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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白岩松擅长短跑，现在，他却选择长跑。时代激荡万千气象变化之中，他发觉更加珍贵的是长久的坚持—每周三下午踢球，他坚持了十几年；他主持两档节目，一档8年，一档13年；两年前，他成为老师，办“东西联大”，并打算一直做到70岁。做新闻也是如此，不必指望一时的光辉灿烂，但要在万籁俱寂时，安静守夜。
去年风雪是不是特别大？
“给你们念一个杨牧的诗啊。当然，你们要知道诗是有年龄的，这首诗不属于年轻人，属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灯下细看我一头白发：
去年风雪是不是特别大？
半夜也曾独坐飘摇的天地
我说，抚着胸口想你
47岁的白岩松身形依然挺拔，但白发已像鳞状的云点。他翻着一本砖头厚的杨牧诗集，从一张太师椅上站起来，念起台湾诗人的诗，神情严肃又有几分松弛。电视上引为招牌的川字眉，虽然还在，却是隐隐的。
2016年1月8日，在北京大学万柳公寓的电视研究中心，一张木头的大方桌，白岩松占一头，对面的墙上挂着“望云”两个草书的大字。方桌的两边则坐着他的学生，六男五女，全是京城4所高校的硕士一年级学生，按学校老师的说法，都是尖子中的尖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都是学新闻的。
每个人的面前，摆着一根香蕉，一颗橘子，一块饼干和一碗煮烫了的梨汤，这是学生们自己准备的，为了接下来一整个下午的课程，细心的学生还一人发了一张暖宝宝，教室里沒有暖气。
贴哪呢，一个学生说脸也冷。
白岩松就笑得铿铿锵锵，“你试试要不，接下来你脸会热，啊哈哈。”
他带来的是茶，他喜欢凤凰单枞，把装茶的铁盒交给学生的时候还一直叮嘱：“泡上十几秒，就滤出来，除了绿茶，都不能泡。”他有一个帆布的袋子，从里面掏出茶、笔、两个厚厚的笔记本，还有一本更厚的诗集。帆布袋上印着“东西联大”四个字。
这是白岩松给自己的新闻课堂起的名字，效仿抗战时期西迁至昆明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的名号。从2012年开办，一年一期，一月一课，学制两年，到如今已经是第四期学生了。“东西联大”有一半时间，都在西边的北大上课，另一半在北京城另一边的中国传媒大学，白岩松的母校。
痛感
去年8月20日，是白岩松47岁的生日。“东西联大”第一期的10个学生每一个都给他发了祝福短信。
学生陈之琰说，白老师也回了一条短信，告诉他们自己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他说早上接到了电话，之前他在节目里说哪个事，被批了，他还说虽然经常碰到这个事情，还是心里闷闷的，不高兴。然后，他就陆续接到师弟师妹祝他生日快乐的短信，下午他一边听音乐一边干嘛来着，听肖邦还是什么的，然后看我们这个作业，越看越开心了。”
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白岩松连续做了4天的跟踪评论，这是所谓“天生的头条”。《新闻1+1》本来有两位评论员，轮流主持，但这4期全是白岩松。
直播第一天，白岩松发了火。
《新闻1+1》的日播主编孔茜记得，那天，白岩松一来演播室，就要求她一定要前方连线记者问清楚，到底现在还有多少消防队员在现场失联。当时，伤亡状况的报道还有相关报道要求，前方记者很为难。
“结果岩松很生气，他很生气不是因为拿不到这个数据，他是觉得就是一个记者你在前方，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该干什么？”孔茜向记者回忆，“他说你在前方到底是去报道什么呢？你不关注人，你在关注什么呢？……不连他了，找能说的连！”
多年央视直播的经验累积之后，白岩松仍有时会在节目中收不住，说得太猛。
有一次，白岩松说一件事说多了，孔茜有些吃惊，以往，若是材料太猛了，白岩松会往回掰一下，让有风险的话题化险为夷。
就在几年前，白岩松还自夸过，“我可以拿捏好分寸，让各界觉得安全。”但在这次采访中，再提到时他却说，“你以为我掌握了分寸就可以安然无恙吗？每个人的分寸的上限、下限是不一样的。我以为我掌握了分寸，可是A还是觉得我说过了，B还是觉得我说得不够，你还是没满足人家的东西。”
这是属于中年白岩松的烦恼，老同事张洁还记得23年前的白岩松。
一群人在小饭馆吃饭，年轻人白岩松最后到。
“我当时抬眼一看，白岩松穿着个米黄色的西服进来了，小饭馆很小，座位都很窄，他一手摁着西服下摆一边挤过来。当时我想，这小子以后肯定火，说不清楚，当时觉得他那个样子倍儿有份儿。”
这一年，后来被称为开创了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东方时空》刚刚开播数月，新晋主持人白岩松得到的批评比表扬多，观众嫌他形象太差，还戴着个大眼镜。台里的老牌主持人也看他这样不是科班出身的不顺眼，“顺口溜‘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都说不清楚呢”。
吃饭、喝酒，一通大酒后，醉醺醺的白岩松开始口出狂言，“给我十年，看我灭了他。”
