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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二战前美国华人学校教育的双重文化认同研究”（C0A130205）、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14G069）和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专项基金项目（CSQ13035）的部分研究成果。
摘 要：哈金擅长运用英语书写记忆中的中国。借助自己独特于其他华裔作家的故国真实经历，哈金站在美国社会边缘，建构出一个既不意识形态化也非乌托邦的他者形象。《等待》批判了美国对中国集体想象的不合理成分，同时真实再现了中国的某些扭曲现实，从人性普遍性的高度展示了中国形象，投射出作家本人对故国的真挚情感及对祖国美好形象的殷切希望。
关键词：哈金：记忆中的中国；真挚情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2
当代著名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哈金的长篇小说《等待》以中国内地为背景，围绕主人公孔林、刘淑玉和吴曼娜的感情展开，讲述了孔林与淑玉历经十八年的离婚过程，同时也是孔林和曼娜等待结婚的十八年。《等待》一经出版便吸引了众多关注，国际评论多为溢美之词，称赞其反映了现实对人性的深层思考，哈金直接、简单明了的文风也大获赞许。然而国内评论界一直对哈金存在斥责之声。本文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从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维度对《等待》中的中国形象展开研究，力图揭示哈金笔下真实的中国。
1、个体中国人形象
个体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基本组成部分，哈金对中国人的描述由个体行为品质着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人性中善与恶的碰撞，良知与欲望的挣扎都在哈金笔下的普通中国人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文革前后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压迫成必然之事。孔林受病重母亲所托，不得不娶淑玉为妻。他因父亲需要照顾不敢离婚，又多次受到小舅子本生的阻挠。孔林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思虑过多，且极易被外界影响。曼娜曾邀他外出过夜，他一口回绝道：“其实是在冒险，而且冒得太大了。咱们不应该这么做。”（哈金，59）刘淑玉则承受着传统文化教条对妇女的压制。她听从父母之命，忍受缠足之痛，嫁到孔家；她服从夫家安排，远离丈夫独自一人承担养家和照顾老小的职责。她所做的一切都朝向同一个目标——成为优秀的传统中国女人。刘淑玉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虽被压迫，却不知反抗。
乐于奉献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每个时代总有一群无私奉献不求回报之人为他人及社会而活着。妇女以博大的胸怀，坚强的毅力，为人类的繁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的进步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刘乃和） 淑玉、曼娜都诠释着中国女性的美丽形象。淑玉面对冷漠的丈夫和繁重的家事从不抱怨，甚至孔林寄回的生活费她也一分不花的为他存着。曼娜体现的则是伟大的母亲形象。她四十而婚，压抑多年的性欲洪水猛兽般突然爆发，她坦言控制不住自己。但意识到已经怀孕，她主动提出分床睡，折磨自己保护孩子。虽然孔林没要求她延续香火，患心脏病的她作为高龄产妇早已为生下孩子做好了死去的打算。
文革前后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无法自由选择工作，即便是进入了不中意行业，尽忠职守仍是履行工作的首要原则。 《等待》中的医务工作人员体现了良好的职业素养。孔林作为医生，一直不断地学习医学知识，甚至阅读俄语教材。他乐于传授医学知识，给护理员上课时充满活力。护士海燕一直悉心照顾病患，后来晋升为唯一的产科医生，能独自处理好接生这样的大事，即使面对曼娜的高危生产也能沉着冷静。（哈金，252）
黑心邪恶者如同社会的蛀虫，破坏着周遭的一切。由于社会体制的缺陷，他们的邪恶甚至被其表面的成功所掩盖着，但惩罚必会降临。自私自利的董迈虽爱着曼娜，但在无法忍受边疆艰苦条件时选择当逃兵，弃曼娜而去，而他同表妹的婚姻也仅是获得上海居住权的工具。本生也常为满足一己私利耍小聪明愚弄他人。为防止排泄减重多赚点钱，他竟然把猪屁眼都缝了起来。（哈金，79）杨庚这类薄情寡义之人为满足自身欲望，连朋友之妻曼娜也不放过，违背了中国男人最基本的交往原则。
