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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年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1978年再次出发的中国，开始缔造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
1977年，宿迟考入北大法律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律专业大学生；
1982年初，宿迟被统一分配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庭工作，成为司法审判领域中的一员；
1993年8月5日，北京市中院知识产权庭成立，宿迟担任庭长，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1995年5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宿迟担任党组成员、副院长，同时主管知识产权庭；
2014年11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宿迟被任命为全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的院长。
40年前，即1977年，在粉碎“四人帮”、结束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背景下，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1977年10月的一天，广播里传来恢复全国高考制度的消息。恢复高考当年，有570万考生参加，最后被录取的只有27.3万人，录取比例达29：1，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而在这其中，有82位佼佼者走进了北京大学的知识殿堂，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律专业大学生，组成了“北大法律系77级”，至今仍备受中国法律界敬仰！
伴随着改革开放推动法制建设的路线指引，40年来， “北大法律系77级”中，有的成为法学大家，有的成为法律实务界的领军人物。无论身份如何不同，他们用40年时光做了同样一件事——推动中国社会法治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方方面面的开拓者、推动者。今天与我们一同回忆改革历程的主人翁，是“北大法律系77级”中的一员，是中国司法审判变革与发展的见证者，是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推动者。改革开放40年，也是他与法律相融的40年，作为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法制建设中的一员，同时作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推动者、见证者，通过宿迟会长的回忆，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建设与发展的每一步历程……
从北大法律系77级毕业直到2017年12月28日退休，宿迟的职业生涯从未离开过中国司法审判事业。1982年初，宿迟被统一分配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庭工作，作为稀缺的专业人才，仅4年的时间，宿迟便从助理审判员、审判员，被提拔为副庭长，那年宿迟28岁，成为司法领域里最年轻的副庭长之一。
1990年，宿迟被派往德国进修。期间，宿迟接触到的一位知识产权专门法律的老师，不仅是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教授，还是一位退休的法官。不断的交流与探讨，在宿迟心中埋下了知识产权的种子。1992年回国后不久，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任建新院长便建议，要在北京设立知识产权专业的审判庭。当时北京只设有北京高院、北京中院两级市法院，作为少有的拥有国外学习背景的专业人才，张鲁民、宿迟分别被任命为北京高院、北京中院知识产权庭庭长。1993年8月5日，北京市中院知识产权庭对外发布正式挂牌，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回忆中宿迟坦言：“知识产权的司法审判、司法保护，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不仅分不开，而且就是一回事，是一体的。”知识产权庭的设立，也是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审判方式改革的大环境诞生的，它推动了公开审判制度、证据
交换制度、举证责任制度、引入公证证据制度、败诉方承担律师费制度等等。
80年代末期，在交通还不发达、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中国，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主要是由法官积攒一批案件后，驮着大量卷宗下到农村城镇，持续月余的调查、取证、调解来处理案件。“那个年代，民事案件一年能审理二十余件已经算不错了，要是能完成四十件，那是要评优秀得先进的”。但伴随着改革开放、人口流动、商品经济等诸多形势发生变化，这样的审判方式已落后于发展的需要。宿迟时任北京高院民庭副庭长，与当时西城法院主管民事的蒋志培副院长一同探索着加强举证责任审判方式的改革。西城法院作为试点单位，在加强举证责任审判方式改革方面取得了极大突破，全国130多家法院到西城法院取经。“后来《民诉法》修改的时候，就把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一个法条写进了《民诉法》”宿迟回忆道。
1992年南巡讲话，1993年知识产权庭成立。在加强举证责任审判方式改革取得成效后，宿迟带领知识产权庭探索着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光是举证不行，因为得庭审，庭审程序要公平，所以当时要采取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宿迟说。
除此之外，现在普遍使用的公证处公证取证，也是知识产权庭在审判改革中推动产生的。知识产权案件取证难，如何保证证据的真实性，知识产权庭作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创了公证处公证取证的方式。虽然当时的公证只是简单的公证人员监督、证明，但却为今日电子存证等科技方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回忆过往，第一家知识产权庭成立的第一年便受理了百余件案件，这些案件基本上都是涉外案件，大多集中在图书音像制品盗版侵权方面。以当时在国际产生极大影响的迪士尼出版公司诉国内某出版社出版的儿童图书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为例，迪士尼最终胜诉，法院判决没收并销毁全部盗版物，赔偿原告三十余万元。这一案件判决后成为国际多家知名媒体的头条新闻，《纽约时报评论》称这是中国知识产权史上的里程碑。而彼时担任审判长的宿迟，所承受的压力并不是案件本身有多么的复杂，而是众多的舆论指责“你是中国法官还是美国法官，为什么总判他们赢？”宿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向China IP记者讲述道：“当时中美签署了知识产权备忘录，很多国家和国际企业都在观望中国的法制改革，都想知道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口号还是落实到实际。我始终坚信，不能因某些企业的小利而让国家在国际上背负黑锅，让中国形象在世界上受到贬损，这也是知识产权庭成立之初的使命。”
