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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出生于1924年，山西省长治县人，1938年8月1日入伍，1938年10月入党。历任八路军总部战士、通讯员、文书，朱德警卫团二营五连副、正指导员，副、正教导员，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一师青年科副科长、组织科长，十二军组织处副处长。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副政委，九十二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三十六师副政委，淮北市市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3级，1962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2级，荣获三等功一次。1953年1月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三级国旗勋章”，1955年8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1957年6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南京军区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1981年5月离休。2012年病故，享年88岁。
反“扫荡”战斗
——保卫总部首长和机关转移
1938年8月1日我参军了，在八路军队伍中，我由一名战士逐步成长为朱德警卫团二营五连指导员，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反“扫荡”作战。
1942年5月10日，日本扫荡根据地太行山总部所在地——辽县、麻田一带。当时总部首长有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左权等。首长决定由太行驻地转移到太岳。我们连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总部首长和机关干部的安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我们的任务都很重，特别是有了战斗，警卫任务就更加繁重。只要遇到了敌人，我们就必须决一死战，不能后退。我们连共有181人，共产党员占95%，其中老战士、排长、班长基本上都是红军。连里弹药充足，步枪、手榴弹都是太行黄岩洞兵工厂造的。我们在出发前，连领导动员时说：这次任务很重要，保卫总部首长及机关干部安全是首要任务。共产党员要勇于挑重担，如果遇到敌人，要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坚决确保总部首长和机关干部安全转移。全连每个人都表了决心，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出发当天，我们就遇上了日本鬼子“扫荡”。我们连在总部驻地南面抵抗日本人进攻，狡猾的敌人派出了一部分鬼子从侧面小路往山上爬。当时我发现了敌人，朝着他们打了两枪，又甩出去一颗手榴弹，炸得几个鬼子转身就逃。我们班机枪手也集中火力向敌人扫射。在我们连坚决的打击下，敌人停止了进攻。总部首长随即命令政治部向东南转移，后勤部向正东转移，左权副参谋长带着总部机关、党校、抗大人员向北转移。我们随总部首长机关人员前进。当时，大部分人已经转移出去了，但敌人依然对着总部前进的道路狂轰滥炸。警卫员再三劝左权副参谋长赶快转移，可他不肯离开，继续向山下高喊：“同志们，快上来，冲出山就安全了。”当时有些同志很艰难地爬上了大山，冲出了山外。在胜利突围时，敌人连续发射的三发炮弹落在山梁上，不幸在左权副参谋长的身旁爆炸了，左权副参谋长为国捐躯。六连的同志们将他的遗体护送下山。我们连随总部首长、机关干部继续向西前行，平安到达太岳。这次反“扫荡”战斗，我们取得了胜利。1942年8月应辽县人民的要求，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以表纪念。
总部首长要从太岳返回太行区，必经白晋铁路。这天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随总部首长到达距白晋铁路一二里地时，首长发现从西面开过来一辆装甲火车。首长们立刻停下来，王参谋命令我们连兵分两路前去迎敌，一排一、三班冲上去用8枚手榴弹将敌人前进的铁路炸了。听到我们的枪炮声，敌人的装甲火车停了下来，装甲车上的鬼子疯狂地打枪、开炮。这时接应我们的七六九团三营、欧团武工队都赶到了，我们齐心协力，与敌人战斗了约一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装甲火车。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我们安全掩护首长过了白晋铁路线，到了总部所在地太行，大家高兴极了，互相拥抱在一起，高喊：“我们胜利了！”
平汉战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而国民党军队却挑起内战，并向解放区进攻。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上党战役后，为适应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粉碎敌人的连续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三纵七旅奉命于1945年1月5日在山西省襄阳县虎亭镇成立，由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等三个兵团组成。首任旅长赵兰田、政委曾庆梅、参谋长曹更修、政治部主任高厚祖等。
1945年10月21日，国民党先头部队三个军侵入磁县、邯郸地区。解放区军民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奋起反击。二十团奉命于25日投入战斗，先后与十九团攻击马头镇附近的大营、小营、石桥头等地。经过激战，我军争取了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率其所属新八军及民军纵队约万人，于邯郸地区起义，余敌闻风逃窜。我二十一团与十九团跟踪追击至磁县县城以东的壕旺地区。二十一团困敌于东南，十九团围敌于西北，并急构工事，将战壕挖成蛇形，达到能攻能守、攻防兼备的效果。敌人借炮火掩护，向我军冲杀，企图突围。上级指示，让敌人突围冲出村庄后，立即以炮火将敌封锁于村外。我军以炮火冲击敌人先头部队，堵住其去路，再以轻重机枪，将敌截为数段，以手榴弹和刺刀将敌歼灭在村外。我二营五连在阻击战中，俘虏从城里突围之敌副团长及团以下军官37人。
