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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干部涉黑犯罪问题是我国刑事领域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对于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一局面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以刑事政策影响最为显著。因此，在研究该问题时，需要把握我国刑事政策的宽严性，充分考虑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刑事政策的指引下，治理乡村干部涉黑犯罪的问题。
关键词：乡村干部;涉黑犯罪;宽严相济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9）11-0052-02
作者简介：谢晖（1978-），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文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刑事法学研究;方立中（1973-），男，汉族，湖北襄阳人，襄州区检察院，检委委员，研究方向：检察基础理论及实务。
一、当前我国乡村干部涉黑犯罪的特点
（一）涉黑形式
当前我国乡村干部涉黑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村干部上任之后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另一种是本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被包装成了乡村干部。理论界将乡村干部涉黑形式分为三类：（1）“由红变黑型”。在参与黑社会组织的村干部中，不乏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等功臣，他们对于乡村建设都有着突出的贡献，深得上级和村民的信任，但是在欲望面前，都未能守住法律的底线，对权力的渴望以及对金钱的渴求，使得他们将村民委员会变成了自己的附属组织。面对触及自己利益的村民，滥用权力，使得涉黑犯罪此起彼伏。即便是“国家级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其中的由“省人大代表”担任的村干部也未能守住内心的底线。（2）“由黑变红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通过以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暗中操纵选举，当选村干部，“以黑变红”，再利用其村干部的外衣纵容当地的黑社会犯罪，“以红护黑”，形成一种犯罪循环。（3）“境外入侵”型。境外的黑社会组织借助代理人的力量，完成对境内基层党组织政权的渗透，从而窃取农村基层政权。[1]它是新兴的黑社会组织侵蚀农村政权组织的形式，其危害性较为突出，虽然此类村干部在数量上并不占据优势，但是考虑到境外黑社会组织的发展已然成熟，因而有着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腐蚀境内农村政权组织的过程中，其力量不容小觑。
（二）获利手段
当前我国乡村干部涉黑犯罪的获利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依托乡村资源。以乡村资源作为划分标准，可将涉黑案件分为两大类：（1）资源型涉黑案件，即在自然资源储备较为丰富的村庄发生的村干部涉黑案件。拥有自然资源优势的村庄，涉黑村干部所需要做的僅仅只是充分发挥自身的职务优势，通过非法开采为自己谋取私利。有了利益作为砝码，涉黑组织的成员就能够在村干部竞选的过程中进行暗箱操控，最终实现黑与红的犯罪循环。（2）区位型涉黑案件，即在有着区位优势的沿海村庄发生的村干部涉黑案件。占据区位优势的村庄，涉黑村干部常见的夺取利益手段以征地、拆迁最为典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配套基础设施日益健全，与此同时，可供开发和利用的土地资源也越来越少。因此，此类村庄的村干部多会运用非法手段将上述土地资源占为己有，并将其变现，最终将这些非法利益收入囊中。此外，也会通过垄断获取非法利益，其垄断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某一行业，甚至会是整个市场。由于沿海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快，其周边的基础设施以及娱乐项目的建设已完备，面对这一高额的利润，蠢蠢欲动的涉黑村干部就会选择将其垄断，通过非法控制，为自己谋取私利。此外，即便没有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的村庄，村干部的涉黑案件数量也不在少数，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涉黑手段，从国家下乡项目款中汲取利益。另一种是依托乡村政权。涉黑村干部掌控乡村政权，职权是其谋取私利路上的垫脚石。不论是征地补偿款，还是惠农救济金，亦或者是集体资源，市场优势，能够带来利益的，涉黑村干部都不会放过。当前的宏观时代背景，以工哺农的色彩较为明显，本该是村民致富的大好时机，利益熏心的涉黑村干部却横空拦截，农民所能收到的补贴可谓是少之又少。除了利益因素，如今还有一些涉黑村干部，将农村基层政权作为自己搭建人脉信息平台的基石，通过这一基层政权组织，实现自己搜集信息的目的。这一平台建立之后，涉黑村干部不仅能够保证经济收入的合法性，同时也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
（三）犯罪手段
