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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路遥的《人生》自1982年问世后即轰动全国，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1984年的电影《人生》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再创造。以真实为核心，电影在情节、人物、环境上都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风格，形成朴实、自然真实的电影基调，是真实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艺术典范。
关键词：电影《人生》;艺术再创造;细节真实;现实主义
小说与电影是两种风格的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不同受众。1984年电影《人生》是吴天明导演根据小说《人生》拍摄的同名电影，原作者路遥亲自改编，这是媒体传播途径的转化，也是社会影响面的延展。电影源于文本又不同于文本，它融合了导演与作者的创作理念与艺术追求，以及寄希望于传达的主题与内蕴。这次艺术再创造的魅力就在于其融入生活的细节真实，在给予受众最广泛意义的理解上坚持了现实主义传统的践行。
一、朴实的风俗环境
小说以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背景，作者通过麦田、大马河、石窑洞等地理环境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西部乡村。他不遗余力地展现自然之美，连片的玉米地、起伏的山坡和那雪白的羊群，无不令人心向往之。将小说投射到荧幕，要在确保真实的基础上，还要力求做到万物皆有声万物皆传情，才能让每一帧画面精致且有意义。电影以农民在苍茫的黄土高原上赶羊起，又以高加林走上那望不到尽头的黄土坡为结，空旷广阔的蓝天与黄土，是真实的黄土高原文明的载体，更是带给观众别开生面的巨大冲击;大远景长镜头和自然光效，动与静的结合，色彩的交相辉映，都以艺术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陕北高原上真实的农村。吴导原生态地呈现陕北风貌，“其目的是要表现生长在大西北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思想、愿望和追求”。电影极力呈现的还有陕北独特的风俗民情。长达八分多钟的巧珍结婚情节，唢呐和剪纸，围观的乡亲和闹新娘子的小孩，风俗民情的融合极致地展现了一个盛大喜庆的传统嫁娶场面。穿插在电影中的悠悠歌曲更是将历史与风情唱进观众心中，《黄河船夫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走西口》三首信天游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场景相应合，婉转的曲调配合悠扬的嗓音，真实展现了陕北人民的精神气魄。电影背景声音里无处不在的水声、鸡鸣、牛哞和那锄头锄地是单调而铿锵的响声，传递出最为朴实的自然与劳作。小说落于纸笔的自然和人文描写，通过电影的加工创造，增添了可视可触的震撼感，达到文字与影像的和谐统一。
二、自然的情节发展
镜头需要用在揭示主题和展现人物思想感情的广度深度上，电影中高加林、刘巧珍和黄亚萍三位青年的故事线依旧清晰，但一些次要人物和情节并非被忽略，反而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更加符合情节的自然变化。例如高明楼和刘立本的对话，小说中把他们从谈论加林巧珍的恋爱到不欢而散全部放置在一个情景完成，但电影里却恰到好处地分设两个镜头。高明楼开会回来的顺序提前，两人谈话过程中皆包含讽刺对方的神态言论，再到第二次谈论高加林事件时两人发生冲突。这样的处理使得发生口角不同于小说中“两亲家今天第一次没把话说到一块”的描寫，而是有情节铺垫和情绪渐进。电影中男女主开始地下恋爱关系后新增了加林跟着德顺爷锄地时巧珍装作不经意经过给枣的情节，这也为德顺爷感知到两人的亲密关系并认可他俩是一对有了根据。这样的情节设置更加符合日常生活贴近人物本身，保持了故事的可信度和情节的完整，使得次要人物也立体起来。刘巧珍与高加林断绝关系含泪离开的片段在影片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小说中高加林转身离开头也不回，然后找了个地方发泄就回城仿佛忘却放下一切，但电影却运用了大远景和近一分钟的长镜头，高加林看着巧珍骑着车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公路尽头。它去掉了小说中略微有些夸张有些戏剧性的成分，将高加林的不舍、茫然和怪自己心狠的复杂情绪通过视线含蓄地表达，伴之以一点淡淡的音乐，也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三、真实的女性形象
