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与周恩来的交往似乎不算很多，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是那样真挚和深厚，甚至到了彼此互通恋爱情报的亲密程度，为后人留下一段弥足珍贵、感人肺腑的佳话。
　　高君宇与周恩来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友谊，是以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事业为基础的。在五四运动中，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但两人因富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而都成为闻名遐迩的学生领袖。高君宇不仅带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殴击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壮烈行动，而且被推为北京大学干事会（即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驻北京学生联合会两名代表之一，并一度负责编辑《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而周恩来刚从日本回到天津，就立即投身于五四运动的洪流，并毅然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当时，全国各地爱国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是紧密相连、彼此呼应的，爱国刊物的交换也极为频繁。作为京津两地爱国刊物的主要编采人员和学界的风云人物，高君宇、周恩来这时纵然未曾相识，亦应当是相知的。1920年8月16日，周恩来率“觉悟社”11名战友，赴京与李大钊先生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在陶然亭聚会。而高君宇则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会员，即使他未出席这一聚会，但对于这一著名聚会的情况，以及“觉悟社”负责人周恩来，他是不会不知道的。同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而这时已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称为“北京共产支部”）主要成员的高君宇则在国内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奉党的命令归国，到达广州后，历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军委书记。其后，受党的指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这时，高君宇亦奉党的指派来到广州，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紧密团结国民党左派，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罪恶行径。同年10月，反动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发动了旨在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的叛乱。在此危急关头，周恩来在广州第一公园（现中山公园）主持召开了针对商团叛乱的群众示威大会，并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力主对商团进行镇压的高君宇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会后率领工团军参与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这一时期，高君宇、周恩来单就工作关系而言，其交往是较为密切的。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偕同孙中山北上赴京不久的高君宇抱病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见到了以留法组代表身份参会的周恩来。会议期间，“两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自的恋爱情报”。会后，高君宇由沪返京，受周恩来委托，在天津下车看望了邓颖超，并将周恩来的一封情书交给邓颖超。邓颖超在1982年7月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回顾这段往事说：“于是，高君宇同志作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
　　 1925年3月6日，高君宇因劳苦过甚，不幸病逝。正在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邓颖超闻此噩耗，“深为悲痛”，并参加了高君宇的追悼会。邓颖超后来回顾这段往事时说：“我和恩来同志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有关部门决定将陶然亭辟建为公园，按照规划，同葬于此的高君宇、石评梅墓在搬迁之列。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当即提出要在陶然亭公园修好后，高石之墓仍要保留于这一公园内。1956年6月3日，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审批北京市城市规划总图时，又一次强调要珍重保留高石之墓，他意味深长地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不久，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的督促下，高、石之墓迁回陶然亭公园。坟墓增设了水泥棺套和盖板，碑、墓周围还加植了百余株松柏。“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高石之墓被迁移了，墓碑也被拆除了，先驱者的灵柩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保护。获悉这一情况后，周总理再次出面保护高石之墓。在周总理的关心下，高石之墓于1973年重新安置在陶然亭公园内。可以说，高石之墓所以能迄今安置于陶然亭公园，是与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保护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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