面对涉黑犯罪问题愈演愈烈，公安机关也毫不示弱，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打击，涉黑组织也不得不放弃过去的“硬暴力”手段，转向“软暴力”，还通过怀柔、策划群体性事件在内的一系列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1）暴力手段。暴力手段也有软硬之分。硬暴力的暴力性色彩较为明显，极易被发现，因此在公安机关的高强度打压下，使用频率已经大幅度减少。然而考虑到其手段的有效性，在面对威胁组织核心利益的时候，其仍会被作为主要手段。软暴力不具有明显的胁迫性，虽然对受害者的精神造成极大的折磨，但由于没有造成现实性的人身伤害，公安机关很难对其进行定罪，通常只能给予治安处罚的制裁，因而此类手段深受涉黑村干部的青睐。（2）怀柔手段。为实现连任，涉黑村干部通常会对村民略施小惠，通过物质利益达到自己笼络人心的目的，典型的怀柔手段包括帮扶贫困家庭以及向村集体捐钱等。（3）策划群体性事件的手段。此类手段除了能够发动组织成员参与，还能够以争取集体利益为借口，鼓动村民加入群体性事件。村民的加入，使得其活动的隐蔽性大大提高，即便公安人员及时发现，也很难分清村民和涉黑组织成员之间的差别。因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此类方法极少被予以法律责任的追究。
（四）庇护手段
涉黑村干部实现自身庇护的手段有两种：（1）谋取政治身份。这里的政治身份多指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等带有政治光环的身份，能够尽可能帮助其躲避法律的追捕。选举村干部就是其获取政治光环的第一步，许多涉黑的村支书和村主任都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2）腐败政府官员。腐败政府官员的主要方式还是利益手段，涉黑村干部在上台之后，通过非法手段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完成原始积累，随后利用这些财富拉拢腐败政府官员。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之下，一些政府官员心甘情愿地成为涉黑村干部的保护伞，此类政府官员的级别以乡镇级、县处级居多，且涉及范围十分广泛。 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治理乡村干部涉黑犯罪的指引
党中央正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提出的新政策，如今这一政策已然成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我国实现了预防和打击并重，有效缓解了农村矛盾，保证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实现这一政策在乡村干部涉黑问题中的运用，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但若是不能准确把握这一政策的内涵，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方向性的错误。面对这一情况，需要正确把握这一政策的内涵，充分发挥其指引作用，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把握：（1）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情况，对于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的实施者，理当加重刑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适当减轻刑罚，以最大限度减少社会的对立面，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2）正确认识宽与严之间的关系，摒弃重刑主义思想和轻刑化思想;（3）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做到罪刑法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宽严有据，罚当其责;（4）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结合社会治安的形势发展需要，对刑罚的范围和力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力求兼顾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以及惩罚和教育的并重;（5）在保证法律权威性的同时，还应当从社会的稳定性出发，考虑民众能否接受裁判的结果，通过这一刑罚，是否能够实现对犯罪嫌疑人的教育，能否减少社会的对抗，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通过上述分析，可将这一政策归纳如下：当宽则宽，该严则严，轻中有严，重中有宽，宽严适时。其关键就是做到区别对待，实现相对公平公正。犯罪人所犯罪行以及实施的行为各不相同，因而其社会危害性以及人身危险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区别对待，才能进一步保证社会的稳定性。
当前乡村干部涉黑犯罪刑罚的轻缓化，显然是对“宽”的过度解读。如此一来，刑罚的预防效果将大打折扣，刑罚的作用也被弱化。因此，应坚持以下几项原则：（1）坚持从严治吏的原则，充分发挥民主和法治的基石作用，要求国家公职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为人民谋福利，若涉黑村干部违背此忠实义务，且触碰了法律的底线，理当受到严厉的制裁;（2）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刑事政策只能起到引导性的作用，若要保证法律实施的公平与公正，还需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对犯罪人员进行制裁，对于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涉黑村干部，依法进行处理，若未达到犯罪程度，则示以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3）坚持以严济宽、以宽润严的原则，乡村干部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是我国大力培养的人才，因而需要珍惜和爱护，对于参与涉黑的乡村干部，需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予以制裁，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但若是尚未触及法律的底线，还是应当以批评教育为主，实现人才的干预式成长。