该案件的判决，不仅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在法制改革中对于知
识产权保护的决心和司法审判的专业性，也为更多国际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增加了信心。
1995年5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宿迟担任党组成员、副院长，同时主管知识产权庭。当时的中国在“继续推进改革”的大环境下，市场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知识产权案件维权成本高，至今仍是行业内人士探讨的话题。而在当年，为解决维权成本高，宿迟也是率先提出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制度的倡议者和执行者，而此前律师费都是各付各的，很有可能导致案件胜诉后胜诉方入不敷出。
2018年是中国司法公开20周年，这对北京一中院，对知识产权庭，对宿迟都有别样的纪念意义。1998年7月11日，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北京一中院向全国观众直播了一起知识产权案件的庭审，这也被视为我国司法公开的首开先河之举。当时为何会选知识产权案件作为直播审判案件？宿迟回忆道：“知识产权庭在此之前就每个月定期邀请社会人士、学生等来旁听，所以我们对于公开审判的准备工作以及流程是非常熟悉的，并且也有信心接受直播公开审理。”宿迟担任庭长时便建议司法公开，做到真正的公开审理，接受监督；担任副院长后，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司法公开制度，成为中国法制改革中重要的一笔。
“知识产权审判庭从设立的第一天起便一直伴随着改革，同时它也一直是司法改革直接的推动者，一直在一线、在最前沿，探索并实施着改革。现在看来，这些改革和探索都是成功的，并且在司法领域中被推广。”宿迟在回忆改革过程中说道。
2014年11月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宿迟担任院长。知识产权法院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为了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而设立的审判机构。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进入新阶段。成立之初，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坚持改革创新，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努力创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身为院长，宿迟所肩负的责任可想而知。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以后的改革，实际上是过去的延续，但是从规模、深度、广度和高度方面，都是过去不可比拟的。北京知产法院是从体制上、机制上更高层面要求的探索改革，因此这个改革更加的深入，意义重大。”宿迟表示。
自2014年11月6日建院至2018年6月30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44139件。其中，2015年审结5432件，2016年8111件，2017年12795件。
从1993年第一家知识产权法庭的庭长，到2017年底担任了三年的首家知识产权法院的院长，宿迟对于25年来中国知识产权案件的变化最有发言权。
“20多年的时间，知识产权案件无论是数量还是性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25年前，我任庭长的时候，大部分案件基本都比较简单，主要是盗版光碟，盗版书籍等类型案件。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例如在著作权领域，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侵权的问题跟当年完全不同了。有关技术的案件，当时根本还都没有出现，比如标准必要专利的问题等。商标的问题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特别是有关在先权利与商标注册的冲突等。”宿迟介绍说。
基于改革开放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知识产权案件的国际化、复杂化、多元化等特征愈加显著。站在改革创新的前沿进行探索与尝试，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之初，这便是它的一部分。宿迟坦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院伊始便肩负着两大使命：一是提高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水平，二是全面地推进司法改革。废除个案汇报制，建立专业咨询制；推行诉、审、判一致性改革，贯彻落实庭审实质化要求；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确保裁判标准统一；全面开展专业化审判，多措并举提升审判质效；大幅提升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力度；注重发挥临时保护措施的效用；积极适用证据规则探索证据挖掘；大力推进诉讼诚信建设；严格履行司法审查职能。除此之外，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在转变院庭长职能、实现扁平化管理、加强法官自治、深化司法公开、推进法律共同体建设、购买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改革探索。
秉持著两个使命、三个理念、四个国际一流的理念，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从成立至今，得到了行业内的高度关注和认可，同时也成为中国司法改革在国际上的一张靓丽名片。
改革开放40年，是宿迟与法律结缘的4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二十余年，是宿迟与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并行的二十余年。开拓者、执行者、见证者，每一个身份都与中国法制改革的历程紧密相连。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本身就是伴随着中国四十年以来改革开放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它始终承担着对外开放和司法改革排头兵的作用，也维护着国家科技文化发展融入国际社会整个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后，北上广成立知识产权专业的法院，几年来得到了党内外、国内外的一致称道。我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已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新的发展时期。未来，不论是学者、专家、律师还是法官，在知识产权领域都会有更大的作为，以期为国家的创新驱动战略和国家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宿迟说。
