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天，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遇到了七十多岁的老绅士伊士曼，后者是举世公认的大众摄影之父、柯达公司创始人。那时，伊士曼正准备把毕生积蓄的一大部分投入到美国高等教育事业，用于推动“有用学科”的发展。
　　弗莱克斯纳问伊士曼：“那么，在您心目中，谁是当今最‘有用’的科学家呢？”
　　伊士曼不假思索地说：“马可尼。”
　　在伊士曼看来，马可尼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马可尼于1909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没想到的是，弗莱克斯纳却语出惊人：“亲爱的伊士曼先生，在我看来，无论我们从广播获得怎样的快乐，无论无线电和广播为人类生活带来了什么，马可尼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面对老绅士震惊的目光，这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始人解释道：“伊士曼先生，马可尼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位巨人为无线电的发明默默铺好了所有台阶，只待有人登上台阶去摘取桂冠，此人就是克拉克·麦克斯韦教授。正是他在1865年对电磁场展开了深奥难懂的运算，并且在1873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写下了这些抽象的方程式，才使得马可尼的工作成为可能。”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它来自弗莱克斯纳那篇著名的文章——《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发表于1939年的《哈泼斯杂志》。八十年后的今天，反复回味这段有趣的对白，我意识到弗氏这个精警的论断，其实早已由我国的庄子在两千多年前道出：“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后世遂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总结之。
　　如果抛开知识的无用与有用之争，也不论马可尼的贡献究竟有多大，我便有了一个新的更有意思的发现。1865年，三十四岁的麦克斯韦令人惊讶地辞去了英国皇家学院的教席，回到位于家乡爱丁堡乡间的格伦莱庄园，过了几年隐居生活。正是这一年，伟大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诞生了。几年前，英国著名期刊《物理世界》曾让读者票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十个公式，麦克斯韦方程组超越了“欧拉公式”、“质能方程”、“牛顿第二定律”、“勾股定理”等著名公式高居榜首。
　　1895年，二十一岁的马可尼还是一位在博洛尼亚大学求学的本科生，他利用课余时间在父亲的蓬切西奥庄园进行着各种无线电实验，并于该年成功地把无线电信号发送到了一点五英里（二点四公里）外的距离，从而成功地“登上了麦克斯韦所铺好的台阶”，成为世界上第一台实用无线电报系统的发明者。
　　在此，不论是麦克斯韦，还是马可尼，他们都是在各自的闲暇世界中完成了创造和发明。窃以为，相較于知识的无用与有用的辩论，这个课题或许更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事实上，它长久以来深植于西方文化对于行动与沉思的价值的认知，对职业性与业余性的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整个闲暇文化的理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汤因比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历史研究》中直言：“在历史上，闲暇早已起过头等重要的作用……人类在艺术和科学上所有的伟大成就，都是这些富于创造性的少数人善于利用闲暇的结果。”

