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研究置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体系内，既可以显示出作为“最一般的科学”的特征，又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动、演变过程，这是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新动向。陈俊民的《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可以说是这一新动向的代表作之一。
　　张载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由于他在北宋中期讲学于今陕西关中，所以他的学说被称为关学。陕西关中，作为周秦汉唐等十一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曾经是雄踞东方的国际性大都市，荟集了全国各族，乃至国外优秀学者及其思想成果。然而北宋以前，东南各地出现了一大批象孔、孟、老、庄、董仲舒、王充、王弼那样的足以反映一个特定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而关中大批涌现出来的却主要不是以哲学思想名世的人物。以致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在关中是否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张载关学，正可以扭转这种偏见。它一方面是关中古代文化遗产的结晶，一方面是在这种文化条件下的关中学者在各自领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苦心自立，终于“成一家之言”。因此，“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经过唐代‘三教’论争的思想交融，于北宋时代的关中，便应运而结出了张载关学这样的硕果。”
　　仅仅指出张载及其关学的形成与历史地位，还不是作者的全部意图。作者独辟蹊径，分析了关学的哲学特征和历史作用。张载的哲学范畴体系，本于他“天人一气”的世界统一性学说逻辑形式，他从拯救北宋理论危机的现实斗争中，确立了“天人合一”而“一于气”的主题，并作为自己哲学追求的最高理想，凝结成“气——道——性——心——诚”的自我思辨型的范畴系列。这种寻求哲学理论的统一性与逻辑范畴的简单性，正是人类科学思维进化的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张载以“气”为中心范畴的关学，程朱以“理”为中心范畴的洛学、闽学，还是陆王以“心”为中心范畴的心学，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进步。
　　一定形态的理性精神，反映着一个民族的觉悟程度。作者进一步指出：宋明理学代表的理论思维的进步，又是为了建立最高内在伦理自由的人性理想，是一种追求道德境界的“心性义理之学”。这种内向的新儒学既区别于孔孟原始儒学，也有别于汉唐儒家经学，它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时代的新表现。新儒学家寻找“孔颜乐处”，实际是进行人自身的认同，即在“人化的自然”中直观自身，体认人本身那种认识自然，顺乎自然，改造自然的本质“天性”，体认人自身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由人格。这种内向的自我修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者与时代的结合和他们对政治的影响，但是，并不改变他们追求真理的方向。为此作者指出：“从叶陈到顾黄，从颜(元)戴(震)到梁(启超)谭(嗣同)，一代一代儒者，几乎都为‘民胞物与’大同理想的实现，而把个人人格的完成，置于中国大众群体人格的完成之中。他们积极参与现实政治，力倡‘经世致用’，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替‘明心见性之空言’，现又不愿使自己变成现实政治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始终同它保持着一定距离，对它抱着审慎温和的批判态度。这种具有启蒙意义的中国式的人文主义，正是中国儒家主流的真精神。”
　　
　　(《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陈俊民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