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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恽寿平;张伟;没骨法
恽寿平（1633—1690）是画史上有名的“清六家”之一，原名格，字寿平，后以字行，号南田，别号云溪外史、东园草衣等。恽氏山水学宋元诸家，主要师法元四家，风格超逸，用笔灵秀。恽氏尤善花卉，他研索北宋徐崇嗣的“没骨法”，又吸收明代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淳等人的画法，再加上自己对花卉的细心观察，创造出一種笔法秀逸、设色明净、格调清雅的“恽体”花卉画风，对后世影响巨大。（图1）
一、恽寿平的弟子与后学
恽寿平的没骨花卉（图2）是一种创新，明代末年以来的“钩花点叶”派末流几乎为之一扫，他对清初画坛的花卉画“有起衰之功”，在当时被尊为“写生正派”，后来的花鸟画家无不追随其法。张庚《国朝画征录》就记载：“近日无论江南江北，莫不家家南田，而户户正叔，遂有常州派之目。”[1]88恽寿平创“常州派”，他直接传授的弟子有马元驭、范廷镇、张伟、董瑜等，而他的群从子孙如恽馨生、恽钟岱、恽源濬、恽源清、恽怀英、恽怀娥、恽冰等都承袭家法，均属于“常州派”的主要画家。
恽寿平弟子中，较有名的是马元驭，作品常见，而恽氏的亲传弟子还有范廷镇、张伟、董瑜三人。《武进县志》记载：“范廷镇……画花卉虫鱼，宗恽寿平，其佳处几可乱真。”又记：“张伟，字子佳，董瑜，字岐嘉，俱从南田学绘事，尽得其传。每一画出，辄能乱真，惟书法差弱耳。世甚重南田画，张、董转鲜流传，识者得其尺幅，不啻吉光片羽。”[2]这三人的作品较为少见，特别是董瑜，几乎没有画作传世。
二、恽寿平弟子后学的作伪
鉴定家徐邦达曾列举一幅恽寿平《墨梅图》，上有晚清祁永寿录毕泷题跋，提及恽寿平之孙恽桧言：“乾隆丙辰（1736—编者注）元月，余于役金陵，舟经武进，得晤恽桧先生，为南田老人之孙也。曾询及南田老人墨迹，可得拜观乎？外间造伪者甚多，可得详闻乎？伊谓老人生前所作之画，一经完成，即被亲朋好友攫之而去，故无片纸收藏。仅留有稿本多份，虽未设色、署名、签章，然均系精心造构，亦足资展玩。关于作伪者，以吾（桧）所知：当代有范廷镇、张伟、董瑜等三人，均为先祖（寿平）入室弟子，工夫深邃，可以乱真，时以先祖名出之，只是印章不同，若细辨之亦可知为赝品也。此外扬州之高永举、马文进，亦系盗先祖之名而谋利者，但不如前三人精妙耳。至于吾家后人，因恪守先祖遗训，不许作伪，有损声誉，故无敢为者。兹以仿王元章梅花稿本一帧相赠，借以结缘，余谢而受之，当永宝焉。丙辰夏，毕泷记。”[3]近代鉴藏大家吴湖帆也总结，“其（恽寿平）门人范某专学恽氏晚年书，甚肖，不可不细察也”[4]，“范某”即指范廷镇。
另外，《国朝画征录》中还记载了一个无名画家“吴生”：“……吴生者，忘其名，花草仿恽南田，其题款字迹亦咄咄逼真。有骨董客馆于家，闭之密室，图成，假名寿平以售，而厚遗吴，吴亦赖之。后有人见之叹曰：‘子有此画笔，何不自名？’因自题其名以售，竟无售之者，仍托于恽。”[1]162可见此人模仿恽寿平画作逼真，其伪作得值甚厚，而落自己款署的作品却卖不出去。历代收藏者都热衷于追逐大名头的作品，作伪者也会迎合这种心理，所谓“牛必戴嵩，马必韩幹”，大名头的伪作也比比皆是。
从以上文献记载可以推断，范廷镇、张伟、董瑜三人应也是一样的，他们本就学恽寿平，笔墨风格与之相近，但名头又为恽氏所掩盖，所以在恽寿平去世后，必定会仿恽画而且伪作恽寿平款识以出售，而自己的本款书画价值不高，自然传世就少。而今天我们所见的恽氏作品中，定有许多是他们的伪作。要鉴定这些伪作，就要对他们加以研究，特别是探究他们的本款作品与恽氏的“同中之异”。
三、张伟及其作品