1945年10月31日，由于连长胡兴全在战斗中负伤，由时任五连指导员的我指挥五连战斗。我连进攻石桥头镇冢王村敌师部时，看到一个骑马的人向南方逃跑，我立刻命令机枪手和步枪手向骑马人开火，结果那个骑马人从马上摔了下来。我又下令抓活的，和大家一起冲了过去，发现那个人已经中枪死了。我在他的身上摸出一把小手枪，确认是个官。后据马夫交待，骑马人正是敌军三十师师长王震。这次战斗俘敌20余人，缴获马一匹及敌师长小手枪一支。
平汉战役是在磁县以北、邯郸以南的平京汉线上一次阻擊歼灭战。十九团和我二十一团密切协同，将敌三十师师部和所属一个团全部歼灭，歼敌1200余人，缴获山炮4门、各种小炮15门、轻重机枪66挺、步枪280支。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十九团副团长张林先和二十一团二营六连指导员光荣牺牲，二十一团二营代理营长郑学文和五连连长胡兴全在壕旺战斗中负伤，该营六连副连长也负重伤。 羊山集战斗
1947年6月，羊山集战斗是鲁西南战役的最后一仗。羊山集地形极为险要，山上突出三峰，东峰为羊头，中峰为羊腰，西峰为羊尾，以中峰为最高，它是羊山的制高点。羊山集有居民千户，砖墙瓦房密集于东大街。敌人以4个营守羊山，羊头、羊尾各一个营，羊腰为两个营，其余之敌守备在羊山集。
敌人利用地形，沿山腰构筑工事，以地堡为点，以交通壕为线，依托羊山原日本人修建的工事，构成防御核心阵地。开始我军连攻三次，均未打开局面，按照刘邓首长的指示，1947年7月24日，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亲自率领三纵七旅营以上干部，冒着敌人的炮火和倾盆大雨，顶斗笠、踏泥泞、察敌情，走遍了前沿阵地看地形。在现场，陈锡联边走边谈，研究前几次受挫的原因：当时我们把突破口选在羊头、羊尾，没有选在羊腰，因此受敌羊腰制高点火力的封锁。而我军炮火分散，火力与突击失调、掩护与突击失调。陈锡联司令员说：根据以上情况，刘邓首长指示，改变打法，重新布置战术。从羊山西北以钳形夹击中峰，以羊腰为重点，东、西方面也要积极主动配合，方能取胜。1947年7月27日18时，我军集中二、三、六纵队的兵力同时对羊山集之敌发起总攻。
二纵由西向东进攻，二纵七旅十九团和六纵三十六旅四十六团夹攻中峰羊腰;三纵七旅二十团和六旅二十四团夹击东峰羊头;六纵攻打西峰羊尾;三纵七旅二十一团为第二梯队，随着战事的深入与友邻部队紧密配合。我们由羊颈上羊头，再转至羊腰，与十九团并肩向集内纵深追击。到拂晓时分，我方取得胜利，结束战斗。
此次战役结束后，刘邓首长嘉奖了攻打羊山集的各参战部队，并作诗赞扬：“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难忘军民鱼水情
——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6月羊山集战斗后，毛主席对刘邓大军指示：“下决心以最快的时间挺进大别山，直插敌人大后方。”从晋西南到大别山有千里之遥，我们在行军路上要越过陇海路，通过遍地是淤泥、积水、洪水汹涌的黄泛区，抢渡沙河、淮河，克服重重天然障碍，日夜兼程。我们的行动方向，必须绝对保密。开始敌人没有发现我们的战略意图，经过15天的时间我们直插大别山，占领了大别山周边数十个县。在肃清民团的同时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逼近长江，直捣南京。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乡亲们也高喊“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同时与华东陈粟大军以及陈谢兵团向南作“品”字形展开，与蒋介石进行战略决战。1947年8月，正值酷暑，我们日夜前行，一边行军，一边战斗。不顾敌人沿途防堵追击，也不顾缺粮、缺军需物资等困难，广大指战员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记得一次夜行军到一村庄，部队命令暂时休整。我和通讯员在一老百姓家院子门口休息，我那时22岁，是三纵七旅二营副教导员。这家走出来三位女主人，一位是大娘，另外两位二三十岁的样子。她们迎上前来，大娘弯下腰，心疼地摸着我的脚说：“小同志，你怎么光着脚行军呀，这哪成啊！”还问我们什么时候走，我回答说：“大娘，天不亮我们就要出发。”她们再没说什么，都进屋去了。
没想到的是，她们连夜给我赶做了两双新布鞋，在我们还未出发时送给了我。我穿上它很合脚，心想定是大娘弯腰摸我的脚时，估摸出了脚的大小。当时我心中很感激，也非常感动，我连声对大娘说：“大娘，谢谢，太感谢您了。”并给大娘深深地鞠躬，还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大娘拉住我的手说：“这是我们老百姓应该做的。”接着我又向另外两位大姐敬了军礼，感谢她们的恩情。
在战争年代，我们一直行军、打仗，但我心中一直想着：等胜利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见见大娘一家。可是由于身体原因，我的愿望没能实现，我感到非常遗憾！
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初，解放战争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后，全国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党中央毛主席指出，“全国军事形势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1948年11月7日开始了淮海战役。我当时是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营教导员。我营随团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斗，并担任主攻宿县城的任务。宿县是徐州、蚌埠之间的交通重镇，是敌人重要的补给基地。守城的敌人由交警十六总队与第二总队的第三大队，第二十五军一四八师、装甲第七营以及地方留守机关组成，共12000余人。1948年11月14日，我团奉命协同八旅攻占宿县东关火车站等地，形成对该城的包围之势。我团三营八连为前卫，工兵排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4次爆炸成功，炸塌了半截城门。突击营乘着弥漫的烟雾，勇猛地向敌人发起冲锋，四处打击敌人。经过40分钟的激战打开了小东门。二梯队迅速冲入城内，猛打猛冲，利用分割包围的战术，摧毁了敌人几个地堡，占领了天主堂、电报局、医院等处，敌人纷纷缴械投降。我们和兄弟部队一起经过一天奋战，活捉了敌人第六交警总队中将副司令张绩武以及敌参谋长以下4300余人，缴获各种炮14门、各种枪支2000余件、弹药数10万发、汽车两辆及大量军用物资。宿县一战切断了津浦线，孤立了徐州的敌人。宿县战斗后，我团积极配合华野部队在碾庄圩地区参加淮海围歼黄维兵团第二阶段作战，面对的是敌军的主力，而我团干部、战士和兄弟部队一道，在战斗中充分发扬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全歼了守敌，毙、伤敌军2500余人，俘敌十二兵团司令以下1600余人。
