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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年代，商品门类很少，各种票证却很多。“大跃进”的1959年已有12种，1960年增加到50种，1961年又增至102种，此外，还有56类工业券！
1960年12月，国家统计局对市场情况做出分析报告，指出供应出现紧张状况，农副产品及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销售量大于收购量，库存大量减少。1月至10月，粮食收购量下降34％，食油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生活用品的供应异常困难。到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的商品已达30多种。11月份全国商品零售额52.5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5.6％。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 ，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
白糖、奶粉成为特供“珍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市场供应格外紧张，却常见报纸、广播宣传：“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粮票越来越紧张，人人勒紧裤腰带，吃不饱。油票大城市每人每月5两减成4两，小城市从4两减为3两。除了粮食（米面）、植物油、肉食以外，香烟、白糖、精盐、粗盐、洗衣粉、煤球、火柴等都凭票按号码“对号”供应，一直编到几十号、上百号。
有些普通日用品竟成了“特供”珍品，如白糖、奶粉等，竟成了高级营养品，只供应新生婴儿、产妇和肝炎患者。于是人们想方设法跟医生拉关系，请医生开假证明。
各种日用品奇缺，却常听到广播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人们联想到各式各样的“票证”发到了九十多号，于是套入“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曲调，七嘴八舌改了歌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九十号（就是好）！
九十号呀——就是好！九十号，大把的票！
票证成了等级的标志
除了各种票证之外，城镇户口还有“购货本”、“副食本”、“工业品购货本”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每年由商业部门把有限的指标分配到各单位，各单位再用抓阄儿的办法分到个人，抓到的人再带上“工业品购货券”去商店购买。
票证实际上成了等级的标志。什么地位的人，享受什么样的待遇，都可从票证中反映出来。王洪文、张春桥、康生、谢富治之流一天可以抽两包甚至十包“牡丹”牌香烟，公社书记也能抽到“飞马”、“大前门”之类的中档货，普通百姓即使有票，也只能买到“丰收”、“跃进”、“勇士”之类的劣质烟。这种“保障重点、体现差别”的做法，也反映了城乡差别，城市人拥有的许多票证，农村人连见都没见过。
几尺布票促成一桩婚事几斤粮票救活一条性命
各种票证是从稳住城市居民的角度分配的，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8亿农民得不到什么票证。而大、中、小城市也有等级差别，不同职业不同工种的人享受的票证也不相同。
一位省商业厅离休老干部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官商体系，其初衷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极大地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而结果适得其反。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由政府决定，并长期不变。价格既不能正常地反映价值，也不能反映实际的供求关系，价格机制被严重窒息，这必然造成长期的市场供应匮乏。且不说像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之类的“奢侈品”奇缺，就连火柴、肥皂、饭碗、棉花、煤炭之类的日用品也要凭票供应。票证成了人的命根子，城镇居民离开票证就无法生活。几尺布票就能促成一桩亲事，几斤粮票就能救活一条性命。当然，也不知有多少人曾为票证的事伤心落泪，甚至丢掉性命！
这位老干部说，上班时恨不得躲到地缝里去。矿山、铁路、地质队、宾馆的人纷纷来要求批条子。不给这些特殊岗位的人解决困难不行，可解决了他们的困难，会造成更多人的困难，全省百姓手中的票证、购货本规定的供应便得不到保证。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话一点不假。
先排队再问卖什么
化学纤维、合成纤维的发展，使纺织品产量大幅增长，库存猛升，棉布积压。1983年11月23日,商业部登报宣布，从12月1日起，棉布敞开供应。消费者见了，马上拿布票到布店购买被单，商店门前里三层、外三层排成长龙，一天卖出的被单超过平时半年销售量。上海市商业局派出干部向排队的人群作宣传，讲明棉布12月1日敞开供应，不会涨价。消费者不予理会，说：“敞开供应，就是布票作废，改用别的票！”或者“12月1日不涨价，过了这一天涨价谁知道？”越宣传解释，人们越要排队争购，以致一些商店当天无法打烊。最后，上海市商业局决定：立即敞开供应，价格不变，不收布票。晚上在电台、电视台播发公告，并在商店贴出告示，排队的市民才散去。
