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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从供需角度出发，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探究影响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关联因素，借助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构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评价体系，测算文化产业协同度。结果发现，2014—2017年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度逐年上升，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协同水平较低。主要原因在于，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度较差，文化产品供给仍有较大增长空间，河北省文化产业供需不均衡。对此，从需求端和供给端提出促进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进程的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度;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0）-01-0001-08
区域经济繁荣发展离不开产业协同，而文化产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占据着独特地位。一方面，京津冀地理位置毗连，文脉相通，文化内涵深刻，历史积淀厚重，使其在促进三地融合、协同发展过程中具有先天优势与条件。另一方面，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越来越发挥出融合性强、附加值高和低耗高产的优良特性，逐步成为京津冀关注的重点产业。此外，作为培养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能够有力推动文化自信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因此，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不仅是顺应民族发展趋势的客观规律，更是推动区域产业合理布局与转型升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文化产业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进的题中之义。自2012年三地正式签署《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以来，京津冀各地文化产业协同进展步伐加快，各地政府一同签署或制定了一系列框架协议与行动计划，三地依据资源禀赋，在差异中寻求合作可能，在相似中探索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不断完善统一协作机制，推动共建共享、互融互通的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进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存在着差异化明显、发展不均衡、协同度低、协同效应不明显、文化供给要素与需求要素不尽合理等问题。因此，文章期望从影响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关联因素着手，以文化供给和文化需求两方面为侧重点，构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体系，探究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现状，并从供需两端就三地协同发展文化产业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区域产业协同研究
德国教授哈肯（Hermann Haken）的“协同学”理论认为，经济学领域的协同研究的是集体行为。波特在经济分析中指出，产业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融合效应与协同效应。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协同是发生在两个或多个产业之间并会促进各个产业间协调共生的动态过程，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区位优势，二是资源禀赋（向晓梅、杨娟，2018）[1]。京津冀产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不同梯度（马俊炯，2015）[2]，三个地区在城市定位、地理区位和产业结构等方面表现出的互补性与共生性，是三地实现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基础（王君，2014）[3]。孙久文（2015）[4]强调协同创新对于产业发展的作用，他认为要以协同创新作为先导因素构建出京津冀新的区域分工格局，以整体概念看待京津冀，进行协同管理与协同规划，创建京津冀区域产业大格局。邬晓霞等（2016）[5]认为打破区域界限，进行产业移出和跨地域经营管理是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重要途径。
（二）文化产业协同研究
文化产业是现代国民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戴艳萍（2018）[6]认为只有在发展中实现文化、技术、人才等多要素间的协同，才可以发挥文化产业长久的影响效应。作为一个朝阳产业，文化产业具有很强的跨界融合性，涉及范围广，产业增值空间大，对于京津冀协同的影响大，但是目前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面临较大困境。孙丽娜（2015）[7]认为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各成体系，并未实现真正合力。张延群等（2015）[8]的量化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群文化建设还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对此，王嘉瑞等（2016）[9]认为要想改变区域文化产业“各自为政”的局面，可以从找准协同发展的连接点着手。赫鹏飞和宇小兵（2016）[10]认为，实现京津冀人才共建共享与合理配置是解决文化产业人才短缺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潘玉香（2017）[11]建议从政府调控、平台资源共享和加大创新力度等方面解决京津冀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不佳的问题。因此，京、津、冀在市场环境、产业链、人才培养、信息共享等方面的紧密配合与体制机制建设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三地重整分工格局，合理配置资源，创新协同路径的必然选择（王宝林，2014）[12]。
（三）产业协同评价和产业协同效应研究
当前，学者们多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等方法进行产业协同的评价分析。王晓文（2015）[13]、刘怡等（2017）[14]、陈燕和林仲豪（2018）[15]利用灰色关联度评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进程及协调机制。马骁（2019）[16]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算了区域经济协同度。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支撑，提高产业协同水平有利于增强区域竞争力（魏丽华，2018）[17]。推进我国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产业链、价值链与资源链的协同机制，对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发挥着积极作用（王如忠、郭澄澄，2017）[18]。
