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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祁豸佳《琅文集·序》称：“神宗朝，吾越中以古文名者三先生：一为陆景邺一为王谑庵，一为倪鸿宝。”而王谑庵尤为三人中之翘楚。最近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王谑庵的文集《王季重十种》，为《两浙作家文丛》之一种。
王谑庵名思任，字季重，号遂东，生于山明水秀的文物之乡——绍兴。这里历来是人文渊薮。东吴，东晋以来，顾、陆、张、朱之后，王、谢之裔，风流奕世，儒雅相传，江左衣冠之盛，各地难以望其项背。即以绍兴而言，宋之陆务观、元之杨铁崖、明之徐文长，皆是文学史上声名煊赫的人物。而当明清甲乙之际，绍兴死难烈士尤多，刘念台、祁虎子、陆鲲庭，志节皎然，名垂青史。谑庵生于斯乡，当然不能无染于风气。他既富才思，又饶节慨，当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挺身而出。丙戌六月，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陷绍兴，谑庵入秦望山愤嫉而死。《王季重十种》中颇不乏充满爱国激情的诗作，如《出塞》、《于忠肃墓》等篇，悲歌慷慨，辞气豪迈，令人感奋。它如《辽警》之对国事的关注；《行路难》所表现出的对人民的同情，都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然而，谑庵的诗文是以谐谑见称于世的。王谑庵也确如其自号所云，很善谐谑而无顾忌，因之难免要遭旁人白眼。他的这种性格和处世态度反映到作品中，便呈现出一种卓荦不群的风格。试看下引诗文：
雁荡山是造化小儿时所作者，事事俱糖担中物，不然，则盘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尽之花园耳。山故怪石供，有紧无要，有文无理，有骨无肉，有筋无脉，有体无衣，俱出堆累錾之手。(《雁荡》)
其致马士英一书更是寓凛然正气于嬉笑怒骂之中。这些诗文在那些死抱着“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信条的腐儒眼中当然要被视为是“有伤大雅的“滑稽”，“诡变”。然而这却正是谑庵不同于流俗的独特之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反映的产物。
谑庵生于明末，正值明帝国崩溃的前夜。明代自正、嘉以来，国事日坏，又遇上只知敛聚的神宗，童昏痴呆的熹宗，以至内忧方殷，外患孔亟，党争迭起，终至社稷丘墟。谑庵弱冠举乡荐，翌年释褐，可谓春风得意。然而“偃蹇宦途，三仕三黜”，始终沉沦下僚。通籍五十年，“强半林居”触眼遭忌，逐走东西，宏图不展，报国无门。于是发而为诗文，以谐谑的形式渲泄胸中的怫郁不平之气，抒发愤世嫉俗的心情和对仕途困顿的感慨，“以其哀激之思，必作涩晦之调。”他在《蚊》这首诗中写道：
炎虐怨如焚，蚊虻道方媚。柏寝亦何与，和喙苦相瘁。结党溷空明，天意容此辈。露筋不敢辞，成雷深可畏。
诗中对那些朋比为奸的邪佞之徒作了绝妙的讽刺，对黑暗的现实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也流露出对国家命运的隐忧。即其《律陶》诸诗，貌若平和，却也蕴涵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之气。所有这些，也未始不是他强烈爱国心的一种曲折表现形式。
谑庵最为人称道的是山水游记。论者以为“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游唤》诸篇之记两浙佳山水；《历游记》之记江左江右及齐鲁淮泗的名山胜景，摹山范水，曲尽其妙，行笔如兔起鹘落，文势突兀不凡。《游唤》中之《小洋》、《剡溪》诸篇最为精绝。如在《历游记》中其写太湖夜月：“自入后保以来，风日清美，船如天上，湖山之状，朝莫五色，悉饱其变。且夜夜明月，秦镜透飞，而无有纤云滓秽，万里寒游，濯濯孤玉壶之魄，予盖有游福者哉！”仿佛如入画境。文笔隽永张弛有致，盖深得善长、子厚神髓。
谑庵诗文，名重于世。同乡后学张宗子称其“孝友文章，当今第一”。有的论者因其不同流俗，便以为他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三袁同调；也有人因其“诡变莫穷”以为与奇僻险怪的钟、谭合流。而谑庵则自称与二者“不同衣饭，各自饱暖”。他推崇同乡前修徐文长和临川汤义仍。徐之奇警确与谑庵有声气相通之处；而义仍文思腾涌如天马行空，对谑庵也不无启发作用。实不能将谑庵区区拘系于公安、竞陵的藩篱之中。可以说谑庵是蹊径自辟，卓然成家，与“云间派”同辉耀于明末文坛。
近三十余年，人们在谈到明代文学，往往只注重小说而鄙薄诗文。明人确有如清人所说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毛病，但不可讳言的是对明代诗文尚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所以有立论过早之嫌。只有既重视小说，也重视诗文；既重视一流作者，也重视二、三流作者，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明代文学的真实面貌，因此，《王季重十种》的出版，无疑会对此产生积极作用。