票证给人们带来心理紧张，也带来畸形消费。
只要见到有人排队，便赶紧排在后面，然后再问卖什么。已经买过的，也不急于离去，而是寻找熟人，把自己的位置让出去，送个人情。
1961年，火柴凭日用工业品购货证供应，1962年敞开；1963年凭证限量每人5小盒，当年9月份敞开。1984年传说火柴要涨价，一时间居民就到商店排队，日销量成倍上翻， 3天时间就泻到了“警戒线”最低储备量以下；火柴一般都是10盒一包地买，见有人排队就十包、八包地大量抢购。为了“保障供给”，1984年下半年，只好恢复凭票供应。
每年春节前几天，就掀起了抢购风。家家户户倾巢出动，青壮男子负责购买鱼、肉、鸡、豆腐等重要年货。每个供销店的门口早早就排起长龙，有的人天不亮就赶来了。供销店开门以后，队伍就乱了套，不时有人插队“夹塞儿”，后面的人立刻群起斥责。“夹塞儿”的人或者灰溜溜退出，或者厚脸皮赖着不动，往往引起争吵、打架，乱成一片。
辛酸荒唐的“票证制度”划上句号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指出国外华裔科技人才约有10万人，要争取他们回国参加工作。
从1978年到1980年，旅居海外的科技专家，要求回国长期工作而得到批准的有200名左右。这些科技专家回国后的安家问题、生活用品供应问题，都受到“票证”的限制而造成困难。1981年，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发出“关于解决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安家、生活用品供应的通知”，对于这些专家有所照顾。
北京市对于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进行了如下安排：
（一）安家所需要的物品，按照“自用、合理”的原则一次供应。
对于这些专家，由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免布票、工业券、购货证，一次性供应床上用品、衣物、棉布、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生活必需品，并免券卖给煤气灶一套；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一次性免票供应棉花等。
（二）粮食、副食品供应，在每人定量以内发给粮票、油票、副食供应证等，米、面比例不限（北京市一般居民只供应一半细粮、一半粗粮），可以在粮店凭粮票任意买大米。
限量供应而又短缺的副食品，由北京市第二商业局适当提高供应指标，如鸡蛋由每户2斤提高为每户4斤，白糖由每户2斤提高到每户4斤，等等。
以上所述这些怪现状，直到1993年才宣告结束。辛酸而又荒唐的“票证制度”，永远成了我国计划经济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
1960年12月，国家统计局对市场情况做出分析报告，指出供应出现紧张状况，农副产品及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销售量大于收购量，库存大量减少。1月至10月，粮食收购量下降34％，食油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生活用品的供应异常困难。到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的商品已达30多种。11月份全国商品零售额52.5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5.6％。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 ，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
白糖、奶粉成为特供“珍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市场供应格外紧张，却常见报纸、广播宣传：“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粮票越来越紧张，人人勒紧裤腰带，吃不饱。油票大城市每人每月5两减成4两，小城市从4两减为3两。除了粮食（米面）、植物油、肉食以外，香烟、白糖、精盐、粗盐、洗衣粉、煤球、火柴等都凭票按号码“对号”供应，一直编到几十号、上百号。
有些普通日用品竟成了“特供”珍品，如白糖、奶粉等，竟成了高级营养品，只供应新生婴儿、产妇和肝炎患者。于是人们想方设法跟医生拉关系，请医生开假证明。
各种日用品奇缺，却常听到广播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人们联想到各式各样的“票证”发到了九十多号，于是套入“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曲调，七嘴八舌改了歌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九十号（就是好）！
九十号呀——就是好！九十号，大把的票！
票证成了等级的标志
除了各种票证之外，城镇户口还有“购货本”、“副食本”、“工业品购货本”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每年由商业部门把有限的指标分配到各单位，各单位再用抓阄儿的办法分到个人，抓到的人再带上“工业品购货券”去商店购买。