综上所述，学者们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较少学者就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方面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从供给角度出发，找出关键的关联因素，参考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构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从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角度探究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现状与问题，为三地合理发挥各自主观能动作用提出对策。
二、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关联因素分析
（一）指標选取
初步选取15个指标作为比较序列，包括：文化及相关产业①营业收入（记为X1）、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记为X2）、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个数（记为X3）、人均生产总值（记为X4）、人均可支配收入（记为X5）、城镇居民文教娱乐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记为X6）、文化类活动举办次数（记为X7）、图书报纸期刊印刷量（记为X8）、数字电视用户数（记为X9）、文化及相关产业资产（记为X10）、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记为X11）、文体娱乐固定资产投资（记为X12）、文体娱乐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记为X13）、文化机构个数（记为X14）、高校在校生人数（记为X15）。 另外选取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X0） （张弘和昝杨杨，2017）[19]作为参考序列。
此外，基于数据可得性及可量化原則，分别采集北京、天津、河北2013—2017年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8）、北京统计年鉴（2014—2018）、天津统计年鉴（2014—2018）、河北统计年鉴（2014—2018）以及各地区年度统计公报（2013—2018）。
（二）主要计算步骤
确定分析数列。其中，包括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前者用来反映系统的行为特征，后者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分别记为X0（k）和Xi（k），i=1，2…n。
（三）灰色关联度分析
1. 数据标准化
根据初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的标准化数据如表1、表2、表3所示。
2. 灰色关联度测算
表4显示，在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区，选取的比较变量与参考变量的关联度都在0.6以上，其中r2、r4、r5、 r6、 r8、r9、 r11、r12、r14、r15在三地的值均为0.75以上，即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量（X2）、人均生产总值（X4）、人均可支配收入（X5）、城镇居民文教娱乐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X6）、图书报纸期刊印刷量（X8）、数字电视用户数（X9）、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X11）、文教娱乐固定资产投资（X12）、文化机构个数（X14）、高校在校生人数（X15）这10个指标与参考变量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X0）具有较大的关联，是构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评价体系比较理想的选择。
三、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指标解释
1. 需求方面
文化创意产业是在数字化时代新消费需求驱动下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博弈的产物，它是经济、文化、科技和创新的深度融合（杨旦修和聂钰石，2010;钟廷勇和安烨，2014）[20-21]。可见，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弘和昝杨杨（2017）在研究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时，选用人均可支配收入（X5）、城镇居民文教娱乐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X6）这两个指标反映文化市场需求;赵继敏等（2009）[22]和张蔷（2013）[23]提出，城市经济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经济水平越发达，居民文化消费越旺盛。因此，本文继续沿用X5、X6这两个指标，并用人均生产总值（X4）衡量京津冀经济水平。
不少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科学技术效率不仅与文化产业规模正相关，也能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兴科技与传统业态融合发展（赵继敏等， 2009;钟廷勇和安烨，2014;李明伟，2017;白国庆和许立勇，2017;胡金荣，2017;马立平等，2019）[24-27]。所以，鉴于京津冀三地数据可得性与完整性情况，本文选取数字电视用户数（X9）这一指标衡量京津冀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趋势。
因此，将以上变量作为文化需求的衡量指标。
2. 供给方面
马立平等（2019）在分析京津冀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及特征时指出，北京市和天津市的文化零售业高度集聚，河北则处于中等集聚水平。本文选用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X2）来衡量京津冀文化产业集聚情况。
当前我国文化产品生产与内容创新不匹配，有效供给与消费需求矛盾突出（范玉刚，2017）[28]，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等传统公共文化设施亟需与新媒体、新科技进行全面融合。为此，本文选取图书报纸期刊印刷量（X8）、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X11）、文化机构个数（X14）衡量京津冀传统的文化公共设施对民众的文化产品供给情况。
徐同修等（2015）[29]指出京津冀文化产业投入差距较大，其中河北的文化产业投入显著低于天津和北京，由于文化产业投入会深刻影响文化产品产出和文化产业未来发展，所以本文添加文体娱乐固定资产投资（X12）指标。
