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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条路，我每天都在行走。路途中有我洒下的辛勤汗水，有我留下的欢声笑语，也有我掉下的眼泪。无论路怎样坎坷，我都无所畏惧，坚定信心，勇往直前。回过头看一看，自己在路途中留下的一串串脚印，都是一道道独特的风景。
一
我出生在富裕县龙安桥镇小河东村（过去叫东方红大队）一个农民家庭，小的时候一直在姥姥家生活，是姥姥一手把我带大。5岁那年，父亲把我从姥姥家接回来。我们一家借住在别人家的仓房，后来买了一处旧土坯房，面积不到30平方米，虽然小了一点，但毕竟是自己家的房子。
我9岁那年开始上学。那个年代，村里很穷，没有像样的校舍。学生多，而教室不够用，就把两间民房改成了教室。一个教室容纳两个班级，我们一年级和三年级是一个教室，班里有二十几名学生，其中三年级有十几名学生。教室里摆放三排桌子，我们班在南侧两排，三年级在北侧一排。
每次上课，老师都先给我们班讲课，三年级上自习;给三年级讲课时，我们班上自习。我从小就爱学习，老师讲完课留的作业我很快就能做完。有时间就偷听三年级的课，给三年级留的作业我也会做。老师知道后批评我，不让我做别的年级的作业。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没钱买作业本，我的作业本都是两面用。每用完一个作业本我都会拿给母亲看，母亲觉得合格了，没有浪费，才肯给我几分钱再去买新的作业本，有时在家拿一两个鸡蛋到小卖店去换。
有一次三年级上语文课，老师讲的课文是《朱德的扁担》。我做完自己的作业，也在细心地听老师讲。回家后，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父亲听，父亲听得很入神，就问我：“是谁给你讲的？”我告诉父亲这是三年级的课文，老师给三年级讲课时我偷听的。父亲夸我记忆力好，故事讲得也不错，但还是批评了我，告诉我上课不要分散精力，把自己的功课学好就行了。
记得我13岁那年，读小学四年级，家庭生活非常贫困。全家8口人，在姊妹中我是老大，母亲长年有病，只能靠父亲一个人在第一生产队打鱼养活全家。父亲在生产队是最棒的劳力，一般劳力一年能挣4000左右的工分，而父亲每年都挣5000多个工分。那些年，第一生产队的工分值是比较低的，最好的年头一个工分只合人民币七八角钱。每年年末分红算账时，我们家都欠生产队的钱，成了有名的“涨肚户”。
有一天，生产队长来到我们家对我父亲说：“生产队有一个看场院的好活，适合小孩干，让你儿子下来看场院吧？一年能挣3000多工分，帮你还一还饥荒。”那个年代，欠生产队钱多了，是要断口粮的，父亲实在没办法，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父亲很为难，含着眼泪点了头。
看了3天场院，这件事就被我的老师王清和知道了。他找到父亲，说：“困难是暂时的，孩子上学是长远的，这个孩子学习好，以后会有出息的，让他这么早就下来干活，耽误他的前途了。”在王老师的劝说下，父母回心转意，终于让我重返学堂继续读书。我深知家庭生活贫困，父母还能让我继续读书不易，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老师和父母对我的希望。
1970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初中，我们大队没有初中班，要到龙安桥公社中学去读书。学校离我们大队有8里多路，每天我和同伴们都是步行上学。上学路虽然远，我却从不迟到，就连刮大风下大雨，也从不耽误一节课。
上学时，我利用星期日和放假的时间主动到生产队干活。父亲和母亲都不同意，说我年龄小怕累坏了，而我坚持要去干。
那个年代，我们村有四个生产队，我们队是第一生产队，共有四十多个男女劳力，其中男劳力有30多个，女劳力有十几个。生产队的队长负责全面工作，还有一个妇女队长。一般重体力活都是男劳力去干，女劳力干轻体力活，有些活则是男女劳力在一起干，比如种玉米时，一般都是男劳力刨坑或盖土，女劳力撒种或捋粪。依据活的轻重确定挣的工分多少，男劳力干一天活能挣10分，女劳力一天只能挣8分。分开干活时，男劳力由队长领着，女劳力由妇女队长领着。我年龄小，身材又矮小，跟男劳力一起干活跟不上，只能跟着女劳力一起干。
记得我头一天参加的劳动是拔谷草。走到地里一看，绿油油的谷地像一块绿绒绒的地毯，我以为都是谷苗，其实里边隐藏着很多杂草。妇女队长告诉我怎么区分苗和草，有的草和苗长得差不多，很难分辨，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把谷苗拔掉。如果被队长发现这是要扣分的。头一天干活，我就被扣了3分。干了几天后就熟悉了，队长夸我干得快、质量又好。上初中时，每到星期天和放暑假，我就与妇女们一起参加劳动，也是妇女队伍中唯一一个男孩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身体也强壮了，读高中时，我就和生产队劳动的男劳力一起干活了。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参加劳动外，还参加生产队的“夜战”，也叫“大会战”。
秋季，生产队把成熟的庄稼都拉到场院里，有的庄稼是带着杆进场院的，它们被堆成垛，像一座座小山似的。玉米棒子被拉进场院后，用高粱杆做成帘子围起来，把玉米棒子装到里边，叫做“玉米站子”，便于通风晾晒。
刚入冬，庄稼在场院已经晒干，开始脱粒。那个年代是要交公粮的，每个生产队都有任务，在限定的日期内必须完成，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尽快完成任务，生产队开始搞“夜战”了。把全队男女劳力分成两个组，实行两班倒，白天晚上不休息。队里把新打的麦子磨成白面，三两天就杀一只羊，安排一个社员专门做饭，半夜在队部吃一顿夜餐。我主动参加夜战，请求队长给我安排上半夜，下半夜则睡觉，白天照常上学。脱粒一般都是先脱小麦，全大队只有一台小麦脱粒机，四个生产小队轮流用。玉米脱粒机每个生产队都有。谷子、高粱没有脱粒机都是用马拉石头磙子压。“夜战”时，整个场院灯火通明，机器声、压磙子声、人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场院如同大舞臺在表演着一曲曲丰收的歌。这一干就是十几天，直到完成公粮任务才能松口气。
有一次，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趴在桌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老师发现后在同学面前狠狠地批评了我，我眼泪汪汪，只能和老师解释说我在家没休息好。每到中午，一起上学的走读生，吃完中午饭都能玩一会儿，唯独我趴在自己的桌子上睡觉。开始有些同学以为我有病，后来知道我每天晚上都在搞“夜战”，大家都很同情我。 冬天一下雪，我特别高兴，因为能套兔子了。别的学生上学只背个书包，我不但背着书包，还要背着几个兔套子。每天上学都比别的同学早一点走，在上学的路两侧的草地里，把兔套子下在兔子常跑的道上。下午放学再遛套子，有时一天能套一两只兔子。每年冬季都能套几十只，每只兔子能卖2元钱左右，一年买书本和交学杂费的钱不用家里拿了。
冬天放寒假，我到生产队找活干。社员们都是用镐刨冻土粪，这是个重体力活，我干不了，队长就分配我赶牛车到野甸子捡粪。无论你到哪儿去捡，只要能捡满一车，经队长验收合格就给记8分。有一次，我到河套附近去捡粪，离村子有10多里路。一车粪快捡满时，突然从河套边的枯苇子里，窜出来3只狼。老牛先发现了，它哞哞地叫了两声，我才发现有狼，离我不到300米远，我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心怦怦直跳。我赶快拿着铁锨上了车，往家走。狼在后边跟着，我知道牛是不怕狼的，这狼是冲着我来的。我听母亲说过，狼是最怕火的，我旁边有草，可没带火柴。急中生智，我把身上穿着的紫红色的外衣脱了下来，绑在锹把上，用手一边摇晃一边大声喊，狼来了！狼来了！不知道它们是看到我摇晃衣服的原因，还是听到了我的喊声，不再跟着了，我紧张的神经开始舒缓，心也平静下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出去捡粪了。
冬天有时生产队没有活干，我就偷着到乌裕尔河去打鱼，那个年代是不允许到河套打鱼的，打鱼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躲避村干部，我是两头不见太阳，早出晚归。每年靠打鱼也能收入100多元，一年买衣服的钱也就够了。
我上学期间，利用课余和节假日时间坚持参加生产队劳动，每年都挣800多工分，能自己养活自己，不用家里掏一分钱，给父亲减轻了负担。
一边上学一边参加劳动，对学习是有影响的，但我把课间休息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学习成绩在班级始终是前几名。高中毕业，我的学习成绩也是最优秀的，虽然成分不好，但因我政治表现好，特批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二
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务农。参加生产队劳动不到3个月，此时村里缺一名教师，要从回村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拔。我的家庭成分不好，按常理是不可能用我的，可村领导考虑到我在校读书时学习成绩好，还入了团，所以我很荣幸地被选上了。那个年代，能在村里当一名民办教师，是非常光荣的，也是让人敬佩的。
