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现在住的房子，在广州越秀区农民运动讲习所附近，街道上小店林立，充满烟火气。在一家小吃店，黄灯点了两碗腌面，两碗“三及第”汤。腌面类似普通的拌面，淋上酱油和猪油煸香的蒜末;而所谓“三及第”，就是猪瘦肉、猪肝、猪粉肠，汤色清淡，飘着油绿的枸杞叶——腌面煮汤，是客家人的标准搭配。
　　黄灯来广州，今年是第十八个年头。湖南人的嗜辣口舌，渐渐被一盅汤、一煲粥、一屉屉小吃调理得温存许多。
　　2005年，她入职广东某二本院校，此后的身份一直是“二本院校老师”。如果不是2016年那篇引爆舆论场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大概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在火热繁荣的珠三角，有这样一位在边缘的二本院校教书的老师。
　　广州，在某种程度上给了黄灯透视中国社会的锚点。在这座城市，寄居着那些南下寻梦、被定义为“民工”的亲人，他们的故事，被她写进了《大地上的亲人》里。
　　也是在这座城市，她接触到中国最多数的普通年轻人。他们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和一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他们踏进校园，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急剧分化的现实语境、日渐逼仄的上升空间、种种难以突围的生存场景，让他们的奋斗夹杂了无数心酸，但蓬勃的生命力和无法想象的韧劲，也迸发出各种可能……
　　在《我的二本学生》里，这些年轻人依次登场。十几年的教学生涯，黄灯见证了“80后”“90后”两代人的成长、命运和去向。“世界已悄然改变，对大多数人而言，日常生活并未产生太多的变化，但那宏大的转身，终究会渗透进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会介入年轻的生命。”她写道，“看见他们，看见更多的年轻人，是我作為一个在场者记录的开端。”

隐秘的角落：塘厦与龙洞

　　2002年，黄灯到中山大学中文系读博士。那一年中秋节傍晚，19岁的堂弟黄职培敲开了她宿舍的门，拎着一盒月饼、一箱牛奶。“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堂弟放下礼物，没接受一起去食堂吃饭的邀请，便匆匆赶回了工地。
　　异乡重逢，姐弟俩的际遇大相径庭。堂弟初中没读完就南下广州打工，离乡时不满14岁，因为年龄小、手艺不精，多年心酸辗转，只能靠打零工混饭吃。他和不少同乡都蜗居在一个叫塘厦的城中村。那里离黄灯的学校不太远，但她从没动过去看望他们的念头。
　　堂弟的到来，接通了彼此的隔膜和阻断。黄灯开始反思：“一个底层的打工孩子，在被打、被骗、被拖欠工资之后，为何对生活没有太多抱怨，依然懂得去关心亲人？反观自己的生存，我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获得一种情感日渐冷漠的借口，进而在规整、光鲜、衣食无忧的未来图景中，悄然放弃了对另一个群体的注视。”
　　每逢传统节日，黄灯跟着堂弟，一次次穿过城中村的街道，在不明气味混杂的巷子里，见识了什么叫“一线天”“握手楼”“蜗居”。一位亲戚住在楼梯间下面两三平方米的房间，没有窗户，用3瓦、5瓦的灯泡照明，一住十几年，靠在街边修拉链、改衣裤，凑齐了孩子读书的学费。

　　2006年博士毕业后，黄灯想记录下亲人们在南方打工的生活，为此做了不少访谈。他们在塘厦的生存剪影，是隐藏在光鲜城市背后的另一重现实。
　　那一年，黄灯已踏上大学讲台。那所学校地处龙洞，虽然是二本，但因为是财经类，专业热门，又在广州，录取分数线长期接近一本线，生源有一半来自广东的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地区。
　　黄灯所在的文秘教研室，承担全校的两门公共课。博士期间，她经历了西方理论的狂轰滥炸，而此时，在被“现代性、叙事学、解构、规训”绕得头昏脑涨后，她要开始教应用文的写作。“备课的时候我就想，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单调的课程？报告、请示、申请、决定、通知，很程式化的一些东西，没有任何文学色彩，完全把你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她有时后悔，甚至自责，毕业后找工作太轻率，没能进入名牌大学，只能待在一个不能提供任何专业平台的二本学校。“那时心里有点迷茫，不踏实，特别渴望讲文学课，腾出精力来做学术。但时间被大量的公共课占据，我担心教着教着，就把自己教废了。”
　　平淡无奇的课堂，被一篇作文打断了流水线般的节奏。2006年5月17日，周三，黄灯给计算机系上大学语文。那天是少有的大台风，她让学生以“风”为题，现场作文。一个叫邓桦真的女孩子，在作文中袒露了自己的困境：半年没拿到生活费、家庭月收入不足1000元，申请助学贷款被拒。“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 　　黄灯至今记得看完这篇作文后内心的震动。她开始珍惜与学生的交流，把他们发来的短信认真输入电脑保存下来，课后约时间，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当你面对的是每一个坐在台下的具体的学生，心里会产生另外一种踏实感，对学术也没太多执念了”。
　　入职前两年，她有时都舍不得下课。每次下班坐在校车上，总会回味那些孩子的表情。教室外环绕着高高的白玉兰，花开的季节，有些学生就去伸手够花。从右侧的窗户往后看，高远的天空下是龙洞的群山。
　　十几年里，黄灯见证着龙洞的商品房房价由每平方米两三千元涨到四五万元。很多学生毕业后就隐匿在这里的城中村和出租屋，喧嚣、脏乱、草根，而在它同一侧的北面，是昭示着城市中产趣味的高档楼盘。有人在村中停留了很短时间，轻轻跨过一条街，就进入了另一种生活;更多的人则在村中栖居多年，无声无息;也有人最终告别广州，回到家乡故地。
　　这些学生，都曾和黄灯在公共课上相遇，她的花名册上已经写满4500多个名字。最近一次上公共课是2016年，在期末试卷的作文中，黄灯出了三道题让学生自由选择：（1）我眼中的中国教育;（2）我所处的时代;（3）我最感困惑的事情。
　　在试卷上，黄灯感受到学生们在牢骚满腹地和她说着心里话。有人倾诉负载在家庭之上的生存挣扎，有人抱怨应试教育带来的残酷压力，有人感慨“所处的是一个拼爹的时代”……