张蔷（2013）认为，高校、科研院所对于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具有独特优势;马立平等（2019）认为，文化产业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是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化文化产业人才是提高文化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保证。所以，本文以高校在校生人数（X15）衡量京津冀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情况。
因此，将以上变量作为文化供给的衡量指标。
（二）模型构建
参考孟庆松等（2009，2010）提出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构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评价系统（表5所示），对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度进行测算。系统包含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评价三个子系统，子系统从供需两个角度构建一级指标，其中文化需求方面含四个二级指标，文化供给角度含六个二级指标。
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评价系统含有子系统Sj ，j=1，2，…，k;ej =（ej1，ej2，…，ejn），n≥1，aji≤eji≤bji，i∈[1，n]，ej表示子系统中的序参量变量，a、b分别是当系统达到稳定状态时ej的上限值和下限值。给出以下定义：
（三）实证分析
1. 子系统有序度测算
对序参量分量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此处我们采用标准差法以消除量纲差异对测算结果的影响，根据公式（1）和公式（2）计算出各子系统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度。结果见表6。
总体来看，2013—2017年期间，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度都在稳步上升，表明京津冀区域文化产业协同评价体系处于有序的状态。相比津冀，北京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度发展最快，其次是天津，河北最低。天津需要进一步寻找提升有序化进程的突破口，促进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化趋势进一步增强。此外，在2016—2017年间，河北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度出现下降，说明河北省文化产业协同面临着较大阻碍，需及时找到问题根源，为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另一方面，从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角度来看，京、津两地有序度均值相等，河北略有差异，且三地的均值都在0.5以下，说明京津冀文化产业供给与需求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解决好三地文化产业在供需两端的问题有助于助力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进程。
2. 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度测算
根据公式（3）计算京津冀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度，权重wi=CULTUREi/CULTURE（i=北京，天津，河北）。其中，CULTURE代表文化产业增加值，各地各年文化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见表7，协同度测算结果见表8。
整体来看，2014—2017年间，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度在逐年提高，说明京津冀区域文化产业协同进展有序，三地文化产业协同措施已初见成效，值得肯定。但是，不难发现，京津冀整体的文化产业协同度低于0.5，處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能力还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三地应立足优势，自查短板，统筹规划，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第一，2014-2017年，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度逐步增大，说明三地协同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举措已初见成效，还需继续保持。但2017年，文化产业协同度仍不足0.5，协同水平较低，反映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面临着众多障碍，造成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力仍较弱，还未真正形成“大文化产业”格局。尤其是在北京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的背景下，三地需把握机遇，协调各方，为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做出努力。
第二，虽然2013-2017年京、津两地在供需两端的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度都处于交替波动状态，但有序度均值相等，说明两地文化产业供给与需求都相对均衡。一方面，两地传统文化气氛浓厚，拥有相对较多的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文化类产品供给丰富;另一方面，两地经济水平较高，居民对于文化类产品的需求也较旺盛，加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两地平衡文化产品供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河北省供给端有序度与需求端有序度虽差异不大，但从侧面反映出当地文化产业依旧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困境。河北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京津较差，有些地区处于“环京津贫困带”，经济条件的限制造成文化消费需求降低，进而引发供需失衡。
第四，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度均值不足0.5，说明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不充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京津冀地缘位置毗邻，文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通性，造成各地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常常为了各自利益而参与竞争，与三地协同合作机制发生一定冲突。此外，京津冀文化产业还未形成一体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各地未能进行合理分工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造成协同效率低下。
（二）对策建议
1. 需求方面
一要重构产业格局，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关键一步就是进行产业转出，津冀两地进行产业承接。在这个过程中，三地需要重新整合区域产业格局，发挥各自所长，规避各自短板。北京在转出产业时，也要大力提升文化产业等服务业竞争力，为民众提供一个健康、有序的消费大环境。文化产业的跨界融合性强，涉及范围广，京津冀三地应因地制宜，合理分工。