“其实不用十年，三年就是了。”张洁说。
俞虹教授已经不大记得第一次见到白岩松是什么时候，大概是1997年，她是“金话筒”奖的评委，这是国内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最高荣誉，白岩松是那一年的获奖者之一，那年他才29岁。
这是一个在内蒙古的边城长大的少年。1976年的一天，突然被老师叫出了教室，“白岩松跟我走”，老师说，有一大堆怀念毛泽东的文章等着他去广播室念。这一天，毛泽东去世，一代中国人失去了精神上的父亲。一个星期后，白岩松自己的父亲也在病床上离世，如同隐喻，个人和家国都要摸索着生长。而后则是时代洪流，白岩松来到北京读大学，1989年毕业，后来机缘巧合参与草创《东方时空》。
1993年，邓小平南巡的影响还在发酵。中国的电视新闻里，依然充斥着套话、官话。《东方时空》却提出要用粉碎性的提问，让人们说真话。新闻的锐度和深度，吸引了一批批胸怀理想主义的青年。张洁当时从云南过来，他和制片人时间说，“给我一张床一个碗，不给工资我也干。” 这是一段类似于英雄起于微末的时光。他们一起住在北京西南六里桥的地下室。白岩松是主持人，张洁是编导，采访的都是社会名流。每次采访结束，送他们回来的轿车不是宝马就是奔驰。两个人总是让司机在小区门口停下，坚决不让对方知道他们住在地下室里。
一段录像记录了当年地下室被水淹的情景，白岩松忙着往外抬席梦思，水都没了脚踝了，张洁光着上身，还坐在房间里剪片子。
张洁后来去了《新闻调查》，最后成为制片人。白岩松，一个愣头青，则变成几代中国人一眼就能认出的电视人物。香港回归、三峡大江截流、澳门回归、跨越新千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他还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也是《感动中国》12年雷打不动的主持人。
相比同一时期成名的主持人：崔永元、敬一丹、王志、水均益……大型直播时代的到来，让白岩松这个原本另类的主持人，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成为国家话语的代言人。张洁说，“他会用一种代表我们目前中国社会进步的语言，来阐述我们认为很政治的东西，换一个人说可能就是一堆官话。他来说，是提份儿的。这也是新闻评论部提出来的，将宣传变成传播。他的表达欲很强，气场也很强。岩松有很强的政治智慧，这让他逐渐走到头牌的位置。”
但不止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岩松真的对社会有更强的痛感。说智商情商，我觉得那几个主持人都差不多。”
2014年，白岩松在厦门大学开讲座，提问环节，一个男生先是举出了他的同事崔永元，“2012您的同事崔永元曾评价湖南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我认为他就很有担当，我想请您用同样的句式，九个字，评价最近陕西发生的强制引产7个月胎儿事件。”
白岩松说，“九个字太多了，这不是什么政策，不是什么官员犯错，就两个字，‘杀人’！”
还是当年一起住地下室的时候，半夜，张洁从睡梦中惊醒，白岩松的房间传来了哭声。后来才知道，他那天在看《周恩来传》。
除《新闻1+1》外，白岩松还主持另外一档周播节目《新闻周刊》。《新闻周刊》的副制片人韩仁伟记得，去年，白岩松对他们发过火，有一集节目，编导关注了在北京玩“快闪”的人群，希望将他们做成一周人物，白岩松坚决不同意，“因为那周有更重要的人物”。
如今谈起这些，他觉得当时《新闻周刊》有些边缘化的倾向，所谓“边缘化”就是去做那些有趣而非重要的选题。“我最后提醒了几次，没有大的改观，我就有点跟他们急了，我就要扳他们，因为《周刊》必须要承担着一种历史，你不能以你自己的喜好，这周明明发生了几件大事，但是你假装没看见，你去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那个选题，那不行。有些选题是你不能错过的。”
“这个训练中间贯穿了他的价值观，贯穿了他觉得一个媒体人应该具备哪样的一个判断新闻、认识世界的框架。”徐泓说。
“岩松是在种种子，新闻的种子。”俞虹说，这是最大的公益。
做不到的事
与其在东西联大投入的热忱与精力相比，白岩松在央视的同事刘楠感到他在央视的一种变化：“白老师这两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个人觉得，大概两年之前，每年他都会给我们开各种各样的业务会议，什么后海会议，这两年没有了……两年之前他是给我们发书，定期开会，每年还会把他家的礼物分给我们，什么苹果手机，就大家抽奖，全是他自己的礼物。但是这两年都没有了，他也没跟我们吃过饭，也没有再给我们开过会了，我不知道，我不做解读，但这也许蕴含着一些什么。”
刘楠是《新闻1+1》的第一批编导，贡献了《新闻1+1》的栏目名，制作了第一集样片，这么说的时候，她的语气听起来有些失落。
