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三国演义》的小说，三曲京剧老生戏“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使历史上的一个小人物马谡成了一个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眼高手低的反面典型，知名度甚至可以和战国时期的赵国主帅赵括相比——当年由于错误指挥，赵括他亲手葬送了自己和赵国四十万大军的性命。
　　历史上的马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果真是一个无才少谋的纸上谈兵之辈吗？
　　一、马谡其人其才
　　据《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记载：马谡（190—228），字幼常，襄阳宜城（今湖北宜城南）人，三国时期蜀汉大臣，侍中马良之弟。初以荆州从事跟随刘备取蜀入川，曾任绵竹、成都令、越嶲太守。蜀汉丞相诸葛亮用为参军，“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但刘备临死前对孔明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不以为然，拜马谡为参军，可见诸葛亮对马谡器重有加。
　　事实上，马谡确有良策，《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南征时问计于马谡，马谡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为此，马谡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用兵之道，被诸葛亮采纳。后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七擒七赦孟获，目的就是以心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从根本上稳固了蜀汉政权的战略大后方，为日后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小说《三国演义》第八十八回，说三擒孟获时，诸葛亮与马谡同时识破孟获诈降之计，相互“抚掌大笑”，大有英雄所见略同，惺惺相惜之感。
　　在《汉晋春秋》中，习凿齿也视马谡为“俊杰”，而认为刘备所说的马谡之才不可大用的意思，并不是说其“非才”也。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马谡并不是文学戏曲上所描述的那样纸上谈兵之辈，至少也算是一个上等谋士，否则，诸葛亮也不会“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
　　二、马谡之死与街亭之失
　　文学戏曲中的马谡，以全家性命担保而立下军令状去守街亭，街亭失守以后，被诸葛亮挥泪而斩。
　　史书上的马谡之死，却有几种说法。陈寿先后在《三国志》中提出三种说法：一是马谡死于牢中；二是诸葛亮斩马谡；三是马谡畏罪逃亡，丞相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免职。第一种说法写在《马良传》里；第二种说法写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与《王平传》里；第三种说法写在《向朗传》里。第一第二两种说法，互相矛盾。第三种说法，可与第一或第二种并存。因为，马谡可能于逃亡以后被捉住，然后被斩，或死在牢里。
　　马谡到底是怎么死的，留待后来学者去考评，这里不做探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前有街亭之失，后有马谡之死，前为因后为果，马谡之死是因街亭失守引起的。
　　那么，如果弄清楚了失街亭的原因，马谡之死的原因也就清楚了。
　　让我们再现历史上的街亭失守。
　　据《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记载: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眉，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邰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邰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邰所破。
　　《三国演义》描述得就更具体，第九十五回：诸葛亮布置守街亭时特意交代：“汝可小心谨守此地：下寨必当要道之处，使贼兵急切不能偷过。”而马谡并没有按诸葛亮交代的“当要道”下寨，也听不进副将王平的劝谏，执意在山上屯军。司马懿一面命人切断水源，一面亲率几倍于马谡的兵力将马谡的人马四面围定。蜀军见魏军势众，山上又无水不能食，军中自乱，加上魏军又四面沿山放火，蜀军是降的降、逃的逃，大败而退。
　　从以上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蜀军失守街亭的原因很多：一是敌强我弱，除兵力悬殊以外，对方都是名将出战，而且是主帅司马懿亲自现场指挥和参战，马谡哪是对手。二是将帅不合，为了确定下寨的位置，主副二将就争得不可开交，以致分兵把守；三是主帅威信不够，士气不足，见敌方势众而畏惧不敢前，导致马谡未开战之前即先自杀二将；四是最关键的一点，《三国志》讲：“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马谡没有听从诸葛亮的指挥，没有按照诸葛亮交代的当要道下寨，去阻挡魏军，却屯兵山上准备与魏军决战，用马谡引用兵法的话说是“凭高视下，势如劈竹”和“置之死地而后生”。
