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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晚期，公安派只是兴起一时，在它逐渐没落的时候一个新的派别兴起，即竟陵派。竟凌派和公安派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周群在《袁宏道评传》中说过：“由开始的宗中郎之所长，而去其短。推挹承绪而渐变为其后的纠偏后拨，直至最终另标异帜。”由此可见，竟凌派由袁宏道而起，但同时又对之前公安派的弊处进行纠正的新的诗文流派，但是不久之后竟凌派由于诗歌中过分注重“俚率”和“僻涩”，而不被世人认可。这两个文学派别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诗歌的传承和发展中，跟尺牍并没有很多联系。因此本文中，笔者直接将晚明时期忽略，对近代袁宏道尺牍的发展和传播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袁宏道；尺牍文学；文学思想；传播
1清初尺牍的兴盛与后期的衰退
晚明时期是尺牍文学发展的兴盛时期，当时的文人都比较偏爱尺牍文体，因此当时也是尺牍文集盛产的一个时期。袁宏道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的尺牍作品被刊刻成了很多文集。清朝以后，由于统治者政策的转变，文风出现了很大的扭转，尺牍文学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清代的文人更加注重文章的经世致用，公安派文学主张追求文章的学术理论，这完全不符合清代政治的需求。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袁中郎集》是严令禁止的一部作品，因为他的文章中有偏执的语言。因此，袁宏道文学作品在清代不为人知。而且清代文人比较崇尚宗送学宋，主张江西派诗词炼句，这跟袁宏道的“信笔直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早在公安派之前的七子主张“古文辞”文体，公安派则主张“性灵”，并且可以适用于任何文体。清朝初期，尺牍文学兴盛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政治的影响和文学的改革，之后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那段短短的时期内，尺牍文学也有比较典型的作品，比如《尺牍初徵》（李渔编）、《尺牍新语二编》（徐士俊、汪淇於）、《尺牍新钞》、《藏弆集》、《結鄰集》（周亮工）等，《尺牍初徵》中李渔这样描述了当时尺牍刊刻的现象：
“文章自鼎革以来，无论诗赋古文，……唯尺牍绝无新刻。四方流布尽属陈言。诗赋古文，传奇野史，百人之中，作者不过一二，尺牍一事，贵如天子，亦有赐问之书。下及庶人不无相通之札。无人可以不作。是文字中之水火菽粟也，茲独有苦心，輯为是刻。”（《尺牍初徵》李渔）[2]
常人中可以写诗作词、写话本的人非常少，因为对文学造诣要求比较高，但是尺牍文体比较自由，没有特别规定的要求，因此适合所有人创作，人人都可以书信交流。这就是当时尺牍能够流行一时并被大量刊刻的重要原因。
清代對于明代尺牍的态度都是不满和消极的，从清代中后期的禁止，直到最后完全消失。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尺牍对于当时的政治教化无益。因此政治家严禁《四库全书》中收录尺牍，上行下效，所以民间也不敢有人刊刻尺牍。第二，清代的文风比较重视经世致用，尤其是康熙年间和之后盛行的“汉学”，更加注重经世致用。第三，明朝时期资本主义崛起，出现了很多民间作坊，他们经常会为了谋取利益，肆意篡改尺牍中的内容，从而出现了一些颠倒是非的现象。这种不严谨的作风遭到了清代文人的鄙视和批判。
2近代袁宏道尺牍的重拾
由于种种原因，尺牍在清朝最终消失匿迹，但这种现象随着清朝的灭亡也出现一丝转机。新文学开始出现，近代的很多文人开始重新拾起尺牍。
袁宏道的“性灵”文学开始被重新重视起来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对这种晚明文学比较积极的代表人物包括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等。他们对尺牍的态度跟清代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欣赏袁宏道的尺牍作品。
