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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清政府的新政如火如荼地开展了10年，新政的样板区域——北洋、湖广等地，与以前相比已经迥然不同。早期现代化的成果——新军、警政、学堂、工厂、铁路、议会等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社会呈现出的这些新事物、新气象，凸显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脚步明显加快了。
深居内陆地区的大西北新政进行的如何呢?当我们开始关注大西北的新政时，无不为资料的缺乏而却步，因此对西北诸省新政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最为薄弱的地方。甚至边疆地区如东北、新疆、蒙古、西藏的新政都颇有研究(赵云田：《清末边疆新政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而处于西北广大地区的陕甘两省(这时青海、宁夏属于甘肃省，1929年分别建省)之新政，几乎还没有人进行研究。不过，经中国、澳大利亚学者的共同努力，存放于澳大利亚悉尼米歇尔图书馆的莫理循文库部分得以整理。其中有关中国西北的资料，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历史》学术期刊资深编辑海伦女士和中国青年史学家、翻译家、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窦坤博士整理翻译为《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和《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两书先后于2007、2008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莫理循全名为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mest Morrison)(1862-1920)，澳大利亚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897年受聘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912年辞去记者职务，受聘为民国政府总统顾问至1920年逝世。他在华二十余年，深深地介入了中国的政治，他身后留下大量的文件、日记、书信、图片资料等。这些资料保留完整，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资料。
莫理循在华期间游遍了中国广大地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直渴望走遍中华帝国的每一寸土地。到目前为止，我已走遍东北三省，18个省中我已去过17个。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我已访问过远东各地，北至西伯利亚，南到暹罗，我都去过。我还从上海出发，向西南走到缅甸的仰光；从东北晖春南下至越南东京，又从东京经云、贵、湘三省北上至湖北汉口。”问题的关键是，莫理循不仅仅是一个旅行家，他还是一名记者；莫理循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而是以记者眼光，记下了旅途中的见闻与访谈，拍下了沿途的大好风光、文物古迹、风土人情以及社会变革方面的照片。这些文字和照片，成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中国的珍贵资料。
1910年，莫理循进行了为时半年的中国西部考察。他从北京出发，乘京汉线火车至河南，由河南到陕西、甘肃、新疆等省进行旅游考察。在考察途中，他采访了大量的当地居民、官府、军队和名人，拍摄了大量照片，写了12篇报道，在《泰晤士报》上连载，为西方了解中国西部开启了一扇窗口，曾经引起那时世界的不小轰动。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是莫理循西南、西北两次游记的合刊。前半部分即西南游记，在莫理循游历后的1895年出版，1998年曾有一个中译本。后半部分西北游记——“1910年，穿越西北”，是当年莫理循为《泰晤士报》写的12篇报道，首次译为中文。
《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画册，是莫理循这次西北游记中拍摄的658张照片(实际有千余张，莫理循挑选了658张)。这些照片珍藏于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莫理循文库，每张照片上均有莫理循书写的日期、地点及照片主题。中澳学者合作将这些照片整理、编译，并附加说明，公布于世。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后半部分)以文字形式，《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以照片形式，全面、真实地记录了1910年莫理循这次西北行的成果，图文并茂，再现了100年前中国大西北社会的真实面貌，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对我们认识那个时代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环境变迁、风俗民情、民族关系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末西北各省的新政情况
清末新政时期的西北各省，虽然大大落后于内地各省，但新军、警察、学校、议会等已出现了，西北地区正在缓慢地向前发展。
莫理循以其极其敏锐的记者眼光观察到西北各省的变化。莫理循在西安期间，曾经到西安咨议局观看和访问。他记述中说：“与其他城市一样，这里的省咨议局于1909年10月14日开会。会期依法开了40天……会议期间我去访问，印象深刻……66名议员组成了咨议局，其中16名是西安的居民，50名由各地选出。”非常遗憾的是，莫理循有关于陕西咨议局的报道，却没有拍下咨议局的照片。但他在新疆咨议局拍下的照片，弥补了西安的缺憾。莫理循拍下的新疆咨议局照片，是在新疆咨议局大门前。大门上额书有“新疆咨议局”五个大字，非常醒目。这张照片是国内非常难得的有关咨议局的一张照片。
莫理循记下的甘肃情况是：“甘肃也在进步，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邮局数量增多。全省建起了邮政线路，提供便宜、有效的服务，这使中国人引以为奇。”“现在有一所省立学堂或叫高等学堂，一所有300名学生的武备学堂，一所标准学堂，还有中等学堂和几所小学。所有的教学方式都是西式的。”莫理循对甘肃新式工业的发展不仅记述很详细，而且还拍下了左宗棠当年创办的织呢局的照片。
莫理循对陕甘新三省(今陕甘青宁新5省区)的新政情况都有所观察和记载，对中国西北各地的进步给予赞赏，赞赏之余对其中的缺陷和不足也如实报道，尤其是对造成这些缺陷和不足的原因——官僚腐败给予无情地揭露，显示了莫理循对问题看法的客观态度。
西北风光古迹、风土人情和人民生活状况