　　那么，马谡为什么会不听诸葛亮的指挥而自作主张？难道是没有领会诸葛亮的作战意图，抑或是根本就没有临战经验？
　　三、马谡之死的深层次原因解析
　　让我们再来回顾分析马谡求战、布战及战败的全过程。
　　据陈寿《三国志·蜀书九·马良传的附传马谡传》记载：“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通过长期的接触，诸葛亮是认准了马谡，力排众议而提拔使用了马谡为先锋。
　　到现场进行战术布阵时，马谡明明知道诸葛亮要求他去守街亭，只要把街亭守住就万事大吉；而且，诸葛亮已经交代要“当要道下寨”，目的“是使贼兵急切不能偷过”，就是以守为主。但马谡到现场后，不是取守势，而是以与敌人决战的姿态，屯军山上，这从以下三个现象看，马谡此役是想战而不是想守：
　　1.他没有按照诸葛亮的要求，择要道下栅以阻止敌人前进，说明他不是想守，而是想与敌人一战。
　　2.马谡说，兵法云“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从战的角度看，这的确是非常占优的。所以他把部队拉到山上，就是想“势如破竹”往下冲杀，也说明他也是想战。
　　3.他屯兵于山上，按他的说法是“置死地而后生”，将自己置于没有退路的位置上，迫使自己死战，这也说明他还是想战。
　　可见在战略指导思想上，马谡与诸葛亮并不一致，或者说是没有执行诸葛亮的命令。
　　从敌我形势的判断上看，本应该按照诸葛亮的意见采取守势：敌强我弱，以守为主，才能在守中寻找战机；从街亭战略地位及地理形势来看，这个地方为“山僻之地”，也是易守难攻，只有守才更会有胜算。
　　对这些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马谡之才，不可能不知道；而诸葛亮的战略意图，马谡更应该是清楚的。既然如此，那为何马谡会取攻势，那么想战呢？这得从马谡本次争当先锋的心理分析。
　　《三国演义》中描述，诸葛亮安排任务时话音未落，而马谡即主动请缨，诸葛亮以激将法激他时，他主动要求签下生死状。这一方面说明马谡是不辜负诸葛亮的培养，而主动请战，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马谡急于建功，特别是在战场上建战功立业，而不满足于仅做一个幕僚和参军。从马谡以前的经历看，他从来都只是做幕僚，每每给诸葛亮出些好点子，也深受诸葛亮之器重（要不然也不会“违众拔谡”，让马谡承担如此之重任），但从来还没有到前线的战场上历练过，没有单独带军去打过仗，从这一点上说，马谡急切需要建立战功，以改变仅作为参军的形象；诸葛亮也需要将他的爱将送到前线去历练一下。
　　这个背景造成马谡立功心切，他想战不想守，宁愿冒险地去战，而不保守地去守，就是这个立功心切的思想害了他。
　　因为立功心切，他在战略上就藐视了敌人，当诸葛亮说街亭不好守时，他说：“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当诸葛亮说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先锋张郃乃魏之名将时，他说：“休道司马懿、张郃，便是曹睿亲来，有何惧哉。”因为立功心切，他把诸葛亮交代的以守为主的战略思想丢在脑后，而急切地想与敌人对决分出胜负；因为立功心切，他铤而走险，把部队屯扎在山上；也因为立功心切，他根本听不见副将王平的忠告，一意孤行，直至把自己葬送。
　　另一方面，诸葛亮的用人不当和揠苗助长也害了他。
　　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一向奉蜀汉为正统，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的习凿齿，在他的《汉晋春秋》中也认为失街亭主要责任在诸葛亮，说他“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这说明诸葛亮的确没有做到知人善任。
　　１.对马谡求战以切、立功心切的心理并没有掌握，而没有与其沟通具体的战术方案，没有预防其求战心切的倾向发生。布置工作时，只讲了“然”，而没有说“所以然”。明知道马谡并没有多少前线打仗的经验，还力排众议地把事关蜀军存亡的现场作战指挥权交给马谡。
　　２.用人贵在适才。对于当参军来说，马谡可能是个好参军；但到现场带兵打仗，马谡可能还需要历练，把一个还没有实战经验的人一下子放到如此至关重要的战役上去领导作战，而且是力排众议地使用，本质上就是一种冒险行为，是对人才的揠苗助长。结果是既害了马谡，又害了蜀军。正如清朝诗人顾嗣协在诗中所云：“坚车能载重，犁田不如牛；骏马能历险，渡河不如舟。”人才的使用，贵在量才而用，不同才能的人适用不同的工作，才能使人尽其才。
　　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诸葛亮也表达了他本人对用人不当的自责和检讨，当时他上疏给后主“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
　　综上所述，马谡之死，一怪他自己立功心切，二怪诸葛亮用人不当，是马谡立功心切加上诸葛亮用人不当最终害死了他。这也给我们许多启示：学习也是一样的，一个好的心态，才便于正常甚至超常发挥水平，只有心态平和了，无论是赛场还是在考场，才能发挥自如，取得好成绩。另一方面，无论做什么事，贵在适才适用，人各有长，只有发挥所长，也才能人尽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