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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圈内少有的女性首席经济学家，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一直活跃在经济舞台，她的政策建议也被许多人重视。汪涛曾任美国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与策略主管，英国BP集团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还担任过IMF高级经济学家。投行、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任职经历，让她秉承了宏观全面的思维视角，扎实严谨的学术修养。
在谈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经济改革时，她认为中国亟需建立严格的财政约束体制，“硬化”预算约束。而对于仍旧上涨的房地产市场，她认为，只要房产税没有出台、土地改革没有大动作，短期内房价依然将呈现上涨趋势。
长期增速下台阶
《英才》：瑞银预测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8%，超出了7.5%的市场平均预测，主要的支撑点在哪儿？
汪涛：目前市场的平均预测是7.5%，我们略高一些是7.8%，主要是看重出口的回暖。
2014年欧美经济会明显改善。欧美经济复苏将对2014年的中国经济起到主要的拉动作用。
另外，我们认为2014年消费可能也比2013年略好一些，但今年投资会放缓，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013年政府出台了很多保增长措施，2014年在去年这么高的基础上不太可能再加码。不过出口和消费的好转会抵消投资的下滑，总体来说，我认为2014年有望实现7.5%以上的增长。
《英才》：你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不会下滑？
汪涛：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一直在缓慢下行，从长期来看，到2020年潜在增长率可能就降至6%左右，目前还是在7.5%—8%之间。实际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长率并没有太明显的差距。
对中国来说，还有很大潜力。第一，虽然人口老化加速，工作年龄人口在下降，但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充分就业，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都找不到工作。中国有很多劳动力资源，但没有好好利用。
第二，高储蓄率。
第三，生产力的提高。中国还处于初中级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还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赶超。
虽然放开医疗、教育等行业会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房地产、钢铁这些行业面临产能过剩，一边要上去，一边要下来，存在一个相互冲抵的过程。
《英才》：林毅夫认为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有潜力保持8%的增长持续20年，你怎样看这个观点？
汪涛：他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国际比较。从历史经验来看，像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在自身人均GDP占美国20%的时候，还保持了将近20年8%左右的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现在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当时的韩国和日本完全不一样了。韩国和日本在其人均GDP达到美国20%左右水平的时候，国际经济在之后的20年飞速发展，所以他们的出口大幅增长。现在的国际经济在将来的20年能不能像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
第二，中国的出口占整个世界出口已经达到了11%-12%，在这样大的体量下，有没有可能再增长？韩国、日本相对来说是小国，而对中国来说，实现的可能性大打折扣。
第三，我们的人口已经开始进入老化阶段，韩国、日本那个时候还没有，他们的人口在1980年代末才开始进入老龄化，所以中国的空间可能没有那么大。
另外，环境等制约因素对经济增长也会造成拖累。我们经济和人口体量大，不能简单地跟体量小的国家去做比较。
税改无进展
《英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所涉及的问题，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汪涛：三个方面值得肯定。第一，《决定》涉及的广度超过市场普遍预期。第二，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无论中国模式还是华盛顿模式，都经过各种各样的争论，决策层提出了市场是支配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应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非常正面的表述。中国还是要走市场化的道路事。第三，设立中央领导小组，对方案的贯彻执行进行监督。
我个人认为，未来最重要是“硬化”预算约束，不管是国企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银行也好，要规范他们的行为方式，就要把预算约束运用好。预算约束是经济学名词，企业如果亏损，那应该有预算，该破产的得破产，该减产能的得减产能。银行如果放贷太多出现坏账，就应该控制信贷。地方政府应该控制自己的预算，不能再继续借债发展，债务也不能再继续不断地滚下去。这些方面都必须有这样的约束，实行硬化预算，达到权责明确。
《英才》：对于改革，你认为比较容易做的是哪些方面？
汪涛：首先，比如说放开服务业的准入、减少政府审批。其次，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
再次，价格领域的改革，包括能源、运输、水的价格。这些方面的改革没有那么难，共识已经很强。