《新闻1+1》日播主编孔茜，高中时看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第一次见到真人，就像粉丝看偶像。过去一年，她也看到了老白的变化，“我觉得岩松这一年，我最大感觉是他没有那么较劲了。比如说以前我们想做的3个选题都被毙了，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找选题，再和他沟通。这个情况下他可能会着急，他可能会生气，他甚至会去给我们的领导打电话。但是现在呢，如果选的题都毙了，然后告诉他说今天选题都毙了，我们准备再换什么的，他就会觉得，哦，那就毙了吧。”
晚9点半开始直播的节目，有时8点还换过选题。孔茜对2015下半年的选题不满意。“下半年我们的选题很差，经常碰到今天没选题的情况，都是退而求其次。很多播出的当天的节目，恨不得都是我们的次次次选了。”
刘楠是曾经的调查采访主编，负责拍摄《新闻1+1》的专题片。她和白岩松都希望一周能有一集外拍的片子。在白岩松看来，《新闻1+1》不应只做新闻的追随者，还应成为新闻的引领者。但作为央视“一哥”，白岩松却使不上劲。
“我不断地在提这个建议了，但是最后依然没有实现。”白岩松只是主持人，很多事决定不了。虽然《新闻1+1》一年带给央视的广告收入有4个亿，但说起栏目组的制作经费，白岩松笑了。“我们（栏目）穷得一塌糊涂。”
“我其实更喜欢的是我们自采的很多新闻，选题有的是，最后为节约成本，就要牺牲很多的这种采访，这不正常，不是按新闻规律办事。”他说，“我们现在经费管得这么严，对……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怎样更好，但是你做不到，不是你的能力做不到。”
刘楠曾经在北京新蚁族聚居村北四村蹲点，围绕安全隐患、警力不足等等问题，拍摄了《青春，从拥挤中出发》等3集节目，得到了高层的正面批示，但这样的外拍越来越少。
白岩松主持两档节目，《新闻1+1》和《新聞周刊》，一个开播了8年，一个开播了13年。“都比我想象的活得长。”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已经很满意了，“一个主持人有一个自己做了13年的栏目，还有一个做了8年的栏目，你还想怎么着。”
但同时，他也会有另外一种感觉，“有些东西的满意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范畴，包括环境、领导的谨慎度，等等。对于中央电视台几乎唯一的一个新闻评论节目，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就更大了……社会本身就是，任何行当都是一场谈判，双方的谈判，你很难指望单方面的赢。”他说，“到了一定岁数你就会明白，自己的努力固然很重要，大环境是什么样也非常重要。” “有些东西你说你自己玩命努力，也努过很多的力，但是最后都像在空气中打拳一样，力量消耗掉了，但是没有任何成果。这很正常。”接受采访时，白岩松坐在一家清冷的咖啡馆的窗边，冬日的阳光透窗而入，照得清飞尘空中翻舞，他的脸上也像有了蒙蒙的一层。
团队里，许多都是共事多年的老人，都是因为白岩松的缘故，才一直留下来。刘楠就说，她之前留在《新闻1+1》百分百是因為白老师。
“我也会有内疚感，是不是也是这种因素限制了他们离开，限制他们有一种更好的发展平台啊，我相信《新闻1+1》的人如果出去求职的话，都应该会升职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就是觉得是不是对不起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如果他们要不是因为某种因素继续在这儿，都跳槽了，可能人家现在都是一个小头目，挣得都更多，所以我也会去想是不是害了他们。”白岩松说。
刘楠知道白岩松办了东西联大，“东西联大，我觉得某种情况上也是白老师在寻求一些新的渠道，可能想从那儿再培养一些人，找到一些希望。”
刘楠觉得自己对白岩松的认识，也是一个“去神化”的过程，11岁她是《东方时空》的铁杆观众，14岁高一演讲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主持人白岩松》，16岁高中毕业册，写的最崇拜的人还是白岩松。
2015年10月26日，入职央视11年后，刘楠交了辞职信，去了一家门户网站做新闻视频的高级主编，她觉得那是新的契机，她告诉白岩松不要挽留，她回忆白岩松回复，你都这么说了，只有祝福，这也让我们反思为何节目之前存在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晚上，等到白岩松下节目，她去找白老师合影留念。
“他的表情有点像哭笑不得。”刘楠说。
守夜人与守门人
几天之后，《东方时空》的老同事又聚了一次，这次是因为张洁的离职。他曾任新闻评论部主任，在央视工作23年后，他选择投身创业。《东方时空》时期的老人，除开白岩松和水均益，其他人都离开了新闻一线。
张洁的创意还是和老本行有关，做“新闻电影”，将新闻故事改编成电影。他已经想好了，提出的口号是，“新闻止步的地方，电影开始”，“当非虚构被逼停止的时候，虚构开始”。
“这个新闻人有优势，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新闻资源，也知道在中国，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边界在哪里。”张洁有些兴奋地在饭局上说了自己的想法，他有野心，想用这样的现实主义的电影冲击当前中国电影泛娱乐化的业态。