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十二军三十一师三个团接受了渡江战斗任务。
为了坚决响应毛主席打过长江去的号召，我师在兵团的助攻方向上以安庆东鸭儿沟口至新河坝为主渡方向，前江口为佯攻方向，以集中主要力量从新河坝登陆打开缺口。具体部署是：九十一团为渡江第一梯队（突击队）以两个营的兵力在鸭儿沟口以南启渡，在大坝至新河坝地段登陆后迅速抢占要点，扩大和巩固登陆场地，追歼逃敌。师渡江指挥所在鸭儿沟口随九十一团行动;九十二团利用加强防坦克炮5门、山炮1门、高射机枪3挺，在第一梯隊右翼，在前江口地段实施佯攻。以两个营的迫击炮、重机枪配置在前江口等地段钳制、吸引敌人的兵力、火力和注意力，掩护主渡方向渡江，以加强防坦克炮、山炮、高射机枪配置在马家窝地区，阻击安庆来犯之敌舰，保障主渡场的安全。九十三团为渡江第二梯队，以二营、三营的兵力，随九十一团之后渡江，登陆后迅速向前江口、古城方向发展。 1949年4月5日渡江任务下达后，部队召开了多次会议，反复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积极开展“杀敌立功竞赛运动”，号召“人人争当渡江英雄”。部队官兵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为了解决渡江战斗所需的船只和船工，师成立了“船舶管理委员会”，组织人员到群众中去访问宣传，号召群众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彻底消灭反动派。当群众得知我军要渡江打仗，消灭反动派时，都积极支援部队，许多船主主动把藏起来的船只从内湖的芦苇丛中摇出来，献给我们，由最初的3只，增加到100余只船，船工也增加到195名。他们不仅献船，还主动参战，介绍长江的水情，帮助战士学会游泳。当时我营北方战士多，不会游泳的人多。我虽然是北方人，但我会游泳，为了完成任务，教战士们学游泳，我第一个跳进湖中，其他会游泳的人见了，也纷纷跳入湖中。
部队把收集到的大量船只集中在破岗湖。内湖与长江之间有一条10里长的小河相通，但河窄水浅，还有4座小石桥阻碍，鸭儿沟口入江处还有一道石砌水闸，船只无法通过。师党委专门研究并发动部队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最后采用了“劈开江堤修引河”的方法。就是从内湖修一条长10里直通长江的运河。从4月7日起，以九十三团二梯队为主力，共组织13个连队来完成这一任务，当时工具少，无施工经验。但全体同志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经过13个昼夜的紧张突击，到了19日，终于疏通长达10里的虾子河和一条长50米、宽14米、深8米左右的引河。
1949年4月20日，毛主席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斗开始。21日拂晓，第一梯队进入江堤附近阵地。下午，风向由东南风转向西北风，对我军强渡极为有利。在我军炮兵火力的掩护下，突击队船只由鸭儿沟引河开始入江，排成战斗队形，于17时30分完成登船。百船齐发，冲向敌岸。当接近敌岸时，为压制登陆地段的敌人，船上火力全开。17时45分，突击队船只在敌岸过江。师首长随九十一团到达敌岸，九十三团二梯队随突击队陆续过江，九十二团于22日从前江口渡江。最终我军用时15分钟以牺牲15人为代价顺利渡过长江，获得胜利。过江后，我们又以每天100多里的行军速度继续追歼残敌。
进军大西南
——解放重庆
1949年11月，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我当时在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当教导员，行军途中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大家很激动。我们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南征北战，不怕艰难，不怕牺牲，顽强战斗，为祖国、为人民求解放。
14年抗战，我军和全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战斗，赶走了日本鬼子。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我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当务之急，我们仍需要多打胜仗，向伟大祖国和毛主席献礼。经过川湘追歼作战后，1949年11月30日，我营随团乘胜攻占了土桥，在李家沱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歼灭敌人七十八师一个营，缴获敌人汽车80余辆，战防炮40余门。随即我军由李家沱渡过长江，进入重庆市西南的浮图关，包围了敌人国民党国防部警卫二团，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敌人警卫二团第二天上午缴枪投降。
重庆解放前，以戴笠为首的特务头子和他的爪牙们，像疯狗一样在机关、工厂、学校等地抓捕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和学生，还对国家的重要部门进行破坏。解放重庆后，团营首长紧急命令严守保护。我团一营二连严守巴县以及华县汽车厂、裕新纱厂，以厂为中心站游动哨，对四周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日夜不眠。二连守卫保护工作做得好，荣获师授予的“政策纪律优胜连”光荣称号。
1949年12月15日，我团随七旅继续西进，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入朝参战
1950年6月，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纠集了土耳其等军队参与朝鲜的内战。朝鲜请求我国出兵援助。我国与朝鲜只有鸭绿江之隔，毛主席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1950年12月我部在四川梁山剿匪后，在重庆南岸土橋休整，接到抗美援朝的命令，师首长对部队进行了动员。
1951年1月，我部从重庆万县（即万州）出川抗美援朝，历经长江三峡、宜昌、武汉，改乘火车，向河北方向进发。到了晋县后，在辛集，志愿军十二军召开营以上干部宣誓大会，并将原十一军三十一师整编为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一师，正式接受入朝作战任务。为适应朝鲜战场作战的需要，部队进行了简单的朝鲜语和短期的军事训练。1951年2月，志愿军十二军各部乘火车向东北方向前进，到辽宁宽甸待命。1951年3月25日，部队从长甸河口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朝鲜土地。当时所见城市和农村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脚下的土地到处是弹坑，美帝投下的燃烧弹还在冒着浓烟。1951年4月22日，我部投入第五次战役作战，在穿插途中虽受多方面敌人威胁，但部队英勇顽强，在崎岖的小路上长途跋涉，夜行日宿。部队露营在山沟密林之中，吃的是冰水拌炒面，缺粮时，就挖野菜充饥。三十一师八团出现了孤胆奋战的孔凡辅和九连徐华公排等英雄人物和英雄集体。当时我是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一师青年科副科长，参加了第五次战役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战斗。
