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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山西的王君在2009年注定要直面更多难题，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他的境况并不为过。“内忧”是该省严峻的安全形势，“外患”则是全球金融危机对山西煤、焦、铁、电等传统支柱产业的重创
74人死——这是2009年中国第一起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中小煤矿事故频发并不是新闻，但这一次，事故发生在了山西省的“样板矿”上。屯兰从2004年以来一直保持了“百万吨死亡率为零的纪录”，被誉为“煤炭工业的样板工程”。
2月19日——事故发生前3天，山西省省长王君在2009年山西安全生产会上感言：“我们已经哭不起了。”而当王君出现在屯兰矿事故现场，他眼含热泪哽咽了一分钟。
王君是在2008年3月20日被任命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的。在煤炭基层干了20年的他，先后在江西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历任要职，最终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行业。6个月后，他临危受命，主政这块熟悉的土地——山西。
在官方的整顿下，中国每年矿难死亡人数已从2004年的6027人下降到2008年的3200人。另一个事实却是，随着国内对于一系列中小煤矿的停产整顿，人们视野中的矿难阴影正在从小煤窑向国有大矿转移。
“山西不能不采煤，否则中国的经济就要瘫痪”。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曾如是表示煤炭对山西进而对全国的意义。2008年，全国煤炭产量完成27.16亿吨。山西占全国总煤炭产量的1/4，各省煤炭的需求70%是来自山西。
煤炭，成就了山西，也困住了山西。煤焦铁这个“黑三角”经济链，在山西整体经济的比重超过了80%。官方资料显示，山西省的GDP从2000年至今翻了4倍。
与此同时，这里每年都伴随着上百起的矿难。
山西面临着两难选择，明明知道每年6亿吨的煤炭产量已经是资源和环境承受力的极限，但不管谁当省长，都不敢说少产1亿吨煤。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已经形成的市场平衡不容失控。
治理矿难成为山西省历任省长必须面对的难题。从2004年临汾试点起，历任省长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治本之策——整合煤炭资源。前省长孟学农就试图在服务业和循环经济上下功夫，开通山西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但宏愿尚未实施，孟学农就引咎辞职。
舆论认为，由担任安监总局局长的王君出任山西省省长，就是想凭借他的业内经验摘掉“事故大省”的帽子。
显然，王君也不想辜负众望。在上任之初，这位个性官员就表示“宁听骂声，不听哭声”。
煤炭市场的变化为王君整顿“血煤”带来了有利时机。2008年8月份以来，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煤价下跌。到了四季度，煤炭价格更是进入跳水阶段，山西不少煤矿被迫关停。到了12月，国内煤炭均价已经比此前缩水了1/5。
王君治理矿难的铁腕并未因煤炭市场的走低而放松。他上台后，首先为山西省内有矿市县选配了98名煤矿安全专家作为市县长助理。这些专家，旨在加强政府对基层安全的领导监管，形成专家治矿山和行家抓安全的长效机制。
紧接着，山西煤炭工业局发出通知，再度要求各国有重点煤炭集团公司采取措施适量减产。在茅于轼看来，“减产对中国经济一定是有影响的，但是环境好了，对中国而言，总的效益是好的。”
但一系列的治煤手段依旧没有刹住重大事故的车。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煤炭安全始终是一个隐患，那么多人一年挖矿27亿吨，不出事儿是不可能的。”
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曾对媒体称，山西产煤百万吨死亡率低于全国，2008年8月的数字是0.5，比全国低50%。此言论一出，引起了国内广泛关注。人们普遍质疑不能只关心发生率，而忽略矿难背后的死亡人数。
建国以来发生的特大矿难，山西占到了多半。这里发生的每一次矿难都会触动所有人的神经。主政山西的王君在2009年注定要直面更多难题，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他的境况并不为过。“内忧”是该省严峻的安全形势，“外患”则是全球金融危机对山西煤、焦、铁、电等传统支柱产业的重创。
山西省的煤炭产量自2008年10月份开始下降，10月份下降了15.53%，11月份下降了20.51%。
2009年山西省在下达的1月原煤生产计划上，各大煤企原煤计划生产总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三成以上。
在1月11日开幕的山西省两会上，王君作的省政府报告给出了山西今明两年总计1万亿的投资计划，其中公路2500亿、铁路投资2000亿、电力1000亿、大型现代化矿井建设500亿、农村公共事业500亿、保障性住房500亿、大型现代化矿井建设500亿、企业技改和产业结构调整500亿等等。
一位煤炭行业研究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钢铁和建材行业对煤炭需求巨大，仅次于发电企业，因此投资计划中对钢铁和建材行业的拉动作用一定会蔓延至煤炭行业。