我教了3年学，1978年全国开始恢复高考，允许成分不好的学生参加考试，这让我高兴得一夜没睡。没恢复高考前，上大学都是保送，保送的都是贫下中农子女，成分不好的只能靠边站。现在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我积极报名参加了考试，考完试便开始报志愿了。
我的家乡坐落在乌裕尔河畔，我是在河边长大的，对乌裕尔河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亲属和老师们的参谋下，我填报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当时我误认为哈船舶工程学院就是造船的，如果能考上这个学校，那是最理想的。考完试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通知书，我的考试成绩已经过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录取分数线，我被通知到县里参加体检。体检项目和当兵检查身体是一模一样的，有一项不合格就过不了关。我的体检结果全部合格，下一步我便在家等着政审。
别的院校没有检查身体这个程序，也不需要政审，为什么这个学院需要政审呢？我当时很纳闷。一打听才知道，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的前身是“哈军工”，原来是重点大学，需要政审。我在家心急火燎地等着政审结果。
有一天，一个招生办的领导告诉我政审不合格，原因是我本人是富农成分，姥姥家还是地主。听到这个消息，我如遭雷击，期待已久的大学梦一下子化为泡影。当时我的腿就软了，头也抬不起来了。母亲也心如刀绞，她看我难受的样子，耐心地劝我：“孩子别上火，咱们在农村当个老师也是不错的啊！”
考上了大学没上成，我认为是志愿报错了，想来年继续考。可母亲却不那么想，她认为我成分不好，就算考上了，政审也是过不了关的，非逼着我成家不可。
有一天晚上，我刚躺下要休息，母亲语重心长地和我说：“孩子，过些日子妈求人给你找个对象吧？”我和母亲说：“我不忙着找对象，我要考大学。”母亲又接着劝我：“你再考一年，考上了，再走不成，又耽误一年，你都23岁了，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以后找对象可就不好找了。”我不耐烦地和母亲说：“无论你怎么说，我是不会找对象的。”母亲接连劝我两个晚上都无济于事。
母亲了解我的脾气，如果求人给我说媒，去跟人见面，我肯定不会去的。于是她想出个办法，求人先替我去相亲，如果姑娘确实好，再来做我的工作。
母亲听说龙安桥乡东风村的李老师有个小姨子，21岁，还单身，就托人过去看。这个人回来和母亲说：“那个姑娘个子挺高，长相也不错，能配得上你儿子。”母亲喜欢个头高一点的，俗话说“爹矬矬一个，妈矬矬一窝”，我就是随母亲的个子才这么矮。母亲听说个子高，心情格外高兴，应许人家马上去相看。母亲开始做我的工作，非让我也去看看不可，我说什么也不去，这让母亲下不来台。
后来母亲又相中了村子里一个姑娘，姑娘也同意和我处一处，同样被我婉言谢绝了。
母亲一天天为我找对象上火，不知怎么办是好。母亲听说崔老师有个小姨子没找对象，就跑去找人家，求崔老师给说媒。
崔老师和我都是本村的老师，我们在一起共事3年多，他对我是最了解不过的，平时我都称呼他“崔大哥”。母亲求他给保媒，还是他小姨子，崔老师很高兴，认为我和他的小姨子很般配。可母亲犯愁的是怕我不去相看啊！
崔老师想出个妙招，他和母亲说：“我们家的一窝猪崽子已经满月，可以出手了，我求他帮我卖猪崽子，他肯定会去的。”
有一天，崔老師和我说：“秦老师，明天是星期天，你有事吗？没事就帮我卖猪崽子去。”我问他到哪去卖，他告诉我到周三村去卖，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周三村与我们村只隔着一条乌裕尔河，我们村在河东岸，周三村在河西岸。河上没有桥，河两侧都是沼泽地，芦苇杂草丛生。其他季节两个村只能隔河相望，只有冬季结冰了才可以在河上直行，路程不到20里。河开化了就得绕道而行，有30多里路。 星期天早上，我吃完早饭，太阳刚出来就骑着自行车来到崔老师家。我们俩到猪圈里抓了4只猪崽子，分别装到麻袋里，一个人驮两个。
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周三村。在村子里叫卖一个多小时，4只猪崽子全都让人家给买走了，卖的价钱也很理想。崔老师高兴地和我说：“没想到能卖得这么快啊！”
他用手指着村子东边说：“往那边走，咱俩到我老丈人家去吃中午饭，我得好好地慰劳慰劳你。”
他老丈人家在村子东头住，几分钟就到了。这是一个标准的农家院儿，两间土坯房，窗户是三块透明的大块玻璃，院子不大，干干净净，连一根草棍都没有。院子前是小园，一米高的土围墙把小园围得严丝合缝，大门在房子西侧。我们俩刚进院，停放车子时，他的三姨子和四姨子隔着窗户就看到了我们，马上从屋子里出来迎接。崔老师还小声地和我说：“那个个子高一点的，是我的三姨子，叫李玉环。矮一点的是我的四姨子，叫李美环。”四姨子还开玩笑地和他说：“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是不是没地方吃饭了？”
屋内让我耳目一新，屋子墙壁都是用白土粉刷的，宽敞明亮。外屋还有一个小暖阁，里屋有南北两铺大炕，靠西墙摆放一个地桌，一边放着一把椅子，我小心翼翼地坐在北侧的椅子上。进屋后，崔老师把他丈母娘拉到外屋，不知在说什么。不一会外屋又进来了几个人，都是他们家的亲戚。没多长时间，崔老师的三姨子和四姨子就炒了一桌子菜，吃饭时坐了满满一桌子人，崔老师一一给我介绍。
三姨子和四姨子没有上桌。我看出来三姨子有点不高兴的样子，站在外屋不进里屋。我听崔老师的丈母娘在外屋大声地说话：“白面白，那是吃的，电线杆子高不就是架线的吗？成分不好，和他有什么关系，你沒有文化，人家不嫌弃你就不错了。”
吃完饭，崔老师把我叫到外屋的暖阁里和我说：“你看我的三姨子长得怎么样？给你当媳妇行不行？”
我是真的被她那大大的眼睛、白嫩的皮肤、高挑的个子、苗条的身材给打动了，特别是她梳着两个齐肩的短辫子，乌油油的更加可爱。我很腼腆地说：“人家能同意我吗？”崔老师说：“只要你同意就不用管了，小姨子的工作我去做。”我这才明白，他丈母娘刚才说的那些话是在劝姑娘啊！姑娘嫌我个子矮，长得黑，家庭成分不好。
我答应后，晚间并没有在她家吃饭。这个村有我一个叔伯姑姑，姑姑在村子西头住，我是第一次来这个村，打听了好几个人才找到姑姑家。一进屋，姑姑感到很惊奇，叫着我的小名说：“小虎，你什么时候来的？吃饭了没？”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和姑姑说了。姑姑说：“那姑娘能干，长得又好看，家庭还好。”听姑姑这么一说，我心里有了底。
我又急急忙忙赶到崔老师老丈人家，太阳已经离地面不高了，我恨不得用杆子把太阳支上。崔老师见到我，急忙问：“怎么样？想好了吗？”我说：“只要她同意，我没意见。”就这样，通过卖猪崽子，把对象相妥了。
回到家母亲听说对象相妥了，高兴得合不拢嘴，还和崔老师说：“这个法子真灵，不然他是不会去的。”事后我才明白，卖猪崽子是“引子”，相对象才是“正戏”啊！
我和李玉环相处一年多时间，母亲就张罗结婚的事。
记得我结婚那天是1979年9月30日，第二天就是国庆节。结婚的头一天刮起了大风，还下起了小雨。母亲一夜没合眼，担心第二天还会刮风下雨。没想到第二天晴天碧日。一般人家接亲都是赶着马车去，也有骑自行车的。我接亲是我的二姑父从他们单位找了一辆长厢的黄河汽车，那个年代县里都没几台车。她们家的亲戚多，每家只限来一人当娘家亲的，减了又减还来30多人，整个车厢坐得满满的。
结婚的头一天，我们家还杀了一口猪，要把婚礼操办得红红火火。
结婚那天很热闹，我们村有200多户人家，基本上每家都来一个人参加婚礼，有的是一家人，那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参加婚礼是要随礼的，钱并不多，一般人家都是2块钱左右，有点亲戚关系的都是5块到10块不等。我有几个高中同学，远道而来参加我的婚礼，给我买了一面大镜子，上面写着“镜子照亮你的人生路”。那年我在村里教初中二年级语文，还是班主任。全班26名学生，听说我要结婚了，从家里要钱，一角两角钱凑到一起，大家一起合伙给我买了一个洗脸盆、一双袜子、两条毛巾。虽然东西都不贵，却是他们的一片真情啊！
结婚后，我们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将近一年，妻子孝顺老人，与兄弟妹妹们的关系处得都很融洽。可母亲和父亲非让我们分家单过。母亲和妻子说：“咱们家人口多，在一起生活也不方便，你们分出去单过，免得和我们在一起受穷。”我们家兄弟姊妹7个，加上妻子全家10口人，吃饭都得放两张桌子。我是同意分家的，可妻子不同意，她说：“结婚时间这么短就分家，不让外人笑话吗？”母亲做妻子的工作，妻子算是勉强同意了。
分家后我们居住在一个小土坯房里，有20多平方米，这是结婚前父亲从村里给我们要的宅基地，因为没有钱盖大房子，先给我们盖了一个小房。父亲还叮嘱我们：“这个房子小一点，你们先住着，以后有钱了再盖大的，这个房子可以做仓房用。”搬家时因为没有太多的东西，借一个小推车，推了两趟就把家搬了。搬家时母亲给我们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口大缸了，这口大缸是母亲结婚时姥姥陪送给母亲的，很有纪念意义。
我们分家后不长时间，我的大儿子降生了。小小的家增添了一口人，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