学院的背面：工厂与大地

　　这次“纸上的叛逆”，让黄灯震惊。她曾觉得这些孩子像“一捆打湿了的柴，怎么都点不燃”。常年的应试教育，让他们中规中矩、老成持重，课堂上很少有让人惊讶和意外的讨论、质疑发生，也很少有人愿意和她谈论音乐、文学、信仰等精神层面的话题。他们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天，就被告知就业的压力、买房的压力、竞争的压力，为此要上很多“有用”的工具课、修第二学历、考无数的证、做无数的兼职，“无形的、细密的重荷就负载在他们身上，早已将他们裁剪得规规整整，难以在生活中找到泄漏狡黠的契机”。

　　同样是“二本”学生，黄灯的大学时代过得闲散、放松。1992年，她考入岳阳大学，不用担心找工作（大学生还包分配），不用担心生活费（每个月有生活补贴），不用费尽心机地争排名和奖学金（这些因素不会影响学生的前途），更不知“买房”为何物（都是单位福利分房）。她那时开始创作，写一些小散文投稿，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和真实的社会接触，“去滑冰，去吃夜宵，各种牌、包括打麻将，我都会玩”。
　　1995年，黄灯大学毕业，分配到岳阳一家苎麻纺织印染厂。工厂很大，5000多名职工，从团委、宣传部、组织部、人事处到厂办幼儿园、小学、医院，什么都有。大厂有着国有企业特有的稳定和温馨，“早上上班，林荫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单车，好壮观的”。黄灯住在厂里的青工宿舍，两人一间，房租每月两块，相对200多元的工资，很便宜。
　　波澜不惊的稳定生活随着1997年国企改革而终结。大厂一下变为衰颓无力的躯体，拥有文凭的同事南下江浙、远走广东;那些十几岁技校毕业，只懂得挡车、拖卷的师傅，惶惑中找不到半点为自己争取的途径。
　　黄灯切身体验了这一场社会转型的裂变。她从机关文秘下放到车间，成了一名挡车工，跟着师傅从打结、上卷、接条、换桶、清扫各项程序做起，多劳多得，按件计价。1998年，香港金融危机影响下，工厂订单大减，即便有活儿，也派给拖家带口的师傅，她事实上成了一名下岗女工。
　　那一年，黄灯24岁。下岗的事情，她没告诉家里人，也没动过南下打工的念头，而是决定考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她去了一个朋友的广告公司，给十几个员工做饭，晚上就睡在公司的小床上，“300块钱一个月，可以活下来”。她本来喜欢民俗学，但买不到书，就报了现当代文学，借了几本专业书看。“最恼火的是英语，基础太差，四级都没考过，我就逼自己，一天背200多个单词。有时候一边做饭，一边还念叨着政治和英语。”
　　复习了7个月，黃灯如愿重返大学。但在校园里，她常感到格格不入。她无法认同那些名人在演讲中的精英姿态，也不能像一直在学校按部就班成长的同学一样，坦然面对那些时髦的学术问题。讨论课上，她常常“理论功底很差地大放厥词”，导师总是提醒她：你的心境不够平和。
　　从硕士到博士，黄灯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对纯粹的学院生活生出一种理所当然的确认。2003年暑假，她没有任何心思准备论文，不知不觉间在电脑上敲出了一本随笔，20天，20万字，取名“细节”，“就是一个人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片段”。她发给作家韩少功看。韩少功一天就看完了，写信说，这是“放血”式的写作，是一股脑地倾泻出来。
　　经韩少功推荐，《细节》里的一节《记忆的修补》在2003年第六期《天涯》刊出，改名为《今夜我回到工厂》。黄灯记下了那些暗夜深处，时常浮现在脑海中的工厂同事，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呈现了纺织厂工人的挣扎、疲惫和无奈。
　　此后，黄灯一直给《天涯》供稿。2006年，她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书写。10年后的2016年春节，黄灯写下《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返乡的博士儿媳的视角，呈现了一个湖北农村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流转，在微信平台引发热议，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大众、从学院派的研究者到漂泊都市的打工族，都参与其中。2017年，《大地上的亲人》出版，黄灯总结13年的观察和思考，以三个村庄亲人的故事呈现出转折时代的中国乡村镜像。