林语堂最欣赏的就是袁宏道的“性灵”说，在他所著的《有不为其丛书序》中编修的大部分都是晚明和清初的作品，还有一些明代的小品等。他认为“只是认为文学佳作，认为有性灵文字，心好而乐之。”这是林语堂的主要观念，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首先，“清初以来，袁中郎倒霉，这派文学沉没下去，大家又去做正宗文章。”林语堂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对袁宏道的惋惜之情，好似两个人是认识许久的朋友，他对袁宏道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情怀，因此才有了他后来对袁宏道的翻案。其次，周作人用“那样底旧而又是这样底新”来评价袁宏道的文章，这句话给了林语堂很多灵感，因此他才列出了其他四条原因。当时人们比较追求新颖和洋文化，但是对于文人来说追新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古代文化。
郁达夫给予了袁宏道极高的评价，他说“兄弟三人，独能于万历诗文疲颓之余，自树一帜，洗尽当时王、李的大言壮语，矫揉造作。”郁达夫将袁宏道与唐朝文学大家韩愈相比，是一种欣赏他的表现。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袁宏道文章中的流弊之处还是存在的，因此他在赞扬袁宏道时也是比较保守的。郁达夫在这篇的序言中选取了袁宏道的三篇文章，分别是序言《答李元善》和两片尺牍《冯琢庵师》、《答李元善》，这几篇充分体现了袁宏道诗文“清新轻俊”和“主妙悟”，的特点。[2]
三十年代的时候，周作人是最早开始推崇“性灵”的一位作家，并且尤其欣赏袁宏道的山水小品。袁宏道一生中有很多关于山水的小品，上文中提到的三个创作分期的过渡期都是他创作小品的关键时期，并且袁宏道还有很多山水尺牍。当时，周作人极力推崇袁宏道和他的小品文，并专心写具有自己风格的文章。其实，他跟袁宏道有很多相似之处，周作人后来隐居苦雨斋，就像当年袁宏道隐居柳浪湖一样。他一直认为晚明时期的公安派承受了不该有的“亡国之音”罪名，他还曾经帮助袁宏道正名，后来他和林语堂、刘大杰等人一起整理袁宏道文集，就是希望袁宏道以及他的作品能够重新被人们认识。
周作人曾經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这样描述了袁宏道的尺牍作品：
“尺牍虽多妙语，但视苏、黄终有间，比孙仲益自然要强。不知怎的尺牍与题跋后来的人总写不过苏、黄，……后人虽有外强中干，却很要不得了。”（《重印袁中郎全集序》）[2]
如上可见，他对袁宏道尺牍作品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虽然袁宏道的作品中妙语连珠、短小精湛、风趣，但是跟宋代的苏轼和黄庭坚相比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的。
刘大杰这样评述袁宏道的诗文：
“中郎的作品，最充分地表现他这种性灵的特质的，是他的诗、尺牍和游记。”（《袁中郎的诗文观》）[1]
他认为诗、尺牍和游记是袁宏道最典型的三类作品，而且他在袁宏道的尺牍作品中发现了袁宏道的文学主张。很多学者欣赏袁宏道正是因为他这种直白、真实、不加修饰的性格。刘大杰曾经列举了很多袁宏道的尺牍作品，以此说明他的文学主张，比如刘大杰将这篇《丘长儒》总结为四项观点，分别是性灵、创新、不拘格套和重内容。[3]而且他还重点强调，袁宏道的尺牍中反对复古文学的作品比比皆是。不仅是刘大杰，五四运动之后很多文人都喜欢引用袁宏道的尺牍和这项观点。
总之，近代的很多文人都对袁宏道以及公安派存在特殊的情感，对于清朝时期政治家对尺牍文学以及袁宏道和公安派的诋毁表示严重不满，他们为了让世人重新认识袁宏道这位晚明文学家，合力编制出版了《袁中郎全集》，同时也希望可以给袁中郎翻案。当时袁宏道以及作品能够重新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五四运动兴起之后，很多近代文人都把晚明文学看作是近代的回归，或者是历史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倡导文学革新，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打击、批判理学，跟晚明时期的文学非常相似。他们推崇袁宏道的“性灵”文学，不只是想为袁宏道翻案，更是想借助这一有利武器来批判旧文学。
第二，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倡导新文学的学者们都非常欣赏明代的小品文，并将其称作散文。周作人尤其喜爱袁宏道的山水小品，林语堂甚至认为周作人的散文风格缘源于晚明时期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林语堂的小品文中常常运用比喻和排比等修辞手法，大概是受到袁宏道尺牍文学的影响吧！
参考文献：
[1]谭邦和. 中国书信体文学史论略[J]. 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04：47-52.
