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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文照相馆，皇宫照相馆，良友照相馆，泰云照相馆，正大照相馆，蓬莱照相馆，明湖照相馆……这些相片袋差不多算是在无意中被我吹响了集结号。
5年前，我买了一台底片扫描仪，用来把家藏的胶片底版数字化。去年回老家时，老爸交给我一摞相片袋，里面是上世纪50～70年代的一些照片底版。那一刻，我突然对不需要扫描的相片袋本身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又把先前收集的其他老相片袋统统找出来。现在，它们安静地躺在我书房的收藏夹中，不同名称、不同时期的济南相片袋有四十多种，虽谈不上蔚为大观，但可称之为历史的碎片了。它们的名称、地址、质地乃至印在背面的价格，无不暗示出时光的烙印。
皇宫和鸿文，不得不说的故事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皇宫照相馆由张鸿文创立，而鸿文照相馆的创立者却不叫鸿文。
1930年，河北冀县人王鸿逵与青州人王贻文在济南市经二路合开一家照相馆，各取二人名字中一字，命名为鸿文照相馆。这个照相馆开办两年后，一位名叫张鸿文的显贵来到馆里冲洗照片。张鸿文曾是冯玉祥的司机，1930年，韩复榘走马上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张鸿文跟随他来到济南，当上了济南市工务局局长。一天，张鸿文和部下到照相馆照相，看到有家以鸿文命名的照相馆后大为兴奋，遂起开照相馆之念头。于是，在部下迎合下，张鸿文在经三路纬四路以每月33块大洋租下上下两层各三间的门面房，大张旗鼓做起了照相生意，名之曰“皇宫照相馆”。或许是设备真的高档，也或许是出版商曲意逢迎，1934年出版的《济南大观》一书，称皇宫照相馆为“济南摄影的权威者，不但价目极廉，而卡纸、相版俱属摩登，放大、设色更为特长”。
皇宫照相馆作为济南照相业的龙头老大一直持续数十年。1963年以后，照相业组织5大店友谊协议赛，皇宫和明湖被誉为“特级照相馆”。1965年，撤销历下、市中两个中心店，成立皇宫、明湖、良友3个核算店，下属15家照相馆。“文革”期间，皇宫照相馆的名字因封建色彩浓厚被改名为“红艺照相馆”，别具一格的皇宫门面也被破坏。在笔者收藏的老相袋中，鸿文、皇宫、红艺的名字都能找到。印在袋面的“公私合营”和毛主席语录，则明显地展示出时代印痕。
子琳照相馆，有个有骨气的老板
2010年，一组1928航拍照经上海收藏家冯忠宝先生海淘从日本回到中国。画面上有济南西门城楼、西北角城墙被炸的惨状，为“五三惨案”期间，日军在飞机上侦查济南市拍摄的照片。冯先生将它们扫描后发给笔者来解读和报道，这组照片当时引起众多济南市民的关注。
在报道完这组航拍照不久，笔者从济南市档案馆了解到，该馆所藏的1928年9月26日刊行的《图画时报》中，曾刊发了这组航拍照中的两张，用以声讨日军罪行。署名为“子琳照相”。据文史专家乔润生介绍，子琳照相馆曾是济南城三大照相馆之一。上世纪20年代中期，山东海阳人王子琳“闯关东”归来后来到济南，在县西巷南头路东开设了“子琳照相馆”。1928年5月，日军入侵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日寇进城后，闯入子琳照相馆，威逼王子琳为他们冲洗照片。王子琳在为日军冲洗照片的同时，想办法偷偷留出一些照片。当年9月26日上海《时报》附刊《图画时报》署“子琳照相”刊发出来的济南航拍照片，应该就是王子琳用瞒天过海的方式偷偷寄发出去的。此时济南尚处于日军控制之下，王子琳此举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一年后日军撤出济南，王子琳又将留下的记录日寇罪行的照片翻拍放大，在照相馆的橱窗里进行公展。此举使子琳照相馆在济南广受称道。或许正是始于在《图画时报》刊发照片，王子琳在此后几年间爱上了新闻摄影，他使用小型便携快镜到处拍摄地方新闻照片，他所拍摄的“韩复榘游千佛山”、“孙中山灵车过济南”等照片先后在上海《图画时报》和北京《北京画报》刊出。
子琳照相馆后来迁院东大街路南。1950年，子琳合记又在府西大街开办。1956年照相业实行全行业公营，子琳照相馆才并入济南照相业总店。