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农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我们家三口人，分到了20多亩地。也就是那一年，富裕县开始“内招”，在民办教师当中通过考试招收一批国家正式教师，到依安师范院校富裕分校学习，两年毕业后享受中专待遇。我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考上了。这对我来说既是喜事又是愁事，喜的是圆了我多年的上学梦，愁的是我上学后，孩子才两岁，家里的承包田怎么耕种啊？妻子看出我发愁的样子，鼓励我说：“你去上你的学，家里的事你就不用管了。”说是这么说，可我知道家里的担子有多重，我不在家就全都压在妻子身上。 我上学那天，妻子给我换了一套新衣服，家里仅有的几元钱也给我揣到兜里，又给我炒了一罐头瓶咸菜让我带着到学校去吃。我上学后，妻子在家，忙活完家里，又忙活家外，还得照看好孩子，再能干也是忙不过来呀！再说晚间她一个人领着孩子，心里总是有些害怕。没办法，她去求她二姐，让她姐家5岁的三姑娘晚间给她做伴，白天帮她看护孩子，这样她能腾出身来到地里侍弄责任田。种地是与父亲家一起合伙，父亲不让妻子去，让她在家看孩子就可以了，地由父亲负责种。可妻子非常要强，非和父亲一起种地不可，一天也不耽误。种地时上午回家一次，下午回家一次，给孩子喂奶。在外边干一天活，回家还得忙活家务，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
也是那年，我们家有一个小园，一亩多地，妻子用锹挖、用镐刨，种上了各种蔬菜，费劲巴拉把小园儿侍弄得干干净净，蔬菜长势喜人，茄子、黄瓜，豆角都结果了。没想到一场冰雹把蔬菜叶子打了个干净，只剩下光秃秃的杆了。那场冰雹下得很奇怪，就下在我们家前后三趟房。没有菜吃，妻子就靠家里仅有的一点咸菜就饭吃。有时亲戚家给送点菜，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我回到家，看到妻子明显见瘦，心里像被猫爪子抓了一样难受！
那个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可我们村有一个特殊政策，只要你交200元罚款，就可以生第二胎。母亲说一个孩子太孤单，非让我们要第二胎。我上学的第二年，我的二儿子降生了。
三
198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龙安桥中学任教。平时我酷爱写作，利用教学的空闲时间，写一些散文、诗歌、通讯报道等文章，时常在国家、省、市等报刊杂志上发表。1983年，时任龙安桥乡党委书记的杨洪明，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后，认为我适合在乡里当通讯干事，于是，1984年把我从中学调到乡政府工作。
龙安桥乡是全县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各村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田分到了各家各户，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由单纯的劳动者变成了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改革后村干部在干什么，这是个新问题。我在富欣村下乡时，发现这个村的村干部做得比较好，他们积极为村民们搞好服务，把党的政策宣传到户、科学技术培训到户、种子化肥送到户、科学种田指导到户。于是，我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富欣村村干部指导农民发展生产十到户》。这篇调查报告被刊发在富裕县委办公室的《情况通报》上，又被省委的《情况通报》转发。省委召开全省县团级电话会议时，省领导表扬了富欣村的做法，向全省推广富欣村的经验。
一夜之间，富欣村成了全省的典型，省里决定要在这个村召开现场会，推广这个村的经验。市领导见到我，握着我的手说：“这篇调查报告是你写的？”我点点头，他又拍一拍我的肩膀说：“这是改革后农村干部的工作方向啊！”县委书记见到我说：“小伙子写得好，抓住了农村改革后的主要问题。”接着县委书记又和我说：“你们乡有一个叫乔宝荣的，事迹比较突出，你动笔写一写。”我当时哪知道这是縣委书记在有意考我啊！
乔宝荣是农村改革后龙安桥乡第一家开饭店的，她致富后不忘众乡亲，救济贫困户，帮扶残疾人，经常看望敬老院的老人。她是全县的“三八红旗手”。我前后三次到她家饭店采访，写了一个长篇通讯《乔宝荣致富不忘众乡亲》，稿子发出后，没几天就见报了，黑龙江省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通讯。没多长时间，县委办公室主任石发到龙安桥乡找我谈话。见到我，直截了当地说：“县委书记说你的文笔不错，县委办缺一名调研秘书，准备调你去，你看可以吗？”我当时感到很突然，这是我没想到的事，好像天上掉下了一张馅儿饼，我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
回到家我把这个事和妻子说了，以为妻子会高兴，没想到，妻子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流下了眼泪。她一边哭一边和我说：“你在乡里上班，我在家侍弄那点地，在村子里咱们家是个富裕户。到了县里就你一个人上班，我没有工作，咱们家三口都是农村户口，吃的是农村粮，到那咋生活啊？”一顿牢骚过后，妻子接着说：“人往高处走，水往底处流。这是最好的机会，不能错过。”面对这些眼前的困难，妻子虽有顾虑，却依然支持我。
1986年4月，我被调到县委办公室任调研秘书。工作半年多，10月初的一天，开始往县里搬家。搬家那天，县里派了3台车，2台是日本进口的日野卡车，1台是北京212吉普车。两台大卡车装得满满的，连家里的100多捆烧柴、500多块旧砖头、两口猪都装到了车上。搬家那天，老天不作美还下起了小雪。路不太好走，车行驶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了县城。县委办公室主任领着全体员工早就在我租的房子门前等着。车到了，大家齐动手帮着从车上往下搬东西。周围的一些邻居都在看热闹，有人还嘲笑地说：“一看就知道是从农村来的，屯老二进城什么也舍不得扔啊！把家里的烧火草和猪都拉来了。”
拉来的草有地方堆，可猪没地方放啊。没办法，在院子西侧，大家用拉来的砖头砌个临时猪圈。盖猪圈时，西侧的邻居说什么也不让盖，说影响她家生活，经过多人劝说才勉强同意。我也知道在县城里很少有人养猪的，因为有味、不卫生。
家安顿下来后，我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忙着给妻子找工作。找了多少个单位，都因妻子文化浅、不能胜任被拒绝。为难时刻，我问妻子，你为什么不读书啊？妻子含着眼泪和我道出了不念书的实情。她13岁那年正读小学三年级，大姐、二姐都先后出嫁，哥哥读初中，妹妹和弟弟也在上学，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养活一家7口人，生活非常困难，必须有个孩子帮父亲。为了让哥哥和弟弟妹妹们能安心上学，她才决定弃学和父亲一起干活。妻子是个高姿态啊！我和妻子是同命相怜，我13岁那年，如果没有王老师做通我父母的工作，我和妻子将会是同样的下场，我能有今天，得感谢王老师啊！
四
我上班不长时间就向公安局提交了申请，解决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农转非问题。那个年代，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是非常难的，全县够条件的每年都有150多人申请，却只能批十几口人，有数量控制。我上班不到一年，县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讨论了我们家三口人的农转非落户问题，同意把三口人的户口落到县城。这样，由过去吃带壳的粮变成了吃成品粮，减轻了我生活上的负担。 那时，大儿子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我把家搬到了县二小附近。有一次，妻子早上起来晚了，来不及做饭，就给孩子一元钱，让他到学校附近的小卖店买点吃的。结果中午放學了，孩子把一元钱拿了回来，又交给了妻子。妻子问他，你怎么没花啊？早上没吃饭不饿吗？孩子说：“妈，我不饿，咱们家没有钱，留着下次再花吧！”妻子抚摸着孩子的头，眼泪就在眼眶里，说不出话来，心里酸溜溜的。孩子知道家庭生活贫困，宁可饿着，也舍不得花这一元钱。妻子很愧疚地说：“可不能再有下次了。”那年我的工资是42元，交房租费、四口人吃喝穿戴就靠这点工资，每个月都花个精光。妻子在家呆不住，总是叨咕着让我给她找活干。
在县委和县政府所有上班的职工中，我是数得上的困难户。1988年，县人事局为帮助贫困职工脱贫，借给全县3个最贫困的职工每户500元扶贫资金。这笔钱我拿回家，妻子见了，高兴得不得了。她对我说：“这是组织对咱们的关怀，一定把这笔钱用在刀刃上。”
用这笔钱干什么？我们俩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养鸡。可我们当时租的房子是在城内，养鸡怕影响环境，没办法又搬一次家，在城附近的杨屯村租了3间房。虽然我上班远了些，需要走5里多路，可为了养鸡，多走几里路算不了什么。两间房住人，一间养鸡。我从省畜牧研究所买回200只肉食鸡，妻子精心饲养，不到3个月就出栏了，去了成本，每只鸡纯挣2元多。接着又抓了500只肉食鸡雏，3个多月又赚了1000多元。那年，妻子靠养鸡赚了2000多元钱，大家都很高兴。