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治理乡村干部涉黑犯罪中的实践
结合乡村村干部涉黑犯罪的特点，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处理此类犯罪的过程中，要正确把握“宽”与“严”之间的界限，做到宽严相济，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第一，侦查阶段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保证程序的公正性。尊重法律，尊重人权，在剥夺涉黑村干部权利的同时，也应当保证程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此外，还需要综合考虑犯罪人员的社会危害性，若是存在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及时逮捕将会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性造成极大伤害的，可立即实施逮捕。
第二，审查起诉阶段正确认识并把握“不起诉”的规定。考虑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起诉标准为“重视起诉、轻视不起诉”，[3]笔者认为，对于尚未造成实际危害的涉黑案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不起诉，但同时也应当兼顾“严打”，在保证刑罚确定性的前提下，实施相对严厉的刑罚。对于带有涉黑色彩的案件一律以涉黑案件起诉，宽严之间的把握显然没有拿捏的恰到好处，宽与严都是相对而言的，一概而论的做法显然不具有司法的理性色彩，也違背了这一基本的刑事政策。
第三，审判阶段做到“以严济宽”，兼顾实体和程序。对涉黑村干部的刑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适当减轻，但造成严重后果的，理当严处，绝不姑息，对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或是酌定减轻情节的，均应依法从宽处理。
第四，执行阶段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若是具有能够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法定情节，应当准予适用，对于轻微犯罪，在惩罚时需要充分考虑社会的稳定性，尽可能减少社会的对立面，与此同时还需要做到“严以济宽”、“宽严审时”，对于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犯罪，需要进行严厉的制裁，以示刑罚之严厉。
[ 参 考 文 献 ]
[1]中央提出创新乡村治理体系[N].北京青年报，2017-12-30（A03）.
[2]席顺国.打“黑”犯罪也应宽严相济[J].管理观察，2009（6）：250-251.
[3]贺署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J].法学论坛，2007（3）：71-77.
关键词：乡村干部;涉黑犯罪;宽严相济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9）11-0052-02
作者简介：谢晖（1978-），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文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刑事法学研究;方立中（1973-），男，汉族，湖北襄阳人，襄州区检察院，检委委员，研究方向：检察基础理论及实务。
一、当前我国乡村干部涉黑犯罪的特点
（一）涉黑形式
当前我国乡村干部涉黑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村干部上任之后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另一种是本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被包装成了乡村干部。理论界将乡村干部涉黑形式分为三类：（1）“由红变黑型”。在参与黑社会组织的村干部中，不乏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等功臣，他们对于乡村建设都有着突出的贡献，深得上级和村民的信任，但是在欲望面前，都未能守住法律的底线，对权力的渴望以及对金钱的渴求，使得他们将村民委员会变成了自己的附属组织。面对触及自己利益的村民，滥用权力，使得涉黑犯罪此起彼伏。即便是“国家级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其中的由“省人大代表”担任的村干部也未能守住内心的底线。（2）“由黑变红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通过以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暗中操纵选举，当选村干部，“以黑变红”，再利用其村干部的外衣纵容当地的黑社会犯罪，“以红护黑”，形成一种犯罪循环。（3）“境外入侵”型。境外的黑社会组织借助代理人的力量，完成对境内基层党组织政权的渗透，从而窃取农村基层政权。[1]它是新兴的黑社会组织侵蚀农村政权组织的形式，其危害性较为突出，虽然此类村干部在数量上并不占据优势，但是考虑到境外黑社会组织的发展已然成熟，因而有着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腐蚀境内农村政权组织的过程中，其力量不容小觑。
（二）获利手段