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应发挥出模范带头作用，扮演好“总舵手”的角色。作为京津冀地区的“家长”，北京责任重大，不仅要统筹全局，更要兼顾局部。一方面，北京要明晰各地文化资源禀赋与差异，从整体出发，合理布局京津冀大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协调利益机制;另一方面，更要积极协助津冀，在完成产业承接的同时，调动各自主观能动性。天津自古便是曲艺之乡，文化产品丰富，消费形式多样，理应扮演好设计者的角色。相声、快板、京韵大鼓;剧场、剧院、茶馆等传统文化消费形式与场所数不胜数，天津可在此基础上连通京冀，进行文化创新，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顺应时代潮流，设计制造符合当前消费需求的京津冀大文化产品。河北地域面积广阔，文化需求旺盛，应做好文化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工作。随着京津进一步带动，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会越来越好，文化消费需求也会有很大增长空间，当地政府在充分发展自身的同时，还应将目光放远国内甚至海外，积极推广京津冀大文化产品，努力塑造文化品牌形象。
二要顺应消费趋势，培养民众文化消费新需求。文化是一国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国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新时代背景下，消费升级带来了文化消费繁荣。消费主体年轻化态势明显，年轻一代的城市消费需求将在2021年超过总需求的七成以上。此外，他们至情至性至自由，消费需求个性十足，造成对现代文化消费的兴趣远大于传统文化消费。数据显示，北京文化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例如北京的文化消费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草莓音乐节、动漫嘉年华等国际元素也越来越多，先进的数字技术与当地京味元素的完美融合也在引领全新的潮流。天津的小剧场数量多，种类丰富，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在相声内容创新上，加入网络流行元素，结合年轻人喜好，丰富表演层次。再者，新世界文化创意主题街区集“多元、有趣、便利、潮流、科技”于一体，正在成为广大年轻消费群体的打卡圣地。河北的电影市场发展前景广阔，随着万达、UME影城等院线的引进，已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据统计，2018年河北省新增影院46家，票房收入15.61亿元;今年已新增影院39家，票房收入超12亿元（截至8月底）。
三要着重提升河北省整体经济实力，尤其是“环京津冀贫困带”地区。虽然造成这些地方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且十分复杂的，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挑战，但河北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充分把握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及建设通州副中心的契机，在京冀产业转移与承接的互动过程中，贫困带可优先承接文化旅游、清洁环保、医疗养老等产业，同时发挥副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努力构建产业脱贫机制，形成长效、有效、高效的“三效”模式。二是把握张家口与北京合办2022年冬奥会的历史机遇，发挥张家口区域优势和当地特色，如举办“冰雪文化节”等，建立合理长效的合作扶贫机制，实现北京和张家口有效联动，刺激张家口经济活力，提升经济效率。如果能有效解决贫困带难题，居民收入增加，精神文化需求也会有所增加，反过来又能进一步促进河北省当地经济发展，进而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环。 2. 供给方面
做好顶层设计，构建京津冀“大文化产业”格局。体制差异造成京津冀三地在协同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政策、经营、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阻碍，因此需要各相关单位秉承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从“大产业”角度规划构想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布局。即三地文化產业的未来发展格局不仅要区域大、数量大，还要内容大。区域大指的是京津冀构建文化产业一体化体系，数量大指京津冀统筹规划建设一批标准化文化站或文化活动中心，内容大指京津冀融通三地文化并创新丰富的文化产品类型。如此，推动京津冀文化产业向大、向广、向强发展。但当前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大于合作，需要各地协调好各自利益，破除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机制等障碍，完善大环境，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增强产业政策支持。
扩大数字化文化产品供给水平，创新文化产品种类。随着数字经济和5G技术的飞快发展，新兴媒体发展势头强劲，造成民众接受文化教育和进行文化消费的方式呈多样化趋势。除了印刷书籍、期刊、杂志等传统文化类产品，新媒体承载的各式虚拟类、数字化文化产品因其便捷性和丰富性也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的青睐，数字文化产业也正在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力量。京津冀三地应适当扩大数字媒体的覆盖范围，为居民提供更加具有选择性、更加丰富和更加符合其需求的文化产品。此外，伴随着消费升级，90后已然成为新一代的市场消费主体。作为互联网的“原著居民”，他们对传统的实体类文化产品渐渐失去了往昔狂热的兴趣，他们正在追逐既能随时体验又能即刻分享;既潮流新鲜又趣味十足的移动体验式文化消费形式。需借助互联网把文化做成集消费体验、互动交流、科技感十足于一身的现代化文化产品，不仅要扩大量，也要创新质。
加大政府投资，积极推动“通武廊”建设。目前通州已聚集了一批文化产业园区、高等学校、博物馆等文化产业组织。环球主题公园和大运河文化带的相继开发，使得通州的文化产业发展前景一片明朗。天津武清文化产业机构量不断增加，目前已超4 000家;文化产业等相关交流活动频繁，政府政策到位，资金支持充足，具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坚实基础。北三县被廊坊市定位为文创与高端服务发展区，目前已经集聚影视产业园、文创产业基地、创客基地、文博馆、音乐剧排练中心等重点文化产业。因此，京津冀应把握好历史机遇，依靠地缘优势，推动“通武廊”建设，建立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试点运行并积极探索推广复制经验。
建立全产业链专业化人才培养利用机制。文化产品既包括物质产品又包括精神产品，涉及的产品形式多样，而各种产品的研发、设计、宣传、推广、销售等全产业链都离不开专业化人才。合格的人才是宣传弘扬当地优秀文化、扩大文化传播范围、增强文化影响力、塑造区域文化形象的关键要素，也是提升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与意识，促进文化产业全产业链高效有序运转的催化剂。因此，鼓励青年参与文化事业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是协调发展文化产业的有效途径之一。产业的竞争始终是人才的竞争，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离不开高端文化人才的培养。在新的国内形势下，服务业格局愈加开放，文化产业自身优良的特性使其成为京津冀愈加重视的对象，三地若形成和谐的文化人才流动与利用机制，将会大大助力京津冀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北京和天津具有数量众多的高水平高校、科研单位和研究机构，应在文化人才方面发挥关键性和先导性作用，为河北提供支持。
