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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杨西光先生只见过两三面,没说过话。一次目光的交流却定格在我的头脑中,成为我“文革”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一个场景、一个细节。
1964年我到复旦读大学。当时每个班级都设有政治辅导员。我所在班级的那个辅导员好像毕业没有多久,在对我们的训导中常常会提到他的诸位上级,特别在提到校党委书记、当时可能任上海教育卫生部部长,我那时虽然年轻,但没有通常年轻人的那种对领导人物的崇拜之情,因此对这位年轻的辅导员有些不能理解。记得一次到学校图书馆看书,在门口遇到这位辅导员,他很神秘地告诉我,杨西光要来学校视察,整个学校各处都有辅导员的身影,似乎在整装待发等待他的光临。“文革”前的两年,我被辅导员对上级领导的崇敬搞得有点不安,我在申请入党,但我怎么就没有对上级领导的那种崇敬呢?我们政治学习时常常要检讨自己的思想,我虽然没有为此做检讨,但确实对自己产生了一些怀疑。不管怎么说,杨西光当时被认为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了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下面要说的一件小事。
1968或1969年的春夏,一天我与外校来的一位同学走在校园里,路边一位长者低头在扫地,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发现他是杨西光。这让我有了一种天上人间的感慨。我对同伴说:“你看,他是杨西光呀!”谁知这位长者竟然听到了,他一下伸直了腰背,手拄着扫把,向我怒目而视。我吓了一跳,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有这么愤怒和不屑的反应,我赶紧拉上同伴就跑,用“落荒而逃”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从此,杨西光的“怒目而视”就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并生出了一种敬畏。他真是一个有个性的倔老头,非常符合我的人生信条:“没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通常有的那种“奴颜与媚骨”。这当然也是我的极具个人性的感受。有人也许会认为,他长期当干部,习惯了下级的奴才相,现在一个丫头片子敢这样“欣赏”他,他是不能容忍的。但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打、砸、抢”的非常时期,他不肯“低下高贵的头”是难能可贵的。
今天想来,我对“文革”前的那种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不以为然也不是什么缺乏阶级感情的变态,它完全是正常的个人理智。“文革”让许多人的真性情显露无遗,令人难以忘怀。今天一谈起“文革”,这个场景、这个细节、这幅图像就显现在我的头脑中,它时刻提醒我对各种境遇的人应有的尊重。
附带一说,时至今日,弥漫在我们周围的“奴颜与媚骨”仍不见消散,尊严在金钱、权力面前更显得不堪一击,与金钱、权力相比它实在是太“轻”了。姜文在《让子弹飞》中呼吁要站着赚钱,为了表达这一点可让他大费了一番心思。要“有尊严地赚钱”,可能是今天这个到处围着钱转的时代不能回避的。
(摘自《文汇报》 本文作者:柳延延)
1964年我到复旦读大学。当时每个班级都设有政治辅导员。我所在班级的那个辅导员好像毕业没有多久,在对我们的训导中常常会提到他的诸位上级,特别在提到校党委书记、当时可能任上海教育卫生部部长,我那时虽然年轻,但没有通常年轻人的那种对领导人物的崇拜之情,因此对这位年轻的辅导员有些不能理解。记得一次到学校图书馆看书,在门口遇到这位辅导员,他很神秘地告诉我,杨西光要来学校视察,整个学校各处都有辅导员的身影,似乎在整装待发等待他的光临。“文革”前的两年,我被辅导员对上级领导的崇敬搞得有点不安,我在申请入党,但我怎么就没有对上级领导的那种崇敬呢?我们政治学习时常常要检讨自己的思想,我虽然没有为此做检讨,但确实对自己产生了一些怀疑。不管怎么说,杨西光当时被认为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了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下面要说的一件小事。
1968或1969年的春夏,一天我与外校来的一位同学走在校园里,路边一位长者低头在扫地,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发现他是杨西光。这让我有了一种天上人间的感慨。我对同伴说:“你看,他是杨西光呀!”谁知这位长者竟然听到了,他一下伸直了腰背,手拄着扫把,向我怒目而视。我吓了一跳,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有这么愤怒和不屑的反应,我赶紧拉上同伴就跑,用“落荒而逃”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从此,杨西光的“怒目而视”就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并生出了一种敬畏。他真是一个有个性的倔老头,非常符合我的人生信条:“没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通常有的那种“奴颜与媚骨”。这当然也是我的极具个人性的感受。有人也许会认为,他长期当干部,习惯了下级的奴才相,现在一个丫头片子敢这样“欣赏”他,他是不能容忍的。但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打、砸、抢”的非常时期,他不肯“低下高贵的头”是难能可贵的。
今天想来,我对“文革”前的那种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不以为然也不是什么缺乏阶级感情的变态,它完全是正常的个人理智。“文革”让许多人的真性情显露无遗,令人难以忘怀。今天一谈起“文革”,这个场景、这个细节、这幅图像就显现在我的头脑中,它时刻提醒我对各种境遇的人应有的尊重。
附带一说,时至今日,弥漫在我们周围的“奴颜与媚骨”仍不见消散,尊严在金钱、权力面前更显得不堪一击,与金钱、权力相比它实在是太“轻”了。姜文在《让子弹飞》中呼吁要站着赚钱,为了表达这一点可让他大费了一番心思。要“有尊严地赚钱”,可能是今天这个到处围着钱转的时代不能回避的。
(摘自《文汇报》 本文作者:柳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