[2]金桂台. 明代文学书信研究[D].复旦大学，2008.
作者简介：刘磊（1981—），女，汉族，湖北公安人，长江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
【关键词】：袁宏道；尺牍文学；文学思想；传播
1清初尺牍的兴盛与后期的衰退
晚明时期是尺牍文学发展的兴盛时期，当时的文人都比较偏爱尺牍文体，因此当时也是尺牍文集盛产的一个时期。袁宏道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的尺牍作品被刊刻成了很多文集。清朝以后，由于统治者政策的转变，文风出现了很大的扭转，尺牍文学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清代的文人更加注重文章的经世致用，公安派文学主张追求文章的学术理论，这完全不符合清代政治的需求。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袁中郎集》是严令禁止的一部作品，因为他的文章中有偏执的语言。因此，袁宏道文学作品在清代不为人知。而且清代文人比较崇尚宗送学宋，主张江西派诗词炼句，这跟袁宏道的“信笔直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早在公安派之前的七子主张“古文辞”文体，公安派则主张“性灵”，并且可以适用于任何文体。清朝初期，尺牍文学兴盛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政治的影响和文学的改革，之后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那段短短的时期内，尺牍文学也有比较典型的作品，比如《尺牍初徵》（李渔编）、《尺牍新语二编》（徐士俊、汪淇於）、《尺牍新钞》、《藏弆集》、《結鄰集》（周亮工）等，《尺牍初徵》中李渔这样描述了当时尺牍刊刻的现象：
“文章自鼎革以来，无论诗赋古文，……唯尺牍绝无新刻。四方流布尽属陈言。诗赋古文，传奇野史，百人之中，作者不过一二，尺牍一事，贵如天子，亦有赐问之书。下及庶人不无相通之札。无人可以不作。是文字中之水火菽粟也，茲独有苦心，輯为是刻。”（《尺牍初徵》李渔）[2]
常人中可以写诗作词、写话本的人非常少，因为对文学造诣要求比较高，但是尺牍文体比较自由，没有特别规定的要求，因此适合所有人创作，人人都可以书信交流。这就是当时尺牍能够流行一时并被大量刊刻的重要原因。
清代對于明代尺牍的态度都是不满和消极的，从清代中后期的禁止，直到最后完全消失。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尺牍对于当时的政治教化无益。因此政治家严禁《四库全书》中收录尺牍，上行下效，所以民间也不敢有人刊刻尺牍。第二，清代的文风比较重视经世致用，尤其是康熙年间和之后盛行的“汉学”，更加注重经世致用。第三，明朝时期资本主义崛起，出现了很多民间作坊，他们经常会为了谋取利益，肆意篡改尺牍中的内容，从而出现了一些颠倒是非的现象。这种不严谨的作风遭到了清代文人的鄙视和批判。
2近代袁宏道尺牍的重拾
由于种种原因，尺牍在清朝最终消失匿迹，但这种现象随着清朝的灭亡也出现一丝转机。新文学开始出现，近代的很多文人开始重新拾起尺牍。
袁宏道的“性灵”文学开始被重新重视起来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对这种晚明文学比较积极的代表人物包括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等。他们对尺牍的态度跟清代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欣赏袁宏道的尺牍作品。
林语堂最欣赏的就是袁宏道的“性灵”说，在他所著的《有不为其丛书序》中编修的大部分都是晚明和清初的作品，还有一些明代的小品等。他认为“只是认为文学佳作，认为有性灵文字，心好而乐之。”这是林语堂的主要观念，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首先，“清初以来，袁中郎倒霉，这派文学沉没下去，大家又去做正宗文章。”林语堂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对袁宏道的惋惜之情，好似两个人是认识许久的朋友，他对袁宏道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情怀，因此才有了他后来对袁宏道的翻案。其次，周作人用“那样底旧而又是这样底新”来评价袁宏道的文章，这句话给了林语堂很多灵感，因此他才列出了其他四条原因。当时人们比较追求新颖和洋文化，但是对于文人来说追新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古代文化。
