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1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看望中国科学院院士、航天科技专家孙家栋时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赞扬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民族一段奋斗历史的升华。
1955年1月15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很特别。毛泽东笑着对两位列席会议的知识分子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来给我们上一课。不过，这堂课却不允许记笔记。
这两个人中，年长的那位是地质学家李四光，他带来了一块黑黄色的放射性铀矿石标本，向大家讲解铀矿的勘探情况。年轻点的那位是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他讲解了原子能的原理，介绍了当时各国原子弹研制的情况。铀，经过高度浓缩，就成为制造原子弹的原料。为了讲解得更清楚，他带了一个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来作射线检测演示：将标本装进口袋，从盖革计数器旁边经过，仪器立刻发出刺耳的声音。与会的中央领导人都感到很新奇。
这次会议作出一个决策：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10年前的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全世界都震惊于它令人恐惧的巨大能量。远在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却说了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当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节节败退时，杜鲁门就公开宣称过要使用原子弹。当时，美国也确实已把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1954年底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时，一颗装有原子弹的导弹其实已经悄悄运到了冲绳岛。美国还公开宣称：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将使用战术核武器。
毛泽东不禁想起法国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托人转告他的一句话：“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拥有核武器。”
看来，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纸老虎”就要变成会吃人的“真老虎”了。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对全党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决心下了，但是从何着手呢？
苏联，是当时唯一拥有核弹和导弹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发展核弹和导弹，希望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经过商谈，两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协议。
但是人们都清楚，研制原子弹和导弹，主要还是靠自己，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一大批尖端技术人才。
早在1950年，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几年后改名叫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一开始是吴有训，后来是钱三强，副所长有王淦昌、彭桓武，这里还聚集了“娃娃博士”邓稼先等一群“海归”核物理学家。
1955年1月搞原子弹的决策做出后不久，钱学森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到了祖国。这位声名远扬的空气动力学家，曾与导师冯·卡门一道参与美国的导弹研制工程。然而他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扣押了五年之久。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释放了11名美国飞行员，才将他换了回来。
他们最重要的行李，是钱学森给妻子蒋英的结婚礼物，一架黑色三角钢琴。而钱学森倾注20多年心血的研究笔记，通通被没收，留在了大洋彼岸。
钱学森的回国，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动力倍增。1956年初，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他还受命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领导火箭、导弹研究。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排兵布阵，调兵遣将了。
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回忆说：“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对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他参加‘造炮仗’工作。可是回到家里，我问他：你要到哪儿？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多久？他只有一个回答：不能说。”从第二天起，邓稼先就“消失”了。不过，他还是特意抽了个空，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一大批核科技工作者和邓稼先一样，陆陆续续“人间蒸发”了。他们在严格保密的研究所里，没日没夜地工作，条件极为简陋。古老的演算仪、手摇式计算机、电动计算机等等，全都派上了用场。
1959年新年前夕，原本驻防大连的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带着一支小小的部队，顶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冒险穿越沉寂千年的罗布泊，来到了孔雀河边。他在勘察报告中提出：这片广袤而神秘的“死亡之海”，正是进行核试验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
張蕴钰的报告得到了批准。他的头衔变成了“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当他再次带着勘察大队西出玉门关，穿越戈壁，翻过天山时，看见了一片盛开着簇簇蓝色小花的草滩。当地的维吾尔姑娘告诉他们：“这是马兰花，是吉祥之花。”于是，他为基地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马兰”。
