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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25日中午时分,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天高云淡风轻。首都机场上,少先队员们高举鲜花,载歌载舞,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的到来。我紧随在周总理身后。当田中角荣走下舷梯时,周总理说:“欢迎你来!”他和田中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那一刻,中日双方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经过20多年的民间推动,这一天终于有了结果。
当时,日本历届政治家都紧跟着美国,也跟着美国敌视中国,所以,中日两国长期不能恢复邦交。1972年7月,田中角荣在选举中获胜,出任新首相,大平正芳任外相,二阶堂进任内阁官房长官。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就公开宣布“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
周总理敏锐地抓住时机,作出了积极反应。7月10日,他派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剧团抵达东京,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并指示孙平化争取向田中首相当面转达他的邀请:“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7月16日,周总理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又表示:“如果日本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欢迎田中本人来。”
日本方面的反应也是神速的。7月22日,大平外相破例会见了孙平化。孙平化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大平当即表示衷心感谢。8月15日,田中首相在东京帝国饭店接见了孙平化,表示感谢周总理的邀请,他已决定访华。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将于9月25日至29日访问中国。
田中角荣访华期间,周总理和田中角荣就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并正式签署联合声明。我有幸全程担任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翻译,并参加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在抵达北京的当晚,田中出席周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时,发生了一个曲折。那天,我和唐闻生分别担任周总理的日文和英文翻译。按惯例,领导人的讲话由本国的译员来翻译。田中的随身翻译是在台北学的中文,他将田中在答谢辞中的一句话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轻描淡写地译成“添了麻烦”。这时,宴会厅里立刻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站在周总理一侧的唐闻生立时表示不满:“怎么这么轻飘飘的?”周总理当时很平静,他在第二天正式会谈的时候才提了出来。当天,款待客人的礼节还是顾及到了。
第二天会谈时,周总理严肃地说:“你给路过的女孩子的裙子上洒了水,你可以说‘添了麻烦’,这个怎么能说‘添了麻烦’呢。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怎么是一句‘添了麻烦’就能解决的!连一点反省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为田中的这句话,我每每要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逢五逢十的纪念日,记者换了一批又一批,问题却总还是这一个:是不是田中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翻译也是这么翻的?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回答也总是这样的:田中的原话用得不合适,翻译也不妥。如果翻译时带点道歉的词补救一下,也是可以的。原话本来比较暧昧,再加上翻译就更暧昧。什么叫“添了麻烦”,听上去轻飘飘的,给中国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没道歉,这是不能接受的!
周总理在中日建交谈判中很辛苦,因为在田中来之前,有些细节没有完全谈妥,所以,在谈的时候总有一些交锋,当时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就是台湾问题,也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日邦交不可能实现正常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订过所谓“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与台湾“断交、废除条约”。田中此举是冒着政治与生命的双重危险的,因此,田中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实际困难,予以关照。最后,本着周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双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找到了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
《中日联合声明》前言中写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歡迎。而《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二条则是:“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日台合约问题,是在两国联合声明签订后,由大平外相对外宣布废除日台条约,即与台湾断交。
周总理的外交风格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以理服人”,既坚持原则,又通过求同存异,累积共识,消除异见。周总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通过这次谈判,田中对周总理的敬佩溢于言表。田中在会谈后给日本的记者书写了周总理给他的印象:“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中日联合声明》经过艰苦的谈判,台湾问题、战争赔款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后,毛主席决定接见田中一行。到毛主席那里去的时候,田中一进门就想要到洗手间去一下。毛主席就等他。当时田中就很严肃了,说紧张也可以。他见到毛主席,就是很拘谨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境,毛主席当时就表示欢迎,然后很风趣地问:“吵架吵完了没有?”田中马上说:“吵完了,吵完了。”毛主席就又转向大平,幽默地说:“天下太平嘛。”大家马上就都笑了起来,气氛就轻松下来。
毛主席所说的“吵架”,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就是作为战胜国的赔款问题了。在《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周总理告诉我们:这是主席决定了,不向日本索赔了。为什么不索赔呢?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比如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战后的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当中重建起来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时其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但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当时周总理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对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
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第二天,周总理陪同田中飞往上海。在专机上,周总理给田中题了几个字:“言必信,行必果。”意思就是说,中日建交虽然有这么圆满的结果,但日本方面要言而有信,见诸行动。周总理这六个字的分量是很重的。
送别田中时,周总理说:“我们和日本的交往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20多年的工作。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时代螺旋式地前进了。”周总理十分欣赏田中角荣的决断能力和超凡勇气。的确,从田中上台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84天,这种势如破竹的形势,就连日本国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