(《王季重十种》，任远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第一版，3.20元。)
王谑庵名思任，字季重，号遂东，生于山明水秀的文物之乡——绍兴。这里历来是人文渊薮。东吴，东晋以来，顾、陆、张、朱之后，王、谢之裔，风流奕世，儒雅相传，江左衣冠之盛，各地难以望其项背。即以绍兴而言，宋之陆务观、元之杨铁崖、明之徐文长，皆是文学史上声名煊赫的人物。而当明清甲乙之际，绍兴死难烈士尤多，刘念台、祁虎子、陆鲲庭，志节皎然，名垂青史。谑庵生于斯乡，当然不能无染于风气。他既富才思，又饶节慨，当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挺身而出。丙戌六月，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陷绍兴，谑庵入秦望山愤嫉而死。《王季重十种》中颇不乏充满爱国激情的诗作，如《出塞》、《于忠肃墓》等篇，悲歌慷慨，辞气豪迈，令人感奋。它如《辽警》之对国事的关注；《行路难》所表现出的对人民的同情，都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然而，谑庵的诗文是以谐谑见称于世的。王谑庵也确如其自号所云，很善谐谑而无顾忌，因之难免要遭旁人白眼。他的这种性格和处世态度反映到作品中，便呈现出一种卓荦不群的风格。试看下引诗文：
雁荡山是造化小儿时所作者，事事俱糖担中物，不然，则盘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尽之花园耳。山故怪石供，有紧无要，有文无理，有骨无肉，有筋无脉，有体无衣，俱出堆累錾之手。(《雁荡》)
其致马士英一书更是寓凛然正气于嬉笑怒骂之中。这些诗文在那些死抱着“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信条的腐儒眼中当然要被视为是“有伤大雅的“滑稽”，“诡变”。然而这却正是谑庵不同于流俗的独特之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反映的产物。
谑庵生于明末，正值明帝国崩溃的前夜。明代自正、嘉以来，国事日坏，又遇上只知敛聚的神宗，童昏痴呆的熹宗，以至内忧方殷，外患孔亟，党争迭起，终至社稷丘墟。谑庵弱冠举乡荐，翌年释褐，可谓春风得意。然而“偃蹇宦途，三仕三黜”，始终沉沦下僚。通籍五十年，“强半林居”触眼遭忌，逐走东西，宏图不展，报国无门。于是发而为诗文，以谐谑的形式渲泄胸中的怫郁不平之气，抒发愤世嫉俗的心情和对仕途困顿的感慨，“以其哀激之思，必作涩晦之调。”他在《蚊》这首诗中写道：
炎虐怨如焚，蚊虻道方媚。柏寝亦何与，和喙苦相瘁。结党溷空明，天意容此辈。露筋不敢辞，成雷深可畏。
诗中对那些朋比为奸的邪佞之徒作了绝妙的讽刺，对黑暗的现实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也流露出对国家命运的隐忧。即其《律陶》诸诗，貌若平和，却也蕴涵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之气。所有这些，也未始不是他强烈爱国心的一种曲折表现形式。
谑庵最为人称道的是山水游记。论者以为“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游唤》诸篇之记两浙佳山水；《历游记》之记江左江右及齐鲁淮泗的名山胜景，摹山范水，曲尽其妙，行笔如兔起鹘落，文势突兀不凡。《游唤》中之《小洋》、《剡溪》诸篇最为精绝。如在《历游记》中其写太湖夜月：“自入后保以来，风日清美，船如天上，湖山之状，朝莫五色，悉饱其变。且夜夜明月，秦镜透飞，而无有纤云滓秽，万里寒游，濯濯孤玉壶之魄，予盖有游福者哉！”仿佛如入画境。文笔隽永张弛有致，盖深得善长、子厚神髓。
谑庵诗文，名重于世。同乡后学张宗子称其“孝友文章，当今第一”。有的论者因其不同流俗，便以为他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三袁同调；也有人因其“诡变莫穷”以为与奇僻险怪的钟、谭合流。而谑庵则自称与二者“不同衣饭，各自饱暖”。他推崇同乡前修徐文长和临川汤义仍。徐之奇警确与谑庵有声气相通之处；而义仍文思腾涌如天马行空，对谑庵也不无启发作用。实不能将谑庵区区拘系于公安、竞陵的藩篱之中。可以说谑庵是蹊径自辟，卓然成家，与“云间派”同辉耀于明末文坛。
近三十余年，人们在谈到明代文学，往往只注重小说而鄙薄诗文。明人确有如清人所说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毛病，但不可讳言的是对明代诗文尚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所以有立论过早之嫌。只有既重视小说，也重视诗文；既重视一流作者，也重视二、三流作者，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明代文学的真实面貌，因此，《王季重十种》的出版，无疑会对此产生积极作用。
(《王季重十种》，任远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第一版，3.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