这似乎也预示着，山西省的煤炭行业又将进入一个上升阶段，而矿难的隐患，将更不容忽视。
74人死——这是2009年中国第一起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中小煤矿事故频发并不是新闻，但这一次，事故发生在了山西省的“样板矿”上。屯兰从2004年以来一直保持了“百万吨死亡率为零的纪录”，被誉为“煤炭工业的样板工程”。
2月19日——事故发生前3天，山西省省长王君在2009年山西安全生产会上感言：“我们已经哭不起了。”而当王君出现在屯兰矿事故现场，他眼含热泪哽咽了一分钟。
王君是在2008年3月20日被任命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的。在煤炭基层干了20年的他，先后在江西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历任要职，最终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行业。6个月后，他临危受命，主政这块熟悉的土地——山西。
在官方的整顿下，中国每年矿难死亡人数已从2004年的6027人下降到2008年的3200人。另一个事实却是，随着国内对于一系列中小煤矿的停产整顿，人们视野中的矿难阴影正在从小煤窑向国有大矿转移。
“山西不能不采煤，否则中国的经济就要瘫痪”。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曾如是表示煤炭对山西进而对全国的意义。2008年，全国煤炭产量完成27.16亿吨。山西占全国总煤炭产量的1/4，各省煤炭的需求70%是来自山西。
煤炭，成就了山西，也困住了山西。煤焦铁这个“黑三角”经济链，在山西整体经济的比重超过了80%。官方资料显示，山西省的GDP从2000年至今翻了4倍。
与此同时，这里每年都伴随着上百起的矿难。
山西面临着两难选择，明明知道每年6亿吨的煤炭产量已经是资源和环境承受力的极限，但不管谁当省长，都不敢说少产1亿吨煤。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已经形成的市场平衡不容失控。
治理矿难成为山西省历任省长必须面对的难题。从2004年临汾试点起，历任省长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治本之策——整合煤炭资源。前省长孟学农就试图在服务业和循环经济上下功夫，开通山西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但宏愿尚未实施，孟学农就引咎辞职。
舆论认为，由担任安监总局局长的王君出任山西省省长，就是想凭借他的业内经验摘掉“事故大省”的帽子。
显然，王君也不想辜负众望。在上任之初，这位个性官员就表示“宁听骂声，不听哭声”。
煤炭市场的变化为王君整顿“血煤”带来了有利时机。2008年8月份以来，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煤价下跌。到了四季度，煤炭价格更是进入跳水阶段，山西不少煤矿被迫关停。到了12月，国内煤炭均价已经比此前缩水了1/5。
王君治理矿难的铁腕并未因煤炭市场的走低而放松。他上台后，首先为山西省内有矿市县选配了98名煤矿安全专家作为市县长助理。这些专家，旨在加强政府对基层安全的领导监管，形成专家治矿山和行家抓安全的长效机制。
紧接着，山西煤炭工业局发出通知，再度要求各国有重点煤炭集团公司采取措施适量减产。在茅于轼看来，“减产对中国经济一定是有影响的，但是环境好了，对中国而言，总的效益是好的。”
但一系列的治煤手段依旧没有刹住重大事故的车。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煤炭安全始终是一个隐患，那么多人一年挖矿27亿吨，不出事儿是不可能的。”
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曾对媒体称，山西产煤百万吨死亡率低于全国，2008年8月的数字是0.5，比全国低50%。此言论一出，引起了国内广泛关注。人们普遍质疑不能只关心发生率，而忽略矿难背后的死亡人数。
建国以来发生的特大矿难，山西占到了多半。这里发生的每一次矿难都会触动所有人的神经。主政山西的王君在2009年注定要直面更多难题，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他的境况并不为过。“内忧”是该省严峻的安全形势，“外患”则是全球金融危机对山西煤、焦、铁、电等传统支柱产业的重创。
山西省的煤炭产量自2008年10月份开始下降，10月份下降了15.53%，11月份下降了20.51%。
2009年山西省在下达的1月原煤生产计划上，各大煤企原煤计划生产总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三成以上。
在1月11日开幕的山西省两会上，王君作的省政府报告给出了山西今明两年总计1万亿的投资计划，其中公路2500亿、铁路投资2000亿、电力1000亿、大型现代化矿井建设500亿、农村公共事业500亿、保障性住房500亿、大型现代化矿井建设500亿、企业技改和产业结构调整500亿等等。
一位煤炭行业研究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钢铁和建材行业对煤炭需求巨大，仅次于发电企业，因此投资计划中对钢铁和建材行业的拉动作用一定会蔓延至煤炭行业。
这似乎也预示着，山西省的煤炭行业又将进入一个上升阶段，而矿难的隐患，将更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