票证实际上成了等级的标志。什么地位的人，享受什么样的待遇，都可从票证中反映出来。王洪文、张春桥、康生、谢富治之流一天可以抽两包甚至十包“牡丹”牌香烟，公社书记也能抽到“飞马”、“大前门”之类的中档货，普通百姓即使有票，也只能买到“丰收”、“跃进”、“勇士”之类的劣质烟。这种“保障重点、体现差别”的做法，也反映了城乡差别，城市人拥有的许多票证，农村人连见都没见过。
几尺布票促成一桩婚事几斤粮票救活一条性命
各种票证是从稳住城市居民的角度分配的，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8亿农民得不到什么票证。而大、中、小城市也有等级差别，不同职业不同工种的人享受的票证也不相同。
一位省商业厅离休老干部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官商体系，其初衷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极大地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而结果适得其反。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由政府决定，并长期不变。价格既不能正常地反映价值，也不能反映实际的供求关系，价格机制被严重窒息，这必然造成长期的市场供应匮乏。且不说像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之类的“奢侈品”奇缺，就连火柴、肥皂、饭碗、棉花、煤炭之类的日用品也要凭票供应。票证成了人的命根子，城镇居民离开票证就无法生活。几尺布票就能促成一桩亲事，几斤粮票就能救活一条性命。当然，也不知有多少人曾为票证的事伤心落泪，甚至丢掉性命！
这位老干部说，上班时恨不得躲到地缝里去。矿山、铁路、地质队、宾馆的人纷纷来要求批条子。不给这些特殊岗位的人解决困难不行，可解决了他们的困难，会造成更多人的困难，全省百姓手中的票证、购货本规定的供应便得不到保证。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话一点不假。
先排队再问卖什么
化学纤维、合成纤维的发展，使纺织品产量大幅增长，库存猛升，棉布积压。1983年11月23日,商业部登报宣布，从12月1日起，棉布敞开供应。消费者见了，马上拿布票到布店购买被单，商店门前里三层、外三层排成长龙，一天卖出的被单超过平时半年销售量。上海市商业局派出干部向排队的人群作宣传，讲明棉布12月1日敞开供应，不会涨价。消费者不予理会，说：“敞开供应，就是布票作废，改用别的票！”或者“12月1日不涨价，过了这一天涨价谁知道？”越宣传解释，人们越要排队争购，以致一些商店当天无法打烊。最后，上海市商业局决定：立即敞开供应，价格不变，不收布票。晚上在电台、电视台播发公告，并在商店贴出告示，排队的市民才散去。
票证给人们带来心理紧张，也带来畸形消费。
只要见到有人排队，便赶紧排在后面，然后再问卖什么。已经买过的，也不急于离去，而是寻找熟人，把自己的位置让出去，送个人情。
1961年，火柴凭日用工业品购货证供应，1962年敞开；1963年凭证限量每人5小盒，当年9月份敞开。1984年传说火柴要涨价，一时间居民就到商店排队，日销量成倍上翻， 3天时间就泻到了“警戒线”最低储备量以下；火柴一般都是10盒一包地买，见有人排队就十包、八包地大量抢购。为了“保障供给”，1984年下半年，只好恢复凭票供应。
每年春节前几天，就掀起了抢购风。家家户户倾巢出动，青壮男子负责购买鱼、肉、鸡、豆腐等重要年货。每个供销店的门口早早就排起长龙，有的人天不亮就赶来了。供销店开门以后，队伍就乱了套，不时有人插队“夹塞儿”，后面的人立刻群起斥责。“夹塞儿”的人或者灰溜溜退出，或者厚脸皮赖着不动，往往引起争吵、打架，乱成一片。
辛酸荒唐的“票证制度”划上句号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指出国外华裔科技人才约有10万人，要争取他们回国参加工作。
从1978年到1980年，旅居海外的科技专家，要求回国长期工作而得到批准的有200名左右。这些科技专家回国后的安家问题、生活用品供应问题，都受到“票证”的限制而造成困难。1981年，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发出“关于解决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安家、生活用品供应的通知”，对于这些专家有所照顾。
北京市对于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进行了如下安排：
（一）安家所需要的物品，按照“自用、合理”的原则一次供应。
对于这些专家，由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免布票、工业券、购货证，一次性供应床上用品、衣物、棉布、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生活必需品，并免券卖给煤气灶一套；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一次性免票供应棉花等。
（二）粮食、副食品供应，在每人定量以内发给粮票、油票、副食供应证等，米、面比例不限（北京市一般居民只供应一半细粮、一半粗粮），可以在粮店凭粮票任意买大米。
限量供应而又短缺的副食品，由北京市第二商业局适当提高供应指标，如鸡蛋由每户2斤提高为每户4斤，白糖由每户2斤提高到每户4斤，等等。
以上所述这些怪现状，直到1993年才宣告结束。辛酸而又荒唐的“票证制度”，永远成了我国计划经济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