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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衡之前的文人，其诗作基本是对《诗经》、《楚辞》的延续，并无多少创新，以四言诗和骚体诗为主。其作品《歌》与《残句》均不完整，《同声歌》为五言诗，《怨篇》为四言诗，《四愁诗》属七言诗。这几篇诗作，在创作方法与技巧上都深受乐府民歌的影响。把抒情主人公做最直接的表达，具备独特的审美特点。
《同声歌》中，作者毫不遮掩地将一个新婚女子展现在众人面前，主人公尽情倾诉新婚时之夜的幸福感受。刘勰称赞这首诗“丽而不淫”，抒情主人公，既有少女的羞涩与害怕，也有即将为人妻子的感性与妩媚；举手投足间，目盼流转中，将新婚女子逼真的形象，丰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恐栗若探汤”，首先让读者体会了新娘的面对新婚时的无所适从，面对丈夫秉性，及婚后生活未卜的忐忑心情；“不才”、“贱妾”虽出自诗人之笔，但可看出汉代婚姻制度中，男女地位的差别，该女子是恪守儒家《礼记》，谨守“德、容、言、工”规范的好女子；从“绸缪”时的手足无措，到“思为莞蒻席”、“愿为罗衾帱”部部就班，为新夜洞房的准备工作，都可看出该女子已度过了最初的慌乱心情，此处模仿了《九歌》中湘夫人为与心上人湘君见面而准备新房的内容；诗的后半部分，描写的是二人完美的夫妻生活，涉及到令人难以启齿的性生活，但却以轻快明艳的笔调，将南方楚文化中，所宣扬的“美在艳情”，注重女子外在容貌和体态的美好，推崇香艳妩媚，恰好与诗的上半部分北方文化中对女子端庄柔美、文静贤德的内在品性要求，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再者诗中，雅俗互交，诗的主题是描写夫妻情爱，大胆真情地表露，是符合民歌自然朴实的本质，也是从上层统治者到下层百姓生活中最常见，也是最不可避免的内容。诗作中娱乐和审美功能的加强，体现儒生们思想上已转变为更开放，更注重自然之情的抒发，偏好俗乐。此时张衡初为南阳主簿，受鲍德佳赏，得以重用。此诗有明显的“以喻臣子之事君也”用意，自比于新嫁的女子，侍奉新君，内心既有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也有害怕因自己的能力不足而出任何差池，但更表达了能得遇明主，才能有所施展，英雄得以用武的幸福与畅快。此诗通过对结婚洞房的描写，将夫妻间最崇高的情爱比做臣事君时，得遇伯乐的感激之情、施才天下的欣喜之情。扩大了汉代同类作品题材的范围，南北审美情趣的完美融合，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怨篇》是首残章，前八句是描写“秋兰”，诗歌的主体形象是思慕者。前八句仍就模仿《楚辞》的手法，以香草喻美德，结构上延续《诗经》四言诗的特点，中间两段残句，亦是运用了直抒胸臆，符合民歌乐府中相思之情的表达。诗序中，“秋兰，咏嘉人也。嘉而不用，故作是诗也”，诗人感叹秋兰与美人嘉而不获，比兴的手法象征着君子有美德懿行却不遇明君。秋兰，含蓄内敛的馨香，符合张衡自守、淡静的品质。屈原在《离骚》中刻画了“纫秋兰以为佩”，《九歌 少司命》中，“秋兰兮蘼芜，罗生兮堂下。……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这些形象对张衡诗中“秋兰”的塑造是有明显影响的。
《四愁诗》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诗。在此之前，虽在乐府诗中出现了《平陵东》、《薤露》等杂以三、七言而以七言为主的杂诗，但从节拍与二、二、三的结构来看，《四愁诗》更为接近后世的七言诗，且每章前三句押一韵，后四句为一韵，这种韵脚的变化既保证诗体本身的节奏性，有具有音乐起伏变化的美感，更便于情感的表达。晋人傅玄也认为：“张平子作比较《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拟四愁诗序》）。受屈原《远游》的影响，全诗由四组意象组成，分别穿越东南西北四方，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经历了对远方美人的想象，然后大胆追求，遇到艰难险阻，不得实现的哀怨与失望、惆怅，所构成的曲折心灵历程。