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县里分给我一套旧房子，是60年代盖的两间连脊砖瓦房，过去都是县领导居住的。妻子听说给房子了，照常说应该特别高兴，可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处房子离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不到200米远，住这个房子意味着以后鸡就养不成了。因为养鸡有味，还不停地鸣叫，怕影响人家办公。
房子前有一个小院，我和妻子商量，用养鸡赚的钱，在院子里盖一个小房，开一个小卖店，也能维持生活。盖房子的时候，家乡来了十几个亲戚帮忙，很快就把房子盖了起来。
开小卖店是最忙活人的，进货卖货，没有闲着的时候。利用早晚下班时间和星期日，我也帮着进货，妻子文化浅，识字不多，可她记性好，每件商品只要你告诉她一次，她都能记得住。200多样货，每个商品价格她都记得清清楚楚。由于小卖店不在主要街道上，第二年在我们家前边，有一户对着大道也开了小卖店，我们家的店让人家给抢了生意。
小卖店停摆了，房子空着，干点什么呢？我从外地买回一台面条加工机，利用这个房子加工面条。妻子起早贪晚地忙活着，干得很用心，周围住户还有一些饭店都到我家买面条，效益很可观。可好景不长，后来在我们家附近又有几家搞面条加工的，有一家规模还挺大。加工面条只干了一年多，又被人家给挤黄了。
妻子是不服输的人，也是个闲不住的人，这样不行就琢磨干别的。她听说富路镇有一片河套地向外发包，毅然决定重返农村种地。她多次到地里去看，最后选了一块地，有150亩，租种一年。她雇了当地的播种机，播上了黄豆。由于她精心侍弄，黄豆长势喜人，豆稞高、豆角密。眼看就要到手的果实，没想到老天不做美，接连下了十多天大雨，所有黄豆都泡了汤。妻子伤心难过，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我劝妻子：“咱们别种地了，风险太大，干点别的吧！”妻子非常要强，再大的困难也压不垮她。她鼓足勇气和我说：“庄稼不得年年种，我在哪地方摔倒的，就在哪个地方爬起来，老天会帮我的。”她很自信，第二年又换个块地，继续承包150亩，承包期1年，又播上了黄豆。那年风调雨顺，黄豆获得了大丰收。第三年，她在龙安桥乡承包了300亩耕地，继续播种黄豆。妻子一天天在地里侍弄，黄豆长到齐腰高，正在灌浆时，天气骤变，下了一场大暴雨。南侧邻居种的黄豆有的地方都被水给淹没了，幸运的是妻子种的地只下点小雨，安然无恙。我对妻子说：“咱们见好就收吧！”妻子同意了我的建议。我们回到县城，用种地挣的钱买了一个两室一厅的高层楼，从此，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五
古人云：“家有贤妻胜过良田万顷。”妻子帮我解决了家庭生活之忧，让我安心在事业上奋斗。我是调研秘书，经常陪伴县领导下乡搞调研。每次下乡，我都要记录大量的笔记，回到家不是写论文就是写调查报告。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深入实际掌握大量的一手材料，才能写出有分量的调查报告。
1988年正是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企业的厂长实行竞争上岗。由此我联想到党政机关领导也应该竞争选拔，于是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人事管理。那个时期，选拔用人都是靠“伯乐”、凭“关系”，靠“档案”、凭“资格”，选拔人才的方式都是由组织统一调配。这种用人体制埋没了大批人才，有些人才因遇不见“伯乐”而不能施展才华。为了改变这种单一的用人渠道，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篇《把竞争机制引入党政机关干部人事领域》的文章，提出党政机关在用人上不能只凭“伯乐”发现“千里马”，而是要通过考试考核，在赛场选“千里马”的新观点。文章寄出后，先在1988年第六期《决策与探索》杂志上刊发，后又被一些杂志和报纸转发。
有一天，县委办公室主任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央电视台一个记者打来的，说要来采访我，进一步研究探讨党政机关用人机制问题。当时我害怕了，因为我过去家庭出身不好，我怕观点不正确，人家抓我的小辫子，以后再追究我的责任，当时就被我拒绝了。事隔10年，我提出的理论已经变成了实践，全国各地选拔人才都是通过考试考核竞争上岗了。
1993年9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县国土资源局任副局长。也许是因当过秘书的缘故吧，国土资源局工作再忙，我也没有停笔。在工作中发现问题，有好的素材时，就动笔写。据统计，在土地局工作期间，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论文、调查报告50余篇，有很多论文和调查报告获得了上级业务部门的调研成果奖。如，刊载在《中国土地》杂志上的《国土后备资源开发亟待加强管理》《保护耕地的立体工程》两篇论文分别获得省国土资源调研成果一等奖;刊载在《国土资源》杂志上的《加强土地资产管理、规范国有土地出让行为》获得市国土资源管理调研成果一等奖;《日常地籍管理应用科学技术》获1995年国家土地管理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3年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学会召开理论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力”，我从富裕县近几年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奶牛业的实践出发，写了一篇《浅谈提高畜牧业生产的竞争力》的论文寄给学会，这为我赢得了在大会上发言的机会。大会发言有时间要求，每个人发言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到我发言时，我总是在看时间，怕超时。我还没发完言，时间就到了，我正要下台，组织会议的领导却让我接着说，我足足用了20分钟时间。从台上走下来，人民日报社经济部主任要单独采访我，说我的发言生动，对畜牧业发展有指导性。在发言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我的弟弟得了脑出血，所以我急着往家赶，就谢绝了采访。由于我每次参加研讨会都有突出表现，2005年在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学会上，我由理事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这也是全省唯一的由土地战线上最基层的干部当选的学会常务理事。
在工作岗位上，我度过了40个春秋，历经教师、通讯干事、调研秘书、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等不同的岗位，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都脚踏实地把工作干好，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国土资源局工作期间，连续8年受到县委、县政府的嘉奖，有两年记三等功，2001年还被奖励一级工资。多次受到上级业务部门的表彰和奖励。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儿子，能够走上县国土资源局的领导岗位，并取得一定的成绩，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外，这和组织的培养、同志们的帮助、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个贤妻，她为我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让我安心地工作，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她在前边给我铺路，所以我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收获。
六
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一晃，就到了退休的年龄。2014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这标志着我人生的工作历程已经走完，开始步入养老的征程。离开办公桌，站起身往家走那一刻，心情很沉重，步子很缓慢。为党的事业奔波了40多年，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同志们、陪伴我工作的办公桌，都让我恋恋不舍。
“退休后干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段时间。2014年春节刚过，著名作家赵国安邀请朋友到他家做客，我是应邀的客人之一，参加宴会的还有他的一些文友们。在酒桌上，大家对文学创作谈得津津有味，谈文学我是个门外汉，只能洗耳恭听。有人对我说：“你已经在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过去当过秘书，有文字功底，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吧！咱们一起搞文学创作，蛮有趣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答应下来。