帐篷支起来了，飞机跑道修起来了，核基地一点点建起来了。一些在北京城里“消失”的熟悉脸庞和身影，开始出现在基地的帐篷和漫天风沙中。
差不多的时间，在另一个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一个导弹试验基地也建起来了，它的名字很有时代感，也很神气，叫“东风”。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宣布中断对中国的所有技术援助，还要求中国偿还巨额贷款。西方舆论都幸灾乐祸，说中国将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老大哥变了心，老天爷也变了脸。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陷入三年经济困难，全国人民吃饭都成了问题。还要不要继续搞原子弹？有人提出来：总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吧？
这可把聂荣臻急坏了，他当时是两弹工程总指挥。国家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工程已经有了一点模样。第一个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已经建成了。当时为了从欧洲秘密引进一批大型尖端精密仪器，甚至动用了300万两沉甸甸的国库黄金。一旦下马，这一切就前功尽弃。这时，张爱萍讲：“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棒！”陈毅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毛泽东果断拍板：原子弹不能下马，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勒紧裤腰带搞！为了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就叫“596”。
话是这么说，可怎么干呢？钱三强先后请来了“三尊菩萨”。
1961年的一个春日，钱三强把王淦昌约到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刘杰劈头就问：你愿不愿意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的工作？王淦昌当时听了一愣。他本行不是研究原子弹而是从事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而且刚刚因为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获得世界关注。那时，他54岁，正是出成果的黄金年华。可是他沉吟了一下，就郑重回答：“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王淦昌就从世界物理学界消失了，而中国的核研究基地里多了一个叫“王京”的人。他主持爆轰实验。
钱三强又找了彭桓武。他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师弟，主攻原理研究。钱学森又推荐了他的同学郭永怀来搞力学研究。郭永怀在美国的时候，也在冯·卡门的门下学习过。
在当时，投入尖端科技战线的何止这“三尊菩萨”。有关学科的科学家们都动员起来了，全国方方面面的力量也都组织起来了。
那时候，展开了一场全国性大攻关、大协作。这里面，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委，是最高决策和领导协调机构。科学家是排头兵，又是“老母鸡”，新毕业的大学生是“小母鸡”，大家都指望他们在基地这个大“鸡窝”里，为国家生下两个了不起的大“蛋”：原子弹和导弹。
结果，1960年11月5日，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后仅3个月，中国就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1号”。当然这还是仿制品。不到3年，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2号”发射成功。
这时，原子弹爆炸试验也进入了倒计时。原子弹总装已经完成，一座20层楼高的托举铁塔也在戈壁滩上矗立起来。1964年10月14日，原子弹安全吊上铁塔，住进了塔顶的一个银灰色金属小屋。
当时，试验基地情况都要随时向中央报告。规定了一些暗语和密码，比如原子弹叫邱小姐，就是“球小姐”，装原子弹的容器叫梳妆台，组装原子弹叫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叫住下房，原子弹在塔上密闭工作间，叫住上房，等等。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叫零时。
倒计时结束后，罗布泊的荒漠深处升起一团巨大的蘑菇云。现场一片欢呼。这是各种纪录片里经常出现的画面，时间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正赶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员们。演员们兴奋地听到了周恩来公布的一个震惊世界的新闻：“今天下午3时，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天，中国政府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就在这一天，原子弹总设计师邓稼先，在庆祝晚宴结束后回基地的路上，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第二天下午，他就赶回了北京。他见到了母亲的最后一面。母亲见儿子回来了，安详地在睡梦中去世。邓稼先太累了，竟然趴在母亲的病床前睡着了，是在睡梦中送走母亲的。
原子弹的冲击波尚未平息，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枚氢弹的空中爆炸试验又获得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半时间，苏联4年，法国9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3年。很长时间，国外对中国的这个高速度都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他们不知道，早在1960年下半年，还是原子弹研制最紧张关键的时候，中国就成立了一个研究组，对氢弹理论开展“预研究”。原子弹爆炸后两个月，这个组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大家发挥所长，协同研究。结果，很快就成功了。关键在于“预研究”和“协同合作”。
不过，只有实现核弹与导弹的两弹结合，核武器才有实战意义。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核导弹带着一道白烟，从东风基地的发射场向马兰基地的试验靶场飞去。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两年多后，1968年12月4日，在西北草原的试验场，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又做好了最后的发射准备。这时，身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的郭永怀带着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他和警卫员牟方东一起，登上了夜班飞机。不料，他的这次匆匆的北京之行，却没有了归程。