第五次战役后，部队调我回国，通知我到北京学习。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我也参加过两次短期训练，分别是3个月、6个月。这次是到高等院校学习，是为了充实提高我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平，我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1952年2月我奉命从朝鲜回国。在返回的途中，我们发现有美国飞机向我们飞过来，于是马上隐蔽起来。敌机投下炸弹后飞走了，等我们把车开出来正准备赶路时，敌人的飞机又回来了，在空中对我们进行扫射。子弹从我的右肩正中处穿进后又从左肩穿出，鲜血浸透了我的大衣。我的视线开始模糊，很快就昏迷了。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感觉被冰水击透身体，睁开眼发现自己已在担架上。一位姓翁的护士为我做了简单止血后，将我送往部队野战医院进行急救。由于伤情危重，生命垂危，我随即被转送吉林长春陆军总院救治。当我再次清醒后，才知道子弹穿过我的后背第七颈椎棘突，造成第一、第二胸椎棘突骨折，致使下肢不能运动，部队打算将我送往四川美玲堂残疾军人疗养院。后经陆军总院苏联专家评定，认为我的双腿不能活动的原因，是当时颈椎和胸椎棘突骨折，振动了脊髓，两腿的运动机能通过康复训练，以后是可以恢复的。听到专家的诊疗结果后，我很高兴，因为我只要加强康复训练，就有可能回部队和战友们继续并肩战斗了。为了能重返部队，我常深更半夜起来自己训练，不知从床上摔下多少次。但我相信只要坚持，就一定能站立并行走。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终于可以借助柺杖行走了，这更坚定了我康复的信念。直到我真的可以自己行走了，我再三要求回部队，请求将战伤残废等级评低一点，最终评战伤等级二等乙级。经过近一年的治疗，我出院了。出院后，我就到了长春政治学校学习。1953年3月我重返朝鲜战场，参加了金城防御战，后提升为三十一师组织科长。1954年4月回国，1955年调十二军组织处任副处长。 特殊任务
——抓革命、促生产
十年动乱，国家不宁。毛主席决定派十二军去安徽，周总理紧急召见十二军军长李德生，要他1967年7月29日赶到北京，由周总理亲自授命。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十二军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系里，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清楚，总体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清除派系，促进联合，稳定局势，做到抓革命、促生产。”李德生军长离开北京返回部队后，即刻召开了军常委会，同时又召开了团以上军政主管参加的军党委扩大会，统一思想，对任务作了具体部署。通报行动计划很快得到中央正式批复。1967年8月6日，十二军分头向安徽进发，各部按规定时间进驻各城市。
淮南、淮北是安徽省的两大产煤基地，生产的优质煤炭送往上海等地。1969年10月，我带上几个党员干部和战士来到淮北。到了淮北，我发现到处关门闭产，有的商店星期二才开一下门，大部分煤矿停产，这个全国有名的煤矿基地，当时煤炭年产量只有几十万吨。经南京军区党委批准，成立淮北市軍委会，我任主任委员。军委会成立以后，第一个决定就是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并发布告示：各行各业正常营业，规定商店每天上午8点开门，医院24小时工作，星期天也不得关门。各煤矿限期恢复正常生产，但到处都人手不足。于是我向李军长告急，请求增派干部到淮北工作。军里马上从苏北留守部队某团抽调团长秦正心来到淮北。李德生军长给我打电话说：“抽调人很困难，现在就抽调这些，但任务得抓上去。”我便再也没有向师里要过干部。干部不够怎么办？我又把地方干部赵凯抽调过来，他曾任合肥市市长，可以发挥地方干部的作用。淮北市军委会、淮北矿务局军委会相继成立，赵凯任淮北市军委会主任，我任淮北市副主任，秦正心任淮北矿务局军委会主任。
军党委和省军委会一直关注淮北市夺煤大战动员大会的召开，对我们寄予很大希望。我代表淮北市军委会在大会上讲话，号召淮北矿务局系统干部、工人携起手来，抓革命、促生产，明确提出以抓煤炭生产为主，竭尽全力把生产搞上去，保证上海等华东城市的煤炭供应量。会上还要求各煤矿分头进行讨论，大家情绪活跃，纷纷表示反对继续打派仗，有的提出把当年煤矿产量90万吨的奋斗目标翻一番，有的提出年生产量250万吨，有的提出年产量520万吨……中午大家享用了一顿丰富的饭菜。下午会议继续进行，我要求大家把决心落到实处，说到做到，不说空话，并要求煤矿当务之急是在最短时间内，清理好各自的巷道，运走所有积煤废料，清除所有积水污物，以一个赏心悦目的环境迎接夺煤大战的到来。但各煤矿在工作中进度不一，有的矿井明显滞后，我决定到井下调查一下。当我来到八矿井下巷道时，矿工们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刘政委来啦！”淮北八矿在省界境内，靠近徐州，煤炭储量丰富。在夺煤动员大会上，八矿班以上干部们表现不俗，劲头十足。我在考察中发现矿工们似乎还处于“松散状态”，一个个提不起精神来，甚至有工人无所顾虑地呼呼大睡。从井下上来，我当即召集淮北10个煤矿中的部队工作人员，要他们下矿井进行调查，发现在井下偷着睡觉的人，竟占一半还多。我当即决定召集矿上工人开会，在会上我首先作出自我检讨，工人在井下睡觉跟我工作不深入有关系，在夺煤大战动员会上，没有召集广大工人开会作动员，这个责任由我来负。过去上工睡觉的，睡就睡了，不再追究，但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得在工作时间偷着睡觉，一经发现，将严厉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决不宽恕。会上，我要求大家一心一意抓生产，要多产煤、产好煤，激励矿工们都要为搞好生产出力。我还要求各矿区在生活、文化上要向一线工人倾斜，让矿工们不仅有热饭吃，还有干净水洗澡，文工团也要下到矿上巡回演出，鼓舞干劲。
淮北煤炭产量节节攀升，1971年产煤量达到500万吨。随后矿务局又新建了洗煤厂等一些企业，当地的一些老企业如口子酒厂也逐步走上正轨，各行各业都在抓紧生产。
李德生得知淮北煤炭产量上去了，很高兴，打电话来问：“刘伟呀，你说说看，你们有什么经验？”我接到军长的电话很激动，只好实话实说：“我们谈不上什么经验，就是把一切杂念都摆在脑后，消除派系，一心一意抓生产。”李德生军长高兴的声音从电话中传了过来：“好一个消除杂念，消除派系，一心一意抓生产，这就是很好的经验，我帮你们推广。”