那年，我的表弟承包了富裕縣的老鱼场，创建了雁翔湖旅游景区。我在雁翔湖被湖中的自然景观所陶醉，回家动笔写了一篇散文，题目是《春游雁翔湖》。我把这篇散文寄给了青年文学家杂志，一个月后给我邮来两本样刊。手捧着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我心情格外激动，写作的积极性像一堆干柴一下子被点燃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步入文学创作之路。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家乡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在我的头脑里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往事如歌，回忆多多。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想起过去的往事或遇见了新鲜事，觉得素材好，我就马上就动笔写。
有一次，我回到家乡参加婚礼，遇见了我四叔，在酒桌上，四叔唠起他在河套捕鱼保护鹤巢的故事，他还给我讲他救过一只丹顶鹤。我觉得这素材很好，回家就写了一篇散文《小河东村守鹤人》。投给《北极光》杂志后，很快被采用了，没多久就收到了两本样刊。我用这篇散文参加了第二届玉龙艺术奖全国文学作品大赛。2015年6月我接到了大赛组委会的通知，告诉我散文《小河东村守鹤人》入选了，这对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我来说，是一个特大喜讯。通知要求我对文章再进一步修改，我把题目改成了《鹤的守望者》，文字被压缩到2200多字。之后又寄给了评委会，没几天就接到了反馈信息，告知我散文初审评上了，并邀请我参加2015年8月9日在赤峰召开的颁奖大会。
我到赤峰参会时，很荣幸与苏州著名作家韩树俊住在一个房间，韩树俊是第一届玉龙艺术杯大奖赛散文诗一等奖得主，是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第二届大赛他也有一篇散文参赛，我把我参赛的散文送给了他，他看后肯定地说，你的作品写得不错，至少能获二等奖，我说，能获三等奖我就知足了。
没想到，开会公布结果时，我的参赛作品《鹤的守望者》在全国参赛的4600多篇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特等奖，也是唯一一个散文特等奖。当时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是不是听错了。让我上台领证书时，我都愣住了，大家一阵阵掌声，把我推上了颁奖台。颁完奖，领导让我发言，这让我很为难：一方面是没准备，另一方面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是个新兵，而台下坐着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我有点胆怯。
记得当时发言，我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谈了谈这次领奖的感受，二是谈了谈今后的打算。我在会上向大家表态，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我争取3年迈出3大步：第一步是2015年出版一本诗集，第二步是2016年争取出版一本散文集，第三步是2017年争取出版一本小说集。那年我的诗集已经完稿，已送到出版社审稿，散文才开始写。对我来说，这三步是“好高骛远”的目标，我在写作中体会到“敢想才有机会，敢干才能成功”。一个人连想都不敢想，怎么能成功呢？散会后，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执行主席夏寒当时就答应我，散文集完稿后寄给他，他给写序。协会副秘书长韩树俊答应给我写赏析。他们的大力支持，等于在文学创作的路上给我又加一次油。
到了2016年9月，我用了一年多时间，共写了44篇散文，5个方面内容，确定了5个小标题：一是情牵故乡;二是往事回眸;三是绿野寻踪;四是旅游拾趣;五是岁月留痕。散文送到北方文艺出版社，于2016年11月与读者见面了。这本散文集记载着我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片断，里边的文字像一个个链条把我的情感经历连接起来，让我的故事流传，也为后人留下一笔无形的精神资产。出一本小说集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但我会努力。我相信，只要锲而不舍，铁棒也会磨成针的。
我深知自己的文学功底不深，但我坚持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写出来的作品能让读者看懂就很满足了。正如夏寒序中所说的那样：“他用极其朴素的语言、用缓缓的真情和感悟诉说，以春风化雨般的方式娓娓道来，轻轻敲击读者的心扉。梳理着春秋，梳理着岁月，梳理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我认为，名作家的作品都是在文学的百花丛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我的作品则是黑土地上绽放的一朵野花，默默地开着，开出自己的风格。 2019年4月，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岁月细语》问世了。出版说明是这样写的：“今年年初，我社（北方文艺出版社）征得作者秦勇的同意，将他近两年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散文作品进行整理编辑，共收录49篇文章。每篇作品都是他人生路上留下的闪光足迹，也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乡土气息很浓，希望广大读者能用心地去品味。”虽然作品比较“土”，可一些报刊杂志喜欢用。我的体会是，无论写什么作品，必须有特点，写出自己的风格，或者是素材、或者是文笔、或者是思想。有些知名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在文笔上是超人的，我的写作功夫虽不如人家，但我在选材上发挥自己的优势，我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闪光点，这是别人不能比拟的，特別在农村里的一些往事，都是很突出、很精彩的，把这些故事用文字记载下来就是一篇篇很好的作品。
有人说我的作品不是土而是接地气，像一泓清泉在黑土地上流淌。有一位文学评论家看了我的散文后说：“这是从生态中来，写生态中事的生态散文家。”有位作家为我的散文集作序写道：“他是从绿野中走出来的歌者。”有些读者看了我的作品，很形象地说：“这是在黑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学作品，果实饱满，有乡土气息，我们愿意品味。”农村的黑土地养育了我，我要歌颂黑土地，赞美我的家乡。
洒下的是一滴滴汗水，收获的是一篇篇作品。2004年以来，我在《北方文学》《山东文学》《绿叶》《参花》《奔流》《西部散文选刊》《时代报告》《散文选刊（下半月）》《诗林》《青年文学家》《北极光》《中国绿色时报》《黑龙江日报》等杂志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数百篇。出版了一本诗集《绿野短笛》，两本散文集《留在心中的时光》《岁月细语》。2016年我成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2017年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2019年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2018年还被《散文选刊（下半月）》杂志聘请为签约作家。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自己认为快乐的就要不断去寻找，自己认为值得的就认真去做，自己认为幸福的就要倍加珍惜。干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文学是我的爱好，我要紧握手中的笔，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给自己的后半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回想起来，自己走过的人生路，让我悟出一个道理，人生的道路充满着荆棘，总会遇到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路途再坎坷、再难行，只要我们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勇敢地往前走下去，一定会见到彩虹，到达理想的目的地。
作者简介：
秦勇，笔名咏禾，中国作协会员、齐齐哈尔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喜爱文学，2014年以来在《北方文学》《山东文学》《绿叶》《参花》《奔流》《时代报告》《西部散文选刊》《诗林》《青年文学家》《北极光》《中国报告文学》《中国绿色时报》《黑龙江日报》等杂志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数百篇。著有诗集《绿野短笛》，散文集《留在心中的时光》《岁月细语》。多篇作品被书刊选用，多次获得各种文学作品大赛奖。