但张洁回忆，白岩松不大放心自己的选择，“岩松和我说，他希望我把市场当市场，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悲剧性人物。”
白岩松对新闻和生意间的区别有着清醒的认识，“我有一个同事去了互联网的这个公司，然后那天吃饭的时候有一句话，我都听乐了，他说开始我以为让我去做节目呢，后来我才明白，是让我去做生意。”
东西联大的学生问他，一旦变成商人，节目的质量、播出的内容会不会多多少少受到影响？他立刻反问，你说呢？
“你要说我这十几年，什么样的选择没有过，从政、业务、经商、跳槽，当然都有了。”
“那有没有一点点动摇过？”记者问。
“起码到现在我还是依然想做新闻，对。”白岩松这样回答。
但即便他仍在原位，时代似乎真的处于变换的风口。张洁的新办公室里，还贴着一张旧海报，那是几年前他为《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拍摄的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现在他去创业了，张泉灵成了投资人，郎永淳探身互联网贸易平台，原来在体育频道合作过的刘建宏也去了乐视体育担任首席内容执行官……还不提早就走了的那一大批。
白岩松给刘建宏的新书写序，翻来覆去找不到感觉，不知怎么下笔，突然想出了这篇还未完成的序的最后一句话，“这个岁数就不说加油了，保重。”
“一下子又倒推这篇文章，因为四十七八的人换一个职业，老朋友，给他写一个东西，写什么，那恰恰是最后这句话先有了，对吧，蛮有趣，人到了这个岁数就不说加油了，保重。”
“我猜白老师可能动摇过。”刘楠说，两年前白岩松让栏目组的人猜，要是他走会带谁走。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来说，我要走了，我谁都不会带。”白岩松摇摇头，他说要真走到这一步，他也不会临走时拆老东家的台。
这样的想法首先来自于，“前提是我不缺钱。在我不缺钱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很多钱，我的生活方式不是需要很多钱的，而且我不缺钱。”
他开玩笑将自己称作畅销书作家，“出的书都在百万以上……我现在衣服都穿了很久很久了，很舒服就够了。我的生活方式不太费钱，而且我相信一辈子都有挣钱的能力……对我今天很多的抉择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是，我没有这种很强的挣钱的欲望，它不吸引我，它不让我感到开心，我也不把它当成一个目标，所以想要把我吸引走就很难了。”
“别人给我开出几千万的价码，我就一乐而已，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有了它不会让我生活变得更好，有可能变得更糟。”白岩松这样说。
他对新闻始终有热情，每天翻看新闻客户端，光顾报刊亭，是“杂志控”，勤奋而广泛地阅读新闻。孔茜中午会给白岩松报新闻选题，从未出现过白岩松不知道此条新闻的状况。他曾经从《北京晚报》的一个豆腐块新闻中给刘楠找到选题线索。每一期《新闻周刊》，他都坚持手写自己的评论稿。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媒体频出爆款的时代，他相信要坚持的应该是“守夜”的概念，“《新闻1+1》不能拿哪一个具体的东西去衡量，我觉得它就是守夜人，守夜之人，你说哪一夜你守得特好？我觉得不一定。有的时候我喜欢的这期节目不一定是关注度最高的，重大的新闻的时候大家容易关注，但是有的时候最符合你的新闻价值观的东西，很可能不是高光下的那些个评论……栏目做时间长了，你就是守夜人，你不能指望哪一天就辉煌灿烂，我觉得都是相对安静的。”
这个年轻时擅长短跑的人，现在选择“长跑”，“我做的所有东西都是与长跑有关的”。
《新闻周刊》做了13年，《新闻1+1》做了8年，他在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发起的“子牛杯”社会调查报告征文比赛也进行了10年。东西联大打算做25年，到他70岁的时候。甚至就连，“对，我踢球，每周三下午要去踢球坚持十多年了，在我的身边到处都是，起码在我的生活中我喜欢的是持续的、长跑的。”
辞职前那晚，刘楠一夜未眠，回忆曾经和白岩松去他老家内蒙古，采访鄂温克的驯鹿部落。她觉得白岩松就像采访的鄂温克驯鹿部落百岁首领玛利亚索，洞悉人心，威望极高、高处也胜寒。作为精神领袖，被重点保护，但是鄂温克族人的文化问题依旧面临外部的激荡。
她觉得白岩松在犹豫，但外部的变化，对于他，并没有迫切回应的需要，“他已经到那个位置上，没有人能挑战他，也没有人能打压他了。但是我们不一样，当理想被压抑，就只能找自己开心、能真正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他就是一个‘另类’，只能说是一个另类，无法用任何人归类的‘另类’。他想要的东西有时也有心无力，但是这个平台有足够他想表达的空间，就够了。”
