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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北大的学生已放假，359寝室只剩下李骐和我。我们本来准备回宝鸡过年，但我这个阪神大地震的间接灾民，却直接将灾情波及他，别说回家的路费了，我们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仿佛天上有专管慈善的神仙，时刻明察人间疾苦一般，一天傍晚，他派出一位使者来到359寝室。那是历史系的一位朋友，看上去很着急，问李骐能不能找几个同学，有一批抄写的工作，要在春节前完成。具体工作就是去北京图书馆，给出版社抄作者地址及论文标题，抄一份一毛钱，中午管一顿饭。
中午管一顿饭，这几个普通汉字一经如此组合，顿时魅力大增。几分钟后，我们就随这位朋友来到43号楼一层的一间屋子，领取要抄的信封。同去的，还有几个寒假不打算回家的学生。这种计件制的工作，就是多劳多得。我抱了厚厚的两摞信封。李骐人高臂长，已抱了很厚的两摞，临出门时右胳膊又夹了一摞。
我们回到寝室，同时带回的，还有兴奋的情绪及“大跃进”式的野心，这从对话中就可以听出：“要是一天抄500份，50块钱就到手了！”“50块？你要相信自己的潜力，我觉得一天最少也能抄出100块。”“老李，咱们挣了钱，一定得先大吃一顿！”“这还用说？就去玛嘉丽，来十盘牛肉！”玛嘉丽是北大南门外胡同里的一家餐厅，李骐对那里的酱牛肉一直青睐有加。
第二天早上8点，我们准时来到北京图书馆，那个朋友已在门口等候。他讲明工作程序：我们一人拿一本类似花名册的本子，将北图最近三年所有的农业期刊，每篇论文的作者、标题、出版刊物及联系地址一一登记在册，一条一毛钱，然后回到宿舍，再把这些信息抄到信封和里面一张印有统一内容的纸上，也是一条一毛钱。
很快，好几摞农业期刊堆在我们面前，一场社会主义的抄写竞赛，在我们的笔下“刷刷刷”展开。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这句话的含义。
这份工作的获利宗旨是：写得越快越好，作者姓名、论文标题、联系地址越简单越好。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心目中最优秀、最受欢迎的论文是这样的：一、作者的姓名很短、很简单，丁一、王二之类的就不奢求了，但也最好别超过王小丫或石国红这种名字的笔画。二、论文的标题也要短且简单，最好三四个字就能点明主题，直抒胸臆，比如《论农业》或《我的农业观》这种标题就很理想。三、联系地址更短，更简单，比如兰州一马路二号李建国收。我们掐着表算过，所有论文都接近这个标准的话，我们脱贫的速度会大大提高，一小时能抄出至少十元钱，一天能挣一百多元。
但抄起来才发现，一小时抄出十多元钱，纯属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从早上8点半抄到中午12点，我才抄出18元钱，也就是180条。李骐比我快点，也没超过200条。究其原因，有三点：一、作者的姓名。鉴于我国人口第一，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迎接比王小丫、石国红笔画多一倍甚至两倍的名字到来。可当“阿不都克尤木阿不都热合曼”这样的超级名字出现时，我除了在心底感叹祖国幅员之辽阔、农业区域覆盖之广外，只能一边默念着这个名字，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小心抄写，唯恐顺序出现差错。
再就是标题。抄着抄着，我们发现，《论农业》这种理想中的论文，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这些期刊中。比如，有一篇论文标题是《对全球荒漠化威胁下的干旱地区农业发展之浅见》，这种本属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操心的事，作者却是我国江南某省一个基层农技站的农艺师。这种标题空洞倒也罢了，往往还冗长拖沓，对我俩尽快解决肚子问题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全球荒漠化。
至于联系地址，仅举一例就可说明我们曾经希望的那种简短，是怎样的痴心妄想。比如：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阿拉善左旗农技站土布辛加勒格勒收。这不是特例，而是在抄写中经常遇见的普通地址。