责任编辑/张美子
一
我出生在富裕县龙安桥镇小河东村（过去叫东方红大队）一个农民家庭，小的时候一直在姥姥家生活，是姥姥一手把我带大。5岁那年，父亲把我从姥姥家接回来。我们一家借住在别人家的仓房，后来买了一处旧土坯房，面积不到30平方米，虽然小了一点，但毕竟是自己家的房子。
我9岁那年开始上学。那个年代，村里很穷，没有像样的校舍。学生多，而教室不够用，就把两间民房改成了教室。一个教室容纳两个班级，我们一年级和三年级是一个教室，班里有二十几名学生，其中三年级有十几名学生。教室里摆放三排桌子，我们班在南侧两排，三年级在北侧一排。
每次上课，老师都先给我们班讲课，三年级上自习;给三年级讲课时，我们班上自习。我从小就爱学习，老师讲完课留的作业我很快就能做完。有时间就偷听三年级的课，给三年级留的作业我也会做。老师知道后批评我，不让我做别的年级的作业。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没钱买作业本，我的作业本都是两面用。每用完一个作业本我都会拿给母亲看，母亲觉得合格了，没有浪费，才肯给我几分钱再去买新的作业本，有时在家拿一两个鸡蛋到小卖店去换。
有一次三年级上语文课，老师讲的课文是《朱德的扁担》。我做完自己的作业，也在细心地听老师讲。回家后，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父亲听，父亲听得很入神，就问我：“是谁给你讲的？”我告诉父亲这是三年级的课文，老师给三年级讲课时我偷听的。父亲夸我记忆力好，故事讲得也不错，但还是批评了我，告诉我上课不要分散精力，把自己的功课学好就行了。
记得我13岁那年，读小学四年级，家庭生活非常贫困。全家8口人，在姊妹中我是老大，母亲长年有病，只能靠父亲一个人在第一生产队打鱼养活全家。父亲在生产队是最棒的劳力，一般劳力一年能挣4000左右的工分，而父亲每年都挣5000多个工分。那些年，第一生产队的工分值是比较低的，最好的年头一个工分只合人民币七八角钱。每年年末分红算账时，我们家都欠生产队的钱，成了有名的“涨肚户”。
有一天，生产队长来到我们家对我父亲说：“生产队有一个看场院的好活，适合小孩干，让你儿子下来看场院吧？一年能挣3000多工分，帮你还一还饥荒。”那个年代，欠生产队钱多了，是要断口粮的，父亲实在没办法，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父亲很为难，含着眼泪点了头。
看了3天场院，这件事就被我的老师王清和知道了。他找到父亲，说：“困难是暂时的，孩子上学是长远的，这个孩子学习好，以后会有出息的，让他这么早就下来干活，耽误他的前途了。”在王老师的劝说下，父母回心转意，终于让我重返学堂继续读书。我深知家庭生活贫困，父母还能让我继续读书不易，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老师和父母对我的希望。
1970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初中，我们大队没有初中班，要到龙安桥公社中学去读书。学校离我们大队有8里多路，每天我和同伴们都是步行上学。上学路虽然远，我却从不迟到，就连刮大风下大雨，也从不耽误一节课。
上学时，我利用星期日和放假的时间主动到生产队干活。父亲和母亲都不同意，说我年龄小怕累坏了，而我坚持要去干。
那个年代，我们村有四个生产队，我们队是第一生产队，共有四十多个男女劳力，其中男劳力有30多个，女劳力有十几个。生产队的队长负责全面工作，还有一个妇女队长。一般重体力活都是男劳力去干，女劳力干轻体力活，有些活则是男女劳力在一起干，比如种玉米时，一般都是男劳力刨坑或盖土，女劳力撒种或捋粪。依据活的轻重确定挣的工分多少，男劳力干一天活能挣10分，女劳力一天只能挣8分。分开干活时，男劳力由队长领着，女劳力由妇女队长领着。我年龄小，身材又矮小，跟男劳力一起干活跟不上，只能跟着女劳力一起干。
记得我头一天参加的劳动是拔谷草。走到地里一看，绿油油的谷地像一块绿绒绒的地毯，我以为都是谷苗，其实里边隐藏着很多杂草。妇女队长告诉我怎么区分苗和草，有的草和苗长得差不多，很难分辨，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把谷苗拔掉。如果被队长发现这是要扣分的。头一天干活，我就被扣了3分。干了几天后就熟悉了，队长夸我干得快、质量又好。上初中时，每到星期天和放暑假，我就与妇女们一起参加劳动，也是妇女队伍中唯一一个男孩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身体也强壮了，读高中时，我就和生产队劳动的男劳力一起干活了。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参加劳动外，还参加生产队的“夜战”，也叫“大会战”。
秋季，生产队把成熟的庄稼都拉到场院里，有的庄稼是带着杆进场院的，它们被堆成垛，像一座座小山似的。玉米棒子被拉进场院后，用高粱杆做成帘子围起来，把玉米棒子装到里边，叫做“玉米站子”，便于通风晾晒。
刚入冬，庄稼在场院已经晒干，开始脱粒。那个年代是要交公粮的，每个生产队都有任务，在限定的日期内必须完成，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尽快完成任务，生产队开始搞“夜战”了。把全队男女劳力分成两个组，实行两班倒，白天晚上不休息。队里把新打的麦子磨成白面，三两天就杀一只羊，安排一个社员专门做饭，半夜在队部吃一顿夜餐。我主动参加夜战，请求队长给我安排上半夜，下半夜则睡觉，白天照常上学。脱粒一般都是先脱小麦，全大队只有一台小麦脱粒机，四个生产小队轮流用。玉米脱粒机每个生产队都有。谷子、高粱没有脱粒机都是用马拉石头磙子压。“夜战”时，整个场院灯火通明，机器声、压磙子声、人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场院如同大舞臺在表演着一曲曲丰收的歌。这一干就是十几天，直到完成公粮任务才能松口气。
有一次，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趴在桌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老师发现后在同学面前狠狠地批评了我，我眼泪汪汪，只能和老师解释说我在家没休息好。每到中午，一起上学的走读生，吃完中午饭都能玩一会儿，唯独我趴在自己的桌子上睡觉。开始有些同学以为我有病，后来知道我每天晚上都在搞“夜战”，大家都很同情我。 冬天一下雪，我特别高兴，因为能套兔子了。别的学生上学只背个书包，我不但背着书包，还要背着几个兔套子。每天上学都比别的同学早一点走，在上学的路两侧的草地里，把兔套子下在兔子常跑的道上。下午放学再遛套子，有时一天能套一两只兔子。每年冬季都能套几十只，每只兔子能卖2元钱左右，一年买书本和交学杂费的钱不用家里拿了。
冬天放寒假，我到生产队找活干。社员们都是用镐刨冻土粪，这是个重体力活，我干不了，队长就分配我赶牛车到野甸子捡粪。无论你到哪儿去捡，只要能捡满一车，经队长验收合格就给记8分。有一次，我到河套附近去捡粪，离村子有10多里路。一车粪快捡满时，突然从河套边的枯苇子里，窜出来3只狼。老牛先发现了，它哞哞地叫了两声，我才发现有狼，离我不到300米远，我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心怦怦直跳。我赶快拿着铁锨上了车，往家走。狼在后边跟着，我知道牛是不怕狼的，这狼是冲着我来的。我听母亲说过，狼是最怕火的，我旁边有草，可没带火柴。急中生智，我把身上穿着的紫红色的外衣脱了下来，绑在锹把上，用手一边摇晃一边大声喊，狼来了！狼来了！不知道它们是看到我摇晃衣服的原因，还是听到了我的喊声，不再跟着了，我紧张的神经开始舒缓，心也平静下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出去捡粪了。
冬天有时生产队没有活干，我就偷着到乌裕尔河去打鱼，那个年代是不允许到河套打鱼的，打鱼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躲避村干部，我是两头不见太阳，早出晚归。每年靠打鱼也能收入100多元，一年买衣服的钱也就够了。
我上学期间，利用课余和节假日时间坚持参加生产队劳动，每年都挣800多工分，能自己养活自己，不用家里掏一分钱，给父亲减轻了负担。
一边上学一边参加劳动，对学习是有影响的，但我把课间休息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学习成绩在班级始终是前几名。高中毕业，我的学习成绩也是最优秀的，虽然成分不好，但因我政治表现好，特批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二
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务农。参加生产队劳动不到3个月，此时村里缺一名教师，要从回村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拔。我的家庭成分不好，按常理是不可能用我的，可村领导考虑到我在校读书时学习成绩好，还入了团，所以我很荣幸地被选上了。那个年代，能在村里当一名民办教师，是非常光荣的，也是让人敬佩的。
我教了3年学，1978年全国开始恢复高考，允许成分不好的学生参加考试，这让我高兴得一夜没睡。没恢复高考前，上大学都是保送，保送的都是贫下中农子女，成分不好的只能靠边站。现在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我积极报名参加了考试，考完试便开始报志愿了。