金融改革，也没有太多人反对。利率市场化要加快，但是金融改革不能太超前于财政税收和国企改革。因为金融改了，在金融市场里的市场主体的行为没改，那就有问题。比如利率市场化以后，国企和地方政府没有约束条件，继续借贷发展。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可能仍然拿不着钱。因为对中小企业来说预算比较硬，没有钱，就得破产，没有人给他买单，但是国企和地方政府可能有人为它买单。首先要把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了，然后才能公平竞争。
我最担心的风险，一是信贷膨胀，因为其他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信贷膨胀，包括美国。中国出现问题的几率甚至比他们还大，所以一定要控制信贷的增长。可以放开利率，但是要控制住规模。二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最后做，不应该现在加快。现在国外是零利率，如果资本市场放开，很多套利资本会涌入中国。国际金融危机、拉美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都是跟资本账户开放有关系。虽然不是起因，但一定是加重问题的一大因素。
《英才》：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应该尽快开放，他们说“现在中国有资本管制的闸门，但热钱流动仍然很活跃。” 汪涛：你锁门，还是有可能被偷盗，但你是不是就能把门全部敞开呢？那家里可能什么东西都没了。资本账户管制不可能全管住，但肯定很大程度上管住了最具波动性的热钱。对冲基金现在想进入中国难度很大，不可能大批通过地下钱庄进来。
《英才》：有没有一些细节，没有达到或者跟你的预期是相反的？
汪涛：财政体制改革，稍微失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本的财权格局不会改变。而且没有太大的税收改革。我认为个税改革很重要，但个税改革的提法跟过去十年是一样的，没有重大进展。而且，房产税的提法非常模糊。
房价继续上涨
《英才》：你是否认为房产税试点不会再扩展了？
汪涛：暂时看不出扩大的迹象，地方政府都没有积极性。而且按现在的试点模式，不试也罢，上海和重庆的试点也没什么大的影响。试点本身还没启动的时候，我就觉得不会成功，因为试点的征税覆盖面太小了，影响十分有限，怎么可能成功？房产税要税基稍微广，不能只对特别富的人、特别大的房子中的一部分来征一点点税，那能有什么影响呢？
我建议征收房产税，但现在的方式不对。房产税主要是稳定房产市场发展，遏制房地产的炒作和资产泡沫。需要注意的是，房产税并不能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任何一个大国家都不可能靠房产税作为主要税种。我们绝对不能学香港，香港的例子很特殊，而且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英才》：你对2014年的房价如何预测？
汪涛：2014年房价总体来说可能还会涨。首先，房产税不会出来，如果房产税出来了，那房价就可能涨不了。第二，土地改革也不会很快。如果真的做到同权同价，很多土地上市，房价也得往下走。总的来说，预计今年并没有一些改变现状的改革措施。现在的情况仍然是政府垄断土地供应，民众也认为房产是投资的好渠道，在这样的局面下，房价可能还得涨。
《英才》：保障房会对房地产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
汪涛：我认为保障房最主要的是把握好定位。保障房本来就应该保障最低收入的百分之几，中等收入的人就不会想去住了。在定位方面不能以价格来定，现在很多城市以比平均价格低多少的就算保障房。但如果是事业单位、或者国企，拿地很便宜，建的房子就便宜，那是保障房吗？这是偷换概念。保障房不是更便宜的房子，而是保障低收入人群有一块立足之地。
在谈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经济改革时，她认为中国亟需建立严格的财政约束体制，“硬化”预算约束。而对于仍旧上涨的房地产市场，她认为，只要房产税没有出台、土地改革没有大动作，短期内房价依然将呈现上涨趋势。
长期增速下台阶
《英才》：瑞银预测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8%，超出了7.5%的市场平均预测，主要的支撑点在哪儿？
汪涛：目前市场的平均预测是7.5%，我们略高一些是7.8%，主要是看重出口的回暖。
2014年欧美经济会明显改善。欧美经济复苏将对2014年的中国经济起到主要的拉动作用。
另外，我们认为2014年消费可能也比2013年略好一些，但今年投资会放缓，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013年政府出台了很多保增长措施，2014年在去年这么高的基础上不太可能再加码。不过出口和消费的好转会抵消投资的下滑，总体来说，我认为2014年有望实现7.5%以上的增长。
《英才》：你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不会下滑？
汪涛：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一直在缓慢下行，从长期来看，到2020年潜在增长率可能就降至6%左右，目前还是在7.5%—8%之间。实际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长率并没有太明显的差距。
对中国来说，还有很大潜力。第一，虽然人口老化加速，工作年龄人口在下降，但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充分就业，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都找不到工作。中国有很多劳动力资源，但没有好好利用。
第二，高储蓄率。
第三，生产力的提高。中国还处于初中级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还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赶超。
虽然放开医疗、教育等行业会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房地产、钢铁这些行业面临产能过剩，一边要上去，一边要下来，存在一个相互冲抵的过程。
《英才》：林毅夫认为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有潜力保持8%的增长持续20年，你怎样看这个观点？
