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之后，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最年轻的编辑，曾受到过许多关注的目光。10年“文革”在我的同代人中遗留下了一大批老姑娘，每几个家庭中便有一个。于是同事中热心的师长们和阿姨们，都觉得把我“推荐”给自己周围的某一位老姑娘简直就是一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4年中我难却大家的好意，见过两三个姑娘，没“进行”恋也没“进行”爱……
　　我现在的妻子某一天走入了我的生活，她单纯得很有点儿发傻，26岁了决然地不谙世故。她是我们文学部当年的一位党支部副书记“推荐”给我的。那时我正写一部儿童电影剧本，我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待我写完了剧本再考虑。
　　一个月后我把这件事都淡忘了，可是“党”没有忘记，依然关心着我呢。
　　某天“党”郑重地对我说：“晓声啊，你剧本写完了，也决定发表了，那件事儿，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吧？”
　　于是我的单身汉宿舍里，隔三差五的，便有一个剪短发的、大眼睛的大女孩儿“轰轰烈烈”而至，“轰轰烈烈”而辞。我的意思是——当年她生气勃勃，走起路来快得我跟不上。我的单身宿舍在筒子楼，家家户户在走廊里做饭，她来来往往于晚上——下班回家绕个弯儿路过。一听那上楼的很响的脚步声，我在宿舍里就知道是她来了。没多久，左邻右舍也熟悉了她的脚步声，往往就向我通报——哎，你的那位来啦！
　　我想，“你的那位”不就是人们所谓之“对象”的另一种说法吗？我还不打算承认这个事实呢！于是我向人们解释——那是我“表妹”，亲戚。人们觉得不像是“表妹”，不信。我又说是我一位兵团战友的妹妹，只不过到我这儿来玩的。人们说凡是“搞对象”的，最初都强调对方不过是来自己这儿玩玩的……
　　而她自己却俨然以我的“对象”自居了。邻居跟她聊天儿，说以后木材要涨价了，家具该贵了。她听了真往心里去，当着邻居的面儿对我说——那咱们凑钱先买一个大衣柜吧！搞得我这位“表哥”大窘。于是，似乎从第一面之后，她已是我的“对象”了。非但已是我的“对象”，简直就是我的未婚妻了。有次她又来，我去食堂打饭的一会儿工夫，回到宿舍发现，我压在桌子玻璃板下的几位女知青战友、大学女同学的照片，竟一张都不见了。我问那些照片呢？她说她替我“处理”了，说下次她会替我带几张她自己的照片来，而纸篓里多了些“处理”的碎片……她吃着我买回的饺子，坦然又天真。显然的，她丝毫也没有恶意，仿佛只不过认为，一个未来家庭的女主人，已到了该在玻璃板下预告她的理所当然的地位的时候了。我想，我得跟她好好地谈一谈了。于是我向她讲我小时候是—个怎样的穷孩子，如今仍是一个怎样的穷光蛋，以及身体多么不好等等。并且，我的家庭包袱实在是重哇！而以为这样的一个男人也是将就着可以做丈夫的，意味着在犯一种多么糟糕、多么严重的大错误啊！我曾以这种颇虚伪也颇狡猾的方式，成功地吓退过几个我认为与我没“缘”的姑娘。然而事与愿违，她被深深地感动了，哭了。她说：“那你就更需要一个人爱护你了啊！”
　　3个月后到了年底，某天晚上她问我：“你的棉花票呢？”我反问：“怎么，你家需要？”我翻出来全给了她。而她说：“得买新被子啦。”我说：“我的被子还能盖几年。”她说：“结婚后就盖你那床旧被呀？再怎么不讲究，也该做两床新被吧？”我瞪着她一时发愣。
　　10个月后我们结婚了。我陪我的新娘拎着大包小包乘公共汽车光临我们的家，那年在下32岁，没请她下过一次“馆子”。
　　妻子曾如实对我说——当年完全是在一种人道精神的感召下才决定了爱我。当年她想——我若不嫁给这个忧郁的男人，还有哪一个傻女孩儿肯嫁给他呢？如果他一辈子讨不上老婆，不就成了社会问题？
　　她是唯一没被我的“自白”吓退的姑娘……
　　（邸志坚摘自《山西电视报》2014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