徐邦达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已定出一部分落款为恽寿平的作品是范廷镇所作，至于张伟，不仅文献记载简单，作品更少见。除了上文提到的《武进县志》，民国时李宝凯辑《毗陵画征录》也记载，张伟“师恽格而尽得其传，每一画出，辄能乱真”。可知张伟是武进人，也是“常州派”的画家之一，而且学恽寿平“能乱真”。今所见张伟传世之作，有以下六件（套）。
（一）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花卉册》（图3），以没骨法作菊花、桂花、牡丹等花卉十二开，每开钤“张伟”白文印和“子佳”朱文印，仅《南天竹》一开有落款：“毗陵张伟写生十二种。”书法稍显质朴厚重，虽说也学恽书，但与恽氏的轻逸洒脱不同，确实显得“差弱”。本册有木板封面，上有后人题签“张子鹤花卉册”。册中有张伟的“子佳”篆书朱文印，“佳”字更近“隹”字，也似“隺”字，但文献中记张伟“字子佳”，且从表字上看，读作“佳”字才正确。文献记载更可信，所以此处题签作“子鹤”应是有误的。本册全学恽寿平，设色淡逸雅致，但从叶片、花瓣的刻画上看，稍显板滞，比不上恽氏花叶风姿绰约的自然之感，可见张伟与其师还是有较大差距。
（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写生花卉册》（图4），作花鸟二十四开，其中不但有上述册页中大部分花卉，还有白鹇、游鱼、鹡鸰、蝴蝶等禽鸟昆虫，且每开有落款“张伟”或“鸥亭张伟”“鸥亭钓客”，有的还有诗题长款。印章除“张伟之印”和“子佳”外，还有“鸥亭”白文印，可知“鸥亭钓客”和“鸥亭”是其号。其中三开有清内府“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藏印，可知本册是清内府旧藏。查阅《石渠宝笈》，此册被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卷二中，与王原祁、恽寿平等人一样被列为“上等宇一”，贮于御书房中[5]。张伟的绘画水准得到乾隆皇帝和诸大臣的欣赏和认可，才会被列入“上等”。
本册题材丰富，如《金凤花》自题：“金凤花自宋元以来都无画本流传，余爱其名，因为制图留照。”金凤花确实少见于古人笔下，这是张伟观察实物“写照”的创新。还有《佛手》一开题：“云阳好事家所藏赵昌纨扇本，有蔡君谟细书题识，真绘林珍品，因用没骨法拓为此图。”《罂粟》一开题：“稍变刻画之迹，略备黄筌鲜丽一种。”他亦追随其师，师法早期的花鸟大家，而又有自己的变化。然而此册中《梨花》《山茶》《樱桃》《金凤花》《天竺南》等几开的花叶布置和画法，都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花卉册》中的相近或是雷同，只不过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简而雅，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繁而艳。可以看出张伟是一名职业画家。对于每一类花卉，他有特定的成熟画稿，而在创作时略微加以改动，就可以成为新作品。这与恽氏丰富变化的题材和画法显然也有很大差距。 （三）藏于广州艺术博物院的《花卉册》十二开，绘腊梅、菊花、金凤花等，还有鸟、虾、蟹各一开，总体来看，描绘比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套更简略，款题“蒲亭张伟作”和“毗陵张伟写生十二种”，可知“蒲亭”也是他的号。
（四）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菊花图》扇页，绘菊花一株，款题：“乙酉小春戏墨，蒲亭钓隐子张伟。”这是张伟仅见有年款的作品，“乙酉”当为1705年，是年恽寿平已去世15载。