汪涛：他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国际比较。从历史经验来看，像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在自身人均GDP占美国20%的时候，还保持了将近20年8%左右的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现在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当时的韩国和日本完全不一样了。韩国和日本在其人均GDP达到美国20%左右水平的时候，国际经济在之后的20年飞速发展，所以他们的出口大幅增长。现在的国际经济在将来的20年能不能像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
第二，中国的出口占整个世界出口已经达到了11%-12%，在这样大的体量下，有没有可能再增长？韩国、日本相对来说是小国，而对中国来说，实现的可能性大打折扣。
第三，我们的人口已经开始进入老化阶段，韩国、日本那个时候还没有，他们的人口在1980年代末才开始进入老龄化，所以中国的空间可能没有那么大。
另外，环境等制约因素对经济增长也会造成拖累。我们经济和人口体量大，不能简单地跟体量小的国家去做比较。
税改无进展
《英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所涉及的问题，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汪涛：三个方面值得肯定。第一，《决定》涉及的广度超过市场普遍预期。第二，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无论中国模式还是华盛顿模式，都经过各种各样的争论，决策层提出了市场是支配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应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非常正面的表述。中国还是要走市场化的道路事。第三，设立中央领导小组，对方案的贯彻执行进行监督。
我个人认为，未来最重要是“硬化”预算约束，不管是国企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银行也好，要规范他们的行为方式，就要把预算约束运用好。预算约束是经济学名词，企业如果亏损，那应该有预算，该破产的得破产，该减产能的得减产能。银行如果放贷太多出现坏账，就应该控制信贷。地方政府应该控制自己的预算，不能再继续借债发展，债务也不能再继续不断地滚下去。这些方面都必须有这样的约束，实行硬化预算，达到权责明确。
《英才》：对于改革，你认为比较容易做的是哪些方面？
汪涛：首先，比如说放开服务业的准入、减少政府审批。其次，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
再次，价格领域的改革，包括能源、运输、水的价格。这些方面的改革没有那么难，共识已经很强。
金融改革，也没有太多人反对。利率市场化要加快，但是金融改革不能太超前于财政税收和国企改革。因为金融改了，在金融市场里的市场主体的行为没改，那就有问题。比如利率市场化以后，国企和地方政府没有约束条件，继续借贷发展。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可能仍然拿不着钱。因为对中小企业来说预算比较硬，没有钱，就得破产，没有人给他买单，但是国企和地方政府可能有人为它买单。首先要把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了，然后才能公平竞争。
我最担心的风险，一是信贷膨胀，因为其他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信贷膨胀，包括美国。中国出现问题的几率甚至比他们还大，所以一定要控制信贷的增长。可以放开利率，但是要控制住规模。二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最后做，不应该现在加快。现在国外是零利率，如果资本市场放开，很多套利资本会涌入中国。国际金融危机、拉美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都是跟资本账户开放有关系。虽然不是起因，但一定是加重问题的一大因素。
《英才》：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应该尽快开放，他们说“现在中国有资本管制的闸门，但热钱流动仍然很活跃。” 汪涛：你锁门，还是有可能被偷盗，但你是不是就能把门全部敞开呢？那家里可能什么东西都没了。资本账户管制不可能全管住，但肯定很大程度上管住了最具波动性的热钱。对冲基金现在想进入中国难度很大，不可能大批通过地下钱庄进来。
《英才》：有没有一些细节，没有达到或者跟你的预期是相反的？
汪涛：财政体制改革，稍微失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本的财权格局不会改变。而且没有太大的税收改革。我认为个税改革很重要，但个税改革的提法跟过去十年是一样的，没有重大进展。而且，房产税的提法非常模糊。
房价继续上涨
《英才》：你是否认为房产税试点不会再扩展了？
汪涛：暂时看不出扩大的迹象，地方政府都没有积极性。而且按现在的试点模式，不试也罢，上海和重庆的试点也没什么大的影响。试点本身还没启动的时候，我就觉得不会成功，因为试点的征税覆盖面太小了，影响十分有限，怎么可能成功？房产税要税基稍微广，不能只对特别富的人、特别大的房子中的一部分来征一点点税，那能有什么影响呢？
我建议征收房产税，但现在的方式不对。房产税主要是稳定房产市场发展，遏制房地产的炒作和资产泡沫。需要注意的是，房产税并不能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任何一个大国家都不可能靠房产税作为主要税种。我们绝对不能学香港，香港的例子很特殊，而且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英才》：你对2014年的房价如何预测？
汪涛：2014年房价总体来说可能还会涨。首先，房产税不会出来，如果房产税出来了，那房价就可能涨不了。第二，土地改革也不会很快。如果真的做到同权同价，很多土地上市，房价也得往下走。总的来说，预计今年并没有一些改变现状的改革措施。现在的情况仍然是政府垄断土地供应，民众也认为房产是投资的好渠道，在这样的局面下，房价可能还得涨。
《英才》：保障房会对房地产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
汪涛：我认为保障房最主要的是把握好定位。保障房本来就应该保障最低收入的百分之几，中等收入的人就不会想去住了。在定位方面不能以价格来定，现在很多城市以比平均价格低多少的就算保障房。但如果是事业单位、或者国企，拿地很便宜，建的房子就便宜，那是保障房吗？这是偷换概念。保障房不是更便宜的房子，而是保障低收入人群有一块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