白岩松可以更从容地考虑自己的位置，他告诉一位年轻的主持人，关于“守门人”的含义：既然设了门卫了，那就站好门卫的职责，坏的东西不要让它进来。
“当有些东西你无法发表评价的时候，你努力地尝试让自己沉默，而不是相反。”这是白岩松的选择。
（摘自《人物》）
去年风雪是不是特别大？
“给你们念一个杨牧的诗啊。当然，你们要知道诗是有年龄的，这首诗不属于年轻人，属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灯下细看我一头白发：
去年风雪是不是特别大？
半夜也曾独坐飘摇的天地
我说，抚着胸口想你
47岁的白岩松身形依然挺拔，但白发已像鳞状的云点。他翻着一本砖头厚的杨牧诗集，从一张太师椅上站起来，念起台湾诗人的诗，神情严肃又有几分松弛。电视上引为招牌的川字眉，虽然还在，却是隐隐的。
2016年1月8日，在北京大学万柳公寓的电视研究中心，一张木头的大方桌，白岩松占一头，对面的墙上挂着“望云”两个草书的大字。方桌的两边则坐着他的学生，六男五女，全是京城4所高校的硕士一年级学生，按学校老师的说法，都是尖子中的尖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都是学新闻的。
每个人的面前，摆着一根香蕉，一颗橘子，一块饼干和一碗煮烫了的梨汤，这是学生们自己准备的，为了接下来一整个下午的课程，细心的学生还一人发了一张暖宝宝，教室里沒有暖气。
贴哪呢，一个学生说脸也冷。
白岩松就笑得铿铿锵锵，“你试试要不，接下来你脸会热，啊哈哈。”
他带来的是茶，他喜欢凤凰单枞，把装茶的铁盒交给学生的时候还一直叮嘱：“泡上十几秒，就滤出来，除了绿茶，都不能泡。”他有一个帆布的袋子，从里面掏出茶、笔、两个厚厚的笔记本，还有一本更厚的诗集。帆布袋上印着“东西联大”四个字。
这是白岩松给自己的新闻课堂起的名字，效仿抗战时期西迁至昆明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的名号。从2012年开办，一年一期，一月一课，学制两年，到如今已经是第四期学生了。“东西联大”有一半时间，都在西边的北大上课，另一半在北京城另一边的中国传媒大学，白岩松的母校。
痛感
去年8月20日，是白岩松47岁的生日。“东西联大”第一期的10个学生每一个都给他发了祝福短信。
学生陈之琰说，白老师也回了一条短信，告诉他们自己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他说早上接到了电话，之前他在节目里说哪个事，被批了，他还说虽然经常碰到这个事情，还是心里闷闷的，不高兴。然后，他就陆续接到师弟师妹祝他生日快乐的短信，下午他一边听音乐一边干嘛来着，听肖邦还是什么的，然后看我们这个作业，越看越开心了。”
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白岩松连续做了4天的跟踪评论，这是所谓“天生的头条”。《新闻1+1》本来有两位评论员，轮流主持，但这4期全是白岩松。
直播第一天，白岩松发了火。
《新闻1+1》的日播主编孔茜记得，那天，白岩松一来演播室，就要求她一定要前方连线记者问清楚，到底现在还有多少消防队员在现场失联。当时，伤亡状况的报道还有相关报道要求，前方记者很为难。
“结果岩松很生气，他很生气不是因为拿不到这个数据，他是觉得就是一个记者你在前方，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该干什么？”孔茜向记者回忆，“他说你在前方到底是去报道什么呢？你不关注人，你在关注什么呢？……不连他了，找能说的连！”
多年央视直播的经验累积之后，白岩松仍有时会在节目中收不住，说得太猛。
有一次，白岩松说一件事说多了，孔茜有些吃惊，以往，若是材料太猛了，白岩松会往回掰一下，让有风险的话题化险为夷。
就在几年前，白岩松还自夸过，“我可以拿捏好分寸，让各界觉得安全。”但在这次采访中，再提到时他却说，“你以为我掌握了分寸就可以安然无恙吗？每个人的分寸的上限、下限是不一样的。我以为我掌握了分寸，可是A还是觉得我说过了，B还是觉得我说得不够，你还是没满足人家的东西。”
这是属于中年白岩松的烦恼，老同事张洁还记得23年前的白岩松。
一群人在小饭馆吃饭，年轻人白岩松最后到。
“我当时抬眼一看，白岩松穿着个米黄色的西服进来了，小饭馆很小，座位都很窄，他一手摁着西服下摆一边挤过来。当时我想，这小子以后肯定火，说不清楚，当时觉得他那个样子倍儿有份儿。”
这一年，后来被称为开创了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东方时空》刚刚开播数月，新晋主持人白岩松得到的批评比表扬多，观众嫌他形象太差，还戴着个大眼镜。台里的老牌主持人也看他这样不是科班出身的不顺眼，“顺口溜‘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都说不清楚呢”。
吃饭、喝酒，一通大酒后，醉醺醺的白岩松开始口出狂言，“给我十年，看我灭了他。”
“其实不用十年，三年就是了。”张洁说。
俞虹教授已经不大记得第一次见到白岩松是什么时候，大概是1997年，她是“金话筒”奖的评委，这是国内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最高荣誉，白岩松是那一年的获奖者之一，那年他才29岁。