注释：
① 文化及相关产业指规模或限额以上产业。
② 文化机构含博物馆、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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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度;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0）-01-0001-08
区域经济繁荣发展离不开产业协同，而文化产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占据着独特地位。一方面，京津冀地理位置毗连，文脉相通，文化内涵深刻，历史积淀厚重，使其在促进三地融合、协同发展过程中具有先天优势与条件。另一方面，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越来越发挥出融合性强、附加值高和低耗高产的优良特性，逐步成为京津冀关注的重点产业。此外，作为培养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能够有力推动文化自信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因此，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不仅是顺应民族发展趋势的客观规律，更是推动区域产业合理布局与转型升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文化产业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进的题中之义。自2012年三地正式签署《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以来，京津冀各地文化产业协同进展步伐加快，各地政府一同签署或制定了一系列框架协议与行动计划，三地依据资源禀赋，在差异中寻求合作可能，在相似中探索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不断完善统一协作机制，推动共建共享、互融互通的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进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存在着差异化明显、发展不均衡、协同度低、协同效应不明显、文化供给要素与需求要素不尽合理等问题。因此，文章期望从影响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关联因素着手，以文化供给和文化需求两方面为侧重点，构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体系，探究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现状，并从供需两端就三地协同发展文化产业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区域产业协同研究
德国教授哈肯（Hermann Haken）的“协同学”理论认为，经济学领域的协同研究的是集体行为。波特在经济分析中指出，产业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融合效应与协同效应。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协同是发生在两个或多个产业之间并会促进各个产业间协调共生的动态过程，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区位优势，二是资源禀赋（向晓梅、杨娟，2018）[1]。京津冀产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不同梯度（马俊炯，2015）[2]，三个地区在城市定位、地理区位和产业结构等方面表现出的互补性与共生性，是三地实现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基础（王君，2014）[3]。孙久文（2015）[4]强调协同创新对于产业发展的作用，他认为要以协同创新作为先导因素构建出京津冀新的区域分工格局，以整体概念看待京津冀，进行协同管理与协同规划，创建京津冀区域产业大格局。邬晓霞等（2016）[5]认为打破区域界限，进行产业移出和跨地域经营管理是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重要途径。
（二）文化产业协同研究
文化产业是现代国民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戴艳萍（2018）[6]认为只有在发展中实现文化、技术、人才等多要素间的协同，才可以发挥文化产业长久的影响效应。作为一个朝阳产业，文化产业具有很强的跨界融合性，涉及范围广，产业增值空间大，对于京津冀协同的影响大，但是目前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面临较大困境。孙丽娜（2015）[7]认为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各成体系，并未实现真正合力。张延群等（2015）[8]的量化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群文化建设还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对此，王嘉瑞等（2016）[9]认为要想改变区域文化产业“各自为政”的局面，可以从找准协同发展的连接点着手。赫鹏飞和宇小兵（2016）[10]认为，实现京津冀人才共建共享与合理配置是解决文化产业人才短缺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潘玉香（2017）[11]建议从政府调控、平台资源共享和加大创新力度等方面解决京津冀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不佳的问题。因此，京、津、冀在市场环境、产业链、人才培养、信息共享等方面的紧密配合与体制机制建设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三地重整分工格局，合理配置资源，创新协同路径的必然选择（王宝林，2014）[12]。
（三）产业协同评价和产业协同效应研究
当前，学者们多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等方法进行产业协同的评价分析。王晓文（2015）[13]、刘怡等（2017）[14]、陈燕和林仲豪（2018）[15]利用灰色关联度评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进程及协调机制。马骁（2019）[16]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算了区域经济协同度。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支撑，提高产业协同水平有利于增强区域竞争力（魏丽华，2018）[17]。推进我国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产业链、价值链与资源链的协同机制，对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发挥着积极作用（王如忠、郭澄澄，2017）[18]。