如果说在小说中所有情节紧紧围绕男主角高加林的人生选择与变化，那么电影则是不仅对作为传统农村女性形象的刘巧珍的善良、勤劳等优点进行了强化，且又着重刻画了她一个普通姑娘面对爱恋的细腻心理和表现。在电影中有这样一些细节：刘巧珍劳动回到家与姐妹对话时为高加林被替下农村教师岗位而抱怨鸣不平;向高加林表露心迹并与他拥抱后，刘巧珍晚上躺在炕上激动地面颊绯红一直睡不着;让妹妹教自己写字，纸上一笔一划写的全是高加林的名字;最后见高加林的那一次，她还带着厚厚的毯子给高加林。这所有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全都是巧珍那纯粹热烈的爱恋的证明。因此，电影在抒情片断上作了大力渲染与扩展，集优秀传统道德和缠绵情愫于一体的刘巧珍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她细腻而又婉转的心理带给观众更多的同理心和亲切感。这样的改编不是草率的。由于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偏爱以及他个人经历的缘故，他不自觉地强化了对巧珍的赞美。而小说《人生》自发表以后，广泛的影响力必然伴随着赞誉与批评交加，社会层面对高加林围绕“资产阶级”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在批评和舆论的重重压力下，作为原作者和编剧的路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作出改动，“悄悄地向纯爱情、纯道德的领域移动自己的脚步。”同时，加林巧珍的爱情悲剧，“和民间源远流长的‘多情女子负心郎’的话语模式暗合”，这样的改动契合观众的心理期待，唤起情绪的恻隐，在娱乐化的市场环境下显然是有意义的。
吴天明导演在接受采访谈到《人生》时说到：“在导演《人生》时，我始终以强调情节和细节的真实为基础。”从朴实的西北风俗环境到自然的情节发展再到真实的主人公形象，电影里经过艺术再创造的细节真实，在不失文学性的基础上，更是在探求现实主义方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电影版《人生》的改编，在海内外广受好评获奖无数，无疑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功，对日后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
参考文献
[1]路遥. 人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2]路遥. 早晨从中午开始[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86.
[3]马一夫，厚夫. 路遥研究资料汇编[C].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334.
[4]程天赐. 吴天明谈《人生》[J]. 电影评介，1984（09）：5.
[5]吴祥锦. 小说《人生》与电影《人生》[J]. 影剧评论，1984（12）.
作者简介：陈婧靓（2000-），女，汉族，湖南永州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关键词：电影《人生》;艺术再创造;细节真实;现实主义
小说与电影是两种风格的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不同受众。1984年电影《人生》是吴天明导演根据小说《人生》拍摄的同名电影，原作者路遥亲自改编，这是媒体传播途径的转化，也是社会影响面的延展。电影源于文本又不同于文本，它融合了导演与作者的创作理念与艺术追求，以及寄希望于传达的主题与内蕴。这次艺术再创造的魅力就在于其融入生活的细节真实，在给予受众最广泛意义的理解上坚持了现实主义传统的践行。
一、朴实的风俗环境
小说以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背景，作者通过麦田、大马河、石窑洞等地理环境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西部乡村。他不遗余力地展现自然之美，连片的玉米地、起伏的山坡和那雪白的羊群，无不令人心向往之。将小说投射到荧幕，要在确保真实的基础上，还要力求做到万物皆有声万物皆传情，才能让每一帧画面精致且有意义。电影以农民在苍茫的黄土高原上赶羊起，又以高加林走上那望不到尽头的黄土坡为结，空旷广阔的蓝天与黄土，是真实的黄土高原文明的载体，更是带给观众别开生面的巨大冲击;大远景长镜头和自然光效，动与静的结合，色彩的交相辉映，都以艺术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陕北高原上真实的农村。吴导原生态地呈现陕北风貌，“其目的是要表现生长在大西北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思想、愿望和追求”。电影极力呈现的还有陕北独特的风俗民情。长达八分多钟的巧珍结婚情节，唢呐和剪纸，围观的乡亲和闹新娘子的小孩，风俗民情的融合极致地展现了一个盛大喜庆的传统嫁娶场面。穿插在电影中的悠悠歌曲更是将历史与风情唱进观众心中，《黄河船夫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走西口》三首信天游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场景相应合，婉转的曲调配合悠扬的嗓音，真实展现了陕北人民的精神气魄。电影背景声音里无处不在的水声、鸡鸣、牛哞和那锄头锄地是单调而铿锵的响声，传递出最为朴实的自然与劳作。小说落于纸笔的自然和人文描写，通过电影的加工创造，增添了可视可触的震撼感，达到文字与影像的和谐统一。