这是一个在内蒙古的边城长大的少年。1976年的一天，突然被老师叫出了教室，“白岩松跟我走”，老师说，有一大堆怀念毛泽东的文章等着他去广播室念。这一天，毛泽东去世，一代中国人失去了精神上的父亲。一个星期后，白岩松自己的父亲也在病床上离世，如同隐喻，个人和家国都要摸索着生长。而后则是时代洪流，白岩松来到北京读大学，1989年毕业，后来机缘巧合参与草创《东方时空》。
1993年，邓小平南巡的影响还在发酵。中国的电视新闻里，依然充斥着套话、官话。《东方时空》却提出要用粉碎性的提问，让人们说真话。新闻的锐度和深度，吸引了一批批胸怀理想主义的青年。张洁当时从云南过来，他和制片人时间说，“给我一张床一个碗，不给工资我也干。” 这是一段类似于英雄起于微末的时光。他们一起住在北京西南六里桥的地下室。白岩松是主持人，张洁是编导，采访的都是社会名流。每次采访结束，送他们回来的轿车不是宝马就是奔驰。两个人总是让司机在小区门口停下，坚决不让对方知道他们住在地下室里。
一段录像记录了当年地下室被水淹的情景，白岩松忙着往外抬席梦思，水都没了脚踝了，张洁光着上身，还坐在房间里剪片子。
张洁后来去了《新闻调查》，最后成为制片人。白岩松，一个愣头青，则变成几代中国人一眼就能认出的电视人物。香港回归、三峡大江截流、澳门回归、跨越新千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他还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也是《感动中国》12年雷打不动的主持人。
相比同一时期成名的主持人：崔永元、敬一丹、王志、水均益……大型直播时代的到来，让白岩松这个原本另类的主持人，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成为国家话语的代言人。张洁说，“他会用一种代表我们目前中国社会进步的语言，来阐述我们认为很政治的东西，换一个人说可能就是一堆官话。他来说，是提份儿的。这也是新闻评论部提出来的，将宣传变成传播。他的表达欲很强，气场也很强。岩松有很强的政治智慧，这让他逐渐走到头牌的位置。”
但不止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岩松真的对社会有更强的痛感。说智商情商，我觉得那几个主持人都差不多。”
2014年，白岩松在厦门大学开讲座，提问环节，一个男生先是举出了他的同事崔永元，“2012您的同事崔永元曾评价湖南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我认为他就很有担当，我想请您用同样的句式，九个字，评价最近陕西发生的强制引产7个月胎儿事件。”
白岩松说，“九个字太多了，这不是什么政策，不是什么官员犯错，就两个字，‘杀人’！”
还是当年一起住地下室的时候，半夜，张洁从睡梦中惊醒，白岩松的房间传来了哭声。后来才知道，他那天在看《周恩来传》。
除《新闻1+1》外，白岩松还主持另外一档周播节目《新闻周刊》。《新闻周刊》的副制片人韩仁伟记得，去年，白岩松对他们发过火，有一集节目，编导关注了在北京玩“快闪”的人群，希望将他们做成一周人物，白岩松坚决不同意，“因为那周有更重要的人物”。
如今谈起这些，他觉得当时《新闻周刊》有些边缘化的倾向，所谓“边缘化”就是去做那些有趣而非重要的选题。“我最后提醒了几次，没有大的改观，我就有点跟他们急了，我就要扳他们，因为《周刊》必须要承担着一种历史，你不能以你自己的喜好，这周明明发生了几件大事，但是你假装没看见，你去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那个选题，那不行。有些选题是你不能错过的。”
“这个训练中间贯穿了他的价值观，贯穿了他觉得一个媒体人应该具备哪样的一个判断新闻、认识世界的框架。”徐泓说。
“岩松是在种种子，新闻的种子。”俞虹说，这是最大的公益。
做不到的事
与其在东西联大投入的热忱与精力相比，白岩松在央视的同事刘楠感到他在央视的一种变化：“白老师这两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个人觉得，大概两年之前，每年他都会给我们开各种各样的业务会议，什么后海会议，这两年没有了……两年之前他是给我们发书，定期开会，每年还会把他家的礼物分给我们，什么苹果手机，就大家抽奖，全是他自己的礼物。但是这两年都没有了，他也没跟我们吃过饭，也没有再给我们开过会了，我不知道，我不做解读，但这也许蕴含着一些什么。”
刘楠是《新闻1+1》的第一批编导，贡献了《新闻1+1》的栏目名，制作了第一集样片，这么说的时候，她的语气听起来有些失落。
《新闻1+1》日播主编孔茜，高中时看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第一次见到真人，就像粉丝看偶像。过去一年，她也看到了老白的变化，“我觉得岩松这一年，我最大感觉是他没有那么较劲了。比如说以前我们想做的3个选题都被毙了，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找选题，再和他沟通。这个情况下他可能会着急，他可能会生气，他甚至会去给我们的领导打电话。但是现在呢，如果选的题都毙了，然后告诉他说今天选题都毙了，我们准备再换什么的，他就会觉得，哦，那就毙了吧。”