1971年五六月间淮北市隆重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我全票当选淮北市委书记，秦正心当选淮北矿务局党委书记，各矿军代表当选所在矿党委书记。会上表扬了一批先进班组和先进个人，为了表彰先进工作者，集体会餐。
1973年，曾任安徽省军委会主任、省委书记的李德生军长调北京赴任。1973年，在淮北市的大部分军队同志都要撤回部队，我以军代表的名义留下，协助市委书记赵凯工作，使淮北煤炭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得到平稳发展，到1974年春才撤回部队。
1981年5月离休。2012年病故，享年88岁。
反“扫荡”战斗
——保卫总部首长和机关转移
1938年8月1日我参军了，在八路军队伍中，我由一名战士逐步成长为朱德警卫团二营五连指导员，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反“扫荡”作战。
1942年5月10日，日本扫荡根据地太行山总部所在地——辽县、麻田一带。当时总部首长有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左权等。首长决定由太行驻地转移到太岳。我们连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总部首长和机关干部的安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我们的任务都很重，特别是有了战斗，警卫任务就更加繁重。只要遇到了敌人，我们就必须决一死战，不能后退。我们连共有181人，共产党员占95%，其中老战士、排长、班长基本上都是红军。连里弹药充足，步枪、手榴弹都是太行黄岩洞兵工厂造的。我们在出发前，连领导动员时说：这次任务很重要，保卫总部首长及机关干部安全是首要任务。共产党员要勇于挑重担，如果遇到敌人，要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坚决确保总部首长和机关干部安全转移。全连每个人都表了决心，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出发当天，我们就遇上了日本鬼子“扫荡”。我们连在总部驻地南面抵抗日本人进攻，狡猾的敌人派出了一部分鬼子从侧面小路往山上爬。当时我发现了敌人，朝着他们打了两枪，又甩出去一颗手榴弹，炸得几个鬼子转身就逃。我们班机枪手也集中火力向敌人扫射。在我们连坚决的打击下，敌人停止了进攻。总部首长随即命令政治部向东南转移，后勤部向正东转移，左权副参谋长带着总部机关、党校、抗大人员向北转移。我们随总部首长机关人员前进。当时，大部分人已经转移出去了，但敌人依然对着总部前进的道路狂轰滥炸。警卫员再三劝左权副参谋长赶快转移，可他不肯离开，继续向山下高喊：“同志们，快上来，冲出山就安全了。”当时有些同志很艰难地爬上了大山，冲出了山外。在胜利突围时，敌人连续发射的三发炮弹落在山梁上，不幸在左权副参谋长的身旁爆炸了，左权副参谋长为国捐躯。六连的同志们将他的遗体护送下山。我们连随总部首长、机关干部继续向西前行，平安到达太岳。这次反“扫荡”战斗，我们取得了胜利。1942年8月应辽县人民的要求，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以表纪念。
总部首长要从太岳返回太行区，必经白晋铁路。这天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随总部首长到达距白晋铁路一二里地时，首长发现从西面开过来一辆装甲火车。首长们立刻停下来，王参谋命令我们连兵分两路前去迎敌，一排一、三班冲上去用8枚手榴弹将敌人前进的铁路炸了。听到我们的枪炮声，敌人的装甲火车停了下来，装甲车上的鬼子疯狂地打枪、开炮。这时接应我们的七六九团三营、欧团武工队都赶到了，我们齐心协力，与敌人战斗了约一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装甲火车。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我们安全掩护首长过了白晋铁路线，到了总部所在地太行，大家高兴极了，互相拥抱在一起，高喊：“我们胜利了！”
平汉战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而国民党军队却挑起内战，并向解放区进攻。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上党战役后，为适应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粉碎敌人的连续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三纵七旅奉命于1945年1月5日在山西省襄阳县虎亭镇成立，由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等三个兵团组成。首任旅长赵兰田、政委曾庆梅、参谋长曹更修、政治部主任高厚祖等。
1945年10月21日，国民党先头部队三个军侵入磁县、邯郸地区。解放区军民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奋起反击。二十团奉命于25日投入战斗，先后与十九团攻击马头镇附近的大营、小营、石桥头等地。经过激战，我军争取了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率其所属新八军及民军纵队约万人，于邯郸地区起义，余敌闻风逃窜。我二十一团与十九团跟踪追击至磁县县城以东的壕旺地区。二十一团困敌于东南，十九团围敌于西北，并急构工事，将战壕挖成蛇形，达到能攻能守、攻防兼备的效果。敌人借炮火掩护，向我军冲杀，企图突围。上级指示，让敌人突围冲出村庄后，立即以炮火将敌封锁于村外。我军以炮火冲击敌人先头部队，堵住其去路，再以轻重机枪，将敌截为数段，以手榴弹和刺刀将敌歼灭在村外。我二营五连在阻击战中，俘虏从城里突围之敌副团长及团以下军官37人。
1945年10月31日，由于连长胡兴全在战斗中负伤，由时任五连指导员的我指挥五连战斗。我连进攻石桥头镇冢王村敌师部时，看到一个骑马的人向南方逃跑，我立刻命令机枪手和步枪手向骑马人开火，结果那个骑马人从马上摔了下来。我又下令抓活的，和大家一起冲了过去，发现那个人已经中枪死了。我在他的身上摸出一把小手枪，确认是个官。后据马夫交待，骑马人正是敌军三十师师长王震。这次战斗俘敌20余人，缴获马一匹及敌师长小手枪一支。
平汉战役是在磁县以北、邯郸以南的平京汉线上一次阻擊歼灭战。十九团和我二十一团密切协同，将敌三十师师部和所属一个团全部歼灭，歼敌1200余人，缴获山炮4门、各种小炮15门、轻重机枪66挺、步枪280支。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十九团副团长张林先和二十一团二营六连指导员光荣牺牲，二十一团二营代理营长郑学文和五连连长胡兴全在壕旺战斗中负伤，该营六连副连长也负重伤。 羊山集战斗