济南照相业的那些前辈
2001年，位于泉城路一侧的芙蓉巷拆迁改造中。济南民间摄影家申胜利举起相机，拍下了兰亭照相馆旧址。几天后，这栋历史建筑被拆成一堆瓦砾。很多人都淡忘了它的历史，其实这里是一处清末就有的照相馆，当时它叫小彭照相馆。1997年出版的《济南市志》记载，清末“济南开辟商埠后……山东人谢小鹏在芙蓉街开办小鹏照相馆……1915年以后，小鹏照相馆改为兰亭照相馆”。参照1914年《济南指南》，“小鹏”应作“小彭”，“芙蓉街”应作“芙蓉巷”。而1927年的《济南指南》中列举了16家照相馆，小彭和兰亭并存，不过，小彭照相馆位置换到了南门外，兰亭位置标为芙蓉巷。据此，笔者推断，兰亭或为小彭开的分号。
和小彭照相馆同时期的照相馆还有五六家，至于谁是最早的，各种文献记载不一。吴群著《中国摄影发展历程》记载，清光绪年间，在济南开辟商埠之前，城里芙蓉巷就出现了全市最早的两家照相馆，一名“容芳”，一名“耀华”，均系广东人开办。1914年《济南指南》记载了温太芳、振华公司、耀华、容芳、景福、曾鸿太、小彭、利真、容华等9家照相馆，容芳和耀华的位置确实在芙蓉巷。而1919年《济南指南》修订版中，记载的9家照相馆则比1914版多出一个“宝华”，漏下一个“小彭”。
1927年，《济南快览》在概述济南照相业发展史时提出，“即以济南而论，营此业之较久者，首推曾鸿太及宝华”。该书列举的济南16家照相馆中，尚有容芳和耀华的名字，据此，有研究者认为，曾鸿太、宝华的创立时间，或早于容芳和耀华。
不过，1997年出版的《济南市志》与吴群著《中国摄影发展历程》的观点一致，认为容芳和耀华最早，济南开埠后，广东人曾泽廷才开办曾鸿太照相馆，宝华则是1914年新开业的，由历城人王廷玉在经三路纬五路开办。
龙头老大，各领风骚十数年
照相馆是靠技术立足的行当。从诞生之日起，济南照相业便不断变换“大王旗”。20世纪初期，名气最大的应该是曾鸿太和小彭，因为1914年《济南指南》和1919年《济南指南》修订版中，在名产篇里只列举了这两家照相馆。 20世纪20年代，一家独大的是佐藤，这是一家由日本人佐滕太八郎在经二路纬四路开办的照相馆（据说创办于民国初年，不知何故，《济南指南》并未记载）。1927年《济南快览》中，曾拿曾鸿太与佐藤对比，认为前者“然无新式之出品及特别之机械，故不能与日本之佐藤竞争。佐藤不仅能日夜兼摄，且多晒照各色及磁片上照相之新出品，及备有摄取多数人之摇头机”。
20世纪30年代，财大气粗的皇宫照相馆创立后一跃成为济南照相业老大。前文已有交代，不再赘述。此时，济南市区开设的照相馆已经有数十家之多。1997年《济南市志》上记载：“1937年济南沦陷后，市区有23家照相馆……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济南有照相馆29家。”这一记述应该有误，因为在沦陷期间的1940年，济南日本商工会议所出过一本《济南华人商工名录》，该书所列举的济南市区照相馆多达60家（不包括日本人开设的）。
我收藏的那些老相片袋
目前，我收集到的相片袋，以上世纪50～80年代为主。从“公司合营”到“国营”，再到袋面上的“语录”及同一照相馆名称的改变，反映出时代及社会大背景的变迁。
如上世纪60年代初，位于西门大街101号的蓬莱照相馆的照相袋上，电话号码只有四位数——“1154”。而1974年的相片袋上，这家照相馆的名称变成了“济南工农兵照相馆”，地址也变成了“泉城路西首路北”，电话号码增加一位，成为“21154”。
趵突泉南侧原来有个著名的国货商场，上世纪50年代末，里面有家公私合营文英照相馆，而十年后，该照相馆先后改称前进摄影部、前进照相馆。公私合营时代，诸如“容彰”“瑞昌”“良友”“泰云”之类的照相馆，从名字上就带有民国范儿。而“文革”后，照相袋上出现的“东方红”“红艺”“红光”“群艺”等名称，体现出的是革命情怀。改革开放后，“美丽”“新时代”“新艺”等名称，则向新潮时尚靠拢。
到网上逛逛，我注意到，零零散散的老相片袋已成为待售的收藏品。在997788中国收藏热线网上，一宗民国时期济南容彰照相馆的相片袋和照片，标价二百元。而带有毛主席语录的文革时期济南某照相馆的相片袋，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也标价5～15元不等。看来，有相片袋收藏情节的人并不只有我一人。从懵懂到自觉，我的照相袋收藏才刚刚起步。周末闲暇，到中山公园旧书市场淘书时，我越来越多地喜欢去扒翻那些旧相册、老影集。