郁达夫给予了袁宏道极高的评价，他说“兄弟三人，独能于万历诗文疲颓之余，自树一帜，洗尽当时王、李的大言壮语，矫揉造作。”郁达夫将袁宏道与唐朝文学大家韩愈相比，是一种欣赏他的表现。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袁宏道文章中的流弊之处还是存在的，因此他在赞扬袁宏道时也是比较保守的。郁达夫在这篇的序言中选取了袁宏道的三篇文章，分别是序言《答李元善》和两片尺牍《冯琢庵师》、《答李元善》，这几篇充分体现了袁宏道诗文“清新轻俊”和“主妙悟”，的特点。[2]
三十年代的时候，周作人是最早开始推崇“性灵”的一位作家，并且尤其欣赏袁宏道的山水小品。袁宏道一生中有很多关于山水的小品，上文中提到的三个创作分期的过渡期都是他创作小品的关键时期，并且袁宏道还有很多山水尺牍。当时，周作人极力推崇袁宏道和他的小品文，并专心写具有自己风格的文章。其实，他跟袁宏道有很多相似之处，周作人后来隐居苦雨斋，就像当年袁宏道隐居柳浪湖一样。他一直认为晚明时期的公安派承受了不该有的“亡国之音”罪名，他还曾经帮助袁宏道正名，后来他和林语堂、刘大杰等人一起整理袁宏道文集，就是希望袁宏道以及他的作品能够重新被人们认识。
周作人曾經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这样描述了袁宏道的尺牍作品：
“尺牍虽多妙语，但视苏、黄终有间，比孙仲益自然要强。不知怎的尺牍与题跋后来的人总写不过苏、黄，……后人虽有外强中干，却很要不得了。”（《重印袁中郎全集序》）[2]
如上可见，他对袁宏道尺牍作品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虽然袁宏道的作品中妙语连珠、短小精湛、风趣，但是跟宋代的苏轼和黄庭坚相比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的。
刘大杰这样评述袁宏道的诗文：
“中郎的作品，最充分地表现他这种性灵的特质的，是他的诗、尺牍和游记。”（《袁中郎的诗文观》）[1]
他认为诗、尺牍和游记是袁宏道最典型的三类作品，而且他在袁宏道的尺牍作品中发现了袁宏道的文学主张。很多学者欣赏袁宏道正是因为他这种直白、真实、不加修饰的性格。刘大杰曾经列举了很多袁宏道的尺牍作品，以此说明他的文学主张，比如刘大杰将这篇《丘长儒》总结为四项观点，分别是性灵、创新、不拘格套和重内容。[3]而且他还重点强调，袁宏道的尺牍中反对复古文学的作品比比皆是。不仅是刘大杰，五四运动之后很多文人都喜欢引用袁宏道的尺牍和这项观点。
总之，近代的很多文人都对袁宏道以及公安派存在特殊的情感，对于清朝时期政治家对尺牍文学以及袁宏道和公安派的诋毁表示严重不满，他们为了让世人重新认识袁宏道这位晚明文学家，合力编制出版了《袁中郎全集》，同时也希望可以给袁中郎翻案。当时袁宏道以及作品能够重新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五四运动兴起之后，很多近代文人都把晚明文学看作是近代的回归，或者是历史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倡导文学革新，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打击、批判理学，跟晚明时期的文学非常相似。他们推崇袁宏道的“性灵”文学，不只是想为袁宏道翻案，更是想借助这一有利武器来批判旧文学。
第二，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倡导新文学的学者们都非常欣赏明代的小品文，并将其称作散文。周作人尤其喜爱袁宏道的山水小品，林语堂甚至认为周作人的散文风格缘源于晚明时期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林语堂的小品文中常常运用比喻和排比等修辞手法，大概是受到袁宏道尺牍文学的影响吧！
参考文献：
[1]谭邦和. 中国书信体文学史论略[J]. 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04：47-52.
[2]金桂台. 明代文学书信研究[D].复旦大学，2008.
作者简介：刘磊（1981—），女，汉族，湖北公安人，长江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