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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峨山县人大办公室副主任张文达的时候，他的一身打扮让记者暗暗吃惊：蓝色的衬衣因为雨水、汗水的关系分成了几色，衣领、衣背是深色，其他部位是浅色，雨靴上沾满了泥巴，只有那副眼镜还能显出这位玉溪师专毕业生的昔日风采。
张文达现在的身份是双江镇沐勋村村支书。按照市里的统一安排，他至少要在农村呆上两年，才能重新回到县城去。
与张文达一样，在玉溪全市范围内，去年以来，先后有七百余名机关干部“高职低用”下派到基层挂职。
在西部不少市县，由于城乡差别过大，不少干部眼光朝上，“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期冀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乡镇干部往往成为“候鸟型干部”。而以生产香烟闻名全国的云南玉溪市，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却“逆向而行”，在全国率先探索出干部“高职低用”的路子。
干部队伍“头重脚轻”产生的“飘浮病”
据玉溪市委组织部长李静波介绍，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党政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而农村基层人才却普遍匮乏。与1998年相比，2003年玉溪市、县两级机关干部分别增加了636人和136人，而乡、村两级干部却分别减少了 2616人和 473人，形成了“头重脚轻”的状况。李静波告诉记者，这不仅带来了领导层次多、行政效率低的问题，还加重了财政负担。市、县、乡三级党政机关人员经费由此增加了7913万元，公用经费增加了5369万元。
据记者了解，当前的机关干部中，很多是从大专院校毕业学生中直接招考进来的，由于在和平环境中成长，加之受阅历、经历和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不懂、不了解、不熟悉基层，尤其是对“三农”问题知之甚少。为了早日升迁，把心思和精力花在搞“政绩工程”上，由此滋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表面文章等不良风气，苦了百姓、害了基层，群众心中有怨、有气、有恨、有怒。
一方面是干部富余，大量堆积在机关，作风飘浮；另一方面却是农村人才极度贫瘠。李静波说，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西部农村出现了“三多四难”现象：因为旧城改造拆迁、农民征地费兑现、山林水源纠纷群众上访“三多”，农民增收难、看病难、子女上学难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四难”。他认为，解决农村“三多四难”问题，医治干部的“飘浮病”，重心必须下移。
经省委同意，玉溪市委下派了三名常委任县委书记。截至目前，在二千多位机关干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经过层层筛选，各县区也陆续下派了七百余名机关干部到农村。李静波说，这不仅可以夯实基层农村政权，下派干部还要直接面对“三农”问题，抓经济、抓稳定，目的性很强。
“几个干部一个兵”折射出的干部管理体制尴尬
一位基层领导给记者举了个形象的例子：从现行党委领导体制来看，由于党委分工过细，书记下面有副书记，副书记下面有常委、宣传部长，宣传部还设有常务副部长、副部长等职，具体的干事员很少。“几个干部一个兵”容易造成扯皮和推诿，不仅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还影响了决策质量，使主要领导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协调。
玉溪市委书记孔祥庚认为，干部“能上不能下”，管理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他说，县乡村是我们党的工作基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沿地带，也是干部锻炼成长的根。在实践中锻炼干部，是我们党培养干部的一条根本途径。在充分调研并征得上级领导同意的基础上，玉溪市打破常规，高职低用，把市、县党委常委下派到重点县、乡任职，把科级干部下派到经济发展缓慢、热难点问题突出的村任职，让市委常委当“县官”，县委常委当“乡官”，科级干部当“村官”。
