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是一对“难兄难弟”——都是非正常下台的原苏共总书记。他们是被政敌赶下台的，赶赫鲁晓夫下台的是勃列日涅夫，赶戈尔巴乔夫下台的是叶利钦。不过，他们下台的遭遇虽然大同小异，但下台之后的待遇却是天壤之别。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名义上是“退休”，可他远没有像正常退休的领导人那样，享受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过上自由自在的悠闲生活。赫鲁晓夫的儿子谢?赫鲁晓夫在《赫鲁晓夫下台内幕》中，详细披露了他父亲“退休生活”的真相。我读后用八个字概括之：“足不出户，无所事事”。之所以“足不出户”，并非因为赫鲁晓夫“老态龙钟”走不动路，而是因为苏共当局怕他随意出门“惹麻烦”、“捅娄子”，给苏共脸上抹黑，让新任领导人难堪，影响“政局稳定”和“社会和谐”，于是把他置于不是软禁胜似软禁的状态之中；之所以“无所事事”，并非因为赫鲁晓夫“老年痴呆”做不了事，而是因为苏共当局对他进行了限制和干涉，有意让他一事无成。比如他想写回忆录，苏共当局怕他写出事实真相，便以“保护党和国家机密”为由，采用种种手段予以阻止……赫鲁晓夫的儿子写道：“那段时间他经常忧伤地重复一句话：‘现在我只有一项任务：设法消磨时间。”’赫鲁晓夫形容自己的“退休生活”则是生不如死。他在苏共监察委员会接受“谈话”时悲愤地说道：“我活腻了。人们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对我还活着感到不满意。今天广播了戴高乐去世的消息，我羡慕他。”当他郁郁寡欢去世后，苏共当局竟然连一个讣告都不肯发，而仅用七十余字在《真理报》用小号字刊登了一则“简讯”。事隔多年之后，叶利钦还为赫鲁晓夫鸣不平：“赫鲁晓夫被强行从政治舞台上赶了下去并被软禁。身为人口众多的苏联的前任领导人，身体健康、思维活跃的赫鲁晓夫仿佛突然之间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更有甚者，说赫鲁晓夫的名字也和他的身体一样“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白勃列日涅夫接任之后到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一段时期内，苏共的新闻媒体、官方文件及其历史资料中，赫鲁晓夫的名字被刻意隐瞒，影像被有意屏蔽。他所进行的经济改革被全盘否定，所取得的建设成就被移花接木，所作的“秘密报告”及其反对专制、提倡民主的施政方针更是被列入禁区……赫鲁晓夫如此被苏共彻头彻尾地遗弃和遗忘，是多么可悲可叹!
　　戈尔巴乔夫下台之后，从“理论”上来说，其待遇应该比赫鲁晓夫还要惨。因为按“阵营理论”划分，戈尔巴乔夫虽然被称为“苏共的掘墓人”，但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者；而赶他下台的叶利钦，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头子”。他们之间可是“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的斗争啊!更何况戈尔巴乔夫下台之后，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经常抱怨叶利钦对他如何“不敬”，毫无顾忌甚至故意找茬攻击叶利钦的新政。叶利钦在《午夜日记一一叶利钦自传》中写道：“……坦率地说，在戈尔巴乔夫辞职后的最初几年里，我的感觉并不轻松。当我了解到他在国外对我以及对俄罗斯的内部事务所进行的议论时，心里非常恼火。”然而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却没有遭到叶利钦的报复或整治。与赫鲁晓夫的“地狱”生活相比，戈尔巴乔夫则是生活在“天堂”(赫鲁晓夫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无比气愤地脱下靴子去敲勃列日涅夫的脑袋)。叶利钦不仅没有对他进行任何限制和发难，反而从制度上为他建立了个人保障，提供了优厚的政治和物质生活待遇。戈尔巴乔夫享有充分的人身和言论自由，组织政党和基金会，参与竞选和其他政治活动，到处访问和发表演讲，出版了好几本回忆录……正如叶利钦所说：“我们开创了一种能让前国家领导人公开、平静、无拘无束地生活的先例。”
　　赫鲁晓夫下台了，但在苏共还是属于“同志”，为何苏共的勃列日涅夫“同志”之流，对“本是同根生”的赫鲁晓夫“同志”，却那样“相煎何太急”?而姓“社”的戈尔巴乔夫，本是姓“资”的叶利钦的“敌人”，可为何叶利钦能够那样化敌为友?这并非叶利钦个人“感情用事”，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他觉得：“在新俄罗斯，前苏联总统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我们有必要开创一个对下台的重要政治人物采取尊敬而公正态度的先例。我尽力去做我所能够做到的一切——这不仅对于某些个人，而且对于国家也是有必要的。”叶利钦能够如此善待戈尔巴乔夫，也并非是他个人“善心大发”，而是建立民主制度的需要。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否具有正常的生活条件，是否能够自由表述他的观点，是否可以参加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竞选，这一切对于他自己、对于整个俄罗斯以及新的民主进程都非常重要。”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不幸是一个悲剧，制造这个悲剧的元凶是专制；戈尔巴乔夫下台之后的有幸是一个喜剧，制造这个喜剧的导演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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