特殊的社会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怪兽，吞噬人的纯真、勇气和坚强。（李洁） 人性弱点与特殊时代的叠加使得人们在自我矛盾中陷入一片迷茫。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风气可谓变幻无常。人们想保持良好形象，却被社会中不断放大的诱惑、野心和欲望诱导着做出伤天害理之事。无助的精神状态已经将中国形象上升至人类形象的高度，诉说着哈金对世界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2、中国家庭形象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团体，中国人总是将“国”同“家”联系起来。没有单个的家庭，国家便也不复存在。《等待》是有关于婚姻的故事，家庭生活是其中心议题。家庭伦理决定成员地位、关系及家庭与外界的关系，自然也塑造了家庭形象。
《等待》中的家庭基本上由包办婚姻构成，夫妻之间还未熟络就草率成家，对共同家庭的责任感往往比彼此的爱情更为重要。孔林离婚时表明他本来就不喜欢“丑陋”的妻子，更谈不上爱她。他18年的婚姻出于作为儿子、丈夫以及父亲的责任。双亲离世，女儿长大成人之后他才开始与心爱的女人再筑家庭。（哈金，6）中国人历来保守，作为生理需求的“性”关系在《等待》中走向扭曲并不出人意料。军区医院对男女关系有着严格规定，甚至只有干部才可以找对象。（哈金，25）社会风气也影响着大众心理，人们羞于谈“性”，只把性当成延续香火的工具。淑玉为了再生个儿子，虽然内心很是挣扎，竟然也直白要求与孔林睡觉。她所说的“俺不是不要脸的女人” 发人深省。曼娜邀请孔林外出过夜时，两人同时深陷矛盾之中，在全力压制自己欲望的同时又被对方深深吸引着。孔林的拒绝使曼娜一度担心自己被当成不正派女人，但一想到将要和孔林一起度过销魂的时光，她的四肢发热，内心充满喜悦。（哈金，59）而孔林也一遍遍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的不想与曼娜发生关系，甚至因过多想象做起了春梦。此外，哈金花了整整四页篇幅描写杨庚强奸曼娜的情景，残忍、痛苦扭曲的两性关系跃然纸上。 家庭与社会就如同个体与家庭，交往接触也遵循一定原则。在处理血缘、地缘及业缘关系时，首先遵循的便是对父系家庭的重视。淑玉自嫁进孔家就一心为孔家着想。本生的频繁到访说明婆家娘家相距并不远，但淑玉从未回娘家，却始终像个牲口伺候着公婆。孔林对待倒插门离家的胞哥孔仁和照顾妻女的姑爷本生态度截然不同。旧式中国血缘重于一切，自给自足的家族鲜与外界交涉。但随着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益日益成为牵绊，影响着个人、家庭等各类团体。相互利益将人们拉近，利益冲突则将其隔离。家庭必须承受来自社会周遭的言论，遵守公共伦理及法律要求以创和谐大环境。初次见到淑玉，孔林就企图解除婚约，但最终因怕村邻笑话谩骂而放弃。离婚多年他总是告诉自己不要对淑玉太狠，因为在村民眼中她绝对是合格的好妻子。文革期间离婚实数罕事，孔林离婚时，法院门口的人们不断批评着孔林：“皇上还不能随便休妻呢”，“真是个没心肝的驴犊子。”（哈金，111）随着法治的推进，本是中国男子基本权利的休妻演变成男女双方根据法律要求平等解决。等待了18年，孔林最终依法离婚成功。
3、中国社会形象
社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待》记录了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形象。文革期间个人崇拜之风盛行，全国各地都充斥着毛主席语录，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是当时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徐善斌，92）孟梁约曼娜见面的胜利公园里到处贴着毛主席语录，约会途中孟梁还激情澎湃的背诵了毛主席的《雪》。曼娜在与魏政委约见的大厅墙上看到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杨庚教育孔林时对毛主席语录的引用可谓信手拈来。《等待》中军队政府僵化，一旦立下规定不管对错必须执行，不容更改。医院规定男女同事决不能恋爱，甚至不得单独走出大院。即使该规定始于数十年前，甚至已无人知晓其缘由，医护人员仍麻木的遵守。虽然孔林一直渴望医院“夫妻分居18年方可自动离婚”的规定能有所改动，却最终还是煎熬18年才离婚成功。
鹅村位置偏僻，远离城市，由于信息接收不便，村民们对外界缺乏认识。本生买回的龙虾被当成吓人的“大虫子”，这让生活在木基市的孔林吃惊不已。此外，民国时期于1912年及1929年曾两次颁布法令废除绑腿缠足，但在中国许多偏僻的乡村，缠足真正废止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淑玉生于1936年，7岁缠足，这对生于偏僻北方地区的她而言合情合理。缠足进一步体现了鹅村的闭塞，而非某些学者所说是作者故意利用中国的荒唐现象博取关注。