中午在餐厅吃饭时，我才发现，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奋笔疾书，筷子在手中竟然有些抖。看着旁边捧着并不可口的快餐大嚼大咽的李骐，想到此刻本该与家人欢聚的他受我所累，做这种文字苦力却毫无怨言，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
效率就是金钱，一刻也不能耽搁。我们以极快的速度吃完午饭，下午的进度有很大的提高。吃午饭时，大家开了个简短的效率改革会议，将烦琐的联系地址缩写简化，晚上抄信封时再恢复完整。比如“黑、鸡农、虎林分”，此地址一经恢复，完整版本就是：黑龙江省鸡西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虎林分站。经过改革，光这一个地址就省了一多半的字，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工作效率空前提高，人人埋头疾书，个个下笔有神。
下午北图闭馆，我们也收了工，每个人带着约五百条，也就是五十元钱左右的劳动成果，回到北大。受了一天论文熏陶的我们，在寝室里故意用一种论文的腔调互相开着玩笑，交流着挣到钱的喜悦：“杨兄，依我之浅见，若以今日之发展趋势，吾等告别馒头之日，已近在眼前！”“李兄所言极是，杨某不才，但对李兄前日所言之十盘牛肉，早已垂涎欲滴。依鄙人之管见，照此速度，馒头去日在即，牛肉指日可待！”
晚饭后，我和李骐又投入新的抄写中。我们的心情是如此之好，以至于我们一边抄写一边吹着口哨，就像电影《虎口脱险》里那两个英军飞行员，吹着口哨走在如画的法国乡间公路上。
寝室里的灯灭了几下，这是夜里11点的熄灯警告。我们点上蜡烛，开始挑灯夜战。
我们一直抄到凌晨1点。投射在墙上的身影，宛如两个夜读的学者。如果这一幕被恰巧路过的北大校长看到，他一定会为寒假中的燕园里还有这样的学生深感欣慰。如果再有夜觅新闻的人民日报记者刚好至此，第二天的新闻标题大概会是这样：北大学子秉烛夜读，五四精神传承无忧！
我们抄写了四天，每个人都有了三百多元钱的收入，但没好意思去玛嘉丽实现十盘牛肉的梦想——这些钱挣得太不容易了。后来，我们去了海淀图书城的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等饭的时候，我俩握着筷子的手不停地点击桌面。旁边一位妇女不时地侧目表示厌恶。她当然不会知道，正在敲打桌面的这两只手，经过几乎连轴转的四天高频率抄写，刚停下没多久，还想保持原有的运动状态，那叫惯性。
（摘自《干杯，朋友！流浪北京的日子》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波普）
仿佛天上有专管慈善的神仙，时刻明察人间疾苦一般，一天傍晚，他派出一位使者来到359寝室。那是历史系的一位朋友，看上去很着急，问李骐能不能找几个同学，有一批抄写的工作，要在春节前完成。具体工作就是去北京图书馆，给出版社抄作者地址及论文标题，抄一份一毛钱，中午管一顿饭。
中午管一顿饭，这几个普通汉字一经如此组合，顿时魅力大增。几分钟后，我们就随这位朋友来到43号楼一层的一间屋子，领取要抄的信封。同去的，还有几个寒假不打算回家的学生。这种计件制的工作，就是多劳多得。我抱了厚厚的两摞信封。李骐人高臂长，已抱了很厚的两摞，临出门时右胳膊又夹了一摞。
我们回到寝室，同时带回的，还有兴奋的情绪及“大跃进”式的野心，这从对话中就可以听出：“要是一天抄500份，50块钱就到手了！”“50块？你要相信自己的潜力，我觉得一天最少也能抄出100块。”“老李，咱们挣了钱，一定得先大吃一顿！”“这还用说？就去玛嘉丽，来十盘牛肉！”玛嘉丽是北大南门外胡同里的一家餐厅，李骐对那里的酱牛肉一直青睐有加。
第二天早上8点，我们准时来到北京图书馆，那个朋友已在门口等候。他讲明工作程序：我们一人拿一本类似花名册的本子，将北图最近三年所有的农业期刊，每篇论文的作者、标题、出版刊物及联系地址一一登记在册，一条一毛钱，然后回到宿舍，再把这些信息抄到信封和里面一张印有统一内容的纸上，也是一条一毛钱。
很快，好几摞农业期刊堆在我们面前，一场社会主义的抄写竞赛，在我们的笔下“刷刷刷”展开。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这句话的含义。
这份工作的获利宗旨是：写得越快越好，作者姓名、论文标题、联系地址越简单越好。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心目中最优秀、最受欢迎的论文是这样的：一、作者的姓名很短、很简单，丁一、王二之类的就不奢求了，但也最好别超过王小丫或石国红这种名字的笔画。二、论文的标题也要短且简单，最好三四个字就能点明主题，直抒胸臆，比如《论农业》或《我的农业观》这种标题就很理想。三、联系地址更短，更简单，比如兰州一马路二号李建国收。我们掐着表算过，所有论文都接近这个标准的话，我们脱贫的速度会大大提高，一小时能抄出至少十元钱，一天能挣一百多元。
