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列车》的英文名叫“Last train home”,意为要赶上最后一班火车,才能回家见到亲人。
　　张昌华和陈素琴,来自四川广安农村的一对夫妻,在广东打工,16岁的大女儿张琴也跟着父母来到广东。2008年春节,一家三口回家过年,结果遇上雨雪冰冻灾害,在火车站跟其他40万乘客一起滞留了三天,才挤上了回家的列车。
　　其实,故事到了这里才刚刚展开。
　　常年打工在外造成的隔阂,让张家关系变得紧张,张昌华和张琴父女之间由争吵发展到大打出手。在高速行驶的归途列车上,一家三口两代打工者,遭遇到了诸多社会问题:城乡差距、留守子女、金融危机、失业保障。最后,张琴去了深圳一家酒吧做服务员,张昌华受病痛煎熬,陈素琴担心在老家的小儿子张洋像大女儿一样叛逆,选择离开丈夫独自回老家照顾儿子。
　　张以庆导演在看完后,评价说:“不像是中国人拍的,又像是中国人拍的。”被他说中的是,导演范立欣是移居加拿大的中国人。范立欣生长在湖北省武汉市,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是陈为军《好死不如赖活》的剪辑师、张侨勇《沿江而上》的录音师。2006年他旅居加拿大后,加入擅长拍摄全球社会政治问题的纪录片摄制公司EyeSteelFilm。
　　《归途列车》是范立欣导演的第一部纪录长片,但被影评人誉为有“大师气象”, 先后在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大奖。一部聚焦社会“小人物、小事件”的纪录片,为何能引起共鸣?范立欣说,张昌华的命运,就是中国一亿五千万打工者的缩影,这也许就是一个原因。在中国经济腾飞令全球震惊的今天,《归途列车》让世界认识了更加真实、全面的中国。
　　因为涉及到发行渠道和观影习惯,《归途列车》在国内至今还没有公开放映,未来也很渺茫。事实上,去年中国电影市场取得了60亿元的票房,但并不包括纪录片在内。
　　
　　南都周刊×范立欣
　　
　　南都周刊:这是你的第一部纪录片,为什么首选中国农民工为题材?
　　范立欣: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牺牲最大,贡献最多的是农民工群体,遗憾的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点。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往往片面地认为农民工带来了脏乱,见到农民工就赶紧躲开。每当我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心中总是不无遗憾,甚至气愤。你没有权利、没有道理这样做。由于政策因素,农民工的衣食住行得不到保障,孩子上不了学,生病没钱治,这些促使我开始思考农民工的问题,希望拍摄一部反映农民工生活的纪录片,引发社会各阶层对他们的关注。
　　南都周刊:这部片子从2006年冬天开始,跨越了3年。农民工张昌华一家是怎么找到的?
　　范立欣:之前,我为央视《纪事》栏目拍过春运故事。老张就是其中一个拍摄对象。在第二年时,我决定把他的故事进一步完善,碰巧中间又赶上了金融危机、雨雪冰冻灾害、地震、奥运会,让这部片子的层次陡然丰富起来。就这样,我们拍了3年,大约有300多个小时的海量素材,最后提取了生活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片段。
　　南都周刊:片子里,主人公洗脚睡觉、在床上聊心事,甚至张昌华和女儿张琴动手打架的激烈场面,都一一展现。是你们有意引导他们做出反应?还是张昌华一家真的对摄像机视而不见?
　　范立欣:你可以看出,长时间的交往,让张昌华一家对摄制组有多么信任。我们至今都在保持联系,我和他们就像是一家人。片中有一组镜头,张琴在和父亲的对打中,对着镜头大喊:“拍吧!拍吧!你们不是要真实吗?现在你们看到了,这才是真正的我!”这场冲突来得很突然。父亲希望女儿继续读书,但是女儿处于叛逆期。当双方扭打在一起时,摄像师孙少光正巧站在门口拍摄,把我堵在了外面。很多观众告诉我,他们看到这里很震撼。
　　南都周刊:好像和父母的对峙,在张琴这种处于叛逆期的孩子中并不少见。这个情节对于解读农民工老张一家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范立欣:老张为孩子摆脱父辈的命运勾画了一条路:希望孩子上大学,到城里工作。恰恰因为夫妇俩常年在外打工,造成父女之间的关系非常生疏,双方的隔阂很深。其实这是现在农民工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做出牺牲。在欧洲放映时,一个片商看完样片,第一个反应是告诉我说:他现在要马上给女儿打电话,因为很久没回家了。可见人们还是从中找到了希望关注的那种情感。
　　南都周刊:我看了片子,发现,真正讲到春运的其实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更多是在讲一个打工者家庭的真实生活。
　　范立欣:春运只是个载体,还有什么能比春运更能反映农民工的辛苦吗?中国经济发展背后,中国农民工群体做出了很大贡献,也做出了很大牺牲。我拍摄这部片子的初衷,就是向农民工群体致敬。
　　南都周刊:2008年春节前正赶上雨雪冰冻灾害,张家三口人在广州火车站滞留了3天,你们是怎么做到连续三天都不跟丢的?