5日凌晨，飞机失事，他不幸遇难。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两具烧焦的尸体，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好不容易才将他们分开。这时，人们看到一个皮包紧贴在两人的胸部，里面装着的一叠资料安然无恙。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用血肉之躯保住了珍贵的热核导弹试验数据。
22天后，试验成功了。
中国的两弹结合成功以后，美国人马上意识到，中国已经具备了打击美国在远东的任何军事基地的核能力。
核垄断打破了，但每天从我国上空飞过的那些人造卫星中，还缺少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颗。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1号”卫星，由“长征1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中国卫星上天的梦想也终于实现了。
“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海外华人也觉得扬眉吐气，称它是“从东方升起的一轮华夏小月亮”。
那是一个条件艰苦的年代，却也是以身许国的国防工业科学家们，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心的黄金时代。
1985年，隐姓埋名“消失”了整整28年的鄧稼先，最后一次从罗布泊回到了北京的家。这时他已是一个直肠癌晚期病人。国庆节到了，他偷偷溜出医院，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最后一次欣赏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第二年，他就病逝了，享年62岁。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他们中的7位在颁奖时已不在人世。2015年1月9日，89岁的于敏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励证书。
于敏对制造氢弹贡献巨大。他从来没有留过学，号称“土专家1号”。世界上仅有两种氢弹构型，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另一种就是中国的“于敏构型”。这个构型，是我们中国的独创，比美国的那个更巧妙。
于敏等两弹一星元勋“以身相许”的“中国”，是全体中国人心中必将兴旺发达的中国。正如邓小平1988年10月24日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强调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6年7月29日，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从此，中国西部的核试验基地寂静了下来。
有一首歌叫《马兰谣》。它这样唱道：“有一种花儿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一望无际的原野上，马兰花开了，蘑菇云早已从罗布泊上空散去。蓝天下，微风围绕着圣洁的墓地，像是在为这里沉睡的人们唱着连绵不绝的安魂曲。
人们走过当年原子弹托举塔的残骸旁，可以看见一座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1986年立。”
这一年，是国际和平年。
习近平赞扬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民族一段奋斗历史的升华。
1955年1月15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很特别。毛泽东笑着对两位列席会议的知识分子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来给我们上一课。不过，这堂课却不允许记笔记。
这两个人中，年长的那位是地质学家李四光，他带来了一块黑黄色的放射性铀矿石标本，向大家讲解铀矿的勘探情况。年轻点的那位是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他讲解了原子能的原理，介绍了当时各国原子弹研制的情况。铀，经过高度浓缩，就成为制造原子弹的原料。为了讲解得更清楚，他带了一个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来作射线检测演示：将标本装进口袋，从盖革计数器旁边经过，仪器立刻发出刺耳的声音。与会的中央领导人都感到很新奇。
这次会议作出一个决策：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10年前的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全世界都震惊于它令人恐惧的巨大能量。远在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却说了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当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节节败退时，杜鲁门就公开宣称过要使用原子弹。当时，美国也确实已把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1954年底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时，一颗装有原子弹的导弹其实已经悄悄运到了冲绳岛。美国还公开宣称：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将使用战术核武器。
毛泽东不禁想起法国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托人转告他的一句话：“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拥有核武器。”
看来，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纸老虎”就要变成会吃人的“真老虎”了。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对全党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决心下了，但是从何着手呢？
苏联，是当时唯一拥有核弹和导弹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发展核弹和导弹，希望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经过商谈，两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协议。
但是人们都清楚，研制原子弹和导弹，主要还是靠自己，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一大批尖端技术人才。