晚9点半开始直播的节目，有时8点还换过选题。孔茜对2015下半年的选题不满意。“下半年我们的选题很差，经常碰到今天没选题的情况，都是退而求其次。很多播出的当天的节目，恨不得都是我们的次次次选了。”
刘楠是曾经的调查采访主编，负责拍摄《新闻1+1》的专题片。她和白岩松都希望一周能有一集外拍的片子。在白岩松看来，《新闻1+1》不应只做新闻的追随者，还应成为新闻的引领者。但作为央视“一哥”，白岩松却使不上劲。
“我不断地在提这个建议了，但是最后依然没有实现。”白岩松只是主持人，很多事决定不了。虽然《新闻1+1》一年带给央视的广告收入有4个亿，但说起栏目组的制作经费，白岩松笑了。“我们（栏目）穷得一塌糊涂。”
“我其实更喜欢的是我们自采的很多新闻，选题有的是，最后为节约成本，就要牺牲很多的这种采访，这不正常，不是按新闻规律办事。”他说，“我们现在经费管得这么严，对……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怎样更好，但是你做不到，不是你的能力做不到。”
刘楠曾经在北京新蚁族聚居村北四村蹲点，围绕安全隐患、警力不足等等问题，拍摄了《青春，从拥挤中出发》等3集节目，得到了高层的正面批示，但这样的外拍越来越少。
白岩松主持两档节目，《新闻1+1》和《新聞周刊》，一个开播了8年，一个开播了13年。“都比我想象的活得长。”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已经很满意了，“一个主持人有一个自己做了13年的栏目，还有一个做了8年的栏目，你还想怎么着。”
但同时，他也会有另外一种感觉，“有些东西的满意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范畴，包括环境、领导的谨慎度，等等。对于中央电视台几乎唯一的一个新闻评论节目，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就更大了……社会本身就是，任何行当都是一场谈判，双方的谈判，你很难指望单方面的赢。”他说，“到了一定岁数你就会明白，自己的努力固然很重要，大环境是什么样也非常重要。” “有些东西你说你自己玩命努力，也努过很多的力，但是最后都像在空气中打拳一样，力量消耗掉了，但是没有任何成果。这很正常。”接受采访时，白岩松坐在一家清冷的咖啡馆的窗边，冬日的阳光透窗而入，照得清飞尘空中翻舞，他的脸上也像有了蒙蒙的一层。
团队里，许多都是共事多年的老人，都是因为白岩松的缘故，才一直留下来。刘楠就说，她之前留在《新闻1+1》百分百是因為白老师。
“我也会有内疚感，是不是也是这种因素限制了他们离开，限制他们有一种更好的发展平台啊，我相信《新闻1+1》的人如果出去求职的话，都应该会升职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就是觉得是不是对不起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如果他们要不是因为某种因素继续在这儿，都跳槽了，可能人家现在都是一个小头目，挣得都更多，所以我也会去想是不是害了他们。”白岩松说。
刘楠知道白岩松办了东西联大，“东西联大，我觉得某种情况上也是白老师在寻求一些新的渠道，可能想从那儿再培养一些人，找到一些希望。”
刘楠觉得自己对白岩松的认识，也是一个“去神化”的过程，11岁她是《东方时空》的铁杆观众，14岁高一演讲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主持人白岩松》，16岁高中毕业册，写的最崇拜的人还是白岩松。
2015年10月26日，入职央视11年后，刘楠交了辞职信，去了一家门户网站做新闻视频的高级主编，她觉得那是新的契机，她告诉白岩松不要挽留，她回忆白岩松回复，你都这么说了，只有祝福，这也让我们反思为何节目之前存在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晚上，等到白岩松下节目，她去找白老师合影留念。
“他的表情有点像哭笑不得。”刘楠说。
守夜人与守门人
几天之后，《东方时空》的老同事又聚了一次，这次是因为张洁的离职。他曾任新闻评论部主任，在央视工作23年后，他选择投身创业。《东方时空》时期的老人，除开白岩松和水均益，其他人都离开了新闻一线。
张洁的创意还是和老本行有关，做“新闻电影”，将新闻故事改编成电影。他已经想好了，提出的口号是，“新闻止步的地方，电影开始”，“当非虚构被逼停止的时候，虚构开始”。
“这个新闻人有优势，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新闻资源，也知道在中国，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边界在哪里。”张洁有些兴奋地在饭局上说了自己的想法，他有野心，想用这样的现实主义的电影冲击当前中国电影泛娱乐化的业态。
但张洁回忆，白岩松不大放心自己的选择，“岩松和我说，他希望我把市场当市场，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悲剧性人物。”