但抄起来才发现，一小时抄出十多元钱，纯属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从早上8点半抄到中午12点，我才抄出18元钱，也就是180条。李骐比我快点，也没超过200条。究其原因，有三点：一、作者的姓名。鉴于我国人口第一，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迎接比王小丫、石国红笔画多一倍甚至两倍的名字到来。可当“阿不都克尤木阿不都热合曼”这样的超级名字出现时，我除了在心底感叹祖国幅员之辽阔、农业区域覆盖之广外，只能一边默念着这个名字，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小心抄写，唯恐顺序出现差错。
再就是标题。抄着抄着，我们发现，《论农业》这种理想中的论文，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这些期刊中。比如，有一篇论文标题是《对全球荒漠化威胁下的干旱地区农业发展之浅见》，这种本属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操心的事，作者却是我国江南某省一个基层农技站的农艺师。这种标题空洞倒也罢了，往往还冗长拖沓，对我俩尽快解决肚子问题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全球荒漠化。
至于联系地址，仅举一例就可说明我们曾经希望的那种简短，是怎样的痴心妄想。比如：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阿拉善左旗农技站土布辛加勒格勒收。这不是特例，而是在抄写中经常遇见的普通地址。
中午在餐厅吃饭时，我才发现，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奋笔疾书，筷子在手中竟然有些抖。看着旁边捧着并不可口的快餐大嚼大咽的李骐，想到此刻本该与家人欢聚的他受我所累，做这种文字苦力却毫无怨言，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
效率就是金钱，一刻也不能耽搁。我们以极快的速度吃完午饭，下午的进度有很大的提高。吃午饭时，大家开了个简短的效率改革会议，将烦琐的联系地址缩写简化，晚上抄信封时再恢复完整。比如“黑、鸡农、虎林分”，此地址一经恢复，完整版本就是：黑龙江省鸡西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虎林分站。经过改革，光这一个地址就省了一多半的字，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工作效率空前提高，人人埋头疾书，个个下笔有神。
下午北图闭馆，我们也收了工，每个人带着约五百条，也就是五十元钱左右的劳动成果，回到北大。受了一天论文熏陶的我们，在寝室里故意用一种论文的腔调互相开着玩笑，交流着挣到钱的喜悦：“杨兄，依我之浅见，若以今日之发展趋势，吾等告别馒头之日，已近在眼前！”“李兄所言极是，杨某不才，但对李兄前日所言之十盘牛肉，早已垂涎欲滴。依鄙人之管见，照此速度，馒头去日在即，牛肉指日可待！”
晚饭后，我和李骐又投入新的抄写中。我们的心情是如此之好，以至于我们一边抄写一边吹着口哨，就像电影《虎口脱险》里那两个英军飞行员，吹着口哨走在如画的法国乡间公路上。
寝室里的灯灭了几下，这是夜里11点的熄灯警告。我们点上蜡烛，开始挑灯夜战。
我们一直抄到凌晨1点。投射在墙上的身影，宛如两个夜读的学者。如果这一幕被恰巧路过的北大校长看到，他一定会为寒假中的燕园里还有这样的学生深感欣慰。如果再有夜觅新闻的人民日报记者刚好至此，第二天的新闻标题大概会是这样：北大学子秉烛夜读，五四精神传承无忧！
我们抄写了四天，每个人都有了三百多元钱的收入，但没好意思去玛嘉丽实现十盘牛肉的梦想——这些钱挣得太不容易了。后来，我们去了海淀图书城的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等饭的时候，我俩握着筷子的手不停地点击桌面。旁边一位妇女不时地侧目表示厌恶。她当然不会知道，正在敲打桌面的这两只手，经过几乎连轴转的四天高频率抄写，刚停下没多久，还想保持原有的运动状态，那叫惯性。
（摘自《干杯，朋友！流浪北京的日子》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波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