我的家乡坐落在乌裕尔河畔，我是在河边长大的，对乌裕尔河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亲属和老师们的参谋下，我填报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当时我误认为哈船舶工程学院就是造船的，如果能考上这个学校，那是最理想的。考完试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通知书，我的考试成绩已经过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录取分数线，我被通知到县里参加体检。体检项目和当兵检查身体是一模一样的，有一项不合格就过不了关。我的体检结果全部合格，下一步我便在家等着政审。
别的院校没有检查身体这个程序，也不需要政审，为什么这个学院需要政审呢？我当时很纳闷。一打听才知道，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的前身是“哈军工”，原来是重点大学，需要政审。我在家心急火燎地等着政审结果。
有一天，一个招生办的领导告诉我政审不合格，原因是我本人是富农成分，姥姥家还是地主。听到这个消息，我如遭雷击，期待已久的大学梦一下子化为泡影。当时我的腿就软了，头也抬不起来了。母亲也心如刀绞，她看我难受的样子，耐心地劝我：“孩子别上火，咱们在农村当个老师也是不错的啊！”
考上了大学没上成，我认为是志愿报错了，想来年继续考。可母亲却不那么想，她认为我成分不好，就算考上了，政审也是过不了关的，非逼着我成家不可。
有一天晚上，我刚躺下要休息，母亲语重心长地和我说：“孩子，过些日子妈求人给你找个对象吧？”我和母亲说：“我不忙着找对象，我要考大学。”母亲又接着劝我：“你再考一年，考上了，再走不成，又耽误一年，你都23岁了，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以后找对象可就不好找了。”我不耐烦地和母亲说：“无论你怎么说，我是不会找对象的。”母亲接连劝我两个晚上都无济于事。
母亲了解我的脾气，如果求人给我说媒，去跟人见面，我肯定不会去的。于是她想出个办法，求人先替我去相亲，如果姑娘确实好，再来做我的工作。
母亲听说龙安桥乡东风村的李老师有个小姨子，21岁，还单身，就托人过去看。这个人回来和母亲说：“那个姑娘个子挺高，长相也不错，能配得上你儿子。”母亲喜欢个头高一点的，俗话说“爹矬矬一个，妈矬矬一窝”，我就是随母亲的个子才这么矮。母亲听说个子高，心情格外高兴，应许人家马上去相看。母亲开始做我的工作，非让我也去看看不可，我说什么也不去，这让母亲下不来台。
后来母亲又相中了村子里一个姑娘，姑娘也同意和我处一处，同样被我婉言谢绝了。
母亲一天天为我找对象上火，不知怎么办是好。母亲听说崔老师有个小姨子没找对象，就跑去找人家，求崔老师给说媒。
崔老师和我都是本村的老师，我们在一起共事3年多，他对我是最了解不过的，平时我都称呼他“崔大哥”。母亲求他给保媒，还是他小姨子，崔老师很高兴，认为我和他的小姨子很般配。可母亲犯愁的是怕我不去相看啊！
崔老师想出个妙招，他和母亲说：“我们家的一窝猪崽子已经满月，可以出手了，我求他帮我卖猪崽子，他肯定会去的。”
有一天，崔老師和我说：“秦老师，明天是星期天，你有事吗？没事就帮我卖猪崽子去。”我问他到哪去卖，他告诉我到周三村去卖，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周三村与我们村只隔着一条乌裕尔河，我们村在河东岸，周三村在河西岸。河上没有桥，河两侧都是沼泽地，芦苇杂草丛生。其他季节两个村只能隔河相望，只有冬季结冰了才可以在河上直行，路程不到20里。河开化了就得绕道而行，有30多里路。 星期天早上，我吃完早饭，太阳刚出来就骑着自行车来到崔老师家。我们俩到猪圈里抓了4只猪崽子，分别装到麻袋里，一个人驮两个。
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周三村。在村子里叫卖一个多小时，4只猪崽子全都让人家给买走了，卖的价钱也很理想。崔老师高兴地和我说：“没想到能卖得这么快啊！”
他用手指着村子东边说：“往那边走，咱俩到我老丈人家去吃中午饭，我得好好地慰劳慰劳你。”
他老丈人家在村子东头住，几分钟就到了。这是一个标准的农家院儿，两间土坯房，窗户是三块透明的大块玻璃，院子不大，干干净净，连一根草棍都没有。院子前是小园，一米高的土围墙把小园围得严丝合缝，大门在房子西侧。我们俩刚进院，停放车子时，他的三姨子和四姨子隔着窗户就看到了我们，马上从屋子里出来迎接。崔老师还小声地和我说：“那个个子高一点的，是我的三姨子，叫李玉环。矮一点的是我的四姨子，叫李美环。”四姨子还开玩笑地和他说：“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是不是没地方吃饭了？”
屋内让我耳目一新，屋子墙壁都是用白土粉刷的，宽敞明亮。外屋还有一个小暖阁，里屋有南北两铺大炕，靠西墙摆放一个地桌，一边放着一把椅子，我小心翼翼地坐在北侧的椅子上。进屋后，崔老师把他丈母娘拉到外屋，不知在说什么。不一会外屋又进来了几个人，都是他们家的亲戚。没多长时间，崔老师的三姨子和四姨子就炒了一桌子菜，吃饭时坐了满满一桌子人，崔老师一一给我介绍。
三姨子和四姨子没有上桌。我看出来三姨子有点不高兴的样子，站在外屋不进里屋。我听崔老师的丈母娘在外屋大声地说话：“白面白，那是吃的，电线杆子高不就是架线的吗？成分不好，和他有什么关系，你沒有文化，人家不嫌弃你就不错了。”
吃完饭，崔老师把我叫到外屋的暖阁里和我说：“你看我的三姨子长得怎么样？给你当媳妇行不行？”
我是真的被她那大大的眼睛、白嫩的皮肤、高挑的个子、苗条的身材给打动了，特别是她梳着两个齐肩的短辫子，乌油油的更加可爱。我很腼腆地说：“人家能同意我吗？”崔老师说：“只要你同意就不用管了，小姨子的工作我去做。”我这才明白，他丈母娘刚才说的那些话是在劝姑娘啊！姑娘嫌我个子矮，长得黑，家庭成分不好。
我答应后，晚间并没有在她家吃饭。这个村有我一个叔伯姑姑，姑姑在村子西头住，我是第一次来这个村，打听了好几个人才找到姑姑家。一进屋，姑姑感到很惊奇，叫着我的小名说：“小虎，你什么时候来的？吃饭了没？”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和姑姑说了。姑姑说：“那姑娘能干，长得又好看，家庭还好。”听姑姑这么一说，我心里有了底。
我又急急忙忙赶到崔老师老丈人家，太阳已经离地面不高了，我恨不得用杆子把太阳支上。崔老师见到我，急忙问：“怎么样？想好了吗？”我说：“只要她同意，我没意见。”就这样，通过卖猪崽子，把对象相妥了。
回到家母亲听说对象相妥了，高兴得合不拢嘴，还和崔老师说：“这个法子真灵，不然他是不会去的。”事后我才明白，卖猪崽子是“引子”，相对象才是“正戏”啊！
我和李玉环相处一年多时间，母亲就张罗结婚的事。
记得我结婚那天是1979年9月30日，第二天就是国庆节。结婚的头一天刮起了大风，还下起了小雨。母亲一夜没合眼，担心第二天还会刮风下雨。没想到第二天晴天碧日。一般人家接亲都是赶着马车去，也有骑自行车的。我接亲是我的二姑父从他们单位找了一辆长厢的黄河汽车，那个年代县里都没几台车。她们家的亲戚多，每家只限来一人当娘家亲的，减了又减还来30多人，整个车厢坐得满满的。
结婚的头一天，我们家还杀了一口猪，要把婚礼操办得红红火火。
结婚那天很热闹，我们村有200多户人家，基本上每家都来一个人参加婚礼，有的是一家人，那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参加婚礼是要随礼的，钱并不多，一般人家都是2块钱左右，有点亲戚关系的都是5块到10块不等。我有几个高中同学，远道而来参加我的婚礼，给我买了一面大镜子，上面写着“镜子照亮你的人生路”。那年我在村里教初中二年级语文，还是班主任。全班26名学生，听说我要结婚了，从家里要钱，一角两角钱凑到一起，大家一起合伙给我买了一个洗脸盆、一双袜子、两条毛巾。虽然东西都不贵，却是他们的一片真情啊！
结婚后，我们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将近一年，妻子孝顺老人，与兄弟妹妹们的关系处得都很融洽。可母亲和父亲非让我们分家单过。母亲和妻子说：“咱们家人口多，在一起生活也不方便，你们分出去单过，免得和我们在一起受穷。”我们家兄弟姊妹7个，加上妻子全家10口人，吃饭都得放两张桌子。我是同意分家的，可妻子不同意，她说：“结婚时间这么短就分家，不让外人笑话吗？”母亲做妻子的工作，妻子算是勉强同意了。
分家后我们居住在一个小土坯房里，有20多平方米，这是结婚前父亲从村里给我们要的宅基地，因为没有钱盖大房子，先给我们盖了一个小房。父亲还叮嘱我们：“这个房子小一点，你们先住着，以后有钱了再盖大的，这个房子可以做仓房用。”搬家时因为没有太多的东西，借一个小推车，推了两趟就把家搬了。搬家时母亲给我们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口大缸了，这口大缸是母亲结婚时姥姥陪送给母亲的，很有纪念意义。
我们分家后不长时间，我的大儿子降生了。小小的家增添了一口人，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
