证明了党领导人民实现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等13个方面，首次系统全面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要求“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是一个没有主语的要求，而是党领导人民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个制度优势不是单一的，而是全面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累积的，不是一般的，而是显著的，不是平均用力的，而是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统领下的各方面优势;这个治理效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全面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与时俱进的，不是一般的，而是显著的，不是平均用力的，而是党的领导这一最大效能统领下的各方面效能;这个更好转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全面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随时随地的，不是见物不见人的，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不是顾此失彼的，而是统筹兼顾的。由此不难看出，“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全面的显著的具体的国家制度优势全面协调可持续地转化为全面具体显著的国家治理效能。也就是说，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第一要义是转化，根本是党的领导，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个转化是一个与时俱进、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动态过程，是一个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持续完善的过程;这个转化是实现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人民主体、市场有效、社会有机的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过程。
一、“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把现实中问题变为专家手中课题，进而把专家手中课题变为国家议题的过程
国家出台重大文件涉及重大议题，都是一个经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是一个把现实中问题变为专家手中课题，把专家手中课题变为国家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国家议题再从上到下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的过程，这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民主集中的过程，也是一个汇集智慧、形成共识的过程。
首先，“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党不断认识的智慧结晶。重视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从邓小平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党的十四大提出“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党要更好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难看出，从国家制度建设重要性、制度建设成熟和定型，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再到党领导人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制度，最后到党领导人民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党对“中国之制”（制度）“中国制治”（制度治理）“制治之效”“中国制度治理效能”这一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深化、不断拓展、不断成熟的。
其次，党对“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认识离不开对广大学者研究成果的选择性借鉴。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通过“中国制治”实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局势下，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等理论命题。这些理论命题是对西方专家学者的“无政府的治理”“多中心治理”“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小政府大社会”“分权治理”等代表性观点的批判性借鉴，也是对中国学者关于“政府治理”“地方治理”“乡村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良制善治”等观点合理因素的吸收。
最后，党对“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认识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党和国家层面关于“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政治议题不仅来自于专家手中课题，而且来自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这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改革发展稳定问题、治党治国治军问题、内政外交国防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发展不足，也就是发展充分性问题，一个是发展不当，也就是发展不平衡问题，一个涉及发展的动力机制，一个涉及发展的平衡机制，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二、“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党领导人民实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机的分工协作过程
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一个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过程，是一个在党的统领下实现政府有为、人民有力、市场有效、社会有机的过程，不是去政党化、去政府化的过程，而是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人民主体有机结合的过程，是着眼于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着眼于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互补作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合力作用、国家和社会“两个伙伴”的合作作用的过程。 首先，“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党领导的过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质的规定性，明确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不仅要从党内组织和工作关系的角度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要从党和其他组织、机构、事业关系的角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不仅是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也是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党统揽全局不是包揽一切，党协调四方不是代替各方，而是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情况下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就是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是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意义上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各条线、各部门的作用，发挥社会与市场的力量，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其次，“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依靠人民的过程。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显著优势，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效能，说到底都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都是体现党的人民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根本上都是为了解决发展不足和不当问题，实现充分发展和平衡发展，从而解决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断从横向上满足人民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的全面需求，从纵向上满足人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可持续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中蕴含着巨大能量和智慧，只有发挥人民的聪明才干和蓬勃力量，才能实现国家制度优势更好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
最后，“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也是一个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机的过程。政府有为不是政府包揽一切，也不是政府无所作为，而是转变职能。政府职能转变的经济维度，就是既要放松对经济生活的直接管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作用，同时还要建立平衡与弥补市场经济自发秩序负面后果的保护性社会机制。政府职能转变的社会维度，就是既要放松对社会生活的管控，让社会更多地承担起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职能，也要做好培育社会的职能。也就是说，政府职能转变的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一方面是指政府需要面向市场，发展经济、促进增长、实现繁荣;另一方面是指政府需要面向社会，了解人民、理解社会，并且及时回应人民和社会需求。也就是政府做自己该做的，就是在多元中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定方向，就是让市场有效、让社会有机，就是要在一个更大系统里面回应需求、引领需求，在分工和协同中让国家治理体系成为有机整体。当政府、市场、社会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合理的规范作用，并且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相互推进的时候，才能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三、“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把理论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政策优势，把政策优势转化为执行优势的过程
“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衔接对接、有机转化过程，这些环节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需要我们深入把握，才能實现。
首先，“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把理论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化解中国问题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理论优势。在新时代谋治理，根本的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理论主张制度化，关键的是把其中蕴含的精神实质制度化。这个精神实质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这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和真谛。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优势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就是实现以人为本和实事求是这八个字的转化，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制度优势。
其次，“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政策优势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具有以人民为中心优势，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政策优势，就是将全国一盘棋的优势转化为促进平衡发展的优势，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优势转化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优势，就是要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方面形成的全面综合制度优势转化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策优势，只有转化为政策优势的制度优势，才能增强人民群众对制度的认同感。
最后，“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把政策优势转化为执行优势的过程。我们需要的政策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政策，这个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政策不是说政策好了，人民自然而然就好了，而是需要我们去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政策，也就是要通过自己的人为努力去对接为人民的政策。不去对接，不去努力，政策不会自动转化为人民的好日子。因此，我们要把政策优势转化为执行优势，也就是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激活政策，让政策为自己所用，让政策为自己服务。任何政策都有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自己要去领悟和对标对表，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执行，政策优势所承载的红利才会变为现实。
总之，“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既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也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更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和国外现代化发展的再版和翻版。不简单延续历史，并不等于不对历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简单套用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并不等于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照搬其他国家做法，不等于不吸收其有益经验，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将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与中国国家治理实际相结合进行综合创新。“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是单一的政治、法治、德治、智治、自治，而是政治、法治、德治、智治、自治“五治并举”的过程。“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仅是一个有效治理和治理有效相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治理与治理科学相结合的过程，还是一个民主治理与治理民主有机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聚焦问题、凝心聚力、形成合力、化解矛盾、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人为本、把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把现实优势变为治理效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过程，也是一个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过程。
