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首届恩施少数民族文学高峰论坛”上，著名学者吴义勤在肯定“少数民族文学大繁荣大发展”的同时，指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滞后，这比整个当代文学大的文学史可能还严重。因为对少数民族文学，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很重视，各种对创作有利的政策也很多。但是在对当下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总结和经典化方面，我们做得不多，做得不够。少数民族创作是繁花似锦，但是哪些作品有经典性的气质和潜力，这种研究还不够。”
　　 这段话既指出了文学经典的重要性，又指出了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存在的问题——作家如何创作经典，批评家如何发现经典。
　　 广义的少数民族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狭义的少数民族文学单指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即相对汉族文学而言，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创作的具有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文学。呼唤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化，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必然进程、时代使命。经典的生产因人而异，经典的生成途径也各有不同，对经典的追求则永不言弃。少数民族作家大多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少数民族文化圈，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有较深入的理解，对时代政治、大众需求、社会导向等信息有较充分的把握。动笔前须在选材、谋篇、布局等问题上殚精竭虑。如何利用经典素材、经典文体创作出内容经典、思想经典、艺术经典的文本，则有赖于作者独特的生活累积、文化修养、审美体验和品格追求。生产出来的文本还需要作家反复修改、打磨、润饰，甚至再生产。
　　 认同是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化的唯一通途。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必须获得读者的认同尚可。认同方式有多种。首先，是发行量、转载量彰显出来的阅读量，阅读量越大认同度越高。其次，是文艺活动中拥有的地位。作家及其文本在文学活动中被阐释;或是被文学史书写，被各级学校教材采用，被各类课题研究;或是在影视界被演绎，活动频率越高其认同度就越高。再次，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能家喻户晓，被日常生活化，被民间故事化，代代传承。传承度越高其认同度就越高。认同度越高，经典化程度就越高。传播是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化不可或缺的环节。文学经典的生成须有较长时间、广阔空间的传播。传播媒介则是文本与读者见面的首要方式。阅读主体在研读中产生了批评活动，文本获得了深度传播和多样传播，甚至被改编为影视、戏剧、舞蹈、歌曲、民间口头文学等艺术形式，进而得到普遍接受与认同。当它进入文学史被学习，或进入文学馆、文化馆、博物馆被展览，或进入旅游景点被宣传，当做旅游产品被消费，就成为跨时代跨区域的经典。
　　 经典并非一蹴而就。少数民族文学要与主流文学并驾齐驱，在同样语境、同等规则中竞争进入经典行列，必须注意如下问题。首先，少数民族作家要有敏锐的思想，大胆创新，善于汲取各种文化养料生产品质独特的文本，且能运用通用语阅读，在广大汉语读者中抢占席位。其次，重视各种媒介的传播力量。积极参与各类文学活动、社会活动，让媒介助力，在传播中成长。再次，作家要正视自己的能力与能量。克服自大心理，增强自信心，怀抱为本民族文学、为中华民族大文学做出贡献的宏愿。
　　 文学史上，走向经典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古代少数民族经典作家作品暂且不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就涌现了许多优秀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已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行列。建国后，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作家队伍迅速壮大。老作家继续笔耕，中青年作家逐渐成长。玛拉沁夫、萧乾、李准、霍达、张承志、阿来、扎西达娃、孙健忠、蔡测海等作家成为当代文坛中坚。李准的《黄河东流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阿来的《尘埃落定》均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成为文学界的长销书。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如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作品供大学生们一代代研读。