市委常委黄宪庭下派到红塔区担任区委书记，他给记者谈了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农民想发展规模养猪、基地养猪，要盖猪圈的报告打到市里，土地部门竟然不批准，理由是猪圈不属于“临时用地”。黄宪庭向市里反映此事，结果领导反问：“你也是市委常委，连一个猪圈都解决不了？”逼使他自己去解决问题。“现在与土地部门协调沟通进展良好。”黄宪庭告诉记者，通过这件事他意识到：下派干部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后，上级的压力就减轻了，而常委的身份使他在与各部门的协调中，相对来讲也容易了许多。
据李静波介绍，下派干部把上级党委的决策和工作部署直接带到基层，把基层的情况和群众意愿迅速上传，沟通了上下联系，有效避免了管理分散、层次过多、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的问题，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更直接、更具体、更有效。同时，通过下派干部，也有效缓解了原党委班子成员之间工作上的“摩擦”，使干部队伍更为精干。
群众形象地说：“要想富，找支部，下派干部有思路”
市委常委邢渭东下派到通海任县委书记后，大力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在抓好烤烟、蔬菜、花卉、畜牧等传统产业的同时，积极发展五金机电、彩印包装和食品加工业，走“小商品、大市场”的路子，抓好“六个一”：一把刀具、一副扑克、一把面条、一袋酱菜、一罐白酒、一瓶酱油。经济增长了，这个建国后曾因农民暴动而闻名全国的县，干群之间的裂痕弥合了，一年多来已没有人上访了。
找准增长点，促进农民增收，成为下派干部“最为关心的事”。新平县嘎洒镇下派村支书陈荣，组织村民培训，输出劳务四十多人，使当地群众改变了“务工不出家门”的观念。今年41岁的吴小郎是红塔区委常委，下派到大营街担任镇党委书记后，吸引民间闲散资金，盘活企业资产6亿元，光发展休闲旅游业一项，就解决了7000多农民的就业问题。去年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31.5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476元。元江县下派干部用自己的工资作抵押，为烟农提供了683万元担保贷款，帮助9567户烟农解了燃眉之急。峨山县岔河乡河外村下派支书李东喜针对部分群众对种植烤烟有顾虑的问题，带头栽样板田，发动群众种烤烟，全村烤烟种植面积增加了845亩，创历史最高纪录。峨山县农民鲁学林向记者形象地说：“要想富，找支部，下派干部有思路。”
一些下派干部还积极向上级争取项目和资金，搞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坡耕地整治、人畜饮水、乡村道路、沼气池和小水窖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今年1月至5月，华宁县31名下派村支书共协调资金112万元，建小水窖4300多口，完成坡耕地治理6000多亩，修建乡村道路60公里，实施人畜饮水工程6个。这个县青龙镇人大副主席钟树云，下派到倒马坎村任支书两个月后，争取资金20多万元，解决了600多人吃水难的问题，修通了一段塌方路，群众感激地说：“下派干部为我们引来了‘幸福泉’，铺平了‘致富路’，过去上级给我们送钱送物，不如现在送个好干部！”
不少下派干部还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一件一件地抓，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江川县下派干部靳利江，针对牛摩村因退耕还林科助款发放引发群众集体上访、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使该村从“上访村”变成了“文明村”。
干部：情况在一线掌握，能力在一线增强，作风在一线锤炼，业绩在一线创造
“事情太杂，当村官难，一个字：累。”37岁的张文达坦言，自己刚下来那阵子，每天都往机关跑，现在原单位的事情基本不打听，一门心思想如何帮农民增收。他说，学当农民，不懂农业生产，就会瞎指挥。自己过去不抽烟，现在也学会了抽当地的水烟，讲当地的土话，挑大粪也亲自上阵。
张文达下派的双江镇沐勋村，农民人均收入才1520元，比全镇农民的人均收入要低700元左右。一些农民致富找不到好路子，就好赌、懒散。他到村里后，先是整顿村党支部，把年龄大的老党员换下来，新发展年轻的党员，又带领农民种了151亩烤烟。
“自己过去在人大的时候也搞调研，但从未像现在这样。不亲近农民，就不会知道农村隐藏的矛盾、问题这么多。”他告诉记者，目前已走访了140多家农户，准备在两年时间内挨家挨户走两三遍。
“说实话，我也很留恋机关生活。”峨山县旅游局副局长何雪对记者说，自己刚到小街镇当小街村支书的时候，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感到很茫然。慢慢地，面对那些淳朴的农民乡亲，自己的心胸变得很开阔，学到了不少处理社会问题的经验。她认为“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据介绍，她已经给当地做了两件实事：一是从市教育局争取到30万元，改造、修缮村完小的教学楼；二是积极向社会协调6万元，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公开招投标，把村里的街道改造为水泥路面。