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下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城乡市场日益灵活，生活标准也大幅提高。1983年人民公社解散，本生在邻村开了一家小铺子。卖掉屋子后孔林想再给他一点钱，孔华阻止他道：“一百块钱对舅舅来讲不算啥，有时他一个礼拜就能赚一二百。”（哈金，216）二驴一介农夫能一次性支付孔林几千元买房钱，让孔林这个“城里人”都惊讶不已。工厂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建立，孔华在光荣火柴厂的日子安逸快活。电视里也播起了系列纪录片《走上致富的光荣路》，反映相应党的号召的致富先锋们的故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状态。
4、结语
通过文革时期军医离婚的小众故事，哈金展示了一个根据自身记忆，既不意识形态化也非乌托邦的中国形象。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影响力深远，中医在小说中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为民所用、为民所爱，展现了其无限魅力。孔林用头发和针抽干水泡的方法惊到了一片女同志，体现了中医的高明及神秘感。1974年治好孔林肺结核的也是一种新制的中成药“百步”。双胞胎患痢疾时所用药物都是中药， 医生都不敢给新生婴儿服用西药，还是民间偏方最终治好了他们。小说围绕医护人员展开，展现了中医的魅力，体现出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代表西方文化的意象，如“天使”、“《草叶集》”和“教堂”等，作者似乎有意让东西方文化和谐共存。《等待》批判了美国对中国集体想象的不合理成分，同时也真实再现了中国的某些扭曲现实，从人性普遍性的高度展示了中国形象。哈金曾说过他的作品对中国人更有价值。国人在阅读其小说时，不应一味批评其对中国丑陋之处的揭露，而更应视其为一面镜子，自我反省，力图未来为树立更加得体的中国国家形象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哈金.等待[M]. 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2]李洁. 繁复的细节与他国生活经验的呈现---评析美籍作家哈金小说《等待》[J]. 飞天，2012（2）：20-21.
[3]刘乃和.中国古代妇女的教育、地位与奉献[J]. 妇女研究论丛， 1995（4）：48-51.
[4]徐善斌. 证照中国1966-1976——共和国特殊年代的纸上历史[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
摘 要：哈金擅长运用英语书写记忆中的中国。借助自己独特于其他华裔作家的故国真实经历，哈金站在美国社会边缘，建构出一个既不意识形态化也非乌托邦的他者形象。《等待》批判了美国对中国集体想象的不合理成分，同时真实再现了中国的某些扭曲现实，从人性普遍性的高度展示了中国形象，投射出作家本人对故国的真挚情感及对祖国美好形象的殷切希望。
关键词：哈金：记忆中的中国；真挚情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2
当代著名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哈金的长篇小说《等待》以中国内地为背景，围绕主人公孔林、刘淑玉和吴曼娜的感情展开，讲述了孔林与淑玉历经十八年的离婚过程，同时也是孔林和曼娜等待结婚的十八年。《等待》一经出版便吸引了众多关注，国际评论多为溢美之词，称赞其反映了现实对人性的深层思考，哈金直接、简单明了的文风也大获赞许。然而国内评论界一直对哈金存在斥责之声。本文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从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维度对《等待》中的中国形象展开研究，力图揭示哈金笔下真实的中国。
1、个体中国人形象
个体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基本组成部分，哈金对中国人的描述由个体行为品质着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人性中善与恶的碰撞，良知与欲望的挣扎都在哈金笔下的普通中国人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文革前后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压迫成必然之事。孔林受病重母亲所托，不得不娶淑玉为妻。他因父亲需要照顾不敢离婚，又多次受到小舅子本生的阻挠。孔林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思虑过多，且极易被外界影响。曼娜曾邀他外出过夜，他一口回绝道：“其实是在冒险，而且冒得太大了。咱们不应该这么做。”（哈金，59）刘淑玉则承受着传统文化教条对妇女的压制。她听从父母之命，忍受缠足之痛，嫁到孔家；她服从夫家安排，远离丈夫独自一人承担养家和照顾老小的职责。她所做的一切都朝向同一个目标——成为优秀的传统中国女人。刘淑玉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虽被压迫，却不知反抗。