作者系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务处副处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双艳珍
一、“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把现实中问题变为专家手中课题，进而把专家手中课题变为国家议题的过程
国家出台重大文件涉及重大议题，都是一个经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是一个把现实中问题变为专家手中课题，把专家手中课题变为国家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国家议题再从上到下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的过程，这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民主集中的过程，也是一个汇集智慧、形成共识的过程。
首先，“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党不断认识的智慧结晶。重视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从邓小平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党的十四大提出“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党要更好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难看出，从国家制度建设重要性、制度建设成熟和定型，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再到党领导人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制度，最后到党领导人民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党对“中国之制”（制度）“中国制治”（制度治理）“制治之效”“中国制度治理效能”这一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深化、不断拓展、不断成熟的。
其次，党对“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认识离不开对广大学者研究成果的选择性借鉴。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通过“中国制治”实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局势下，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等理论命题。这些理论命题是对西方专家学者的“无政府的治理”“多中心治理”“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小政府大社会”“分权治理”等代表性观点的批判性借鉴，也是对中国学者关于“政府治理”“地方治理”“乡村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良制善治”等观点合理因素的吸收。
最后，党对“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认识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党和国家层面关于“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政治议题不仅来自于专家手中课题，而且来自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这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改革发展稳定问题、治党治国治军问题、内政外交国防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发展不足，也就是发展充分性问题，一个是发展不当，也就是发展不平衡问题，一个涉及发展的动力机制，一个涉及发展的平衡机制，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二、“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党领导人民实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机的分工协作过程
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一个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过程，是一个在党的统领下实现政府有为、人民有力、市场有效、社会有机的过程，不是去政党化、去政府化的过程，而是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人民主体有机结合的过程，是着眼于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着眼于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互补作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合力作用、国家和社会“两个伙伴”的合作作用的过程。 首先，“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党领导的过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质的规定性，明确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不仅要从党内组织和工作关系的角度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要从党和其他组织、机构、事业关系的角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不仅是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也是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党统揽全局不是包揽一切，党协调四方不是代替各方，而是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情况下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就是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是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意义上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各条线、各部门的作用，发挥社会与市场的力量，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其次，“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依靠人民的过程。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显著优势，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效能，说到底都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都是体现党的人民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根本上都是为了解决发展不足和不当问题，实现充分发展和平衡发展，从而解决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断从横向上满足人民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的全面需求，从纵向上满足人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可持续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中蕴含着巨大能量和智慧，只有发挥人民的聪明才干和蓬勃力量，才能实现国家制度优势更好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
最后，“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也是一个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机的过程。政府有为不是政府包揽一切，也不是政府无所作为，而是转变职能。政府职能转变的经济维度，就是既要放松对经济生活的直接管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作用，同时还要建立平衡与弥补市场经济自发秩序负面后果的保护性社会机制。政府职能转变的社会维度，就是既要放松对社会生活的管控，让社会更多地承担起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职能，也要做好培育社会的职能。也就是说，政府职能转变的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一方面是指政府需要面向市场，发展经济、促进增长、实现繁荣;另一方面是指政府需要面向社会，了解人民、理解社会，并且及时回应人民和社会需求。也就是政府做自己该做的，就是在多元中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定方向，就是让市场有效、让社会有机，就是要在一个更大系统里面回应需求、引领需求，在分工和协同中让国家治理体系成为有机整体。当政府、市场、社会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合理的规范作用，并且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相互推进的时候，才能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三、“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把理论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政策优势，把政策优势转化为执行优势的过程
“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衔接对接、有机转化过程，这些环节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需要我们深入把握，才能實现。
首先，“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把理论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化解中国问题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理论优势。在新时代谋治理，根本的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理论主张制度化，关键的是把其中蕴含的精神实质制度化。这个精神实质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这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和真谛。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优势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就是实现以人为本和实事求是这八个字的转化，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制度优势。
其次，“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政策优势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具有以人民为中心优势，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政策优势，就是将全国一盘棋的优势转化为促进平衡发展的优势，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优势转化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优势，就是要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方面形成的全面综合制度优势转化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策优势，只有转化为政策优势的制度优势，才能增强人民群众对制度的认同感。
最后，“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一个把政策优势转化为执行优势的过程。我们需要的政策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政策，这个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政策不是说政策好了，人民自然而然就好了，而是需要我们去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政策，也就是要通过自己的人为努力去对接为人民的政策。不去对接，不去努力，政策不会自动转化为人民的好日子。因此，我们要把政策优势转化为执行优势，也就是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激活政策，让政策为自己所用，让政策为自己服务。任何政策都有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自己要去领悟和对标对表，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执行，政策优势所承载的红利才会变为现实。
总之，“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既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也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更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和国外现代化发展的再版和翻版。不简单延续历史，并不等于不对历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简单套用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并不等于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照搬其他国家做法，不等于不吸收其有益经验，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将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与中国国家治理实际相结合进行综合创新。“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是单一的政治、法治、德治、智治、自治，而是政治、法治、德治、智治、自治“五治并举”的过程。“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仅是一个有效治理和治理有效相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治理与治理科学相结合的过程，还是一个民主治理与治理民主有机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聚焦问题、凝心聚力、形成合力、化解矛盾、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人为本、把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把现实优势变为治理效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过程，也是一个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过程。
作者系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务处副处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双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