1977年，宿迟考入北大法律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律专业大学生；
1982年初，宿迟被统一分配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庭工作，成为司法审判领域中的一员；
1993年8月5日，北京市中院知识产权庭成立，宿迟担任庭长，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1995年5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宿迟担任党组成员、副院长，同时主管知识产权庭；
2014年11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宿迟被任命为全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的院长。
40年前，即1977年，在粉碎“四人帮”、结束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背景下，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1977年10月的一天，广播里传来恢复全国高考制度的消息。恢复高考当年，有570万考生参加，最后被录取的只有27.3万人，录取比例达29：1，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而在这其中，有82位佼佼者走进了北京大学的知识殿堂，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律专业大学生，组成了“北大法律系77级”，至今仍备受中国法律界敬仰！
伴随着改革开放推动法制建设的路线指引，40年来， “北大法律系77级”中，有的成为法学大家，有的成为法律实务界的领军人物。无论身份如何不同，他们用40年时光做了同样一件事——推动中国社会法治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方方面面的开拓者、推动者。今天与我们一同回忆改革历程的主人翁，是“北大法律系77级”中的一员，是中国司法审判变革与发展的见证者，是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推动者。改革开放40年，也是他与法律相融的40年，作为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法制建设中的一员，同时作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推动者、见证者，通过宿迟会长的回忆，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建设与发展的每一步历程……
第一个知识产权庭的建立及影响
从北大法律系77级毕业直到2017年12月28日退休，宿迟的职业生涯从未离开过中国司法审判事业。1982年初，宿迟被统一分配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庭工作，作为稀缺的专业人才，仅4年的时间，宿迟便从助理审判员、审判员，被提拔为副庭长，那年宿迟28岁，成为司法领域里最年轻的副庭长之一。
1990年，宿迟被派往德国进修。期间，宿迟接触到的一位知识产权专门法律的老师，不仅是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教授，还是一位退休的法官。不断的交流与探讨，在宿迟心中埋下了知识产权的种子。1992年回国后不久，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任建新院长便建议，要在北京设立知识产权专业的审判庭。当时北京只设有北京高院、北京中院两级市法院，作为少有的拥有国外学习背景的专业人才，张鲁民、宿迟分别被任命为北京高院、北京中院知识产权庭庭长。1993年8月5日，北京市中院知识产权庭对外发布正式挂牌，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回忆中宿迟坦言：“知识产权的司法审判、司法保护，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不仅分不开，而且就是一回事，是一体的。”知识产权庭的设立，也是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审判方式改革的大环境诞生的，它推动了公开审判制度、证据
交换制度、举证责任制度、引入公证证据制度、败诉方承担律师费制度等等。
80年代末期，在交通还不发达、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中国，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主要是由法官积攒一批案件后，驮着大量卷宗下到农村城镇，持续月余的调查、取证、调解来处理案件。“那个年代，民事案件一年能审理二十余件已经算不错了，要是能完成四十件，那是要评优秀得先进的”。但伴随着改革开放、人口流动、商品经济等诸多形势发生变化，这样的审判方式已落后于发展的需要。宿迟时任北京高院民庭副庭长，与当时西城法院主管民事的蒋志培副院长一同探索着加强举证责任审判方式的改革。西城法院作为试点单位，在加强举证责任审判方式改革方面取得了极大突破，全国130多家法院到西城法院取经。“后来《民诉法》修改的时候，就把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一个法条写进了《民诉法》”宿迟回忆道。
1992年南巡讲话，1993年知识产权庭成立。在加强举证责任审判方式改革取得成效后，宿迟带领知识产权庭探索着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光是举证不行，因为得庭审，庭审程序要公平，所以当时要采取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宿迟说。
除此之外，现在普遍使用的公证处公证取证，也是知识产权庭在审判改革中推动产生的。知识产权案件取证难，如何保证证据的真实性，知识产权庭作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创了公证处公证取证的方式。虽然当时的公证只是简单的公证人员监督、证明，但却为今日电子存证等科技方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回忆过往，第一家知识产权庭成立的第一年便受理了百余件案件，这些案件基本上都是涉外案件，大多集中在图书音像制品盗版侵权方面。以当时在国际产生极大影响的迪士尼出版公司诉国内某出版社出版的儿童图书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为例，迪士尼最终胜诉，法院判决没收并销毁全部盗版物，赔偿原告三十余万元。这一案件判决后成为国际多家知名媒体的头条新闻，《纽约时报评论》称这是中国知识产权史上的里程碑。而彼时担任审判长的宿迟，所承受的压力并不是案件本身有多么的复杂，而是众多的舆论指责“你是中国法官还是美国法官，为什么总判他们赢？”宿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向China IP记者讲述道：“当时中美签署了知识产权备忘录，很多国家和国际企业都在观望中国的法制改革，都想知道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口号还是落实到实际。我始终坚信，不能因某些企业的小利而让国家在国际上背负黑锅，让中国形象在世界上受到贬损，这也是知识产权庭成立之初的使命。”
