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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可能同时出现负增长，世界经济将经历三到五年的深度调整。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放大了国内经济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同时，也给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机会。
一、全球经济可能经历三到五年的深度调整
第一，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大大超出预期。次级房贷危机的爆发不仅反映了次级房贷产品本身的缺陷，而且也反映了以资产证券产品为基础的金融创新缺乏有效监管的巨大风险，同时还反映了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3月预测，全球经济可能收缩0.5—1.0%。
第二，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超过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增加了全球经济长期调整的不确定性。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增长连续两年放缓到1%。经济危机也导致以固定汇率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退出历史舞台，催生了以浮动汇率为基础的“牙买加协定”。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也导致全球经济增长连续3年不到2%。两次石油危机使发达国家经历了10年的通胀煎熬。2008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石油价格已经超过了两次石油危机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货币体系再次面临改革的外部压力，增加了全球经济长期调整的风险。
第三，货币政策已经失去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全球经济可能再次陷入“流动性陷阱”。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全球信贷紧缩不仅促使各国中央银行大幅降低利率，而且迫使各国中央银行以不同方式定向注资，反映了货币政策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时的难度。目前各国宏观层面上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解决微观领域的信贷紧缩，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两次“流动性陷阱”分别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和90年代日本经济的10年通缩。
第四，全球化的正面效应递减，负面效应明显放大。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提高了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效率，为发达国家带来了10年左右的高增长低通胀，也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外部条件。但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也使得部分国家的经济风险更易于在全球扩散。
第五，经济周期难以避免，长的繁荣期需要长的调整期。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长时间繁荣必然会积累大量风险，风险的释放客观上需要一个过程，各国应对危机而出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风险的释放。各种迹象显示，次级房贷危机引发的本轮全球经济深度和长期调整难以避免。
二、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面临的各种风险放大
随着我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以及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因而本轮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前所未有。
首先，2009年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消失。发达国家是我国制造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占我国出口市场的份额在60%左右；其经济收缩会对我国全年出口产生明显影响。2008年前10个月汇率和通胀因素导致出口仍保持了较快增长，但是我国产品在美国、欧盟和日本进口市场中的份额明显下降。国际贸易组织3月份估计2009年全球贸易量可能收缩9%，同时汇率和通胀今年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基本消失，因此无法排除我国2009年出口收缩的可能。
第二，产能过剩和就业压力显著增大，企业面临严重困难。目前，产能过剩已经由下游制造产品传导到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产品、由东部沿海地区传导到中西部内陆地区、由出口产品传导到进口产品，很多工厂停产，企业面临严重困难、就业压力显著增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
第三，宏观层面上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企业层面的信贷紧缩。尽管中国人民银行9月份以来大幅降息，并出台了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一系列政策，但商业银行为了控制风险，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并未明显增加，使得本已受到市场严重打击的企业普遍面临流动资金短缺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第四，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性任务，面临严峻的挑战。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内外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其重点和核心是民生建设。扩大内需要求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大幅度转变经济发展的观念，将民生建设和社会福祉为基础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核心任务，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下一步政府改革的方向。不仅要求大量的公共投资，也需要各级领导能树立新的政绩观念。短期内，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优先安排那些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刺激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另一方面要通过转移支付重点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第五，经济发展的长期风险增大，政策层面对风险准备不足。2008年10月份以来，我国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防止经济急剧减速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从设计上兼顾了长期和短期，但在操作上更加侧重短期供给方面保增长的目标，对长期促内需、调结构的发展改革措施和成本重视不够，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风险。1990—1991年美国经济衰退对日本经济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应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三、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给我国带来的机会
第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给我国带来了又一次深化改革的机会。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可能启动改革。2008年下半年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的压力迫使我国启动了酝酿多年的以深化改革、扩大内需、提高产业竞争力为核心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第二，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实证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产品的附加值和人力资源投入低于一般贸易产品；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比重远高于普通产品的加工贸易比重，其附加值和人力投入也低于普通贸易产品。外部市场恶化对加工贸易的严重打击会迫使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产能过剩也会迫使那些能耗大、物耗高、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失去生存空间。国家也要下决心利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通过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及节能标准等制度性安排来强制性淘汰落后过剩产能。
第三，促使国家通过制度建设，提高核心竞争力。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体现为企业和技术的竞争力，全球经济的调整使得那些有自主技术、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渠道的企业竞争优势更加明显。但企业的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仅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更需要健全的法制环境。
第四，有利于提高开放水平，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迫切需要中国的对外投资，为提高我国经济的开放水平创造了条件。同时，中国政府“扩内需、促增长”的相关政策不仅会通过贸易缓减全球经济调整的冲击，也会显著增加发达经济体自身政策应对危机的有效性。
第五，有利于增加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科学性和战略性。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冲击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基本矛盾，更好地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在现代市场建设、金融体系建设和金融监管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也可以使我们更加有效地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断积累应对外部经济冲击，在扩大开放中不断提高防范外部风险的能力。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一、全球经济可能经历三到五年的深度调整