当前我国乡村干部涉黑犯罪的获利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依托乡村资源。以乡村资源作为划分标准，可将涉黑案件分为两大类：（1）资源型涉黑案件，即在自然资源储备较为丰富的村庄发生的村干部涉黑案件。拥有自然资源优势的村庄，涉黑村干部所需要做的僅仅只是充分发挥自身的职务优势，通过非法开采为自己谋取私利。有了利益作为砝码，涉黑组织的成员就能够在村干部竞选的过程中进行暗箱操控，最终实现黑与红的犯罪循环。（2）区位型涉黑案件，即在有着区位优势的沿海村庄发生的村干部涉黑案件。占据区位优势的村庄，涉黑村干部常见的夺取利益手段以征地、拆迁最为典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配套基础设施日益健全，与此同时，可供开发和利用的土地资源也越来越少。因此，此类村庄的村干部多会运用非法手段将上述土地资源占为己有，并将其变现，最终将这些非法利益收入囊中。此外，也会通过垄断获取非法利益，其垄断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某一行业，甚至会是整个市场。由于沿海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快，其周边的基础设施以及娱乐项目的建设已完备，面对这一高额的利润，蠢蠢欲动的涉黑村干部就会选择将其垄断，通过非法控制，为自己谋取私利。此外，即便没有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的村庄，村干部的涉黑案件数量也不在少数，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涉黑手段，从国家下乡项目款中汲取利益。另一种是依托乡村政权。涉黑村干部掌控乡村政权，职权是其谋取私利路上的垫脚石。不论是征地补偿款，还是惠农救济金，亦或者是集体资源，市场优势，能够带来利益的，涉黑村干部都不会放过。当前的宏观时代背景，以工哺农的色彩较为明显，本该是村民致富的大好时机，利益熏心的涉黑村干部却横空拦截，农民所能收到的补贴可谓是少之又少。除了利益因素，如今还有一些涉黑村干部，将农村基层政权作为自己搭建人脉信息平台的基石，通过这一基层政权组织，实现自己搜集信息的目的。这一平台建立之后，涉黑村干部不仅能够保证经济收入的合法性，同时也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
（三）犯罪手段
面对涉黑犯罪问题愈演愈烈，公安机关也毫不示弱，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打击，涉黑组织也不得不放弃过去的“硬暴力”手段，转向“软暴力”，还通过怀柔、策划群体性事件在内的一系列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1）暴力手段。暴力手段也有软硬之分。硬暴力的暴力性色彩较为明显，极易被发现，因此在公安机关的高强度打压下，使用频率已经大幅度减少。然而考虑到其手段的有效性，在面对威胁组织核心利益的时候，其仍会被作为主要手段。软暴力不具有明显的胁迫性，虽然对受害者的精神造成极大的折磨，但由于没有造成现实性的人身伤害，公安机关很难对其进行定罪，通常只能给予治安处罚的制裁，因而此类手段深受涉黑村干部的青睐。（2）怀柔手段。为实现连任，涉黑村干部通常会对村民略施小惠，通过物质利益达到自己笼络人心的目的，典型的怀柔手段包括帮扶贫困家庭以及向村集体捐钱等。（3）策划群体性事件的手段。此类手段除了能够发动组织成员参与，还能够以争取集体利益为借口，鼓动村民加入群体性事件。村民的加入，使得其活动的隐蔽性大大提高，即便公安人员及时发现，也很难分清村民和涉黑组织成员之间的差别。因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此类方法极少被予以法律责任的追究。
（四）庇护手段
涉黑村干部实现自身庇护的手段有两种：（1）谋取政治身份。这里的政治身份多指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等带有政治光环的身份，能够尽可能帮助其躲避法律的追捕。选举村干部就是其获取政治光环的第一步，许多涉黑的村支书和村主任都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2）腐败政府官员。腐败政府官员的主要方式还是利益手段，涉黑村干部在上台之后，通过非法手段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完成原始积累，随后利用这些财富拉拢腐败政府官员。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之下，一些政府官员心甘情愿地成为涉黑村干部的保护伞，此类政府官员的级别以乡镇级、县处级居多，且涉及范围十分广泛。 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治理乡村干部涉黑犯罪的指引
党中央正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提出的新政策，如今这一政策已然成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我国实现了预防和打击并重，有效缓解了农村矛盾，保证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实现这一政策在乡村干部涉黑问题中的运用，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但若是不能准确把握这一政策的内涵，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方向性的错误。