1947年6月，羊山集战斗是鲁西南战役的最后一仗。羊山集地形极为险要，山上突出三峰，东峰为羊头，中峰为羊腰，西峰为羊尾，以中峰为最高，它是羊山的制高点。羊山集有居民千户，砖墙瓦房密集于东大街。敌人以4个营守羊山，羊头、羊尾各一个营，羊腰为两个营，其余之敌守备在羊山集。
敌人利用地形，沿山腰构筑工事，以地堡为点，以交通壕为线，依托羊山原日本人修建的工事，构成防御核心阵地。开始我军连攻三次，均未打开局面，按照刘邓首长的指示，1947年7月24日，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亲自率领三纵七旅营以上干部，冒着敌人的炮火和倾盆大雨，顶斗笠、踏泥泞、察敌情，走遍了前沿阵地看地形。在现场，陈锡联边走边谈，研究前几次受挫的原因：当时我们把突破口选在羊头、羊尾，没有选在羊腰，因此受敌羊腰制高点火力的封锁。而我军炮火分散，火力与突击失调、掩护与突击失调。陈锡联司令员说：根据以上情况，刘邓首长指示，改变打法，重新布置战术。从羊山西北以钳形夹击中峰，以羊腰为重点，东、西方面也要积极主动配合，方能取胜。1947年7月27日18时，我军集中二、三、六纵队的兵力同时对羊山集之敌发起总攻。
二纵由西向东进攻，二纵七旅十九团和六纵三十六旅四十六团夹攻中峰羊腰;三纵七旅二十团和六旅二十四团夹击东峰羊头;六纵攻打西峰羊尾;三纵七旅二十一团为第二梯队，随着战事的深入与友邻部队紧密配合。我们由羊颈上羊头，再转至羊腰，与十九团并肩向集内纵深追击。到拂晓时分，我方取得胜利，结束战斗。
此次战役结束后，刘邓首长嘉奖了攻打羊山集的各参战部队，并作诗赞扬：“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难忘军民鱼水情
——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6月羊山集战斗后，毛主席对刘邓大军指示：“下决心以最快的时间挺进大别山，直插敌人大后方。”从晋西南到大别山有千里之遥，我们在行军路上要越过陇海路，通过遍地是淤泥、积水、洪水汹涌的黄泛区，抢渡沙河、淮河，克服重重天然障碍，日夜兼程。我们的行动方向，必须绝对保密。开始敌人没有发现我们的战略意图，经过15天的时间我们直插大别山，占领了大别山周边数十个县。在肃清民团的同时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逼近长江，直捣南京。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乡亲们也高喊“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同时与华东陈粟大军以及陈谢兵团向南作“品”字形展开，与蒋介石进行战略决战。1947年8月，正值酷暑，我们日夜前行，一边行军，一边战斗。不顾敌人沿途防堵追击，也不顾缺粮、缺军需物资等困难，广大指战员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记得一次夜行军到一村庄，部队命令暂时休整。我和通讯员在一老百姓家院子门口休息，我那时22岁，是三纵七旅二营副教导员。这家走出来三位女主人，一位是大娘，另外两位二三十岁的样子。她们迎上前来，大娘弯下腰，心疼地摸着我的脚说：“小同志，你怎么光着脚行军呀，这哪成啊！”还问我们什么时候走，我回答说：“大娘，天不亮我们就要出发。”她们再没说什么，都进屋去了。
没想到的是，她们连夜给我赶做了两双新布鞋，在我们还未出发时送给了我。我穿上它很合脚，心想定是大娘弯腰摸我的脚时，估摸出了脚的大小。当时我心中很感激，也非常感动，我连声对大娘说：“大娘，谢谢，太感谢您了。”并给大娘深深地鞠躬，还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大娘拉住我的手说：“这是我们老百姓应该做的。”接着我又向另外两位大姐敬了军礼，感谢她们的恩情。
在战争年代，我们一直行军、打仗，但我心中一直想着：等胜利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见见大娘一家。可是由于身体原因，我的愿望没能实现，我感到非常遗憾！
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初，解放战争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后，全国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党中央毛主席指出，“全国军事形势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1948年11月7日开始了淮海战役。我当时是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营教导员。我营随团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斗，并担任主攻宿县城的任务。宿县是徐州、蚌埠之间的交通重镇，是敌人重要的补给基地。守城的敌人由交警十六总队与第二总队的第三大队，第二十五军一四八师、装甲第七营以及地方留守机关组成，共12000余人。1948年11月14日，我团奉命协同八旅攻占宿县东关火车站等地，形成对该城的包围之势。我团三营八连为前卫，工兵排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4次爆炸成功，炸塌了半截城门。突击营乘着弥漫的烟雾，勇猛地向敌人发起冲锋，四处打击敌人。经过40分钟的激战打开了小东门。二梯队迅速冲入城内，猛打猛冲，利用分割包围的战术，摧毁了敌人几个地堡，占领了天主堂、电报局、医院等处，敌人纷纷缴械投降。我们和兄弟部队一起经过一天奋战，活捉了敌人第六交警总队中将副司令张绩武以及敌参谋长以下4300余人，缴获各种炮14门、各种枪支2000余件、弹药数10万发、汽车两辆及大量军用物资。宿县一战切断了津浦线，孤立了徐州的敌人。宿县战斗后，我团积极配合华野部队在碾庄圩地区参加淮海围歼黄维兵团第二阶段作战，面对的是敌军的主力，而我团干部、战士和兄弟部队一道，在战斗中充分发扬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全歼了守敌，毙、伤敌军2500余人，俘敌十二兵团司令以下1600余人。
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十二军三十一师三个团接受了渡江战斗任务。
