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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实可信的历史为立国之本，国方能正，方能久，方能持续而健康地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所谓“信史立国”。
以被曲解了的历史取代真实的历史，以虚构或伪造的历史冲击可信的历史，国必不能正，不能久，纵得逞于一时，最终必定会受到历史无情的惩罚。
能否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能否真正以信史立国，经常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干扰，受到意识形态以及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知识结构、认知水准等的局限。但是，如果没有极为丰富的档案的积极开放与充分利用，人们即使努力冲破这些制约，在原有各种矛盾的记述中发现大量问题，而要还原历史的真相，仍然非常困难，因为巧媳妇毕竟难为无米之炊。
记得30多年前，在外交部当时所收藏的原日本驻北京使馆二战结束前残存档案中，发现一个名为《土肥原工作》的卷宗，其中所存文件相当详细地展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威逼利诱吴佩孚，力图要他叛国投敌，未能成功，随即将他毒死的过程。这一卷档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罪证，而对于深入了解和准确评价吴佩孚，无疑也非常有价值。1986年，我在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查阅过好几百个卷宗的档案，对他们高效而耐心的服务印象很深，这些档案，不仅有清末维新派和革命党人活动的大量记录，有民国时期中国下层社会的许多调查报告，还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众多文件及相关情报。至于日本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档案数量更为可观，可惜当时未来得及详细查看。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研究30年代革命根据地肃反问题，所凭借的主要资料就是当时珍藏于有关部门的一批原始档案。1993年去台湾阳明山原蒋介石官邸访问时，对大溪档案何时开放就极为期待。看到那整整一房间宋美龄的相册，感慨说，什么时候让这些相册公之于众，那将会给这段历史增添多少生动的图像资料！
近些年来，沈志华、杨奎松教授利用新公布的原苏联档案，辨明了中共党史和中苏关系史上许多关键性问题；杨天石、陈红民教授利用蒋介石日记，吴景平教授和胡佛研究院合作，整理宋子文档案，在民国史研究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有目共睹。一大批博士论文获得好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发掘和认真利用了很多新的档案资料。国家清史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成千万件清代档案的整理、公布及数字化，这项工作，不仅对于提高新清史编写质量有很大帮助，而且给未来所有清史研究者搭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由原始档案构成的资料平台。
这里所举的仅仅是我亲身经历和大家熟知的一些事例。其实，每一次大规模新档案的公布，都会推动相关历史研究一个大的突破，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事实还表明，要使历史成为真正的信史，尤其是使近现代历史成为真正的信史，还需要国际档案界广泛的合作。这是因为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世界各地已经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本身经常就是复杂的国际交往、国际联系的产物，这些历史人物的成长和他们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国际性，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或明或暗都有着难以割卸的国家背景。只有充分利用各国相关的档案资料，才能更为完整地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
大量档案，本是先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文件、记录、统计资料，它们的内容常常充满官样文章，搀杂许多谎言、虚构、夸张或粉饰，显然，档案本身并不就是信史，对于档案，同样需要认真加以考辨、比较、分析。但是，所有档案都是历史实际活动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真也好，伪也好，都是历史中种种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要写出真正的信史，无论如何离开不了档案，离开不了尽可能广泛而深入地掌握各种档案，则是确凿无疑的。正因为如此，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坚决地、不折不扣地依法开放各种档案，并像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所已做到的那样，尽可能提供种种方便，供人们对这些档案充分加以利用。而在这一方面，实际存在的问题还相当多。尽管这些年来，我们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但思想上的顾虑和工作中的障碍还太多。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对于为什么必须给国家、给人民提供非常真实的历史、非常可信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或缺乏应有的责任感、紧迫感，忘却了往昔掩盖历史的真相、歪曲真实的历史，所曾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及所曾受到的历史性的惩罚。
在这里，我觉得，还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要十分尊重那些默默无闻从事档案工作的人，要十分尊重那些任劳任怨从事档案爬梳、整理及数字化工作的人，要十分尊重那些不争名竞利而从事档案刊布、出版工作的人。我们要大声疾呼，要从各方面加强档案工作，包括经费的投入、人才的培养、法规和制度的建设等等。
最后，我还要再一次强调，只有真正以信史来立国，我们的国家方才能够真正成为诚信的国家；只有真正以信史来立民，我们的人民方才能够真正成为诚信的人民。也只有真正以信史引导世界，方才有可能推动世界走向诚信的世界。期待我们的档案工作在信史立国、信史立人、信史引导世界中，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后记：本文系作者2012年11月30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现状与未来：档案典藏机构与近代人物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应本刊之约作少量修改后发表。