面对这一情况，需要正确把握这一政策的内涵，充分发挥其指引作用，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把握：（1）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情况，对于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的实施者，理当加重刑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适当减轻刑罚，以最大限度减少社会的对立面，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2）正确认识宽与严之间的关系，摒弃重刑主义思想和轻刑化思想;（3）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做到罪刑法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宽严有据，罚当其责;（4）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结合社会治安的形势发展需要，对刑罚的范围和力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力求兼顾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以及惩罚和教育的并重;（5）在保证法律权威性的同时，还应当从社会的稳定性出发，考虑民众能否接受裁判的结果，通过这一刑罚，是否能够实现对犯罪嫌疑人的教育，能否减少社会的对抗，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通过上述分析，可将这一政策归纳如下：当宽则宽，该严则严，轻中有严，重中有宽，宽严适时。其关键就是做到区别对待，实现相对公平公正。犯罪人所犯罪行以及实施的行为各不相同，因而其社会危害性以及人身危险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区别对待，才能进一步保证社会的稳定性。
当前乡村干部涉黑犯罪刑罚的轻缓化，显然是对“宽”的过度解读。如此一来，刑罚的预防效果将大打折扣，刑罚的作用也被弱化。因此，应坚持以下几项原则：（1）坚持从严治吏的原则，充分发挥民主和法治的基石作用，要求国家公职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为人民谋福利，若涉黑村干部违背此忠实义务，且触碰了法律的底线，理当受到严厉的制裁;（2）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刑事政策只能起到引导性的作用，若要保证法律实施的公平与公正，还需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对犯罪人员进行制裁，对于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涉黑村干部，依法进行处理，若未达到犯罪程度，则示以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3）坚持以严济宽、以宽润严的原则，乡村干部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是我国大力培养的人才，因而需要珍惜和爱护，对于参与涉黑的乡村干部，需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予以制裁，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但若是尚未触及法律的底线，还是应当以批评教育为主，实现人才的干预式成长。
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治理乡村干部涉黑犯罪中的实践
结合乡村村干部涉黑犯罪的特点，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处理此类犯罪的过程中，要正确把握“宽”与“严”之间的界限，做到宽严相济，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第一，侦查阶段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保证程序的公正性。尊重法律，尊重人权，在剥夺涉黑村干部权利的同时，也应当保证程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此外，还需要综合考虑犯罪人员的社会危害性，若是存在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及时逮捕将会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性造成极大伤害的，可立即实施逮捕。
第二，审查起诉阶段正确认识并把握“不起诉”的规定。考虑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起诉标准为“重视起诉、轻视不起诉”，[3]笔者认为，对于尚未造成实际危害的涉黑案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不起诉，但同时也应当兼顾“严打”，在保证刑罚确定性的前提下，实施相对严厉的刑罚。对于带有涉黑色彩的案件一律以涉黑案件起诉，宽严之间的把握显然没有拿捏的恰到好处，宽与严都是相对而言的，一概而论的做法显然不具有司法的理性色彩，也違背了这一基本的刑事政策。
第三，审判阶段做到“以严济宽”，兼顾实体和程序。对涉黑村干部的刑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适当减轻，但造成严重后果的，理当严处，绝不姑息，对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或是酌定减轻情节的，均应依法从宽处理。
第四，执行阶段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若是具有能够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法定情节，应当准予适用，对于轻微犯罪，在惩罚时需要充分考虑社会的稳定性，尽可能减少社会的对立面，与此同时还需要做到“严以济宽”、“宽严审时”，对于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犯罪，需要进行严厉的制裁，以示刑罚之严厉。
[ 参 考 文 献 ]
[1]中央提出创新乡村治理体系[N].北京青年报，2017-12-30（A03）.
[2]席顺国.打“黑”犯罪也应宽严相济[J].管理观察，2009（6）：250-251.
[3]贺署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J].法学论坛，2007（3）：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