为了坚决响应毛主席打过长江去的号召，我师在兵团的助攻方向上以安庆东鸭儿沟口至新河坝为主渡方向，前江口为佯攻方向，以集中主要力量从新河坝登陆打开缺口。具体部署是：九十一团为渡江第一梯队（突击队）以两个营的兵力在鸭儿沟口以南启渡，在大坝至新河坝地段登陆后迅速抢占要点，扩大和巩固登陆场地，追歼逃敌。师渡江指挥所在鸭儿沟口随九十一团行动;九十二团利用加强防坦克炮5门、山炮1门、高射机枪3挺，在第一梯隊右翼，在前江口地段实施佯攻。以两个营的迫击炮、重机枪配置在前江口等地段钳制、吸引敌人的兵力、火力和注意力，掩护主渡方向渡江，以加强防坦克炮、山炮、高射机枪配置在马家窝地区，阻击安庆来犯之敌舰，保障主渡场的安全。九十三团为渡江第二梯队，以二营、三营的兵力，随九十一团之后渡江，登陆后迅速向前江口、古城方向发展。 1949年4月5日渡江任务下达后，部队召开了多次会议，反复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积极开展“杀敌立功竞赛运动”，号召“人人争当渡江英雄”。部队官兵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为了解决渡江战斗所需的船只和船工，师成立了“船舶管理委员会”，组织人员到群众中去访问宣传，号召群众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彻底消灭反动派。当群众得知我军要渡江打仗，消灭反动派时，都积极支援部队，许多船主主动把藏起来的船只从内湖的芦苇丛中摇出来，献给我们，由最初的3只，增加到100余只船，船工也增加到195名。他们不仅献船，还主动参战，介绍长江的水情，帮助战士学会游泳。当时我营北方战士多，不会游泳的人多。我虽然是北方人，但我会游泳，为了完成任务，教战士们学游泳，我第一个跳进湖中，其他会游泳的人见了，也纷纷跳入湖中。
部队把收集到的大量船只集中在破岗湖。内湖与长江之间有一条10里长的小河相通，但河窄水浅，还有4座小石桥阻碍，鸭儿沟口入江处还有一道石砌水闸，船只无法通过。师党委专门研究并发动部队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最后采用了“劈开江堤修引河”的方法。就是从内湖修一条长10里直通长江的运河。从4月7日起，以九十三团二梯队为主力，共组织13个连队来完成这一任务，当时工具少，无施工经验。但全体同志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经过13个昼夜的紧张突击，到了19日，终于疏通长达10里的虾子河和一条长50米、宽14米、深8米左右的引河。
1949年4月20日，毛主席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斗开始。21日拂晓，第一梯队进入江堤附近阵地。下午，风向由东南风转向西北风，对我军强渡极为有利。在我军炮兵火力的掩护下，突击队船只由鸭儿沟引河开始入江，排成战斗队形，于17时30分完成登船。百船齐发，冲向敌岸。当接近敌岸时，为压制登陆地段的敌人，船上火力全开。17时45分，突击队船只在敌岸过江。师首长随九十一团到达敌岸，九十三团二梯队随突击队陆续过江，九十二团于22日从前江口渡江。最终我军用时15分钟以牺牲15人为代价顺利渡过长江，获得胜利。过江后，我们又以每天100多里的行军速度继续追歼残敌。
进军大西南
——解放重庆
1949年11月，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我当时在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当教导员，行军途中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大家很激动。我们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南征北战，不怕艰难，不怕牺牲，顽强战斗，为祖国、为人民求解放。
14年抗战，我军和全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战斗，赶走了日本鬼子。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我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当务之急，我们仍需要多打胜仗，向伟大祖国和毛主席献礼。经过川湘追歼作战后，1949年11月30日，我营随团乘胜攻占了土桥，在李家沱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歼灭敌人七十八师一个营，缴获敌人汽车80余辆，战防炮40余门。随即我军由李家沱渡过长江，进入重庆市西南的浮图关，包围了敌人国民党国防部警卫二团，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敌人警卫二团第二天上午缴枪投降。
重庆解放前，以戴笠为首的特务头子和他的爪牙们，像疯狗一样在机关、工厂、学校等地抓捕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和学生，还对国家的重要部门进行破坏。解放重庆后，团营首长紧急命令严守保护。我团一营二连严守巴县以及华县汽车厂、裕新纱厂，以厂为中心站游动哨，对四周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日夜不眠。二连守卫保护工作做得好，荣获师授予的“政策纪律优胜连”光荣称号。
1949年12月15日，我团随七旅继续西进，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入朝参战
1950年6月，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纠集了土耳其等军队参与朝鲜的内战。朝鲜请求我国出兵援助。我国与朝鲜只有鸭绿江之隔，毛主席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1950年12月我部在四川梁山剿匪后，在重庆南岸土橋休整，接到抗美援朝的命令，师首长对部队进行了动员。
1951年1月，我部从重庆万县（即万州）出川抗美援朝，历经长江三峡、宜昌、武汉，改乘火车，向河北方向进发。到了晋县后，在辛集，志愿军十二军召开营以上干部宣誓大会，并将原十一军三十一师整编为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一师，正式接受入朝作战任务。为适应朝鲜战场作战的需要，部队进行了简单的朝鲜语和短期的军事训练。1951年2月，志愿军十二军各部乘火车向东北方向前进，到辽宁宽甸待命。1951年3月25日，部队从长甸河口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朝鲜土地。当时所见城市和农村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脚下的土地到处是弹坑，美帝投下的燃烧弹还在冒着浓烟。1951年4月22日，我部投入第五次战役作战，在穿插途中虽受多方面敌人威胁，但部队英勇顽强，在崎岖的小路上长途跋涉，夜行日宿。部队露营在山沟密林之中，吃的是冰水拌炒面，缺粮时，就挖野菜充饥。三十一师八团出现了孤胆奋战的孔凡辅和九连徐华公排等英雄人物和英雄集体。当时我是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一师青年科副科长，参加了第五次战役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战斗。