张衡效法屈原的香草美人设喻，通过对其展开艰难追求而不可得，以抒写内心的愁苦与不得志，整体的情感基调不同于屈原《离骚》中的宁可以死抗争，也决不妥协退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虽体解吾尤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而张衡的表现却极度悲伤、消沉，以一种“朝隐于柱史”的心态来对待朝局，这是现实层面的打击反映在心理层面的结果。虽有后人托伪为《四愁诗》作序，但其表述基本符合史籍所载。有学者认为，此诗中所指的四方，“太山”、“桂林”、“汉阳”、“雁门”都为朝廷隐患之所在。东汉中后期的内忧来自于，宦官、外戚的交替专权，掌控皇帝的兴废，如安帝、顺帝的继位。因此张衡谈到“我所思兮在太山”，就是针对皇帝封禅，这既是皇帝治国成就的体现，更是皇帝独掌大权，以告天下的信号。桂林郡蛮夷多次掳掠边境，汉兵惧惮远役不战而返；汉阳郡（今属甘肃）羌乱不断；雁门郡时有鲜卑人抢掠，边民不堪其扰。这些都是东汉严重的外患。但我们更因看到，《四愁诗》的产生源于张衡对现实的不满，皇帝年幼被宦官谗言蒙蔽，而被迫外放为相，因此产生了对朝廷政治环境的厌倦，渴求通过远游，暂时摆脱烦琐的现实，闭塞外界的嘈杂与喧嚣，从而得到灵魂的休憩与安宁。这里的“远游”与《归田赋》的“逍遥”互相呼应，“远游”是方式，“逍遥”是过程中的体会和感受，“纵心於物外”才是目标。张衡“诡对”的软弱性，再次体现，在重重困难面前，他没有屈原的抗争精神，而是一味地抱怨客观条件的恶劣，更多的是担心自身的安危。这是张衡思想局限性的体现。郑振铎评价这首诗时，认为：“张衡《四愁诗》之不朽，在于他的格调是独到的，音节是新鲜的，情感是真挚的。杂于冗长浮夸的无情感的诸赋中，自然是不易得见的杰作”。形式上为比较成熟的七言诗，风格轻艳婉丽，承接屈原楚辞之风，糅合《诗经》重章迭唱，回踏反复，一唱三叹的结构特色，开启了汉末魏晋文人七言诗抒情表意之端。
总体来看，张衡在四五七诗体的创作尝试，继承了屈原《楚辞》浪漫奔放抒情想象的艺术特点，结合《诗经》中比兴的表现手法，结构上巧妙运用重章、反复、迭唱的技巧，同时汲取汉代民间乐府的时代特色，在题材和体裁上有突破创新，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摆脱了赋的流于描写，呆板叙事的局限，对后来魏晋时期，建安风骨的形成，魏晋文学新风尚的形成，贡献巨大。
（作者单位：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同声歌》中，作者毫不遮掩地将一个新婚女子展现在众人面前，主人公尽情倾诉新婚时之夜的幸福感受。刘勰称赞这首诗“丽而不淫”，抒情主人公，既有少女的羞涩与害怕，也有即将为人妻子的感性与妩媚；举手投足间，目盼流转中，将新婚女子逼真的形象，丰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恐栗若探汤”，首先让读者体会了新娘的面对新婚时的无所适从，面对丈夫秉性，及婚后生活未卜的忐忑心情；“不才”、“贱妾”虽出自诗人之笔，但可看出汉代婚姻制度中，男女地位的差别，该女子是恪守儒家《礼记》，谨守“德、容、言、工”规范的好女子；从“绸缪”时的手足无措，到“思为莞蒻席”、“愿为罗衾帱”部部就班，为新夜洞房的准备工作，都可看出该女子已度过了最初的慌乱心情，此处模仿了《九歌》中湘夫人为与心上人湘君见面而准备新房的内容；诗的后半部分，描写的是二人完美的夫妻生活，涉及到令人难以启齿的性生活，但却以轻快明艳的笔调，将南方楚文化中，所宣扬的“美在艳情”，注重女子外在容貌和体态的美好，推崇香艳妩媚，恰好与诗的上半部分北方文化中对女子端庄柔美、文静贤德的内在品性要求，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再者诗中，雅俗互交，诗的主题是描写夫妻情爱，大胆真情地表露，是符合民歌自然朴实的本质，也是从上层统治者到下层百姓生活中最常见，也是最不可避免的内容。诗作中娱乐和审美功能的加强，体现儒生们思想上已转变为更开放，更注重自然之情的抒发，偏好俗乐。此时张衡初为南阳主簿，受鲍德佳赏，得以重用。此诗有明显的“以喻臣子之事君也”用意，自比于新嫁的女子，侍奉新君，内心既有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也有害怕因自己的能力不足而出任何差池，但更表达了能得遇明主，才能有所施展，英雄得以用武的幸福与畅快。