综上所述，学者们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较少学者就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方面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从供给角度出发，找出关键的关联因素，参考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构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从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角度探究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现状与问题，为三地合理发挥各自主观能动作用提出对策。
二、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关联因素分析
（一）指標选取
初步选取15个指标作为比较序列，包括：文化及相关产业①营业收入（记为X1）、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记为X2）、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个数（记为X3）、人均生产总值（记为X4）、人均可支配收入（记为X5）、城镇居民文教娱乐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记为X6）、文化类活动举办次数（记为X7）、图书报纸期刊印刷量（记为X8）、数字电视用户数（记为X9）、文化及相关产业资产（记为X10）、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记为X11）、文体娱乐固定资产投资（记为X12）、文体娱乐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记为X13）、文化机构个数（记为X14）、高校在校生人数（记为X15）。 另外选取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X0） （张弘和昝杨杨，2017）[19]作为参考序列。
此外，基于数据可得性及可量化原則，分别采集北京、天津、河北2013—2017年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8）、北京统计年鉴（2014—2018）、天津统计年鉴（2014—2018）、河北统计年鉴（2014—2018）以及各地区年度统计公报（2013—2018）。
（二）主要计算步骤
确定分析数列。其中，包括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前者用来反映系统的行为特征，后者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分别记为X0（k）和Xi（k），i=1，2…n。
（三）灰色关联度分析
1. 数据标准化
根据初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的标准化数据如表1、表2、表3所示。
2. 灰色关联度测算
表4显示，在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区，选取的比较变量与参考变量的关联度都在0.6以上，其中r2、r4、r5、 r6、 r8、r9、 r11、r12、r14、r15在三地的值均为0.75以上，即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量（X2）、人均生产总值（X4）、人均可支配收入（X5）、城镇居民文教娱乐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X6）、图书报纸期刊印刷量（X8）、数字电视用户数（X9）、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X11）、文教娱乐固定资产投资（X12）、文化机构个数（X14）、高校在校生人数（X15）这10个指标与参考变量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X0）具有较大的关联，是构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评价体系比较理想的选择。
三、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指标解释
1. 需求方面
文化创意产业是在数字化时代新消费需求驱动下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博弈的产物，它是经济、文化、科技和创新的深度融合（杨旦修和聂钰石，2010;钟廷勇和安烨，2014）[20-21]。可见，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弘和昝杨杨（2017）在研究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时，选用人均可支配收入（X5）、城镇居民文教娱乐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X6）这两个指标反映文化市场需求;赵继敏等（2009）[22]和张蔷（2013）[23]提出，城市经济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经济水平越发达，居民文化消费越旺盛。因此，本文继续沿用X5、X6这两个指标，并用人均生产总值（X4）衡量京津冀经济水平。
不少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科学技术效率不仅与文化产业规模正相关，也能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兴科技与传统业态融合发展（赵继敏等， 2009;钟廷勇和安烨，2014;李明伟，2017;白国庆和许立勇，2017;胡金荣，2017;马立平等，2019）[24-27]。所以，鉴于京津冀三地数据可得性与完整性情况，本文选取数字电视用户数（X9）这一指标衡量京津冀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趋势。
因此，将以上变量作为文化需求的衡量指标。
2. 供给方面
马立平等（2019）在分析京津冀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及特征时指出，北京市和天津市的文化零售业高度集聚，河北则处于中等集聚水平。本文选用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X2）来衡量京津冀文化产业集聚情况。
当前我国文化产品生产与内容创新不匹配，有效供给与消费需求矛盾突出（范玉刚，2017）[28]，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等传统公共文化设施亟需与新媒体、新科技进行全面融合。为此，本文选取图书报纸期刊印刷量（X8）、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X11）、文化机构个数（X14）衡量京津冀传统的文化公共设施对民众的文化产品供给情况。
徐同修等（2015）[29]指出京津冀文化产业投入差距较大，其中河北的文化产业投入显著低于天津和北京，由于文化产业投入会深刻影响文化产品产出和文化产业未来发展，所以本文添加文体娱乐固定资产投资（X12）指标。
张蔷（2013）认为，高校、科研院所对于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具有独特优势;马立平等（2019）认为，文化产业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是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化文化产业人才是提高文化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保证。所以，本文以高校在校生人数（X15）衡量京津冀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情况。
因此，将以上变量作为文化供给的衡量指标。
（二）模型构建