如果说《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西北游记的文字部分主要反映西北各省在新政中的社会发展情况的话，那么《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画册更多记录了这一地区的风光古迹、人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状况、城镇面貌、环境变迁、风俗人情等。
莫理循的658张照片中大约有200多张是这一地区的景色。陕甘总督左宗棠(1866-1880在任)在任15年，为该地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30年后莫理循在这里的考察，拍下了左宗棠当年活动的痕迹。比如他在平凉府附近拍摄的的左公柳大道，在兰州拍摄的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呢局等，以及后人为左宗棠修建的左文襄公祠。他还从不同的角度拍下有关嘉峪关景色的照片16张。
西北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其贫苦。莫理循的658张照片中大约有70-80张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比如乾州的两乞丐、白水子(甘肃)八旬老妪、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儿、路上的乞丐、骆驼林客栈伙计、哈密的维吾尔族人、古城子卖饼的维族小贩等。照片中的这些人衣服褴褛肮脏，人们居住的房屋，几乎都是泥土草房，而且多年失修。由于交通落后，运输工具最常见的就是双轮马车或牛车。莫理循拍下的这种车子，两边有两个直径很大的木轮子，这种车型在商代考古发掘中经常看见，但仍然是这一地区主要的交通工具，有40多张照片是关于这种车子的。
莫理循这些照片中反映的内容，大多是反映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不仅在正史中很少记载，即地方史志中也不多见。而这些内容和写照，正是我们今天研究社会史的重要内容。这两书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
西北各省多民族情况
西北是我国多民族的居住区域，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不同的建筑方式。莫理循的文字和照片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
莫理循拍摄的人物照约有150张左右，涉及人的有汉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等，有的在田间耕作，有的在集镇经商，有的在草原放牧，有的在路途中行走，形形色色，服装、头饰各异，显示了该地区多民族的特色。他还记下了各民族群居但保持各民族习惯特色的文字资料。如他记录新疆伊犁地区的民族杂居区的情况是：“这一地区有多个民族，但彼此之间并不混杂，都保持着本民族的特点。有从华北来的信奉‘大宗教’(佛教)的汉人。主要来自天津，都是‘在理教’的会众。还有信奉‘小宗教’(伊斯兰教)中国人，外国人把他们叫做东干人，最早是从中国西部回民聚集地迁来的。还有两支索伦和锡伯族满人，只说满语”。(《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P246)
总之，《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两书中所反映的内容包罗万象，完全可以说明100年前中国大西北的社会面貌。据我所知，莫理循在西北考察旅游的过程中，还写有日记。他的西北行日记，可能记下了更多的关于西北社会发展的资料。期待窦坤博士继续与澳大利亚学者合作，将莫理循西北行日记早日译出，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资料。
(本文编辑 钱振文)
深居内陆地区的大西北新政进行的如何呢?当我们开始关注大西北的新政时，无不为资料的缺乏而却步，因此对西北诸省新政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最为薄弱的地方。甚至边疆地区如东北、新疆、蒙古、西藏的新政都颇有研究(赵云田：《清末边疆新政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而处于西北广大地区的陕甘两省(这时青海、宁夏属于甘肃省，1929年分别建省)之新政，几乎还没有人进行研究。不过，经中国、澳大利亚学者的共同努力，存放于澳大利亚悉尼米歇尔图书馆的莫理循文库部分得以整理。其中有关中国西北的资料，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历史》学术期刊资深编辑海伦女士和中国青年史学家、翻译家、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窦坤博士整理翻译为《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和《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两书先后于2007、2008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莫理循全名为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mest Morrison)(1862-1920)，澳大利亚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897年受聘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912年辞去记者职务，受聘为民国政府总统顾问至1920年逝世。他在华二十余年，深深地介入了中国的政治，他身后留下大量的文件、日记、书信、图片资料等。这些资料保留完整，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资料。
莫理循在华期间游遍了中国广大地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直渴望走遍中华帝国的每一寸土地。到目前为止，我已走遍东北三省，18个省中我已去过17个。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我已访问过远东各地，北至西伯利亚，南到暹罗，我都去过。我还从上海出发，向西南走到缅甸的仰光；从东北晖春南下至越南东京，又从东京经云、贵、湘三省北上至湖北汉口。”问题的关键是，莫理循不仅仅是一个旅行家，他还是一名记者；莫理循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而是以记者眼光，记下了旅途中的见闻与访谈，拍下了沿途的大好风光、文物古迹、风土人情以及社会变革方面的照片。这些文字和照片，成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中国的珍贵资料。