乐于奉献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每个时代总有一群无私奉献不求回报之人为他人及社会而活着。妇女以博大的胸怀，坚强的毅力，为人类的繁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的进步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刘乃和） 淑玉、曼娜都诠释着中国女性的美丽形象。淑玉面对冷漠的丈夫和繁重的家事从不抱怨，甚至孔林寄回的生活费她也一分不花的为他存着。曼娜体现的则是伟大的母亲形象。她四十而婚，压抑多年的性欲洪水猛兽般突然爆发，她坦言控制不住自己。但意识到已经怀孕，她主动提出分床睡，折磨自己保护孩子。虽然孔林没要求她延续香火，患心脏病的她作为高龄产妇早已为生下孩子做好了死去的打算。
文革前后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无法自由选择工作，即便是进入了不中意行业，尽忠职守仍是履行工作的首要原则。 《等待》中的医务工作人员体现了良好的职业素养。孔林作为医生，一直不断地学习医学知识，甚至阅读俄语教材。他乐于传授医学知识，给护理员上课时充满活力。护士海燕一直悉心照顾病患，后来晋升为唯一的产科医生，能独自处理好接生这样的大事，即使面对曼娜的高危生产也能沉着冷静。（哈金，252）
黑心邪恶者如同社会的蛀虫，破坏着周遭的一切。由于社会体制的缺陷，他们的邪恶甚至被其表面的成功所掩盖着，但惩罚必会降临。自私自利的董迈虽爱着曼娜，但在无法忍受边疆艰苦条件时选择当逃兵，弃曼娜而去，而他同表妹的婚姻也仅是获得上海居住权的工具。本生也常为满足一己私利耍小聪明愚弄他人。为防止排泄减重多赚点钱，他竟然把猪屁眼都缝了起来。（哈金，79）杨庚这类薄情寡义之人为满足自身欲望，连朋友之妻曼娜也不放过，违背了中国男人最基本的交往原则。
特殊的社会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怪兽，吞噬人的纯真、勇气和坚强。（李洁） 人性弱点与特殊时代的叠加使得人们在自我矛盾中陷入一片迷茫。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风气可谓变幻无常。人们想保持良好形象，却被社会中不断放大的诱惑、野心和欲望诱导着做出伤天害理之事。无助的精神状态已经将中国形象上升至人类形象的高度，诉说着哈金对世界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2、中国家庭形象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团体，中国人总是将“国”同“家”联系起来。没有单个的家庭，国家便也不复存在。《等待》是有关于婚姻的故事，家庭生活是其中心议题。家庭伦理决定成员地位、关系及家庭与外界的关系，自然也塑造了家庭形象。
《等待》中的家庭基本上由包办婚姻构成，夫妻之间还未熟络就草率成家，对共同家庭的责任感往往比彼此的爱情更为重要。孔林离婚时表明他本来就不喜欢“丑陋”的妻子，更谈不上爱她。他18年的婚姻出于作为儿子、丈夫以及父亲的责任。双亲离世，女儿长大成人之后他才开始与心爱的女人再筑家庭。（哈金，6）中国人历来保守，作为生理需求的“性”关系在《等待》中走向扭曲并不出人意料。军区医院对男女关系有着严格规定，甚至只有干部才可以找对象。（哈金，25）社会风气也影响着大众心理，人们羞于谈“性”，只把性当成延续香火的工具。淑玉为了再生个儿子，虽然内心很是挣扎，竟然也直白要求与孔林睡觉。她所说的“俺不是不要脸的女人” 发人深省。曼娜邀请孔林外出过夜时，两人同时深陷矛盾之中，在全力压制自己欲望的同时又被对方深深吸引着。孔林的拒绝使曼娜一度担心自己被当成不正派女人，但一想到将要和孔林一起度过销魂的时光，她的四肢发热，内心充满喜悦。（哈金，59）而孔林也一遍遍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的不想与曼娜发生关系，甚至因过多想象做起了春梦。此外，哈金花了整整四页篇幅描写杨庚强奸曼娜的情景，残忍、痛苦扭曲的两性关系跃然纸上。 家庭与社会就如同个体与家庭，交往接触也遵循一定原则。在处理血缘、地缘及业缘关系时，首先遵循的便是对父系家庭的重视。淑玉自嫁进孔家就一心为孔家着想。本生的频繁到访说明婆家娘家相距并不远，但淑玉从未回娘家，却始终像个牲口伺候着公婆。孔林对待倒插门离家的胞哥孔仁和照顾妻女的姑爷本生态度截然不同。旧式中国血缘重于一切，自给自足的家族鲜与外界交涉。但随着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益日益成为牵绊，影响着个人、家庭等各类团体。相互利益将人们拉近，利益冲突则将其隔离。家庭必须承受来自社会周遭的言论，遵守公共伦理及法律要求以创和谐大环境。初次见到淑玉，孔林就企图解除婚约，但最终因怕村邻笑话谩骂而放弃。离婚多年他总是告诉自己不要对淑玉太狠，因为在村民眼中她绝对是合格的好妻子。文革期间离婚实数罕事，孔林离婚时，法院门口的人们不断批评着孔林：“皇上还不能随便休妻呢”，“真是个没心肝的驴犊子。”（哈金，111）随着法治的推进，本是中国男子基本权利的休妻演变成男女双方根据法律要求平等解决。等待了18年，孔林最终依法离婚成功。