以被曲解了的历史取代真实的历史，以虚构或伪造的历史冲击可信的历史，国必不能正，不能久，纵得逞于一时，最终必定会受到历史无情的惩罚。
能否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能否真正以信史立国，经常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干扰，受到意识形态以及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知识结构、认知水准等的局限。但是，如果没有极为丰富的档案的积极开放与充分利用，人们即使努力冲破这些制约，在原有各种矛盾的记述中发现大量问题，而要还原历史的真相，仍然非常困难，因为巧媳妇毕竟难为无米之炊。
记得30多年前，在外交部当时所收藏的原日本驻北京使馆二战结束前残存档案中，发现一个名为《土肥原工作》的卷宗，其中所存文件相当详细地展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威逼利诱吴佩孚，力图要他叛国投敌，未能成功，随即将他毒死的过程。这一卷档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罪证，而对于深入了解和准确评价吴佩孚，无疑也非常有价值。1986年，我在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查阅过好几百个卷宗的档案，对他们高效而耐心的服务印象很深，这些档案，不仅有清末维新派和革命党人活动的大量记录，有民国时期中国下层社会的许多调查报告，还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众多文件及相关情报。至于日本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档案数量更为可观，可惜当时未来得及详细查看。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研究30年代革命根据地肃反问题，所凭借的主要资料就是当时珍藏于有关部门的一批原始档案。1993年去台湾阳明山原蒋介石官邸访问时，对大溪档案何时开放就极为期待。看到那整整一房间宋美龄的相册，感慨说，什么时候让这些相册公之于众，那将会给这段历史增添多少生动的图像资料！
近些年来，沈志华、杨奎松教授利用新公布的原苏联档案，辨明了中共党史和中苏关系史上许多关键性问题；杨天石、陈红民教授利用蒋介石日记，吴景平教授和胡佛研究院合作，整理宋子文档案，在民国史研究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有目共睹。一大批博士论文获得好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发掘和认真利用了很多新的档案资料。国家清史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成千万件清代档案的整理、公布及数字化，这项工作，不仅对于提高新清史编写质量有很大帮助，而且给未来所有清史研究者搭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由原始档案构成的资料平台。
这里所举的仅仅是我亲身经历和大家熟知的一些事例。其实，每一次大规模新档案的公布，都会推动相关历史研究一个大的突破，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事实还表明，要使历史成为真正的信史，尤其是使近现代历史成为真正的信史，还需要国际档案界广泛的合作。这是因为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世界各地已经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本身经常就是复杂的国际交往、国际联系的产物，这些历史人物的成长和他们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国际性，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或明或暗都有着难以割卸的国家背景。只有充分利用各国相关的档案资料，才能更为完整地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
大量档案，本是先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文件、记录、统计资料，它们的内容常常充满官样文章，搀杂许多谎言、虚构、夸张或粉饰，显然，档案本身并不就是信史，对于档案，同样需要认真加以考辨、比较、分析。但是，所有档案都是历史实际活动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真也好，伪也好，都是历史中种种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要写出真正的信史，无论如何离开不了档案，离开不了尽可能广泛而深入地掌握各种档案，则是确凿无疑的。正因为如此，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坚决地、不折不扣地依法开放各种档案，并像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所已做到的那样，尽可能提供种种方便，供人们对这些档案充分加以利用。而在这一方面，实际存在的问题还相当多。尽管这些年来，我们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但思想上的顾虑和工作中的障碍还太多。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对于为什么必须给国家、给人民提供非常真实的历史、非常可信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或缺乏应有的责任感、紧迫感，忘却了往昔掩盖历史的真相、歪曲真实的历史，所曾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及所曾受到的历史性的惩罚。
在这里，我觉得，还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要十分尊重那些默默无闻从事档案工作的人，要十分尊重那些任劳任怨从事档案爬梳、整理及数字化工作的人，要十分尊重那些不争名竞利而从事档案刊布、出版工作的人。我们要大声疾呼，要从各方面加强档案工作，包括经费的投入、人才的培养、法规和制度的建设等等。
最后，我还要再一次强调，只有真正以信史来立国，我们的国家方才能够真正成为诚信的国家；只有真正以信史来立民，我们的人民方才能够真正成为诚信的人民。也只有真正以信史引导世界，方才有可能推动世界走向诚信的世界。期待我们的档案工作在信史立国、信史立人、信史引导世界中，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后记：本文系作者2012年11月30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现状与未来：档案典藏机构与近代人物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应本刊之约作少量修改后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