峨山县委书记夏立洪告诉记者，农民思发展、盼富裕，但又苦于缺技术、缺资金、缺项目、缺人才。大批下派干部到基层后，牵引了市县乡三级的领导力量、社会资源和扶持政策向基层倾斜，做到了“政策上山、科技进户、干部到村”。下派干部变浮在表面为沉到基层，变“遥控指挥”为“亲临前线”，在党委、政府同农民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现在，基层干部中讲假话、讲大话、讲空话的少了，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多了。
据玉溪市委组织部长李静波介绍，下派干部绝大多数为大专以上学历，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文化高、年纪轻、干劲足。他们吃住在农村，成为了农村的政策宣传员、信息传递员、科技辅导员、致富引路员、党建联络员、关系协调员。元江县副县长王琼珍下派到咪哩乡任党委书记后感慨地说：“感谢组织给了我一次到基层锻炼的机会，使我得到了全方位锻炼，提高了驾驭农村工作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情况在一线掌握，能力在一线增强，作风在一线锤炼，业绩在一线创造。下派工作为农村充实了领导人才，为干部成长搭建了平台，培养了大批熟悉农村工作、作风踏实、综合素质较高的后备干部队伍。据李静波介绍，目前已有29名下派干部在挂职期间转任乡镇副职，65名下派干部被正式选举为村支书。通过及时选拔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下派干部，在各级干部中树立了注重实绩、公正用人的导向。
记者在玉溪采访中了解到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GDP增长4.3%，而去年同期是负增长6.1%，一举扭转了从1998年以来的经济下滑局面。全市用电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7%，固定资产投资中，已有57.4%靠社会投资而非财政投入。市委书记孔祥庚认为，玉溪经济之所以能呈现良性发展的态势，关键靠9个县区的经济增长。而这些成绩，是与七百余名干部到基层挂职“密不可分”的。
张文达现在的身份是双江镇沐勋村村支书。按照市里的统一安排，他至少要在农村呆上两年，才能重新回到县城去。
与张文达一样，在玉溪全市范围内，去年以来，先后有七百余名机关干部“高职低用”下派到基层挂职。
在西部不少市县，由于城乡差别过大，不少干部眼光朝上，“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期冀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乡镇干部往往成为“候鸟型干部”。而以生产香烟闻名全国的云南玉溪市，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却“逆向而行”，在全国率先探索出干部“高职低用”的路子。
干部队伍“头重脚轻”产生的“飘浮病”
据玉溪市委组织部长李静波介绍，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党政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而农村基层人才却普遍匮乏。与1998年相比，2003年玉溪市、县两级机关干部分别增加了636人和136人，而乡、村两级干部却分别减少了 2616人和 473人，形成了“头重脚轻”的状况。李静波告诉记者，这不仅带来了领导层次多、行政效率低的问题，还加重了财政负担。市、县、乡三级党政机关人员经费由此增加了7913万元，公用经费增加了5369万元。
据记者了解，当前的机关干部中，很多是从大专院校毕业学生中直接招考进来的，由于在和平环境中成长，加之受阅历、经历和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不懂、不了解、不熟悉基层，尤其是对“三农”问题知之甚少。为了早日升迁，把心思和精力花在搞“政绩工程”上，由此滋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表面文章等不良风气，苦了百姓、害了基层，群众心中有怨、有气、有恨、有怒。