参考孟庆松等（2009，2010）提出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构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评价系统（表5所示），对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度进行测算。系统包含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评价三个子系统，子系统从供需两个角度构建一级指标，其中文化需求方面含四个二级指标，文化供给角度含六个二级指标。
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评价系统含有子系统Sj ，j=1，2，…，k;ej =（ej1，ej2，…，ejn），n≥1，aji≤eji≤bji，i∈[1，n]，ej表示子系统中的序参量变量，a、b分别是当系统达到稳定状态时ej的上限值和下限值。给出以下定义：
（三）实证分析
1. 子系统有序度测算
对序参量分量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此处我们采用标准差法以消除量纲差异对测算结果的影响，根据公式（1）和公式（2）计算出各子系统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度。结果见表6。
总体来看，2013—2017年期间，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度都在稳步上升，表明京津冀区域文化产业协同评价体系处于有序的状态。相比津冀，北京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度发展最快，其次是天津，河北最低。天津需要进一步寻找提升有序化进程的突破口，促进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化趋势进一步增强。此外，在2016—2017年间，河北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度出现下降，说明河北省文化产业协同面临着较大阻碍，需及时找到问题根源，为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另一方面，从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角度来看，京、津两地有序度均值相等，河北略有差异，且三地的均值都在0.5以下，说明京津冀文化产业供给与需求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解决好三地文化产业在供需两端的问题有助于助力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进程。
2. 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度测算
根据公式（3）计算京津冀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度，权重wi=CULTUREi/CULTURE（i=北京，天津，河北）。其中，CULTURE代表文化产业增加值，各地各年文化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见表7，协同度测算结果见表8。
整体来看，2014—2017年间，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度在逐年提高，说明京津冀区域文化产业协同进展有序，三地文化产业协同措施已初见成效，值得肯定。但是，不难发现，京津冀整体的文化产业协同度低于0.5，處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能力还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三地应立足优势，自查短板，统筹规划，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第一，2014-2017年，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度逐步增大，说明三地协同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举措已初见成效，还需继续保持。但2017年，文化产业协同度仍不足0.5，协同水平较低，反映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面临着众多障碍，造成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力仍较弱，还未真正形成“大文化产业”格局。尤其是在北京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的背景下，三地需把握机遇，协调各方，为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做出努力。
第二，虽然2013-2017年京、津两地在供需两端的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度都处于交替波动状态，但有序度均值相等，说明两地文化产业供给与需求都相对均衡。一方面，两地传统文化气氛浓厚，拥有相对较多的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文化类产品供给丰富;另一方面，两地经济水平较高，居民对于文化类产品的需求也较旺盛，加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两地平衡文化产品供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河北省供给端有序度与需求端有序度虽差异不大，但从侧面反映出当地文化产业依旧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困境。河北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京津较差，有些地区处于“环京津贫困带”，经济条件的限制造成文化消费需求降低，进而引发供需失衡。
第四，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有序度均值不足0.5，说明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不充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京津冀地缘位置毗邻，文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通性，造成各地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常常为了各自利益而参与竞争，与三地协同合作机制发生一定冲突。此外，京津冀文化产业还未形成一体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各地未能进行合理分工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造成协同效率低下。
（二）对策建议
1. 需求方面
一要重构产业格局，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关键一步就是进行产业转出，津冀两地进行产业承接。在这个过程中，三地需要重新整合区域产业格局，发挥各自所长，规避各自短板。北京在转出产业时，也要大力提升文化产业等服务业竞争力，为民众提供一个健康、有序的消费大环境。文化产业的跨界融合性强，涉及范围广，京津冀三地应因地制宜，合理分工。