（五）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牡丹图》轴，绘坡石之上各色盛放牡丹，下角斜出一束鸢尾花，但牡丹和叶片过于密集，设色层次变化也较少，相比其师疏放欠缺，稍显呆板。
（六）《秋海棠图》轴（图5），私人藏，无款，有“张伟”连珠印，从画风来看，确为真迹无疑。且此轴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写生花卉册》之《秋海棠》一开，花叶布置和描绘完全一致，此轴花叶显得更修长，设色用笔也更精丽妍雅些。张伟的这开《秋海棠图》图式，又与恽寿平《花卉图册》（上海博物馆藏）中的《秋海棠》一开绝似（图6），张伟画在右侧增加了一丛秋海棠。恽为师，张为徒，可见张伟完全是仿老师的《秋海棠》稿本，再稍加改动而进行创作的。上文的两套册页也有不少相近的，说明张伟的创新能力并不强。张伟俨然是一个职业画家，会据同一个稿本创作多幅作品，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这件作品因与恽寿平十分相近，所以可以对比以探知恽、张的不同。对比之下，张伟设色更浓厚艳丽，不如恽氏那样淡薄雅致。特别是叶片，恽氏用“注水法”，即平涂之后，还用清水滴上，水色相互渗透融合，富有明洁水流的动感，花叶如同被雨水洗过一般;张伟虽学此法，叶片颜色亦有浓淡深浅之别，但毫无恽氏的透润灵秀，颜色稍显滞涩。另外，张伟用笔细腻，叶脉丝丝缕缕，线条工细流畅，较为刻意;而恽氏笔法虽也细致，但行笔俊逸，有更多“写”的意味，线条灵动，变化丰富，是一名典型的“以书入画”的文人画家。
上文诸作，除清宫收藏外，其余流传皆不清。而《秋海棠图》中有两枚收藏印，一为“宁邸珍藏图书”朱文印，一为“敬原堂”白文印。“宁邸珍藏图书”印也见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此书为雍正帝赐宁郡王弘皎内府书籍五十二种之一;又见于清代画家王延格的《菊谱》册，图册是应弘皎之邀而作。所以“宁邸珍藏图书”是清代宁郡王弘皎（1713—1764）的收藏印，弘皎即康熙帝之孙，怡亲王胤祥的第四子。弘晈曾被牵连进“弘晳逆案”之中，案后他心灰意冷，远离政坛，以养菊自娱，所以自然会喜好花卉一类的画作。而其父怡亲王胤祥亦是清代显赫的大收藏家，所藏名迹无数，弘晈亦受家学熏陶。而“敬原堂”印则是清代同治、道光年间江苏溧阳收藏家狄学耕的藏印，其子狄平子继承家藏，在民国时颇为有名。由此可见，张伟之作在清中后期还是很受欢迎的。
四、结论
从文献可知恽寿平弟子众多，这些弟子和后学者都学其画，但声名不显，必然会伪造其畫射利，所以在今天流传的众多恽画中，必有这些学生的伪作。在书画鉴定中，弟子、学生仿老师的作品往往是最难鉴别的，而要鉴定它们的真伪，就必须对这些弟子后辈的本款作品加以探究，仔细区分它们与老师作品的笔墨特点和绘画风格的同中之异，这些“异”就是鉴定伪作的重要依据。
张伟作为恽氏的亲传弟子，文献记载很少，作品流传不多，但经过以上梳理可知他字子佳，号鸥亭、蒲亭等，恽氏去世15年后依然在世。其画敷色浓艳，用笔精细，整体布置稍显板滞，不如恽氏画作那样灵动写意。可以总结，在恽氏作品中，如果出现如此精工、艳丽的，就要考虑是不是张伟的仿作。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肖燕翼先生曾提到北京故宫收藏的一套《瓯香馆写生册》（图7），虽有恽氏款印，但可能就是张伟所作[6]。实际上此册“写意”的意味更多，设色也较淡雅，并无张伟精工艳丽的风格特点，但本册亦达不到恽氏水准。而与其另一位弟子范廷镇的笔法更接近，其中《柳燕》一开与范氏的《桃花双燕图》（图8）画法一致，恽氏绝无此法，因此这套册页很可能是范廷镇伪作的。对于著名书画家弟子的探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他们的作品和相关文献太少，我们无法了解太多信息，但至少可以一一探索，尽力求知。
