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虎：
　　王玉池是著名的书法理论家，他的书法理论文章广为人知，他比较系统地研究王羲之、王献之的生卒年月及艺术成就，曾荣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是治学严谨的典范还是不够严谨》一文获中国文联艺术评论奖，还曾获中国美协『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因此，人们很少见到他创作的书法作品。
　　我收到他寄给我的《王玉池书法选》后，惊讶不已。书界人常说『人书俱老』『老辣不羁』，是说一个人年纪大了，艺术也达到一定成就。这次我捧读他的书法作品，越看越觉得有味道，越欣赏越觉得他在年过八旬的耄耋之龄，已自然达到了此种境界。其章法布局及用笔，随心所欲，信马由缰，书卷气之浓也油然跃入你的眼帘，凝目赏析，掩卷之后仍有翻卷再阅之欲。
　　原来，他在研究某个时代某个名家的时候，都要亲自临习他们的书法作品，以增加实践的感悟。他学习的对象比较复杂，这使得他对书法的理解更为全面而深刻。他平时还是以学『二王』、颜、柳为多，并创作以带有隶书笔意的草书为主，也兼学其他书体和流派。所以他的书法作品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自成一家。他虽然以理论名世，但他的创作我们也不能小视。
　　我结识王玉池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阅读他的书法理论文章则多是在九十代以后。多年来，他在相关报刊发表了许多关于书法理论和书法史方面的文章，受到书法家、书法爱好者及书法教育机构的教师和学员们的普遍好评与欢迎。后来，他又注释《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更是受到人们的欢迎。人们希望他将古代名帖继续注释下去，他也因此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做到现在。他研究甲骨文、西周《大盂鼎》《散氏盘》等，春秋《石鼓文》、秦代《琅琊刻石》、汉代《石门颂》等碑刻，魏晋南北朝钟繇《宣示表》、王羲之《十七帖》等，隋唐《龙藏寺碑》、宋代苏东坡《黄州寒食帖》等，共三十余种、六十余篇。为此，他孜孜不倦地做了十多年的译注，而这只是他想要译注的一部分。
　　可以说，古代碑帖浩如烟海，内容极其丰富，大几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儒、道、释、俗，无所不有，跨越年代久远，而历代碑帖的作者又都是写文章的高手，译注起来难度很大。但他治学严谨，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旁征博引，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地踏实做学问，得到书界的共识与好评。这项工作的贡献是卓著的。
　　一般人学习书法，都是从临习古代碑帖人手，而古代碑帖又大都是文言文，不要说读懂，甚至连断句都很困难，更谈不上对内容的理解了。而不了解文字内容，想『出帖』『意临』『背临』就更难了。十余年来，王玉池默默所做的这项工作，对于了解古代碑帖的文字内容，更好地学好碑帖的范本，同时又可借助其文字内容提高文化素养，继承传统、繁荣发展书法事业是大有裨益的。熟知了王玉池认真做学问的态度，再回过头来看他的书法作品，体会就更深了。
　　孙洵：
　　今夏，倏然收到老学长寄来的薄薄一册《王玉池书法选》。他在扉页《艺术简介》中写道：一为了集中研究理论，我很少发表书法创作（作品），但一直未放弃书法实践的训练。大致是每写到某个时代或某个书家的评论，都要亲自学一下他们的书作，以增加实践的感悟。所以我学习的对象十分庞杂。其中以学习汉隶、『二王』、颜柳为多。平时创作以带有隶书笔意的草书为主……』实在是老实人说老实话。不管他早年法乳还是胎自二王，他近三十年形成的个人书风明显的草书，从结字、用笔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汉隶特点，时而『扑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时而『星流电转，纤逾植发。』他的草书字字独立，并无大开大合、上下延绵、游丝不断之象；不激越、不张扬，欹侧肆意，注重沉稳，然意气奋发，上下贯通流畅；绝弃轻狂、艳俗、妩媚之习气。我评之为『虎卧凤阙富含中和之美，拙重大方不乏空灵之气。』
　　二0一二年九月，我去浙江嘉兴出席蒲华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邂逅《收藏家》主编唐吟方，聊起时下书法创作，深感草书太多太滥，少数书家过分强调感情宣泄，忽略草书矩式……唐说，他喜欢王玉池的草书，有韵味、有个性，又不失传统法则。
　　兴许有人会说，都到耄耋之年了，还出什么书法选，赶时髦。非也，老学长既不需要到闹市区写几个大商场招牌，更无需为个人作品投入市场而宣传。据笔者与之相知多年的感受认知；人到了暮年作一点阶段性的创作回顾，向乡亲父老、挚朋好友，甚至是后人，作个汇报，『没有滞留在空头研究上』，仅此而已。
　　牛克诚：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人们一般不把王玉池看作书法美学家，甚至有的还不知道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但是，王老的书法美学与其书法考证学之间足足构成了一种潜在的体系。他不仅实现了从书法美学到书法鉴赏再到书法考证的三级递进，而且在每一层阶的研究中，他都在无形中使用着另外两个层阶的武器，如他的书法美学研究并非概念空洞之弊，而是获得了遍览名迹、精微考证的潜在支持，结论不是由概念诠释而出，而是让书史材料去昭明；其鉴赏之学也在书法美学与考证学之间左右逢源；其书法考证虽是精细一道，但却视野宽阔，往往能跃出文献而广泛求证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这与他的美学训练是极有关系的。可以说，王老在书学领域的三个层阶的研究彼此借鉴、互相渗透，已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
　　王老在书法考证这一阶段的研究便是专治王羲之，其考证贯彻了清代考据学的审慎精神。他充分地占有有关王羲之的资料，并认真体味，直接同古文献对话，如对于李文田《定武兰亭》跋语，细审原文，从而在人们所未引用的文句中发现，李文田之义乃指书势而言。对于孤证材料他则只备存录，决不片面发挥，如他对《金庭王氏族谱》中记载的王羲之生卒年月材料的处理。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对于新材料的发现，如在考定王羲之生卒年时，对于比较冷僻的陶弘景《真诰·注》和尚杲《瀑布山展墓记》材料的运用等。在论证方法上，王老以事理相证，即把考证对象放在当时的人际、事件中，以见其真伪端缘，如对于王羲之《桓公以江州还台帖》中的『桓公』竞指何人的问题，主要从王羲之与桓冲的辈分差别，桓温与朝廷的关系，谢安、王坦之等与桓温的关系等来论证桓公非为桓冲。对于《丧乱帖》中『先墓』地点及王羲之晚年书作等亦从历史事件、羲之经历的角度论证之。这种偏重事理的考证，是不同于清代侧重文章辞句的考证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王老的书论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继续就有关王羲之书法问题而深入研究，二是为中国书法函授大学撰写古代书法文献的注释工作。在研究之余，王老也从事书法创作，其字用笔不惊而结构堂堂。王老为人亦如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