该案件的判决，不仅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在法制改革中对于知
识产权保护的决心和司法审判的专业性，也为更多国际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增加了信心。
知识产权庭成为司法改革的推动者
1995年5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宿迟担任党组成员、副院长，同时主管知识产权庭。当时的中国在“继续推进改革”的大环境下，市场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知识产权案件维权成本高，至今仍是行业内人士探讨的话题。而在当年，为解决维权成本高，宿迟也是率先提出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制度的倡议者和执行者，而此前律师费都是各付各的，很有可能导致案件胜诉后胜诉方入不敷出。
2018年是中国司法公开20周年，这对北京一中院，对知识产权庭，对宿迟都有别样的纪念意义。1998年7月11日，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北京一中院向全国观众直播了一起知识产权案件的庭审，这也被视为我国司法公开的首开先河之举。当时为何会选知识产权案件作为直播审判案件？宿迟回忆道：“知识产权庭在此之前就每个月定期邀请社会人士、学生等来旁听，所以我们对于公开审判的准备工作以及流程是非常熟悉的，并且也有信心接受直播公开审理。”宿迟担任庭长时便建议司法公开，做到真正的公开审理，接受监督；担任副院长后，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司法公开制度，成为中国法制改革中重要的一笔。
“知识产权审判庭从设立的第一天起便一直伴随着改革，同时它也一直是司法改革直接的推动者，一直在一线、在最前沿，探索并实施着改革。现在看来，这些改革和探索都是成功的，并且在司法领域中被推广。”宿迟在回忆改革过程中说道。
知产法院是改革的延续和提升
2014年11月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宿迟担任院长。知识产权法院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为了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而设立的审判机构。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进入新阶段。成立之初，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坚持改革创新，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努力创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身为院长，宿迟所肩负的责任可想而知。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以后的改革，实际上是过去的延续，但是从规模、深度、广度和高度方面，都是过去不可比拟的。北京知产法院是从体制上、机制上更高层面要求的探索改革，因此这个改革更加的深入，意义重大。”宿迟表示。
自2014年11月6日建院至2018年6月30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44139件。其中，2015年审结5432件，2016年8111件，2017年12795件。
从1993年第一家知识产权法庭的庭长，到2017年底担任了三年的首家知识产权法院的院长，宿迟对于25年来中国知识产权案件的变化最有发言权。
“20多年的时间，知识产权案件无论是数量还是性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25年前，我任庭长的时候，大部分案件基本都比较简单，主要是盗版光碟，盗版书籍等类型案件。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例如在著作权领域，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侵权的问题跟当年完全不同了。有关技术的案件，当时根本还都没有出现，比如标准必要专利的问题等。商标的问题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特别是有关在先权利与商标注册的冲突等。”宿迟介绍说。
基于改革开放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知识产权案件的国际化、复杂化、多元化等特征愈加显著。站在改革创新的前沿进行探索与尝试，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之初，这便是它的一部分。宿迟坦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院伊始便肩负着两大使命：一是提高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水平，二是全面地推进司法改革。废除个案汇报制，建立专业咨询制；推行诉、审、判一致性改革，贯彻落实庭审实质化要求；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确保裁判标准统一；全面开展专业化审判，多措并举提升审判质效；大幅提升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力度；注重发挥临时保护措施的效用；积极适用证据规则探索证据挖掘；大力推进诉讼诚信建设；严格履行司法审查职能。除此之外，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在转变院庭长职能、实现扁平化管理、加强法官自治、深化司法公开、推进法律共同体建设、购买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改革探索。
秉持著两个使命、三个理念、四个国际一流的理念，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从成立至今，得到了行业内的高度关注和认可，同时也成为中国司法改革在国际上的一张靓丽名片。
知识产权的未来大有作为
改革开放40年，是宿迟与法律结缘的4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二十余年，是宿迟与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并行的二十余年。开拓者、执行者、见证者，每一个身份都与中国法制改革的历程紧密相连。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本身就是伴随着中国四十年以来改革开放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它始终承担着对外开放和司法改革排头兵的作用，也维护着国家科技文化发展融入国际社会整个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后，北上广成立知识产权专业的法院，几年来得到了党内外、国内外的一致称道。我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已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新的发展时期。未来，不论是学者、专家、律师还是法官，在知识产权领域都会有更大的作为，以期为国家的创新驱动战略和国家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宿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