此诗通过对结婚洞房的描写，将夫妻间最崇高的情爱比做臣事君时，得遇伯乐的感激之情、施才天下的欣喜之情。扩大了汉代同类作品题材的范围，南北审美情趣的完美融合，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怨篇》是首残章，前八句是描写“秋兰”，诗歌的主体形象是思慕者。前八句仍就模仿《楚辞》的手法，以香草喻美德，结构上延续《诗经》四言诗的特点，中间两段残句，亦是运用了直抒胸臆，符合民歌乐府中相思之情的表达。诗序中，“秋兰，咏嘉人也。嘉而不用，故作是诗也”，诗人感叹秋兰与美人嘉而不获，比兴的手法象征着君子有美德懿行却不遇明君。秋兰，含蓄内敛的馨香，符合张衡自守、淡静的品质。屈原在《离骚》中刻画了“纫秋兰以为佩”，《九歌 少司命》中，“秋兰兮蘼芜，罗生兮堂下。……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这些形象对张衡诗中“秋兰”的塑造是有明显影响的。
《四愁诗》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诗。在此之前，虽在乐府诗中出现了《平陵东》、《薤露》等杂以三、七言而以七言为主的杂诗，但从节拍与二、二、三的结构来看，《四愁诗》更为接近后世的七言诗，且每章前三句押一韵，后四句为一韵，这种韵脚的变化既保证诗体本身的节奏性，有具有音乐起伏变化的美感，更便于情感的表达。晋人傅玄也认为：“张平子作比较《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拟四愁诗序》）。受屈原《远游》的影响，全诗由四组意象组成，分别穿越东南西北四方，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经历了对远方美人的想象，然后大胆追求，遇到艰难险阻，不得实现的哀怨与失望、惆怅，所构成的曲折心灵历程。张衡效法屈原的香草美人设喻，通过对其展开艰难追求而不可得，以抒写内心的愁苦与不得志，整体的情感基调不同于屈原《离骚》中的宁可以死抗争，也决不妥协退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虽体解吾尤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而张衡的表现却极度悲伤、消沉，以一种“朝隐于柱史”的心态来对待朝局，这是现实层面的打击反映在心理层面的结果。虽有后人托伪为《四愁诗》作序，但其表述基本符合史籍所载。有学者认为，此诗中所指的四方，“太山”、“桂林”、“汉阳”、“雁门”都为朝廷隐患之所在。东汉中后期的内忧来自于，宦官、外戚的交替专权，掌控皇帝的兴废，如安帝、顺帝的继位。因此张衡谈到“我所思兮在太山”，就是针对皇帝封禅，这既是皇帝治国成就的体现，更是皇帝独掌大权，以告天下的信号。桂林郡蛮夷多次掳掠边境，汉兵惧惮远役不战而返；汉阳郡（今属甘肃）羌乱不断；雁门郡时有鲜卑人抢掠，边民不堪其扰。这些都是东汉严重的外患。但我们更因看到，《四愁诗》的产生源于张衡对现实的不满，皇帝年幼被宦官谗言蒙蔽，而被迫外放为相，因此产生了对朝廷政治环境的厌倦，渴求通过远游，暂时摆脱烦琐的现实，闭塞外界的嘈杂与喧嚣，从而得到灵魂的休憩与安宁。这里的“远游”与《归田赋》的“逍遥”互相呼应，“远游”是方式，“逍遥”是过程中的体会和感受，“纵心於物外”才是目标。张衡“诡对”的软弱性，再次体现，在重重困难面前，他没有屈原的抗争精神，而是一味地抱怨客观条件的恶劣，更多的是担心自身的安危。这是张衡思想局限性的体现。郑振铎评价这首诗时，认为：“张衡《四愁诗》之不朽，在于他的格调是独到的，音节是新鲜的，情感是真挚的。杂于冗长浮夸的无情感的诸赋中，自然是不易得见的杰作”。形式上为比较成熟的七言诗，风格轻艳婉丽，承接屈原楚辞之风，糅合《诗经》重章迭唱，回踏反复，一唱三叹的结构特色，开启了汉末魏晋文人七言诗抒情表意之端。
总体来看，张衡在四五七诗体的创作尝试，继承了屈原《楚辞》浪漫奔放抒情想象的艺术特点，结合《诗经》中比兴的表现手法，结构上巧妙运用重章、反复、迭唱的技巧，同时汲取汉代民间乐府的时代特色，在题材和体裁上有突破创新，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摆脱了赋的流于描写，呆板叙事的局限，对后来魏晋时期，建安风骨的形成，魏晋文学新风尚的形成，贡献巨大。
（作者单位：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