　　范立欣:连我们也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挤上火车的。当时我加上摄影一共3个人,拿着13个装器材的大包,既要确保拍摄,还不能跟丢。我提前买好火车票,确保可以和老张的行动同步。在拍摄方面,我和火车站、警方都很熟,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最大问题在于,当时广场聚集了40万人,只要一转头就找不到人,而且当时手机网络全是堵塞的。好在,我在他们身上装了无线麦克风,约定只要走丢了,就赶快对着麦克风说话。
　　南都周刊:从乡村到城市,父母在漂泊,他们的子女也不由自主裹挟进来。一代一代,这种解读带有宿命的味道。
　　范立欣:有些矛盾在最初并没有料到。开始只是想拍摄一个农民工家庭在春节的迁徙之路,但是这个家庭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留守子女教育问题、传统家庭模式和道德观念的破裂,几乎折射出中国现代所有的尖锐矛盾,例如社会公平、劳动法规、留守儿童和老人的前途命运等。与此同时,片子还反映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作为一个 “世界工厂”,在全球经济链条中所面临的挑战,是农民工的辛苦换来了城市和国民收入的成就,遗憾的是有些人意识不到这点。
　　南都周刊:这些复杂的问题,显然一部纪录片无法解决。你觉得老张一家的命运该如何改善?
　　范立欣:这部片子在国外放的时候,很多观众问我,你到底想要表现什么呢?我会告诉他们,在全球化的今天,其实这些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生活方式,跟西方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有很紧密的联系。西方跨国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哪里成本低就把厂子搬到哪里,中国要是贵了,就搬到越南去了,变相地对欠发达国家的劳工造成了很大压力。我希望西方观众看到这部片子能反思现在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只能用摄影机,记录这么一群人在大的时代背景下,经历着什么样的波折。
　　南都周刊:在798放映完这个片子之后,有一个观众对制片人韩轶说,深圳是个国际化都市,很先进的地方,但是片子反映的都是阴暗和丑陋,他认为片子还是揭丑。你有没有这种担心,这部片子被看成是揭露不人性和落后一面的片子?
　　范立欣:从来没有农民工问我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生活中吃了苦的人问我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的,无一例外都是城市里的人。我不认为我是在给中国抹黑,相反,我是热爱这个国家的,就好像有一个家庭,母亲生病了,我要端一碗药给她喝,并不是我不爱她。她说这药很苦不要了,我是顺着她来说,ok,不喝就算了,把药倒掉?还是说作为儿子给她讲道理,让她把药喝掉?
　　南都周刊:有人评价《归途列车》和中国的大多数纪录片都不太一样,而是借鉴了西方一些纪录片讲故事的方式。
　　范立欣: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都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讲好一个故事。过去中国纪录片里,导演会把很多解说词放到里面,故事性弱一点,而西方更注重讲一个故事,让观众和这个故事里的主角产生情感关联,而不是一味地告诉道理是这样的。我觉得这几年,中国纪录片和世界上好的片子越来越相近了。
　　南都周刊:《归途列车》拍摄时,你获得了100万美金的经费支持。这个片子能在国内院线上映吗?还是说只是小范围的,只是爱好者和发烧友在看?
　　范立欣:100万的制作经费,应该算是中等偏上。当然对于中国的纪录片制作方来说,可能是个天文数字。我们的钱大部分花在后期制作上了。这些钱来源于不同的机构,第一类是加拿大的国家艺术基金,第二类来自电影节的艺术基金,第三类来自电视台的预购。我非常希望这部片子能在中国被更广泛的人群看到,但是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在西方,只要电影院里放的都叫电影,包括故事片和纪录片。但在中国,人们还不习惯把纪录片也当成电影。
　　南都周刊:你还会继续关注这类话题吗?
　　范立欣:我的下一部片子会讲中国绿色能源的发展。我看了一个报道,说中国要在甘肃那边建全世界最大的风力发电站。中国已经意识到可再生资源的重要性,我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其实中国正在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比自己的父辈有了相对更多的自由,希望通过纪录片做更多的事情,能在东西方之间做相互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