白岩松对新闻和生意间的区别有着清醒的认识，“我有一个同事去了互联网的这个公司，然后那天吃饭的时候有一句话，我都听乐了，他说开始我以为让我去做节目呢，后来我才明白，是让我去做生意。”
东西联大的学生问他，一旦变成商人，节目的质量、播出的内容会不会多多少少受到影响？他立刻反问，你说呢？
“你要说我这十几年，什么样的选择没有过，从政、业务、经商、跳槽，当然都有了。”
“那有没有一点点动摇过？”记者问。
“起码到现在我还是依然想做新闻，对。”白岩松这样回答。
但即便他仍在原位，时代似乎真的处于变换的风口。张洁的新办公室里，还贴着一张旧海报，那是几年前他为《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拍摄的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现在他去创业了，张泉灵成了投资人，郎永淳探身互联网贸易平台，原来在体育频道合作过的刘建宏也去了乐视体育担任首席内容执行官……还不提早就走了的那一大批。
白岩松给刘建宏的新书写序，翻来覆去找不到感觉，不知怎么下笔，突然想出了这篇还未完成的序的最后一句话，“这个岁数就不说加油了，保重。”
“一下子又倒推这篇文章，因为四十七八的人换一个职业，老朋友，给他写一个东西，写什么，那恰恰是最后这句话先有了，对吧，蛮有趣，人到了这个岁数就不说加油了，保重。”
“我猜白老师可能动摇过。”刘楠说，两年前白岩松让栏目组的人猜，要是他走会带谁走。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来说，我要走了，我谁都不会带。”白岩松摇摇头，他说要真走到这一步，他也不会临走时拆老东家的台。
这样的想法首先来自于，“前提是我不缺钱。在我不缺钱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很多钱，我的生活方式不是需要很多钱的，而且我不缺钱。”
他开玩笑将自己称作畅销书作家，“出的书都在百万以上……我现在衣服都穿了很久很久了，很舒服就够了。我的生活方式不太费钱，而且我相信一辈子都有挣钱的能力……对我今天很多的抉择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是，我没有这种很强的挣钱的欲望，它不吸引我，它不让我感到开心，我也不把它当成一个目标，所以想要把我吸引走就很难了。”
“别人给我开出几千万的价码，我就一乐而已，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有了它不会让我生活变得更好，有可能变得更糟。”白岩松这样说。
他对新闻始终有热情，每天翻看新闻客户端，光顾报刊亭，是“杂志控”，勤奋而广泛地阅读新闻。孔茜中午会给白岩松报新闻选题，从未出现过白岩松不知道此条新闻的状况。他曾经从《北京晚报》的一个豆腐块新闻中给刘楠找到选题线索。每一期《新闻周刊》，他都坚持手写自己的评论稿。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媒体频出爆款的时代，他相信要坚持的应该是“守夜”的概念，“《新闻1+1》不能拿哪一个具体的东西去衡量，我觉得它就是守夜人，守夜之人，你说哪一夜你守得特好？我觉得不一定。有的时候我喜欢的这期节目不一定是关注度最高的，重大的新闻的时候大家容易关注，但是有的时候最符合你的新闻价值观的东西，很可能不是高光下的那些个评论……栏目做时间长了，你就是守夜人，你不能指望哪一天就辉煌灿烂，我觉得都是相对安静的。”
这个年轻时擅长短跑的人，现在选择“长跑”，“我做的所有东西都是与长跑有关的”。
《新闻周刊》做了13年，《新闻1+1》做了8年，他在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发起的“子牛杯”社会调查报告征文比赛也进行了10年。东西联大打算做25年，到他70岁的时候。甚至就连，“对，我踢球，每周三下午要去踢球坚持十多年了，在我的身边到处都是，起码在我的生活中我喜欢的是持续的、长跑的。”
辞职前那晚，刘楠一夜未眠，回忆曾经和白岩松去他老家内蒙古，采访鄂温克的驯鹿部落。她觉得白岩松就像采访的鄂温克驯鹿部落百岁首领玛利亚索，洞悉人心，威望极高、高处也胜寒。作为精神领袖，被重点保护，但是鄂温克族人的文化问题依旧面临外部的激荡。
她觉得白岩松在犹豫，但外部的变化，对于他，并没有迫切回应的需要，“他已经到那个位置上，没有人能挑战他，也没有人能打压他了。但是我们不一样，当理想被压抑，就只能找自己开心、能真正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他就是一个‘另类’，只能说是一个另类，无法用任何人归类的‘另类’。他想要的东西有时也有心无力，但是这个平台有足够他想表达的空间，就够了。”
白岩松可以更从容地考虑自己的位置，他告诉一位年轻的主持人，关于“守门人”的含义：既然设了门卫了，那就站好门卫的职责，坏的东西不要让它进来。
“当有些东西你无法发表评价的时候，你努力地尝试让自己沉默，而不是相反。”这是白岩松的选择。
（摘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