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应发挥出模范带头作用，扮演好“总舵手”的角色。作为京津冀地区的“家长”，北京责任重大，不仅要统筹全局，更要兼顾局部。一方面，北京要明晰各地文化资源禀赋与差异，从整体出发，合理布局京津冀大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协调利益机制;另一方面，更要积极协助津冀，在完成产业承接的同时，调动各自主观能动性。天津自古便是曲艺之乡，文化产品丰富，消费形式多样，理应扮演好设计者的角色。相声、快板、京韵大鼓;剧场、剧院、茶馆等传统文化消费形式与场所数不胜数，天津可在此基础上连通京冀，进行文化创新，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顺应时代潮流，设计制造符合当前消费需求的京津冀大文化产品。河北地域面积广阔，文化需求旺盛，应做好文化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工作。随着京津进一步带动，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会越来越好，文化消费需求也会有很大增长空间，当地政府在充分发展自身的同时，还应将目光放远国内甚至海外，积极推广京津冀大文化产品，努力塑造文化品牌形象。
二要顺应消费趋势，培养民众文化消费新需求。文化是一国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国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新时代背景下，消费升级带来了文化消费繁荣。消费主体年轻化态势明显，年轻一代的城市消费需求将在2021年超过总需求的七成以上。此外，他们至情至性至自由，消费需求个性十足，造成对现代文化消费的兴趣远大于传统文化消费。数据显示，北京文化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例如北京的文化消费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草莓音乐节、动漫嘉年华等国际元素也越来越多，先进的数字技术与当地京味元素的完美融合也在引领全新的潮流。天津的小剧场数量多，种类丰富，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在相声内容创新上，加入网络流行元素，结合年轻人喜好，丰富表演层次。再者，新世界文化创意主题街区集“多元、有趣、便利、潮流、科技”于一体，正在成为广大年轻消费群体的打卡圣地。河北的电影市场发展前景广阔，随着万达、UME影城等院线的引进，已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据统计，2018年河北省新增影院46家，票房收入15.61亿元;今年已新增影院39家，票房收入超12亿元（截至8月底）。
三要着重提升河北省整体经济实力，尤其是“环京津冀贫困带”地区。虽然造成这些地方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且十分复杂的，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挑战，但河北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充分把握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及建设通州副中心的契机，在京冀产业转移与承接的互动过程中，贫困带可优先承接文化旅游、清洁环保、医疗养老等产业，同时发挥副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努力构建产业脱贫机制，形成长效、有效、高效的“三效”模式。二是把握张家口与北京合办2022年冬奥会的历史机遇，发挥张家口区域优势和当地特色，如举办“冰雪文化节”等，建立合理长效的合作扶贫机制，实现北京和张家口有效联动，刺激张家口经济活力，提升经济效率。如果能有效解决贫困带难题，居民收入增加，精神文化需求也会有所增加，反过来又能进一步促进河北省当地经济发展，进而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环。 2. 供给方面
做好顶层设计，构建京津冀“大文化产业”格局。体制差异造成京津冀三地在协同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政策、经营、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阻碍，因此需要各相关单位秉承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从“大产业”角度规划构想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布局。即三地文化產业的未来发展格局不仅要区域大、数量大，还要内容大。区域大指的是京津冀构建文化产业一体化体系，数量大指京津冀统筹规划建设一批标准化文化站或文化活动中心，内容大指京津冀融通三地文化并创新丰富的文化产品类型。如此，推动京津冀文化产业向大、向广、向强发展。但当前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大于合作，需要各地协调好各自利益，破除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机制等障碍，完善大环境，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增强产业政策支持。
扩大数字化文化产品供给水平，创新文化产品种类。随着数字经济和5G技术的飞快发展，新兴媒体发展势头强劲，造成民众接受文化教育和进行文化消费的方式呈多样化趋势。除了印刷书籍、期刊、杂志等传统文化类产品，新媒体承载的各式虚拟类、数字化文化产品因其便捷性和丰富性也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的青睐，数字文化产业也正在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力量。京津冀三地应适当扩大数字媒体的覆盖范围，为居民提供更加具有选择性、更加丰富和更加符合其需求的文化产品。此外，伴随着消费升级，90后已然成为新一代的市场消费主体。作为互联网的“原著居民”，他们对传统的实体类文化产品渐渐失去了往昔狂热的兴趣，他们正在追逐既能随时体验又能即刻分享;既潮流新鲜又趣味十足的移动体验式文化消费形式。需借助互联网把文化做成集消费体验、互动交流、科技感十足于一身的现代化文化产品，不仅要扩大量，也要创新质。
加大政府投资，积极推动“通武廊”建设。目前通州已聚集了一批文化产业园区、高等学校、博物馆等文化产业组织。环球主题公园和大运河文化带的相继开发，使得通州的文化产业发展前景一片明朗。天津武清文化产业机构量不断增加，目前已超4 000家;文化产业等相关交流活动频繁，政府政策到位，资金支持充足，具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坚实基础。北三县被廊坊市定位为文创与高端服务发展区，目前已经集聚影视产业园、文创产业基地、创客基地、文博馆、音乐剧排练中心等重点文化产业。因此，京津冀应把握好历史机遇，依靠地缘优势，推动“通武廊”建设，建立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试点运行并积极探索推广复制经验。
建立全产业链专业化人才培养利用机制。文化产品既包括物质产品又包括精神产品，涉及的产品形式多样，而各种产品的研发、设计、宣传、推广、销售等全产业链都离不开专业化人才。合格的人才是宣传弘扬当地优秀文化、扩大文化传播范围、增强文化影响力、塑造区域文化形象的关键要素，也是提升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与意识，促进文化产业全产业链高效有序运转的催化剂。因此，鼓励青年参与文化事业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是协调发展文化产业的有效途径之一。产业的竞争始终是人才的竞争，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离不开高端文化人才的培养。在新的国内形势下，服务业格局愈加开放，文化产业自身优良的特性使其成为京津冀愈加重视的对象，三地若形成和谐的文化人才流动与利用机制，将会大大助力京津冀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北京和天津具有数量众多的高水平高校、科研单位和研究机构，应在文化人才方面发挥关键性和先导性作用，为河北提供支持。
注释：
① 文化及相关产业指规模或限额以上产业。
② 文化机构含博物馆、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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