一方面是干部富余，大量堆积在机关，作风飘浮；另一方面却是农村人才极度贫瘠。李静波说，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西部农村出现了“三多四难”现象：因为旧城改造拆迁、农民征地费兑现、山林水源纠纷群众上访“三多”，农民增收难、看病难、子女上学难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四难”。他认为，解决农村“三多四难”问题，医治干部的“飘浮病”，重心必须下移。
经省委同意，玉溪市委下派了三名常委任县委书记。截至目前，在二千多位机关干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经过层层筛选，各县区也陆续下派了七百余名机关干部到农村。李静波说，这不仅可以夯实基层农村政权，下派干部还要直接面对“三农”问题，抓经济、抓稳定，目的性很强。
“几个干部一个兵”折射出的干部管理体制尴尬
一位基层领导给记者举了个形象的例子：从现行党委领导体制来看，由于党委分工过细，书记下面有副书记，副书记下面有常委、宣传部长，宣传部还设有常务副部长、副部长等职，具体的干事员很少。“几个干部一个兵”容易造成扯皮和推诿，不仅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还影响了决策质量，使主要领导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协调。
玉溪市委书记孔祥庚认为，干部“能上不能下”，管理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他说，县乡村是我们党的工作基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沿地带，也是干部锻炼成长的根。在实践中锻炼干部，是我们党培养干部的一条根本途径。在充分调研并征得上级领导同意的基础上，玉溪市打破常规，高职低用，把市、县党委常委下派到重点县、乡任职，把科级干部下派到经济发展缓慢、热难点问题突出的村任职，让市委常委当“县官”，县委常委当“乡官”，科级干部当“村官”。
市委常委黄宪庭下派到红塔区担任区委书记，他给记者谈了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农民想发展规模养猪、基地养猪，要盖猪圈的报告打到市里，土地部门竟然不批准，理由是猪圈不属于“临时用地”。黄宪庭向市里反映此事，结果领导反问：“你也是市委常委，连一个猪圈都解决不了？”逼使他自己去解决问题。“现在与土地部门协调沟通进展良好。”黄宪庭告诉记者，通过这件事他意识到：下派干部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后，上级的压力就减轻了，而常委的身份使他在与各部门的协调中，相对来讲也容易了许多。
据李静波介绍，下派干部把上级党委的决策和工作部署直接带到基层，把基层的情况和群众意愿迅速上传，沟通了上下联系，有效避免了管理分散、层次过多、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的问题，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更直接、更具体、更有效。同时，通过下派干部，也有效缓解了原党委班子成员之间工作上的“摩擦”，使干部队伍更为精干。
群众形象地说：“要想富，找支部，下派干部有思路”
市委常委邢渭东下派到通海任县委书记后，大力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在抓好烤烟、蔬菜、花卉、畜牧等传统产业的同时，积极发展五金机电、彩印包装和食品加工业，走“小商品、大市场”的路子，抓好“六个一”：一把刀具、一副扑克、一把面条、一袋酱菜、一罐白酒、一瓶酱油。经济增长了，这个建国后曾因农民暴动而闻名全国的县，干群之间的裂痕弥合了，一年多来已没有人上访了。
找准增长点，促进农民增收，成为下派干部“最为关心的事”。新平县嘎洒镇下派村支书陈荣，组织村民培训，输出劳务四十多人，使当地群众改变了“务工不出家门”的观念。今年41岁的吴小郎是红塔区委常委，下派到大营街担任镇党委书记后，吸引民间闲散资金，盘活企业资产6亿元，光发展休闲旅游业一项，就解决了7000多农民的就业问题。去年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31.5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476元。元江县下派干部用自己的工资作抵押，为烟农提供了683万元担保贷款，帮助9567户烟农解了燃眉之急。峨山县岔河乡河外村下派支书李东喜针对部分群众对种植烤烟有顾虑的问题，带头栽样板田，发动群众种烤烟，全村烤烟种植面积增加了845亩，创历史最高纪录。峨山县农民鲁学林向记者形象地说：“要想富，找支部，下派干部有思路。”