恽寿平（1633—1690）是画史上有名的“清六家”之一，原名格，字寿平，后以字行，号南田，别号云溪外史、东园草衣等。恽氏山水学宋元诸家，主要师法元四家，风格超逸，用笔灵秀。恽氏尤善花卉，他研索北宋徐崇嗣的“没骨法”，又吸收明代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淳等人的画法，再加上自己对花卉的细心观察，创造出一種笔法秀逸、设色明净、格调清雅的“恽体”花卉画风，对后世影响巨大。（图1）
一、恽寿平的弟子与后学
恽寿平的没骨花卉（图2）是一种创新，明代末年以来的“钩花点叶”派末流几乎为之一扫，他对清初画坛的花卉画“有起衰之功”，在当时被尊为“写生正派”，后来的花鸟画家无不追随其法。张庚《国朝画征录》就记载：“近日无论江南江北，莫不家家南田，而户户正叔，遂有常州派之目。”[1]88恽寿平创“常州派”，他直接传授的弟子有马元驭、范廷镇、张伟、董瑜等，而他的群从子孙如恽馨生、恽钟岱、恽源濬、恽源清、恽怀英、恽怀娥、恽冰等都承袭家法，均属于“常州派”的主要画家。
恽寿平弟子中，较有名的是马元驭，作品常见，而恽氏的亲传弟子还有范廷镇、张伟、董瑜三人。《武进县志》记载：“范廷镇……画花卉虫鱼，宗恽寿平，其佳处几可乱真。”又记：“张伟，字子佳，董瑜，字岐嘉，俱从南田学绘事，尽得其传。每一画出，辄能乱真，惟书法差弱耳。世甚重南田画，张、董转鲜流传，识者得其尺幅，不啻吉光片羽。”[2]这三人的作品较为少见，特别是董瑜，几乎没有画作传世。
二、恽寿平弟子后学的作伪
鉴定家徐邦达曾列举一幅恽寿平《墨梅图》，上有晚清祁永寿录毕泷题跋，提及恽寿平之孙恽桧言：“乾隆丙辰（1736—编者注）元月，余于役金陵，舟经武进，得晤恽桧先生，为南田老人之孙也。曾询及南田老人墨迹，可得拜观乎？外间造伪者甚多，可得详闻乎？伊谓老人生前所作之画，一经完成，即被亲朋好友攫之而去，故无片纸收藏。仅留有稿本多份，虽未设色、署名、签章，然均系精心造构，亦足资展玩。关于作伪者，以吾（桧）所知：当代有范廷镇、张伟、董瑜等三人，均为先祖（寿平）入室弟子，工夫深邃，可以乱真，时以先祖名出之，只是印章不同，若细辨之亦可知为赝品也。此外扬州之高永举、马文进，亦系盗先祖之名而谋利者，但不如前三人精妙耳。至于吾家后人，因恪守先祖遗训，不许作伪，有损声誉，故无敢为者。兹以仿王元章梅花稿本一帧相赠，借以结缘，余谢而受之，当永宝焉。丙辰夏，毕泷记。”[3]近代鉴藏大家吴湖帆也总结，“其（恽寿平）门人范某专学恽氏晚年书，甚肖，不可不细察也”[4]，“范某”即指范廷镇。
另外，《国朝画征录》中还记载了一个无名画家“吴生”：“……吴生者，忘其名，花草仿恽南田，其题款字迹亦咄咄逼真。有骨董客馆于家，闭之密室，图成，假名寿平以售，而厚遗吴，吴亦赖之。后有人见之叹曰：‘子有此画笔，何不自名？’因自题其名以售，竟无售之者，仍托于恽。”[1]162可见此人模仿恽寿平画作逼真，其伪作得值甚厚，而落自己款署的作品却卖不出去。历代收藏者都热衷于追逐大名头的作品，作伪者也会迎合这种心理，所谓“牛必戴嵩，马必韩幹”，大名头的伪作也比比皆是。
从以上文献记载可以推断，范廷镇、张伟、董瑜三人应也是一样的，他们本就学恽寿平，笔墨风格与之相近，但名头又为恽氏所掩盖，所以在恽寿平去世后，必定会仿恽画而且伪作恽寿平款识以出售，而自己的本款书画价值不高，自然传世就少。而今天我们所见的恽氏作品中，定有许多是他们的伪作。要鉴定这些伪作，就要对他们加以研究，特别是探究他们的本款作品与恽氏的“同中之异”。
三、张伟及其作品
徐邦达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已定出一部分落款为恽寿平的作品是范廷镇所作，至于张伟，不仅文献记载简单，作品更少见。除了上文提到的《武进县志》，民国时李宝凯辑《毗陵画征录》也记载，张伟“师恽格而尽得其传，每一画出，辄能乱真”。可知张伟是武进人，也是“常州派”的画家之一，而且学恽寿平“能乱真”。今所见张伟传世之作，有以下六件（套）。