谁也挡不住时光的流动和社会的变迁，一如谁也挡不住我对那些老照相馆往事的怀想和搜罗。（本专题图片由雍坚提供）
5年前，我买了一台底片扫描仪，用来把家藏的胶片底版数字化。去年回老家时，老爸交给我一摞相片袋，里面是上世纪50～70年代的一些照片底版。那一刻，我突然对不需要扫描的相片袋本身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又把先前收集的其他老相片袋统统找出来。现在，它们安静地躺在我书房的收藏夹中，不同名称、不同时期的济南相片袋有四十多种，虽谈不上蔚为大观，但可称之为历史的碎片了。它们的名称、地址、质地乃至印在背面的价格，无不暗示出时光的烙印。
皇宫和鸿文，不得不说的故事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皇宫照相馆由张鸿文创立，而鸿文照相馆的创立者却不叫鸿文。
1930年，河北冀县人王鸿逵与青州人王贻文在济南市经二路合开一家照相馆，各取二人名字中一字，命名为鸿文照相馆。这个照相馆开办两年后，一位名叫张鸿文的显贵来到馆里冲洗照片。张鸿文曾是冯玉祥的司机，1930年，韩复榘走马上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张鸿文跟随他来到济南，当上了济南市工务局局长。一天，张鸿文和部下到照相馆照相，看到有家以鸿文命名的照相馆后大为兴奋，遂起开照相馆之念头。于是，在部下迎合下，张鸿文在经三路纬四路以每月33块大洋租下上下两层各三间的门面房，大张旗鼓做起了照相生意，名之曰“皇宫照相馆”。或许是设备真的高档，也或许是出版商曲意逢迎，1934年出版的《济南大观》一书，称皇宫照相馆为“济南摄影的权威者，不但价目极廉，而卡纸、相版俱属摩登，放大、设色更为特长”。
皇宫照相馆作为济南照相业的龙头老大一直持续数十年。1963年以后，照相业组织5大店友谊协议赛，皇宫和明湖被誉为“特级照相馆”。1965年，撤销历下、市中两个中心店，成立皇宫、明湖、良友3个核算店，下属15家照相馆。“文革”期间，皇宫照相馆的名字因封建色彩浓厚被改名为“红艺照相馆”，别具一格的皇宫门面也被破坏。在笔者收藏的老相袋中，鸿文、皇宫、红艺的名字都能找到。印在袋面的“公私合营”和毛主席语录，则明显地展示出时代印痕。
子琳照相馆，有个有骨气的老板
2010年，一组1928航拍照经上海收藏家冯忠宝先生海淘从日本回到中国。画面上有济南西门城楼、西北角城墙被炸的惨状，为“五三惨案”期间，日军在飞机上侦查济南市拍摄的照片。冯先生将它们扫描后发给笔者来解读和报道，这组照片当时引起众多济南市民的关注。
在报道完这组航拍照不久，笔者从济南市档案馆了解到，该馆所藏的1928年9月26日刊行的《图画时报》中，曾刊发了这组航拍照中的两张，用以声讨日军罪行。署名为“子琳照相”。据文史专家乔润生介绍，子琳照相馆曾是济南城三大照相馆之一。上世纪20年代中期，山东海阳人王子琳“闯关东”归来后来到济南，在县西巷南头路东开设了“子琳照相馆”。1928年5月，日军入侵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日寇进城后，闯入子琳照相馆，威逼王子琳为他们冲洗照片。王子琳在为日军冲洗照片的同时，想办法偷偷留出一些照片。当年9月26日上海《时报》附刊《图画时报》署“子琳照相”刊发出来的济南航拍照片，应该就是王子琳用瞒天过海的方式偷偷寄发出去的。此时济南尚处于日军控制之下，王子琳此举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一年后日军撤出济南，王子琳又将留下的记录日寇罪行的照片翻拍放大，在照相馆的橱窗里进行公展。此举使子琳照相馆在济南广受称道。或许正是始于在《图画时报》刊发照片，王子琳在此后几年间爱上了新闻摄影，他使用小型便携快镜到处拍摄地方新闻照片，他所拍摄的“韩复榘游千佛山”、“孙中山灵车过济南”等照片先后在上海《图画时报》和北京《北京画报》刊出。
子琳照相馆后来迁院东大街路南。1950年，子琳合记又在府西大街开办。1956年照相业实行全行业公营，子琳照相馆才并入济南照相业总店。
济南照相业的那些前辈