第一，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大大超出预期。次级房贷危机的爆发不仅反映了次级房贷产品本身的缺陷，而且也反映了以资产证券产品为基础的金融创新缺乏有效监管的巨大风险，同时还反映了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3月预测，全球经济可能收缩0.5—1.0%。
第二，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超过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增加了全球经济长期调整的不确定性。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增长连续两年放缓到1%。经济危机也导致以固定汇率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退出历史舞台，催生了以浮动汇率为基础的“牙买加协定”。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也导致全球经济增长连续3年不到2%。两次石油危机使发达国家经历了10年的通胀煎熬。2008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石油价格已经超过了两次石油危机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货币体系再次面临改革的外部压力，增加了全球经济长期调整的风险。
第三，货币政策已经失去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全球经济可能再次陷入“流动性陷阱”。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全球信贷紧缩不仅促使各国中央银行大幅降低利率，而且迫使各国中央银行以不同方式定向注资，反映了货币政策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时的难度。目前各国宏观层面上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解决微观领域的信贷紧缩，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两次“流动性陷阱”分别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和90年代日本经济的10年通缩。
第四，全球化的正面效应递减，负面效应明显放大。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提高了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效率，为发达国家带来了10年左右的高增长低通胀，也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外部条件。但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也使得部分国家的经济风险更易于在全球扩散。
第五，经济周期难以避免，长的繁荣期需要长的调整期。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长时间繁荣必然会积累大量风险，风险的释放客观上需要一个过程，各国应对危机而出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风险的释放。各种迹象显示，次级房贷危机引发的本轮全球经济深度和长期调整难以避免。
二、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面临的各种风险放大
随着我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以及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因而本轮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前所未有。
首先，2009年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消失。发达国家是我国制造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占我国出口市场的份额在60%左右；其经济收缩会对我国全年出口产生明显影响。2008年前10个月汇率和通胀因素导致出口仍保持了较快增长，但是我国产品在美国、欧盟和日本进口市场中的份额明显下降。国际贸易组织3月份估计2009年全球贸易量可能收缩9%，同时汇率和通胀今年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基本消失，因此无法排除我国2009年出口收缩的可能。
第二，产能过剩和就业压力显著增大，企业面临严重困难。目前，产能过剩已经由下游制造产品传导到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产品、由东部沿海地区传导到中西部内陆地区、由出口产品传导到进口产品，很多工厂停产，企业面临严重困难、就业压力显著增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
第三，宏观层面上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企业层面的信贷紧缩。尽管中国人民银行9月份以来大幅降息，并出台了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一系列政策，但商业银行为了控制风险，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并未明显增加，使得本已受到市场严重打击的企业普遍面临流动资金短缺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第四，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性任务，面临严峻的挑战。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内外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其重点和核心是民生建设。扩大内需要求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大幅度转变经济发展的观念，将民生建设和社会福祉为基础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核心任务，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下一步政府改革的方向。不仅要求大量的公共投资，也需要各级领导能树立新的政绩观念。短期内，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优先安排那些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刺激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另一方面要通过转移支付重点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第五，经济发展的长期风险增大，政策层面对风险准备不足。2008年10月份以来，我国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防止经济急剧减速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从设计上兼顾了长期和短期，但在操作上更加侧重短期供给方面保增长的目标，对长期促内需、调结构的发展改革措施和成本重视不够，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风险。1990—1991年美国经济衰退对日本经济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应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三、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给我国带来的机会
第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给我国带来了又一次深化改革的机会。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可能启动改革。2008年下半年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的压力迫使我国启动了酝酿多年的以深化改革、扩大内需、提高产业竞争力为核心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第二，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实证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产品的附加值和人力资源投入低于一般贸易产品；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比重远高于普通产品的加工贸易比重，其附加值和人力投入也低于普通贸易产品。外部市场恶化对加工贸易的严重打击会迫使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产能过剩也会迫使那些能耗大、物耗高、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失去生存空间。国家也要下决心利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通过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及节能标准等制度性安排来强制性淘汰落后过剩产能。
第三，促使国家通过制度建设，提高核心竞争力。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体现为企业和技术的竞争力，全球经济的调整使得那些有自主技术、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渠道的企业竞争优势更加明显。但企业的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仅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更需要健全的法制环境。
第四，有利于提高开放水平，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迫切需要中国的对外投资，为提高我国经济的开放水平创造了条件。同时，中国政府“扩内需、促增长”的相关政策不仅会通过贸易缓减全球经济调整的冲击，也会显著增加发达经济体自身政策应对危机的有效性。
第五，有利于增加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科学性和战略性。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冲击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基本矛盾，更好地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在现代市场建设、金融体系建设和金融监管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也可以使我们更加有效地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断积累应对外部经济冲击，在扩大开放中不断提高防范外部风险的能力。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