二、自然的情节发展
镜头需要用在揭示主题和展现人物思想感情的广度深度上，电影中高加林、刘巧珍和黄亚萍三位青年的故事线依旧清晰，但一些次要人物和情节并非被忽略，反而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更加符合情节的自然变化。例如高明楼和刘立本的对话，小说中把他们从谈论加林巧珍的恋爱到不欢而散全部放置在一个情景完成，但电影里却恰到好处地分设两个镜头。高明楼开会回来的顺序提前，两人谈话过程中皆包含讽刺对方的神态言论，再到第二次谈论高加林事件时两人发生冲突。这样的处理使得发生口角不同于小说中“两亲家今天第一次没把话说到一块”的描寫，而是有情节铺垫和情绪渐进。电影中男女主开始地下恋爱关系后新增了加林跟着德顺爷锄地时巧珍装作不经意经过给枣的情节，这也为德顺爷感知到两人的亲密关系并认可他俩是一对有了根据。这样的情节设置更加符合日常生活贴近人物本身，保持了故事的可信度和情节的完整，使得次要人物也立体起来。刘巧珍与高加林断绝关系含泪离开的片段在影片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小说中高加林转身离开头也不回，然后找了个地方发泄就回城仿佛忘却放下一切，但电影却运用了大远景和近一分钟的长镜头，高加林看着巧珍骑着车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公路尽头。它去掉了小说中略微有些夸张有些戏剧性的成分，将高加林的不舍、茫然和怪自己心狠的复杂情绪通过视线含蓄地表达，伴之以一点淡淡的音乐，也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三、真实的女性形象
如果说在小说中所有情节紧紧围绕男主角高加林的人生选择与变化，那么电影则是不仅对作为传统农村女性形象的刘巧珍的善良、勤劳等优点进行了强化，且又着重刻画了她一个普通姑娘面对爱恋的细腻心理和表现。在电影中有这样一些细节：刘巧珍劳动回到家与姐妹对话时为高加林被替下农村教师岗位而抱怨鸣不平;向高加林表露心迹并与他拥抱后，刘巧珍晚上躺在炕上激动地面颊绯红一直睡不着;让妹妹教自己写字，纸上一笔一划写的全是高加林的名字;最后见高加林的那一次，她还带着厚厚的毯子给高加林。这所有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全都是巧珍那纯粹热烈的爱恋的证明。因此，电影在抒情片断上作了大力渲染与扩展，集优秀传统道德和缠绵情愫于一体的刘巧珍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她细腻而又婉转的心理带给观众更多的同理心和亲切感。这样的改编不是草率的。由于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偏爱以及他个人经历的缘故，他不自觉地强化了对巧珍的赞美。而小说《人生》自发表以后，广泛的影响力必然伴随着赞誉与批评交加，社会层面对高加林围绕“资产阶级”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在批评和舆论的重重压力下，作为原作者和编剧的路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作出改动，“悄悄地向纯爱情、纯道德的领域移动自己的脚步。”同时，加林巧珍的爱情悲剧，“和民间源远流长的‘多情女子负心郎’的话语模式暗合”，这样的改动契合观众的心理期待，唤起情绪的恻隐，在娱乐化的市场环境下显然是有意义的。
吴天明导演在接受采访谈到《人生》时说到：“在导演《人生》时，我始终以强调情节和细节的真实为基础。”从朴实的西北风俗环境到自然的情节发展再到真实的主人公形象，电影里经过艺术再创造的细节真实，在不失文学性的基础上，更是在探求现实主义方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电影版《人生》的改编，在海内外广受好评获奖无数，无疑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功，对日后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
参考文献
[1]路遥. 人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2]路遥. 早晨从中午开始[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86.
[3]马一夫，厚夫. 路遥研究资料汇编[C].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334.
[4]程天赐. 吴天明谈《人生》[J]. 电影评介，1984（09）：5.
[5]吴祥锦. 小说《人生》与电影《人生》[J]. 影剧评论，1984（12）.
作者简介：陈婧靓（2000-），女，汉族，湖南永州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