二

　　1947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作为战败国的德国仍是遍地废墟，满目疮痍，落魄的德国人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竟一度将卷烟作为一般等价物。就在这一年，一个名叫约瑟夫·皮柏的学者却在写作一本题为《闲暇：文化的基础》的书。显而易见，他的写作主题与战后人们的忙碌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在皮柏看来，闲暇乃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作，它是心灵的一种态度，也是灵魂的一种状态，可以培养一个人对世界的观照能力;它根植于西方世界的古老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将世界一分为二，即感官所能触及的物质世界以及物质世界背后的理念世界，与两个世界对应的是两种生活——行动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就价值而言，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高于物质世界，相应地沉思的生活也高于行动的生活，而前者主要来源于闲暇，这就奠定了闲暇在西方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承继和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他在《形而上学》中写道：“……在所有这些发明相继建立以后，又出现了既不为生活所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数学所以先兴起于埃及，就因为那里的僧侣阶级特别有闲暇。”而在《政治学》中，他更是直言：“一切事物都是围绕着一个枢纽在旋转，这个枢纽就是闲暇……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假如两者（劳作和闲暇）都是必需的，那么闲暇也比劳作更为可取，并是后者的目的，于是需要思考，闲暇时人们应该做些什么。”
　　显然，闲暇在西方文化中的原初含义与一般人所理解的可能截然不同。皮柏指出，“闲暇”这个字眼的含义，在历史上的发展始终传达着相同的讯息，在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中，其含义都是指“学习和教育的场所”。在古代，称这种场所为“闲暇”，而不是如今我们所谓的“学校”。如此看来，1865年麦克斯韦毅然辞去皇家学院的教职，乃是回到他真正向往的“学校”，回到闲暇之中。
　　是的，皮柏所担心的，正是这种自古希腊以来延续两千多年的闲暇观在战后的失落。人们都在忙于物质的重建，皮柏却致力于精神家园的重建。为此，他提出了“自由的艺术”和“卑从的艺术”这组有关人类知识的对立的看法，它们恰好对应着弗莱克斯纳所谓的“无用”和“有用”的知识。事实上，皮柏确是弗莱克斯纳的知音。皮氏认为，任何东西都不能因为无法被归纳为“有用”，即认定这个东西是无用的，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文明跃进，经常都是由表面无用的思想在暗中推动进行的，而闲暇恰恰正是酝酿这些“无用”思想的最大温床。因此，闲暇既是文明的基石，又是（高度）文明的产物。对此，十八世纪的法国作家勒萨日写道：“在知识方面能充满闲暇，是文明至上的产物。”一百多年后，英国政治家、小说家本杰明·迪斯雷利在其著名的《曼彻斯特演讲》中高呼：“财富的增长和闲暇的增加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杠杆。” 　　当我们进一步放宽视界，就可看到在伟大的麦克斯韦的身前和身后，屹立着物理学史乃至整个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个神——伊萨克·牛顿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意味深长的是，科学史上著名的两大“奇迹年”也都发生在闲暇世界。1665年，一场恐怖的鼠疫横扫欧洲，仅仅三个月内，伦敦的人口就减少了十分之一。剑桥大学被迫关闭，二十二岁的牛顿只得从三一学院回到自己的家乡——位于林肯郡的伍尔索普庄园，回到了闲暇这所伟大的“学校”。随后的十八个月时间里，牛顿不可思议地先后创立了微积分，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揭示了光的本质，以一人之力为数学、力学和光学三大学科打下基础，而这其中的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让他跻身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后来，科学史家只能用一个拉丁文annus mirabilis（奇迹年）来形容牛顿那令人膜拜的1666年。
　　无独有偶。1905年，瑞士专利局的一个三等鉴定技术员爱因斯坦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发表了六篇论文，分别提出了光量子假说，证实了原子的存在，给出了测定分子大小的新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并由此推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一举打破了牛顿的机械时空观，改变了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作为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德布罗意如此评价爱因斯坦的1905年：“爱因斯坦以非凡的精力，在同一年里，建立了今天主宰着全部现代物理学的两大理论（相对论和量子论）中的一个，并且对另一个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主要的贡献。”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世界物理年”，旨在向一百年前的“爱因斯坦奇迹年”致敬与纪念。
　　较之麦克斯韦和牛顿，爱因斯坦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在忙碌的专利局工作之余依然能够回归闲暇（而非娱乐与休闲），回归对于宇宙奥秘的沉思默想之中——他的思想实验几乎都是在大脑中完成。

三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职业化趋势的加剧和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工作世界较之闲暇世界越来越强势，工作至上的理念席卷全球。快节奏的忙碌状态让人们疲于奔命，已经没有闲暇去思考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即便是一位大学教授，也总是忙着上课、讲座、开展项目、参加会议等，或许还有不少社会兼职。于是，我们看到许多知识分子变身为“包工头”、“老板”，许多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则沦为“打工仔”。
　　2018年1月的《自然》新闻披露，2016年中国发表了四十二点六万篇论文，超越美国的四十点九万篇，跃居全球第一。中国俨然已经成为论文大国，但在创新能力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发达国家依然差距不小。如此巨大的论文发表数，其中很大一部分的价值微不足道，它们只是被印刷成了出版物而已。1954年，爱因斯坦于风烛残年之际被问及“如何看待早年的专利局生涯”，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學院式的职位使年轻人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人们要求该年轻人写出数量可观的论文——这种诱惑将导致肤浅……如果他有更强烈的科学兴趣，除了完成被要求的工作外，他会致力于研究他所钟爱的问题。我要感激马赛尔·格罗斯曼，使我处在这样一个幸运的位置上。”爱翁的这番言论的确引人深思，我猜想他说这段话的时候，一定深深怀念着那所伟大的“奥林匹亚科学院”。颇为吊诡的是，鼓励创新的大学有时候却是扼杀创新的地方。或许对于天才来说，闲暇才是最好的大学。
　　1992年，著名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应英国广播公司之邀，担任著名的“瑞思讲座”主讲人，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讲。在谈到如今挑战知识分子的四种压力时，他提出了著名的“业余性”观点。萨义德深刻地指出，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和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和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他认为知识分子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业余精神，他们的行动来自关切和喜爱，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狭隘的专门化。可以说，“业余性”观点是西方闲暇文化在晚近开出的最美的花朵。
　　事实上，“业余性”一词的词根是拉丁文“amare”，意为“to love”，只是纯粹地为了爱好去做一件事。而英文中的love既是“爱”，也是“零分”（网球比赛中经常看到）。因此，play for love就是为了爱好打球，没有任何功利心，亦即play for nothing。美国伦理学家麦金泰尔在《追寻德性》一书中，区分了人对利益的两种追求，一种是外在利益，即以工具理性的方式追求成功，以世俗的名利标准来衡量;另一种是内在利益，这种利益称为“金不换”，就是在从事自己爱好的事业时，能够获得一份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快乐，具有内在的价值。
　　古往今来，当一个人为了内在利益忘我投身时，往往既能产生惊人的创造，又能获得最大的满足和幸福。对这一点，大约没有一个中国人比胡适认识得更深刻了。他在著名的《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的演讲中，为大学生进入社会后开了三个方子，其中的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窃以为，仅凭下面这段话，胡适的这篇讲演就足以跻身中国人最伟大的演讲之列：“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叫作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有了这种心爱的玩意，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
　　除了胡适所说哲学史上的密尔和斯宾塞，当然还有物理史上的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数学史上从费尔马到怀尔斯的伟大延续，人文社科和艺术领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正是凭借着闲暇所特有的“观看”与“倾听”，凭借着那一份纯粹的好奇与热爱（业余性），那些天才的头脑才能孕育和塑造我们今天的文明。如今，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围着各种横向和纵向项目转，这虽也无可厚非，不过我们还是不要忘了历史学者许纪霖先生的提醒：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项目而是闲暇的产物。