早在1950年，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几年后改名叫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一开始是吴有训，后来是钱三强，副所长有王淦昌、彭桓武，这里还聚集了“娃娃博士”邓稼先等一群“海归”核物理学家。
1955年1月搞原子弹的决策做出后不久，钱学森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到了祖国。这位声名远扬的空气动力学家，曾与导师冯·卡门一道参与美国的导弹研制工程。然而他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扣押了五年之久。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释放了11名美国飞行员，才将他换了回来。
他们最重要的行李，是钱学森给妻子蒋英的结婚礼物，一架黑色三角钢琴。而钱学森倾注20多年心血的研究笔记，通通被没收，留在了大洋彼岸。
钱学森的回国，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动力倍增。1956年初，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他还受命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领导火箭、导弹研究。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排兵布阵，调兵遣将了。
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回忆说：“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对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他参加‘造炮仗’工作。可是回到家里，我问他：你要到哪儿？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多久？他只有一个回答：不能说。”从第二天起，邓稼先就“消失”了。不过，他还是特意抽了个空，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一大批核科技工作者和邓稼先一样，陆陆续续“人间蒸发”了。他们在严格保密的研究所里，没日没夜地工作，条件极为简陋。古老的演算仪、手摇式计算机、电动计算机等等，全都派上了用场。
1959年新年前夕，原本驻防大连的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带着一支小小的部队，顶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冒险穿越沉寂千年的罗布泊，来到了孔雀河边。他在勘察报告中提出：这片广袤而神秘的“死亡之海”，正是进行核试验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
張蕴钰的报告得到了批准。他的头衔变成了“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当他再次带着勘察大队西出玉门关，穿越戈壁，翻过天山时，看见了一片盛开着簇簇蓝色小花的草滩。当地的维吾尔姑娘告诉他们：“这是马兰花，是吉祥之花。”于是，他为基地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马兰”。
帐篷支起来了，飞机跑道修起来了，核基地一点点建起来了。一些在北京城里“消失”的熟悉脸庞和身影，开始出现在基地的帐篷和漫天风沙中。
差不多的时间，在另一个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一个导弹试验基地也建起来了，它的名字很有时代感，也很神气，叫“东风”。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宣布中断对中国的所有技术援助，还要求中国偿还巨额贷款。西方舆论都幸灾乐祸，说中国将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老大哥变了心，老天爷也变了脸。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陷入三年经济困难，全国人民吃饭都成了问题。还要不要继续搞原子弹？有人提出来：总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吧？
这可把聂荣臻急坏了，他当时是两弹工程总指挥。国家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工程已经有了一点模样。第一个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已经建成了。当时为了从欧洲秘密引进一批大型尖端精密仪器，甚至动用了300万两沉甸甸的国库黄金。一旦下马，这一切就前功尽弃。这时，张爱萍讲：“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棒！”陈毅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毛泽东果断拍板：原子弹不能下马，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勒紧裤腰带搞！为了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就叫“596”。
话是这么说，可怎么干呢？钱三强先后请来了“三尊菩萨”。
1961年的一个春日，钱三强把王淦昌约到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刘杰劈头就问：你愿不愿意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的工作？王淦昌当时听了一愣。他本行不是研究原子弹而是从事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而且刚刚因为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获得世界关注。那时，他54岁，正是出成果的黄金年华。可是他沉吟了一下，就郑重回答：“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王淦昌就从世界物理学界消失了，而中国的核研究基地里多了一个叫“王京”的人。他主持爆轰实验。
钱三强又找了彭桓武。他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师弟，主攻原理研究。钱学森又推荐了他的同学郭永怀来搞力学研究。郭永怀在美国的时候，也在冯·卡门的门下学习过。
在当时，投入尖端科技战线的何止这“三尊菩萨”。有关学科的科学家们都动员起来了，全国方方面面的力量也都组织起来了。
那时候，展开了一场全国性大攻关、大协作。这里面，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委，是最高决策和领导协调机构。科学家是排头兵，又是“老母鸡”，新毕业的大学生是“小母鸡”，大家都指望他们在基地这个大“鸡窝”里，为国家生下两个了不起的大“蛋”：原子弹和导弹。