（一）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花卉册》（图3），以没骨法作菊花、桂花、牡丹等花卉十二开，每开钤“张伟”白文印和“子佳”朱文印，仅《南天竹》一开有落款：“毗陵张伟写生十二种。”书法稍显质朴厚重，虽说也学恽书，但与恽氏的轻逸洒脱不同，确实显得“差弱”。本册有木板封面，上有后人题签“张子鹤花卉册”。册中有张伟的“子佳”篆书朱文印，“佳”字更近“隹”字，也似“隺”字，但文献中记张伟“字子佳”，且从表字上看，读作“佳”字才正确。文献记载更可信，所以此处题签作“子鹤”应是有误的。本册全学恽寿平，设色淡逸雅致，但从叶片、花瓣的刻画上看，稍显板滞，比不上恽氏花叶风姿绰约的自然之感，可见张伟与其师还是有较大差距。
（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写生花卉册》（图4），作花鸟二十四开，其中不但有上述册页中大部分花卉，还有白鹇、游鱼、鹡鸰、蝴蝶等禽鸟昆虫，且每开有落款“张伟”或“鸥亭张伟”“鸥亭钓客”，有的还有诗题长款。印章除“张伟之印”和“子佳”外，还有“鸥亭”白文印，可知“鸥亭钓客”和“鸥亭”是其号。其中三开有清内府“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藏印，可知本册是清内府旧藏。查阅《石渠宝笈》，此册被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卷二中，与王原祁、恽寿平等人一样被列为“上等宇一”，贮于御书房中[5]。张伟的绘画水准得到乾隆皇帝和诸大臣的欣赏和认可，才会被列入“上等”。
本册题材丰富，如《金凤花》自题：“金凤花自宋元以来都无画本流传，余爱其名，因为制图留照。”金凤花确实少见于古人笔下，这是张伟观察实物“写照”的创新。还有《佛手》一开题：“云阳好事家所藏赵昌纨扇本，有蔡君谟细书题识，真绘林珍品，因用没骨法拓为此图。”《罂粟》一开题：“稍变刻画之迹，略备黄筌鲜丽一种。”他亦追随其师，师法早期的花鸟大家，而又有自己的变化。然而此册中《梨花》《山茶》《樱桃》《金凤花》《天竺南》等几开的花叶布置和画法，都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花卉册》中的相近或是雷同，只不过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简而雅，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繁而艳。可以看出张伟是一名职业画家。对于每一类花卉，他有特定的成熟画稿，而在创作时略微加以改动，就可以成为新作品。这与恽氏丰富变化的题材和画法显然也有很大差距。 （三）藏于广州艺术博物院的《花卉册》十二开，绘腊梅、菊花、金凤花等，还有鸟、虾、蟹各一开，总体来看，描绘比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套更简略，款题“蒲亭张伟作”和“毗陵张伟写生十二种”，可知“蒲亭”也是他的号。
（四）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菊花图》扇页，绘菊花一株，款题：“乙酉小春戏墨，蒲亭钓隐子张伟。”这是张伟仅见有年款的作品，“乙酉”当为1705年，是年恽寿平已去世15载。
（五）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牡丹图》轴，绘坡石之上各色盛放牡丹，下角斜出一束鸢尾花，但牡丹和叶片过于密集，设色层次变化也较少，相比其师疏放欠缺，稍显呆板。