第五次战役后，部队调我回国，通知我到北京学习。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我也参加过两次短期训练，分别是3个月、6个月。这次是到高等院校学习，是为了充实提高我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平，我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1952年2月我奉命从朝鲜回国。在返回的途中，我们发现有美国飞机向我们飞过来，于是马上隐蔽起来。敌机投下炸弹后飞走了，等我们把车开出来正准备赶路时，敌人的飞机又回来了，在空中对我们进行扫射。子弹从我的右肩正中处穿进后又从左肩穿出，鲜血浸透了我的大衣。我的视线开始模糊，很快就昏迷了。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感觉被冰水击透身体，睁开眼发现自己已在担架上。一位姓翁的护士为我做了简单止血后，将我送往部队野战医院进行急救。由于伤情危重，生命垂危，我随即被转送吉林长春陆军总院救治。当我再次清醒后，才知道子弹穿过我的后背第七颈椎棘突，造成第一、第二胸椎棘突骨折，致使下肢不能运动，部队打算将我送往四川美玲堂残疾军人疗养院。后经陆军总院苏联专家评定，认为我的双腿不能活动的原因，是当时颈椎和胸椎棘突骨折，振动了脊髓，两腿的运动机能通过康复训练，以后是可以恢复的。听到专家的诊疗结果后，我很高兴，因为我只要加强康复训练，就有可能回部队和战友们继续并肩战斗了。为了能重返部队，我常深更半夜起来自己训练，不知从床上摔下多少次。但我相信只要坚持，就一定能站立并行走。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终于可以借助柺杖行走了，这更坚定了我康复的信念。直到我真的可以自己行走了，我再三要求回部队，请求将战伤残废等级评低一点，最终评战伤等级二等乙级。经过近一年的治疗，我出院了。出院后，我就到了长春政治学校学习。1953年3月我重返朝鲜战场，参加了金城防御战，后提升为三十一师组织科长。1954年4月回国，1955年调十二军组织处任副处长。 特殊任务
——抓革命、促生产
十年动乱，国家不宁。毛主席决定派十二军去安徽，周总理紧急召见十二军军长李德生，要他1967年7月29日赶到北京，由周总理亲自授命。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十二军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系里，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清楚，总体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清除派系，促进联合，稳定局势，做到抓革命、促生产。”李德生军长离开北京返回部队后，即刻召开了军常委会，同时又召开了团以上军政主管参加的军党委扩大会，统一思想，对任务作了具体部署。通报行动计划很快得到中央正式批复。1967年8月6日，十二军分头向安徽进发，各部按规定时间进驻各城市。
淮南、淮北是安徽省的两大产煤基地，生产的优质煤炭送往上海等地。1969年10月，我带上几个党员干部和战士来到淮北。到了淮北，我发现到处关门闭产，有的商店星期二才开一下门，大部分煤矿停产，这个全国有名的煤矿基地，当时煤炭年产量只有几十万吨。经南京军区党委批准，成立淮北市軍委会，我任主任委员。军委会成立以后，第一个决定就是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并发布告示：各行各业正常营业，规定商店每天上午8点开门，医院24小时工作，星期天也不得关门。各煤矿限期恢复正常生产，但到处都人手不足。于是我向李军长告急，请求增派干部到淮北工作。军里马上从苏北留守部队某团抽调团长秦正心来到淮北。李德生军长给我打电话说：“抽调人很困难，现在就抽调这些，但任务得抓上去。”我便再也没有向师里要过干部。干部不够怎么办？我又把地方干部赵凯抽调过来，他曾任合肥市市长，可以发挥地方干部的作用。淮北市军委会、淮北矿务局军委会相继成立，赵凯任淮北市军委会主任，我任淮北市副主任，秦正心任淮北矿务局军委会主任。
军党委和省军委会一直关注淮北市夺煤大战动员大会的召开，对我们寄予很大希望。我代表淮北市军委会在大会上讲话，号召淮北矿务局系统干部、工人携起手来，抓革命、促生产，明确提出以抓煤炭生产为主，竭尽全力把生产搞上去，保证上海等华东城市的煤炭供应量。会上还要求各煤矿分头进行讨论，大家情绪活跃，纷纷表示反对继续打派仗，有的提出把当年煤矿产量90万吨的奋斗目标翻一番，有的提出年生产量250万吨，有的提出年产量520万吨……中午大家享用了一顿丰富的饭菜。下午会议继续进行，我要求大家把决心落到实处，说到做到，不说空话，并要求煤矿当务之急是在最短时间内，清理好各自的巷道，运走所有积煤废料，清除所有积水污物，以一个赏心悦目的环境迎接夺煤大战的到来。但各煤矿在工作中进度不一，有的矿井明显滞后，我决定到井下调查一下。当我来到八矿井下巷道时，矿工们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刘政委来啦！”淮北八矿在省界境内，靠近徐州，煤炭储量丰富。在夺煤动员大会上，八矿班以上干部们表现不俗，劲头十足。我在考察中发现矿工们似乎还处于“松散状态”，一个个提不起精神来，甚至有工人无所顾虑地呼呼大睡。从井下上来，我当即召集淮北10个煤矿中的部队工作人员，要他们下矿井进行调查，发现在井下偷着睡觉的人，竟占一半还多。我当即决定召集矿上工人开会，在会上我首先作出自我检讨，工人在井下睡觉跟我工作不深入有关系，在夺煤大战动员会上，没有召集广大工人开会作动员，这个责任由我来负。过去上工睡觉的，睡就睡了，不再追究，但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得在工作时间偷着睡觉，一经发现，将严厉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决不宽恕。会上，我要求大家一心一意抓生产，要多产煤、产好煤，激励矿工们都要为搞好生产出力。我还要求各矿区在生活、文化上要向一线工人倾斜，让矿工们不仅有热饭吃，还有干净水洗澡，文工团也要下到矿上巡回演出，鼓舞干劲。
淮北煤炭产量节节攀升，1971年产煤量达到500万吨。随后矿务局又新建了洗煤厂等一些企业，当地的一些老企业如口子酒厂也逐步走上正轨，各行各业都在抓紧生产。
李德生得知淮北煤炭产量上去了，很高兴，打电话来问：“刘伟呀，你说说看，你们有什么经验？”我接到军长的电话很激动，只好实话实说：“我们谈不上什么经验，就是把一切杂念都摆在脑后，消除派系，一心一意抓生产。”李德生军长高兴的声音从电话中传了过来：“好一个消除杂念，消除派系，一心一意抓生产，这就是很好的经验，我帮你们推广。”
1971年五六月间淮北市隆重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我全票当选淮北市委书记，秦正心当选淮北矿务局党委书记，各矿军代表当选所在矿党委书记。会上表扬了一批先进班组和先进个人，为了表彰先进工作者，集体会餐。
1973年，曾任安徽省军委会主任、省委书记的李德生军长调北京赴任。1973年，在淮北市的大部分军队同志都要撤回部队，我以军代表的名义留下，协助市委书记赵凯工作，使淮北煤炭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得到平稳发展，到1974年春才撤回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