(摘自七一网/《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人民出版社)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经过20多年的民间推动,这一天终于有了结果。
当时,日本历届政治家都紧跟着美国,也跟着美国敌视中国,所以,中日两国长期不能恢复邦交。1972年7月,田中角荣在选举中获胜,出任新首相,大平正芳任外相,二阶堂进任内阁官房长官。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就公开宣布“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
周总理敏锐地抓住时机,作出了积极反应。7月10日,他派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剧团抵达东京,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并指示孙平化争取向田中首相当面转达他的邀请:“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7月16日,周总理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又表示:“如果日本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欢迎田中本人来。”
日本方面的反应也是神速的。7月22日,大平外相破例会见了孙平化。孙平化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大平当即表示衷心感谢。8月15日,田中首相在东京帝国饭店接见了孙平化,表示感谢周总理的邀请,他已决定访华。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将于9月25日至29日访问中国。
田中角荣访华期间,周总理和田中角荣就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并正式签署联合声明。我有幸全程担任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翻译,并参加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翻译错将田中谈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伤害译成“添了麻烦”
在抵达北京的当晚,田中出席周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时,发生了一个曲折。那天,我和唐闻生分别担任周总理的日文和英文翻译。按惯例,领导人的讲话由本国的译员来翻译。田中的随身翻译是在台北学的中文,他将田中在答谢辞中的一句话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轻描淡写地译成“添了麻烦”。这时,宴会厅里立刻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站在周总理一侧的唐闻生立时表示不满:“怎么这么轻飘飘的?”周总理当时很平静,他在第二天正式会谈的时候才提了出来。当天,款待客人的礼节还是顾及到了。
第二天会谈时,周总理严肃地说:“你给路过的女孩子的裙子上洒了水,你可以说‘添了麻烦’,这个怎么能说‘添了麻烦’呢。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怎么是一句‘添了麻烦’就能解决的!连一点反省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为田中的这句话,我每每要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逢五逢十的纪念日,记者换了一批又一批,问题却总还是这一个:是不是田中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翻译也是这么翻的?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回答也总是这样的:田中的原话用得不合适,翻译也不妥。如果翻译时带点道歉的词补救一下,也是可以的。原话本来比较暧昧,再加上翻译就更暧昧。什么叫“添了麻烦”,听上去轻飘飘的,给中国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没道歉,这是不能接受的!
田中评价周恩来: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周总理在中日建交谈判中很辛苦,因为在田中来之前,有些细节没有完全谈妥,所以,在谈的时候总有一些交锋,当时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就是台湾问题,也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日邦交不可能实现正常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订过所谓“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与台湾“断交、废除条约”。田中此举是冒着政治与生命的双重危险的,因此,田中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实际困难,予以关照。最后,本着周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双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找到了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
《中日联合声明》前言中写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歡迎。而《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二条则是:“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日台合约问题,是在两国联合声明签订后,由大平外相对外宣布废除日台条约,即与台湾断交。
周总理的外交风格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以理服人”,既坚持原则,又通过求同存异,累积共识,消除异见。周总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通过这次谈判,田中对周总理的敬佩溢于言表。田中在会谈后给日本的记者书写了周总理给他的印象:“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周恩来解答:毛主席当年为何决定不向日本索赔
《中日联合声明》经过艰苦的谈判,台湾问题、战争赔款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后,毛主席决定接见田中一行。到毛主席那里去的时候,田中一进门就想要到洗手间去一下。毛主席就等他。当时田中就很严肃了,说紧张也可以。他见到毛主席,就是很拘谨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境,毛主席当时就表示欢迎,然后很风趣地问:“吵架吵完了没有?”田中马上说:“吵完了,吵完了。”毛主席就又转向大平,幽默地说:“天下太平嘛。”大家马上就都笑了起来,气氛就轻松下来。
毛主席所说的“吵架”,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就是作为战胜国的赔款问题了。在《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周总理告诉我们:这是主席决定了,不向日本索赔了。为什么不索赔呢?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比如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战后的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当中重建起来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时其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但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当时周总理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对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
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第二天,周总理陪同田中飞往上海。在专机上,周总理给田中题了几个字:“言必信,行必果。”意思就是说,中日建交虽然有这么圆满的结果,但日本方面要言而有信,见诸行动。周总理这六个字的分量是很重的。
送别田中时,周总理说:“我们和日本的交往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20多年的工作。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时代螺旋式地前进了。”周总理十分欣赏田中角荣的决断能力和超凡勇气。的确,从田中上台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84天,这种势如破竹的形势,就连日本国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
(摘自七一网/《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