为了推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各级部门还设立了很多奖励措施。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就是专门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设立的国家级最高獎励。近几年，有些民族也以本族命名设立了奖励。如2017年在重庆黔江举办的首届“土家族优秀作品”奖，产生了热烈反响。这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主办的继中国蒙古族、哈萨克族、朝鲜族优秀作品奖之后的第四个文学单项奖”。评奖筛选出了一批批佳作，为迈向经典奠定了基础，也有力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
　　 作为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镇，恩施文学创作并不落后。明清时期就产生了著名的“田氏诗人群”，容美土司田氏一家六代九人创作了影响后世的诗集《田氏一家言》。很多异乡文人也因在恩施的活动而留下了精彩篇章，如顾彩的《容美纪游》就是较早记录西南民族地区风情、风景、地理、文化的集诗与文于一体的文本。新中国后，有马识途的《清江壮歌》和王英先的《枫香树》等长篇小说，反映恩施革命先烈和恩施人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过，恩施少数民族文学到新时期才出现兴盛景象。通过几代作家努力，已营造了良好的创作氛围，开垦了一片民族文化沃土。
　　 新时期四十年，恩施文学成绩骄人。恩施（含恩施籍）作家有多人获得“骏马奖”：叶梅的《五月飞蛾》，李传锋的《退役军犬》《白虎寨》，邓斌和向国平的《远去的诗魂》，杨秀武的《巴国俪歌》都赢得了民族文学的最高荣誉。王月圣、田苹、吕金华、董祖斌、胡礼忠等多人获得湖北省各类文学奖;雨燕等人获得首届“土家族优秀作品”奖。
　　 纵观恩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各类题材、各类体裁都有涉足，创作数量年年增长，创作队伍日益壮大，文本品质也不断提升，发展势头令人欣喜。但是，与当代文坛经典之作比较，与世界文学比较，恩施文学要走上经典之路，除了要注意前述三大关键环节的问题外，还有几点需加倍努力。
　　 从创作主体讲，有些观念需要突破。首先是要克服守成，勇于开拓求新。恩施作家并不缺乏资源，民族的、历史的、时代的、文化的应有尽有，如何突破既成的写作套路，合理利用资源，用有效的艺术形式表达，需要反复揣摩。其次是要突破急于求成的俗念。秉着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怀揣“两句三年得”的态度，不急不躁地精心打磨，力争精益求精。一个可以成为经典的作品，若因为缺乏打磨以普通成果问世，就会造成浪费。再次是要突破“独打鼓独划船”、各自为阵的观念，重视与外界交往，重视集体力量和传播力量。不但自己要走出去，也要把外面的优秀资源请进来，同时联合周边的力量，合力创造新局面。
　　 艺术表达方面，还需要几个并重。一是要表象与内涵并重。恩施文学比较重视事物表象的叙述，较少向事物深远处探求。比如，描写土家族、苗族等本族文化，就注重民俗事象、风物人情的形态描绘，忽视对其文化内涵和历史纵深感的挖掘。缺少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深入剖析，缺少对事件价值意义的内涵思考。表象化的作品就缺乏厚重感，缺少大格局和大气象。二是要数量与品质并重。恩施作家的勤奋精神可敬可赞，但是勤奋精神并不一定能创作优秀作品。快速度、高强度下出炉的文本，若没有精细的磨砺，很难成为精品。
　　 文学活动与文学批评方面，一是要重视作品的研讨活动和传播活动。恩施作家出书，很多是自费的，只有极少数能得到一些签约经费或是地方政府支持。作品出版后，也多是互相赠送，或者朋友推荐，较少走向文学市场，能为作品举办研讨活动更是凤毛麟角。恩施作家的好书常常很难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要改变这种情形，还需要地方各级政府各级部门高度重视，在经费、时间、精神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大力鼓舞。积极召开作品研讨会，通过各类文学批评活动大力推介作品，让作品“走出地域封闭圈”，走到更广阔的文学领域和学术领域，传播得更久远。二是要关注文学批评的积极意义。作家的自恋自满情绪在当下文坛并不少见，不太愿意接受批评是普遍现象。有的甚至误解“批评”就是说坏话。其实，真正的文学批评，是十分尊重作家劳动的，评论家都懂得创作的艰辛与艰难。一个人既然想从事文学创作，写出来的作品，一定是要接受读者和社会检阅的，不是留着自我欣赏，且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会尊重读者的阅读感受，会欣然地让自己的作品面对各方面的意见。文学批评，是作品迈向经典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经典无人抗拒，经典化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不懈追求。若能注意并处理好上述问题，恩施少数民族文学一定会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一样，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会有更多作家作品迈向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