1910年，莫理循进行了为时半年的中国西部考察。他从北京出发，乘京汉线火车至河南，由河南到陕西、甘肃、新疆等省进行旅游考察。在考察途中，他采访了大量的当地居民、官府、军队和名人，拍摄了大量照片，写了12篇报道，在《泰晤士报》上连载，为西方了解中国西部开启了一扇窗口，曾经引起那时世界的不小轰动。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是莫理循西南、西北两次游记的合刊。前半部分即西南游记，在莫理循游历后的1895年出版，1998年曾有一个中译本。后半部分西北游记——“1910年，穿越西北”，是当年莫理循为《泰晤士报》写的12篇报道，首次译为中文。
《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画册，是莫理循这次西北游记中拍摄的658张照片(实际有千余张，莫理循挑选了658张)。这些照片珍藏于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莫理循文库，每张照片上均有莫理循书写的日期、地点及照片主题。中澳学者合作将这些照片整理、编译，并附加说明，公布于世。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后半部分)以文字形式，《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以照片形式，全面、真实地记录了1910年莫理循这次西北行的成果，图文并茂，再现了100年前中国大西北社会的真实面貌，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对我们认识那个时代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环境变迁、风俗民情、民族关系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末西北各省的新政情况
清末新政时期的西北各省，虽然大大落后于内地各省，但新军、警察、学校、议会等已出现了，西北地区正在缓慢地向前发展。
莫理循以其极其敏锐的记者眼光观察到西北各省的变化。莫理循在西安期间，曾经到西安咨议局观看和访问。他记述中说：“与其他城市一样，这里的省咨议局于1909年10月14日开会。会期依法开了40天……会议期间我去访问，印象深刻……66名议员组成了咨议局，其中16名是西安的居民，50名由各地选出。”非常遗憾的是，莫理循有关于陕西咨议局的报道，却没有拍下咨议局的照片。但他在新疆咨议局拍下的照片，弥补了西安的缺憾。莫理循拍下的新疆咨议局照片，是在新疆咨议局大门前。大门上额书有“新疆咨议局”五个大字，非常醒目。这张照片是国内非常难得的有关咨议局的一张照片。
莫理循记下的甘肃情况是：“甘肃也在进步，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邮局数量增多。全省建起了邮政线路，提供便宜、有效的服务，这使中国人引以为奇。”“现在有一所省立学堂或叫高等学堂，一所有300名学生的武备学堂，一所标准学堂，还有中等学堂和几所小学。所有的教学方式都是西式的。”莫理循对甘肃新式工业的发展不仅记述很详细，而且还拍下了左宗棠当年创办的织呢局的照片。
莫理循对陕甘新三省(今陕甘青宁新5省区)的新政情况都有所观察和记载，对中国西北各地的进步给予赞赏，赞赏之余对其中的缺陷和不足也如实报道，尤其是对造成这些缺陷和不足的原因——官僚腐败给予无情地揭露，显示了莫理循对问题看法的客观态度。
西北风光古迹、风土人情和人民生活状况
如果说《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西北游记的文字部分主要反映西北各省在新政中的社会发展情况的话，那么《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画册更多记录了这一地区的风光古迹、人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状况、城镇面貌、环境变迁、风俗人情等。
莫理循的658张照片中大约有200多张是这一地区的景色。陕甘总督左宗棠(1866-1880在任)在任15年，为该地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30年后莫理循在这里的考察，拍下了左宗棠当年活动的痕迹。比如他在平凉府附近拍摄的的左公柳大道，在兰州拍摄的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呢局等，以及后人为左宗棠修建的左文襄公祠。他还从不同的角度拍下有关嘉峪关景色的照片16张。
西北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其贫苦。莫理循的658张照片中大约有70-80张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比如乾州的两乞丐、白水子(甘肃)八旬老妪、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儿、路上的乞丐、骆驼林客栈伙计、哈密的维吾尔族人、古城子卖饼的维族小贩等。照片中的这些人衣服褴褛肮脏，人们居住的房屋，几乎都是泥土草房，而且多年失修。由于交通落后，运输工具最常见的就是双轮马车或牛车。莫理循拍下的这种车子，两边有两个直径很大的木轮子，这种车型在商代考古发掘中经常看见，但仍然是这一地区主要的交通工具，有40多张照片是关于这种车子的。
莫理循这些照片中反映的内容，大多是反映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不仅在正史中很少记载，即地方史志中也不多见。而这些内容和写照，正是我们今天研究社会史的重要内容。这两书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
西北各省多民族情况
西北是我国多民族的居住区域，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不同的建筑方式。莫理循的文字和照片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
莫理循拍摄的人物照约有150张左右，涉及人的有汉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等，有的在田间耕作，有的在集镇经商，有的在草原放牧，有的在路途中行走，形形色色，服装、头饰各异，显示了该地区多民族的特色。他还记下了各民族群居但保持各民族习惯特色的文字资料。如他记录新疆伊犁地区的民族杂居区的情况是：“这一地区有多个民族，但彼此之间并不混杂，都保持着本民族的特点。有从华北来的信奉‘大宗教’(佛教)的汉人。主要来自天津，都是‘在理教’的会众。还有信奉‘小宗教’(伊斯兰教)中国人，外国人把他们叫做东干人，最早是从中国西部回民聚集地迁来的。还有两支索伦和锡伯族满人，只说满语”。(《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P246)
总之，《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两书中所反映的内容包罗万象，完全可以说明100年前中国大西北的社会面貌。据我所知，莫理循在西北考察旅游的过程中，还写有日记。他的西北行日记，可能记下了更多的关于西北社会发展的资料。期待窦坤博士继续与澳大利亚学者合作，将莫理循西北行日记早日译出，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资料。
(本文编辑 钱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