结果，1960年11月5日，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后仅3个月，中国就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1号”。当然这还是仿制品。不到3年，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2号”发射成功。
这时，原子弹爆炸试验也进入了倒计时。原子弹总装已经完成，一座20层楼高的托举铁塔也在戈壁滩上矗立起来。1964年10月14日，原子弹安全吊上铁塔，住进了塔顶的一个银灰色金属小屋。
当时，试验基地情况都要随时向中央报告。规定了一些暗语和密码，比如原子弹叫邱小姐，就是“球小姐”，装原子弹的容器叫梳妆台，组装原子弹叫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叫住下房，原子弹在塔上密闭工作间，叫住上房，等等。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叫零时。
倒计时结束后，罗布泊的荒漠深处升起一团巨大的蘑菇云。现场一片欢呼。这是各种纪录片里经常出现的画面，时间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正赶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员们。演员们兴奋地听到了周恩来公布的一个震惊世界的新闻：“今天下午3时，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天，中国政府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就在这一天，原子弹总设计师邓稼先，在庆祝晚宴结束后回基地的路上，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第二天下午，他就赶回了北京。他见到了母亲的最后一面。母亲见儿子回来了，安详地在睡梦中去世。邓稼先太累了，竟然趴在母亲的病床前睡着了，是在睡梦中送走母亲的。
原子弹的冲击波尚未平息，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枚氢弹的空中爆炸试验又获得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半时间，苏联4年，法国9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3年。很长时间，国外对中国的这个高速度都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他们不知道，早在1960年下半年，还是原子弹研制最紧张关键的时候，中国就成立了一个研究组，对氢弹理论开展“预研究”。原子弹爆炸后两个月，这个组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大家发挥所长，协同研究。结果，很快就成功了。关键在于“预研究”和“协同合作”。
不过，只有实现核弹与导弹的两弹结合，核武器才有实战意义。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核导弹带着一道白烟，从东风基地的发射场向马兰基地的试验靶场飞去。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两年多后，1968年12月4日，在西北草原的试验场，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又做好了最后的发射准备。这时，身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的郭永怀带着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他和警卫员牟方东一起，登上了夜班飞机。不料，他的这次匆匆的北京之行，却没有了归程。
5日凌晨，飞机失事，他不幸遇难。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两具烧焦的尸体，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好不容易才将他们分开。这时，人们看到一个皮包紧贴在两人的胸部，里面装着的一叠资料安然无恙。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用血肉之躯保住了珍贵的热核导弹试验数据。
22天后，试验成功了。
中国的两弹结合成功以后，美国人马上意识到，中国已经具备了打击美国在远东的任何军事基地的核能力。
核垄断打破了，但每天从我国上空飞过的那些人造卫星中，还缺少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颗。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1号”卫星，由“长征1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中国卫星上天的梦想也终于实现了。
“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海外华人也觉得扬眉吐气，称它是“从东方升起的一轮华夏小月亮”。
那是一个条件艰苦的年代，却也是以身许国的国防工业科学家们，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心的黄金时代。
1985年，隐姓埋名“消失”了整整28年的鄧稼先，最后一次从罗布泊回到了北京的家。这时他已是一个直肠癌晚期病人。国庆节到了，他偷偷溜出医院，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最后一次欣赏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第二年，他就病逝了，享年62岁。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他们中的7位在颁奖时已不在人世。2015年1月9日，89岁的于敏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励证书。
于敏对制造氢弹贡献巨大。他从来没有留过学，号称“土专家1号”。世界上仅有两种氢弹构型，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另一种就是中国的“于敏构型”。这个构型，是我们中国的独创，比美国的那个更巧妙。
于敏等两弹一星元勋“以身相许”的“中国”，是全体中国人心中必将兴旺发达的中国。正如邓小平1988年10月24日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强调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6年7月29日，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从此，中国西部的核试验基地寂静了下来。
有一首歌叫《马兰谣》。它这样唱道：“有一种花儿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一望无际的原野上，马兰花开了，蘑菇云早已从罗布泊上空散去。蓝天下，微风围绕着圣洁的墓地，像是在为这里沉睡的人们唱着连绵不绝的安魂曲。
人们走过当年原子弹托举塔的残骸旁，可以看见一座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1986年立。”
这一年，是国际和平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