3、中国社会形象
社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待》记录了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形象。文革期间个人崇拜之风盛行，全国各地都充斥着毛主席语录，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是当时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徐善斌，92）孟梁约曼娜见面的胜利公园里到处贴着毛主席语录，约会途中孟梁还激情澎湃的背诵了毛主席的《雪》。曼娜在与魏政委约见的大厅墙上看到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杨庚教育孔林时对毛主席语录的引用可谓信手拈来。《等待》中军队政府僵化，一旦立下规定不管对错必须执行，不容更改。医院规定男女同事决不能恋爱，甚至不得单独走出大院。即使该规定始于数十年前，甚至已无人知晓其缘由，医护人员仍麻木的遵守。虽然孔林一直渴望医院“夫妻分居18年方可自动离婚”的规定能有所改动，却最终还是煎熬18年才离婚成功。
鹅村位置偏僻，远离城市，由于信息接收不便，村民们对外界缺乏认识。本生买回的龙虾被当成吓人的“大虫子”，这让生活在木基市的孔林吃惊不已。此外，民国时期于1912年及1929年曾两次颁布法令废除绑腿缠足，但在中国许多偏僻的乡村，缠足真正废止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淑玉生于1936年，7岁缠足，这对生于偏僻北方地区的她而言合情合理。缠足进一步体现了鹅村的闭塞，而非某些学者所说是作者故意利用中国的荒唐现象博取关注。
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下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城乡市场日益灵活，生活标准也大幅提高。1983年人民公社解散，本生在邻村开了一家小铺子。卖掉屋子后孔林想再给他一点钱，孔华阻止他道：“一百块钱对舅舅来讲不算啥，有时他一个礼拜就能赚一二百。”（哈金，216）二驴一介农夫能一次性支付孔林几千元买房钱，让孔林这个“城里人”都惊讶不已。工厂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建立，孔华在光荣火柴厂的日子安逸快活。电视里也播起了系列纪录片《走上致富的光荣路》，反映相应党的号召的致富先锋们的故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状态。
4、结语
通过文革时期军医离婚的小众故事，哈金展示了一个根据自身记忆，既不意识形态化也非乌托邦的中国形象。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影响力深远，中医在小说中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为民所用、为民所爱，展现了其无限魅力。孔林用头发和针抽干水泡的方法惊到了一片女同志，体现了中医的高明及神秘感。1974年治好孔林肺结核的也是一种新制的中成药“百步”。双胞胎患痢疾时所用药物都是中药， 医生都不敢给新生婴儿服用西药，还是民间偏方最终治好了他们。小说围绕医护人员展开，展现了中医的魅力，体现出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代表西方文化的意象，如“天使”、“《草叶集》”和“教堂”等，作者似乎有意让东西方文化和谐共存。《等待》批判了美国对中国集体想象的不合理成分，同时也真实再现了中国的某些扭曲现实，从人性普遍性的高度展示了中国形象。哈金曾说过他的作品对中国人更有价值。国人在阅读其小说时，不应一味批评其对中国丑陋之处的揭露，而更应视其为一面镜子，自我反省，力图未来为树立更加得体的中国国家形象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哈金.等待[M]. 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2]李洁. 繁复的细节与他国生活经验的呈现---评析美籍作家哈金小说《等待》[J]. 飞天，2012（2）：20-21.
[3]刘乃和.中国古代妇女的教育、地位与奉献[J]. 妇女研究论丛， 1995（4）：48-51.
[4]徐善斌. 证照中国1966-1976——共和国特殊年代的纸上历史[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