四

　　2005年，一位叫杰克·黑特的美国记者写了一本有趣的书，题为《一帮业余爱好者：探访美国国民性》。他在书中指出，十九世纪中叶，家庭制作的形式开始跟职业化趋势竞争，随着工业革命的降临，职业化的速度加速了。但业余爱好者并未消失，美国人认为业余爱好者是梦想家，他们痴迷于某种真实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天才、做出重大发现。由此，他鲜明地断言：“对业余爱好者的崇拜是美国的灵魂所在。”
　　对于黑特的这番言论，熟悉美国文化的朋友想必了然于心，众多的民间高手，诸如天文观测者、观鸟爱好者、古迹考察者、转基因探索者、古生物迷等，经常有意想不到的创举和发现。《华盛顿邮报》曾报道：象牙喙啄木鸟在1944年被定为灭绝物种，但在六十年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鸟类学家说，一位业余鳥类爱好者在阿肯色州东部森林里拍到了这种鸟，他们写的论文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但从康奈尔大学辍学的业余观鸟爱好者锡布利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
　　对此，黑特在书中直言：“锡布利（职业是画家）的文章暴露了实地观察者与学者的罅隙：鸟类研究的专业化跟其他专业一样，发源于惊险的实地考察，但随着发展出越来越多的工具和理论，它就变成了书桌前的室内活动，基础研究都留给了业余爱好者。”然而，许多重大突破都是业余爱好者作出的，黑特援引《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进一步分析：“外行没有背负‘知识的诅咒’，……对某种东西一无所知，往往更能发现被专业人士忽略的东西。另外，业余爱好者从事某个领域的研究完全是出自兴趣，而不是为了获利，他们更客观。”以上两点，便是外行挑战内行的资本，它们在美国文化中被演绎到了极致。
　　大约一百年前，鲁迅先生以他入木三分的小说和杂文，深刻批判了中国的国民性，揭露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呼吁广大青年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治乱循环之外，努力开创第三种新的时代。而今，杰克·黑特以详实的案例和数据，以及中肯的分析，深刻揭示了美国的国民性：美国是业余爱好者们的天堂，对于业余爱好者——其本质是一种业余精神——的崇拜乃是美国文化的灵魂，而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造就了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这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在所有论述闲暇以及闲暇教育（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将闲暇放在关于教育的第八卷中进行论述，开启了闲暇教育的先河）的文字中，再没有比亚瑟·叔本华——尼采一度视他为精神导师——的阐述更为清晰与透彻的了。在其晚年所著的《人生的智慧》一书中，叔本华秉承西方闲暇文化的伟大传统，反复论及闲暇的价值与重要性，仿佛让人摸到了通往幸福之门的钥匙：“一个内在丰富的人对于外在世界确实别无他求，除了这一否定特性的礼物——闲暇。他需要闲暇去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精神才能，享受自己的内在财富。他的要求只是在自己的一生中，每天每时都可以成为自己。当一个人注定要把自己的精神印记留给整个人类，那么，对这个人就只有一种幸福或者一种不幸可言——那就是，能够完美发掘、培养和发挥自己的才能，得以完成自己的杰作。否则，如果受到阻挠而不能这样做，那就是他的不幸了。”
　　可以说，在二十一世纪，如何在工作至上的世界中重新发掘闲暇的价值，又如何将业余时间以闲暇的生命态度对待，既是人生的重大课题，更是时代的伟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