2001年，位于泉城路一侧的芙蓉巷拆迁改造中。济南民间摄影家申胜利举起相机，拍下了兰亭照相馆旧址。几天后，这栋历史建筑被拆成一堆瓦砾。很多人都淡忘了它的历史，其实这里是一处清末就有的照相馆，当时它叫小彭照相馆。1997年出版的《济南市志》记载，清末“济南开辟商埠后……山东人谢小鹏在芙蓉街开办小鹏照相馆……1915年以后，小鹏照相馆改为兰亭照相馆”。参照1914年《济南指南》，“小鹏”应作“小彭”，“芙蓉街”应作“芙蓉巷”。而1927年的《济南指南》中列举了16家照相馆，小彭和兰亭并存，不过，小彭照相馆位置换到了南门外，兰亭位置标为芙蓉巷。据此，笔者推断，兰亭或为小彭开的分号。
和小彭照相馆同时期的照相馆还有五六家，至于谁是最早的，各种文献记载不一。吴群著《中国摄影发展历程》记载，清光绪年间，在济南开辟商埠之前，城里芙蓉巷就出现了全市最早的两家照相馆，一名“容芳”，一名“耀华”，均系广东人开办。1914年《济南指南》记载了温太芳、振华公司、耀华、容芳、景福、曾鸿太、小彭、利真、容华等9家照相馆，容芳和耀华的位置确实在芙蓉巷。而1919年《济南指南》修订版中，记载的9家照相馆则比1914版多出一个“宝华”，漏下一个“小彭”。
1927年，《济南快览》在概述济南照相业发展史时提出，“即以济南而论，营此业之较久者，首推曾鸿太及宝华”。该书列举的济南16家照相馆中，尚有容芳和耀华的名字，据此，有研究者认为，曾鸿太、宝华的创立时间，或早于容芳和耀华。
不过，1997年出版的《济南市志》与吴群著《中国摄影发展历程》的观点一致，认为容芳和耀华最早，济南开埠后，广东人曾泽廷才开办曾鸿太照相馆，宝华则是1914年新开业的，由历城人王廷玉在经三路纬五路开办。
龙头老大，各领风骚十数年
照相馆是靠技术立足的行当。从诞生之日起，济南照相业便不断变换“大王旗”。20世纪初期，名气最大的应该是曾鸿太和小彭，因为1914年《济南指南》和1919年《济南指南》修订版中，在名产篇里只列举了这两家照相馆。 20世纪20年代，一家独大的是佐藤，这是一家由日本人佐滕太八郎在经二路纬四路开办的照相馆（据说创办于民国初年，不知何故，《济南指南》并未记载）。1927年《济南快览》中，曾拿曾鸿太与佐藤对比，认为前者“然无新式之出品及特别之机械，故不能与日本之佐藤竞争。佐藤不仅能日夜兼摄，且多晒照各色及磁片上照相之新出品，及备有摄取多数人之摇头机”。
20世纪30年代，财大气粗的皇宫照相馆创立后一跃成为济南照相业老大。前文已有交代，不再赘述。此时，济南市区开设的照相馆已经有数十家之多。1997年《济南市志》上记载：“1937年济南沦陷后，市区有23家照相馆……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济南有照相馆29家。”这一记述应该有误，因为在沦陷期间的1940年，济南日本商工会议所出过一本《济南华人商工名录》，该书所列举的济南市区照相馆多达60家（不包括日本人开设的）。
我收藏的那些老相片袋
目前，我收集到的相片袋，以上世纪50～80年代为主。从“公司合营”到“国营”，再到袋面上的“语录”及同一照相馆名称的改变，反映出时代及社会大背景的变迁。
如上世纪60年代初，位于西门大街101号的蓬莱照相馆的照相袋上，电话号码只有四位数——“1154”。而1974年的相片袋上，这家照相馆的名称变成了“济南工农兵照相馆”，地址也变成了“泉城路西首路北”，电话号码增加一位，成为“21154”。
趵突泉南侧原来有个著名的国货商场，上世纪50年代末，里面有家公私合营文英照相馆，而十年后，该照相馆先后改称前进摄影部、前进照相馆。公私合营时代，诸如“容彰”“瑞昌”“良友”“泰云”之类的照相馆，从名字上就带有民国范儿。而“文革”后，照相袋上出现的“东方红”“红艺”“红光”“群艺”等名称，体现出的是革命情怀。改革开放后，“美丽”“新时代”“新艺”等名称，则向新潮时尚靠拢。
到网上逛逛，我注意到，零零散散的老相片袋已成为待售的收藏品。在997788中国收藏热线网上，一宗民国时期济南容彰照相馆的相片袋和照片，标价二百元。而带有毛主席语录的文革时期济南某照相馆的相片袋，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也标价5～15元不等。看来，有相片袋收藏情节的人并不只有我一人。从懵懂到自觉，我的照相袋收藏才刚刚起步。周末闲暇，到中山公园旧书市场淘书时，我越来越多地喜欢去扒翻那些旧相册、老影集。
谁也挡不住时光的流动和社会的变迁，一如谁也挡不住我对那些老照相馆往事的怀想和搜罗。（本专题图片由雍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