一些下派干部还积极向上级争取项目和资金，搞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坡耕地整治、人畜饮水、乡村道路、沼气池和小水窖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今年1月至5月，华宁县31名下派村支书共协调资金112万元，建小水窖4300多口，完成坡耕地治理6000多亩，修建乡村道路60公里，实施人畜饮水工程6个。这个县青龙镇人大副主席钟树云，下派到倒马坎村任支书两个月后，争取资金20多万元，解决了600多人吃水难的问题，修通了一段塌方路，群众感激地说：“下派干部为我们引来了‘幸福泉’，铺平了‘致富路’，过去上级给我们送钱送物，不如现在送个好干部！”
不少下派干部还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一件一件地抓，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江川县下派干部靳利江，针对牛摩村因退耕还林科助款发放引发群众集体上访、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使该村从“上访村”变成了“文明村”。
干部：情况在一线掌握，能力在一线增强，作风在一线锤炼，业绩在一线创造
“事情太杂，当村官难，一个字：累。”37岁的张文达坦言，自己刚下来那阵子，每天都往机关跑，现在原单位的事情基本不打听，一门心思想如何帮农民增收。他说，学当农民，不懂农业生产，就会瞎指挥。自己过去不抽烟，现在也学会了抽当地的水烟，讲当地的土话，挑大粪也亲自上阵。
张文达下派的双江镇沐勋村，农民人均收入才1520元，比全镇农民的人均收入要低700元左右。一些农民致富找不到好路子，就好赌、懒散。他到村里后，先是整顿村党支部，把年龄大的老党员换下来，新发展年轻的党员，又带领农民种了151亩烤烟。
“自己过去在人大的时候也搞调研，但从未像现在这样。不亲近农民，就不会知道农村隐藏的矛盾、问题这么多。”他告诉记者，目前已走访了140多家农户，准备在两年时间内挨家挨户走两三遍。
“说实话，我也很留恋机关生活。”峨山县旅游局副局长何雪对记者说，自己刚到小街镇当小街村支书的时候，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感到很茫然。慢慢地，面对那些淳朴的农民乡亲，自己的心胸变得很开阔，学到了不少处理社会问题的经验。她认为“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据介绍，她已经给当地做了两件实事：一是从市教育局争取到30万元，改造、修缮村完小的教学楼；二是积极向社会协调6万元，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公开招投标，把村里的街道改造为水泥路面。
峨山县委书记夏立洪告诉记者，农民思发展、盼富裕，但又苦于缺技术、缺资金、缺项目、缺人才。大批下派干部到基层后，牵引了市县乡三级的领导力量、社会资源和扶持政策向基层倾斜，做到了“政策上山、科技进户、干部到村”。下派干部变浮在表面为沉到基层，变“遥控指挥”为“亲临前线”，在党委、政府同农民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现在，基层干部中讲假话、讲大话、讲空话的少了，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多了。
据玉溪市委组织部长李静波介绍，下派干部绝大多数为大专以上学历，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文化高、年纪轻、干劲足。他们吃住在农村，成为了农村的政策宣传员、信息传递员、科技辅导员、致富引路员、党建联络员、关系协调员。元江县副县长王琼珍下派到咪哩乡任党委书记后感慨地说：“感谢组织给了我一次到基层锻炼的机会，使我得到了全方位锻炼，提高了驾驭农村工作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情况在一线掌握，能力在一线增强，作风在一线锤炼，业绩在一线创造。下派工作为农村充实了领导人才，为干部成长搭建了平台，培养了大批熟悉农村工作、作风踏实、综合素质较高的后备干部队伍。据李静波介绍，目前已有29名下派干部在挂职期间转任乡镇副职，65名下派干部被正式选举为村支书。通过及时选拔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下派干部，在各级干部中树立了注重实绩、公正用人的导向。
记者在玉溪采访中了解到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GDP增长4.3%，而去年同期是负增长6.1%，一举扭转了从1998年以来的经济下滑局面。全市用电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7%，固定资产投资中，已有57.4%靠社会投资而非财政投入。市委书记孔祥庚认为，玉溪经济之所以能呈现良性发展的态势，关键靠9个县区的经济增长。而这些成绩，是与七百余名干部到基层挂职“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