（六）《秋海棠图》轴（图5），私人藏，无款，有“张伟”连珠印，从画风来看，确为真迹无疑。且此轴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写生花卉册》之《秋海棠》一开，花叶布置和描绘完全一致，此轴花叶显得更修长，设色用笔也更精丽妍雅些。张伟的这开《秋海棠图》图式，又与恽寿平《花卉图册》（上海博物馆藏）中的《秋海棠》一开绝似（图6），张伟画在右侧增加了一丛秋海棠。恽为师，张为徒，可见张伟完全是仿老师的《秋海棠》稿本，再稍加改动而进行创作的。上文的两套册页也有不少相近的，说明张伟的创新能力并不强。张伟俨然是一个职业画家，会据同一个稿本创作多幅作品，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这件作品因与恽寿平十分相近，所以可以对比以探知恽、张的不同。对比之下，张伟设色更浓厚艳丽，不如恽氏那样淡薄雅致。特别是叶片，恽氏用“注水法”，即平涂之后，还用清水滴上，水色相互渗透融合，富有明洁水流的动感，花叶如同被雨水洗过一般;张伟虽学此法，叶片颜色亦有浓淡深浅之别，但毫无恽氏的透润灵秀，颜色稍显滞涩。另外，张伟用笔细腻，叶脉丝丝缕缕，线条工细流畅，较为刻意;而恽氏笔法虽也细致，但行笔俊逸，有更多“写”的意味，线条灵动，变化丰富，是一名典型的“以书入画”的文人画家。
上文诸作，除清宫收藏外，其余流传皆不清。而《秋海棠图》中有两枚收藏印，一为“宁邸珍藏图书”朱文印，一为“敬原堂”白文印。“宁邸珍藏图书”印也见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此书为雍正帝赐宁郡王弘皎内府书籍五十二种之一;又见于清代画家王延格的《菊谱》册，图册是应弘皎之邀而作。所以“宁邸珍藏图书”是清代宁郡王弘皎（1713—1764）的收藏印，弘皎即康熙帝之孙，怡亲王胤祥的第四子。弘晈曾被牵连进“弘晳逆案”之中，案后他心灰意冷，远离政坛，以养菊自娱，所以自然会喜好花卉一类的画作。而其父怡亲王胤祥亦是清代显赫的大收藏家，所藏名迹无数，弘晈亦受家学熏陶。而“敬原堂”印则是清代同治、道光年间江苏溧阳收藏家狄学耕的藏印，其子狄平子继承家藏，在民国时颇为有名。由此可见，张伟之作在清中后期还是很受欢迎的。
四、结论
从文献可知恽寿平弟子众多，这些弟子和后学者都学其画，但声名不显，必然会伪造其畫射利，所以在今天流传的众多恽画中，必有这些学生的伪作。在书画鉴定中，弟子、学生仿老师的作品往往是最难鉴别的，而要鉴定它们的真伪，就必须对这些弟子后辈的本款作品加以探究，仔细区分它们与老师作品的笔墨特点和绘画风格的同中之异，这些“异”就是鉴定伪作的重要依据。
张伟作为恽氏的亲传弟子，文献记载很少，作品流传不多，但经过以上梳理可知他字子佳，号鸥亭、蒲亭等，恽氏去世15年后依然在世。其画敷色浓艳，用笔精细，整体布置稍显板滞，不如恽氏画作那样灵动写意。可以总结，在恽氏作品中，如果出现如此精工、艳丽的，就要考虑是不是张伟的仿作。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肖燕翼先生曾提到北京故宫收藏的一套《瓯香馆写生册》（图7），虽有恽氏款印，但可能就是张伟所作[6]。实际上此册“写意”的意味更多，设色也较淡雅，并无张伟精工艳丽的风格特点，但本册亦达不到恽氏水准。而与其另一位弟子范廷镇的笔法更接近，其中《柳燕》一开与范氏的《桃花双燕图》（图8）画法一致，恽氏绝无此法，因此这套册页很可能是范廷镇伪作的。对于著名书画家弟子的探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他们的作品和相关文献太少，我们无法了解太多信息，但至少可以一一探索，尽力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