教育的意义：课堂与青年

　　写完《大地上的亲人》后，黄灯经常设想，假如自己的外甥、侄子、堂弟，那些“80后”“90后”考上了大学，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这成为她写作《我的二本学生》的源起之一。 　　在书中，她记下了那些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
　　一名学生在城中村住了3年，辗转4个住处，终于考上了复旦的研究生，成为“龙洞的传奇”;
　　一名学生在高中时写下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为了早日替父母分担，放弃了考研，到银行工作却厌恶喝酒，后来考公务员做了狱警，工作10年了，头像仍是令狐冲。
　　一名学生性格要强，经常和同学闹矛盾，临毕业时查出恶性脑瘤，离开了人世。她的父母是下岗工人，女孩倔强的成长背后，是想改变家庭命运的迫切。
　　一名学生做了纹绣行业，成本很低的项目可以包装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关键是“一定要和人的运势联系，上钩的人就会很多”。
　　一名开餐饮店的学生则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利润”的境地，很多时候，他亲自上阵，将外卖送到一个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黄灯的很多学生都买来看，在班群里一一对号入座，有的天天催她，问什么时候写自己。“有学生和我说，以前从来没思考过自己的人生，没想到在老师眼中，我的生命是这样流转过来的。”
　　从2006年到2019年，黄灯在这所学校当过两届班主任，2006级的062111班和2015级的1516045班。062111班的学生，在经济状况良好、房价尚能忍受的大形势下，大部分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兑现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承诺。

　　9年后，她接手1516045班，面对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这些“90后”只需一个低头看手机的动作，就能将她的满腔热情顿时冰封。她采用的文学史教材无法和他们喜欢的《诛仙》《龙族》《斗破苍穹》产生任何勾连，而正是这些废柴逆袭、杀掉仇人、抱得美人归的网络小说，让他们得以在现实的挫败中获得想象的慰藉。毕业季来临，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她办公室的门，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在穷尽各种可能后，往往回到一个问题：念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
　　从始至终，黄灯想廓清的是一个疑问：“一群在我的大学时代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精英群体，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一种结构性、整体性的困境，并被冠以‘屌丝’和‘蚁族’的命名？”这让她多年来始终有一种成见：“我不羡慕年轻人，不羡慕他们青春、有活力。一想到我逃过了那么多牢笼，一想到我的學生要承受如此多的东西，就觉得很庆幸。我常常反省，为什么会有这么变态的想法？但它确实很顽固。”
　　写完了这本书，成见和曲解也在慢慢瓦解，“我发现他们也有他们的乐趣和机会”。学生们有的利用互联网红利，做视频、开公号;有的没毕业就在校门口办起法律咨询公司，帮一些商铺打官司;有的做珠宝生意，收入很高，但还会去倒卖螃蟹，赚个几十块钱。“这些孩子普遍不会眼高手低，一份工作，哪怕工资再低，能挣一分是一分，端盘子、发小广告，都不丢人。”
　　学生热切、踏实的行动力，让黄灯欣慰。但她也担心，从一出生就面临市场经济的语境，从小习惯竞争、也更坚信个人奋斗的这一代人，会丧失对时代和社会的洞察与反思。“不少学生认定今天的便捷和丰富理所当然，今天的失衡和坚硬也理所当然，他们不怀疑高房价的合理性，难以感知各类存在的差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手机、网络、信用卡的时代，也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没有房贷、教育成本低廉的时代。”在前言中，黄灯写道。当“顺受”和“看透”成为“二本学生”应对大时代最有效、最彻底的方式，这种犬儒、功利的态度，会不会掏空一个年轻人身上最重要的青春特质？
　　2017年，黄灯给学生上当代文学史，让他们尽可能通过访谈、调研，进入自己的长辈、亲人、村庄、故乡，直面自己的生活经验。“我想知道，历史或现实，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和眼前这个群体产生关联？他们能否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建构历史的一员？”
　　所有的课堂录音，黄灯都保留着。她至今记得学生李萌说的一段话：“我们都是在为自己的一生而奔波而劳动，我们的爱恨情仇，在整个时代背景下，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但它却会真切地落到每个人身上，会让人椎心至痛。我们站在远方、站在高处，当然可以看到远方的河水波澜壮阔，但当我们置身人群深处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一个山东的女孩子，讲得那么好，全班同学都很震撼。那种感觉，来自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不确定的触摸，很动人。”
　　黄灯觉得自己很幸运，在时代的波澜中，可以近距离看见这群年轻人。
　　黄灯：1974年生于湖南汨罗。2016年，发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发春节期间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2017年出版《大地上的亲人》获得“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主奖。2020年8月，出版最新作品《我的二本学生》，关注中国最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