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农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我们家三口人，分到了20多亩地。也就是那一年，富裕县开始“内招”，在民办教师当中通过考试招收一批国家正式教师，到依安师范院校富裕分校学习，两年毕业后享受中专待遇。我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考上了。这对我来说既是喜事又是愁事，喜的是圆了我多年的上学梦，愁的是我上学后，孩子才两岁，家里的承包田怎么耕种啊？妻子看出我发愁的样子，鼓励我说：“你去上你的学，家里的事你就不用管了。”说是这么说，可我知道家里的担子有多重，我不在家就全都压在妻子身上。 我上学那天，妻子给我换了一套新衣服，家里仅有的几元钱也给我揣到兜里，又给我炒了一罐头瓶咸菜让我带着到学校去吃。我上学后，妻子在家，忙活完家里，又忙活家外，还得照看好孩子，再能干也是忙不过来呀！再说晚间她一个人领着孩子，心里总是有些害怕。没办法，她去求她二姐，让她姐家5岁的三姑娘晚间给她做伴，白天帮她看护孩子，这样她能腾出身来到地里侍弄责任田。种地是与父亲家一起合伙，父亲不让妻子去，让她在家看孩子就可以了，地由父亲负责种。可妻子非常要强，非和父亲一起种地不可，一天也不耽误。种地时上午回家一次，下午回家一次，给孩子喂奶。在外边干一天活，回家还得忙活家务，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
也是那年，我们家有一个小园，一亩多地，妻子用锹挖、用镐刨，种上了各种蔬菜，费劲巴拉把小园儿侍弄得干干净净，蔬菜长势喜人，茄子、黄瓜，豆角都结果了。没想到一场冰雹把蔬菜叶子打了个干净，只剩下光秃秃的杆了。那场冰雹下得很奇怪，就下在我们家前后三趟房。没有菜吃，妻子就靠家里仅有的一点咸菜就饭吃。有时亲戚家给送点菜，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我回到家，看到妻子明显见瘦，心里像被猫爪子抓了一样难受！
那个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可我们村有一个特殊政策，只要你交200元罚款，就可以生第二胎。母亲说一个孩子太孤单，非让我们要第二胎。我上学的第二年，我的二儿子降生了。
三
198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龙安桥中学任教。平时我酷爱写作，利用教学的空闲时间，写一些散文、诗歌、通讯报道等文章，时常在国家、省、市等报刊杂志上发表。1983年，时任龙安桥乡党委书记的杨洪明，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后，认为我适合在乡里当通讯干事，于是，1984年把我从中学调到乡政府工作。
龙安桥乡是全县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各村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田分到了各家各户，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由单纯的劳动者变成了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改革后村干部在干什么，这是个新问题。我在富欣村下乡时，发现这个村的村干部做得比较好，他们积极为村民们搞好服务，把党的政策宣传到户、科学技术培训到户、种子化肥送到户、科学种田指导到户。于是，我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富欣村村干部指导农民发展生产十到户》。这篇调查报告被刊发在富裕县委办公室的《情况通报》上，又被省委的《情况通报》转发。省委召开全省县团级电话会议时，省领导表扬了富欣村的做法，向全省推广富欣村的经验。
一夜之间，富欣村成了全省的典型，省里决定要在这个村召开现场会，推广这个村的经验。市领导见到我，握着我的手说：“这篇调查报告是你写的？”我点点头，他又拍一拍我的肩膀说：“这是改革后农村干部的工作方向啊！”县委书记见到我说：“小伙子写得好，抓住了农村改革后的主要问题。”接着县委书记又和我说：“你们乡有一个叫乔宝荣的，事迹比较突出，你动笔写一写。”我当时哪知道这是縣委书记在有意考我啊！
乔宝荣是农村改革后龙安桥乡第一家开饭店的，她致富后不忘众乡亲，救济贫困户，帮扶残疾人，经常看望敬老院的老人。她是全县的“三八红旗手”。我前后三次到她家饭店采访，写了一个长篇通讯《乔宝荣致富不忘众乡亲》，稿子发出后，没几天就见报了，黑龙江省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通讯。没多长时间，县委办公室主任石发到龙安桥乡找我谈话。见到我，直截了当地说：“县委书记说你的文笔不错，县委办缺一名调研秘书，准备调你去，你看可以吗？”我当时感到很突然，这是我没想到的事，好像天上掉下了一张馅儿饼，我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
回到家我把这个事和妻子说了，以为妻子会高兴，没想到，妻子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流下了眼泪。她一边哭一边和我说：“你在乡里上班，我在家侍弄那点地，在村子里咱们家是个富裕户。到了县里就你一个人上班，我没有工作，咱们家三口都是农村户口，吃的是农村粮，到那咋生活啊？”一顿牢骚过后，妻子接着说：“人往高处走，水往底处流。这是最好的机会，不能错过。”面对这些眼前的困难，妻子虽有顾虑，却依然支持我。
1986年4月，我被调到县委办公室任调研秘书。工作半年多，10月初的一天，开始往县里搬家。搬家那天，县里派了3台车，2台是日本进口的日野卡车，1台是北京212吉普车。两台大卡车装得满满的，连家里的100多捆烧柴、500多块旧砖头、两口猪都装到了车上。搬家那天，老天不作美还下起了小雪。路不太好走，车行驶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了县城。县委办公室主任领着全体员工早就在我租的房子门前等着。车到了，大家齐动手帮着从车上往下搬东西。周围的一些邻居都在看热闹，有人还嘲笑地说：“一看就知道是从农村来的，屯老二进城什么也舍不得扔啊！把家里的烧火草和猪都拉来了。”
拉来的草有地方堆，可猪没地方放啊。没办法，在院子西侧，大家用拉来的砖头砌个临时猪圈。盖猪圈时，西侧的邻居说什么也不让盖，说影响她家生活，经过多人劝说才勉强同意。我也知道在县城里很少有人养猪的，因为有味、不卫生。
家安顿下来后，我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忙着给妻子找工作。找了多少个单位，都因妻子文化浅、不能胜任被拒绝。为难时刻，我问妻子，你为什么不读书啊？妻子含着眼泪和我道出了不念书的实情。她13岁那年正读小学三年级，大姐、二姐都先后出嫁，哥哥读初中，妹妹和弟弟也在上学，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养活一家7口人，生活非常困难，必须有个孩子帮父亲。为了让哥哥和弟弟妹妹们能安心上学，她才决定弃学和父亲一起干活。妻子是个高姿态啊！我和妻子是同命相怜，我13岁那年，如果没有王老师做通我父母的工作，我和妻子将会是同样的下场，我能有今天，得感谢王老师啊！
四
我上班不长时间就向公安局提交了申请，解决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农转非问题。那个年代，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是非常难的，全县够条件的每年都有150多人申请，却只能批十几口人，有数量控制。我上班不到一年，县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讨论了我们家三口人的农转非落户问题，同意把三口人的户口落到县城。这样，由过去吃带壳的粮变成了吃成品粮，减轻了我生活上的负担。 那时，大儿子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我把家搬到了县二小附近。有一次，妻子早上起来晚了，来不及做饭，就给孩子一元钱，让他到学校附近的小卖店买点吃的。结果中午放學了，孩子把一元钱拿了回来，又交给了妻子。妻子问他，你怎么没花啊？早上没吃饭不饿吗？孩子说：“妈，我不饿，咱们家没有钱，留着下次再花吧！”妻子抚摸着孩子的头，眼泪就在眼眶里，说不出话来，心里酸溜溜的。孩子知道家庭生活贫困，宁可饿着，也舍不得花这一元钱。妻子很愧疚地说：“可不能再有下次了。”那年我的工资是42元，交房租费、四口人吃喝穿戴就靠这点工资，每个月都花个精光。妻子在家呆不住，总是叨咕着让我给她找活干。
在县委和县政府所有上班的职工中，我是数得上的困难户。1988年，县人事局为帮助贫困职工脱贫，借给全县3个最贫困的职工每户500元扶贫资金。这笔钱我拿回家，妻子见了，高兴得不得了。她对我说：“这是组织对咱们的关怀，一定把这笔钱用在刀刃上。”
用这笔钱干什么？我们俩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养鸡。可我们当时租的房子是在城内，养鸡怕影响环境，没办法又搬一次家，在城附近的杨屯村租了3间房。虽然我上班远了些，需要走5里多路，可为了养鸡，多走几里路算不了什么。两间房住人，一间养鸡。我从省畜牧研究所买回200只肉食鸡，妻子精心饲养，不到3个月就出栏了，去了成本，每只鸡纯挣2元多。接着又抓了500只肉食鸡雏，3个多月又赚了1000多元。那年，妻子靠养鸡赚了2000多元钱，大家都很高兴。
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县里分给我一套旧房子，是60年代盖的两间连脊砖瓦房，过去都是县领导居住的。妻子听说给房子了，照常说应该特别高兴，可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处房子离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不到200米远，住这个房子意味着以后鸡就养不成了。因为养鸡有味，还不停地鸣叫，怕影响人家办公。
房子前有一个小院，我和妻子商量，用养鸡赚的钱，在院子里盖一个小房，开一个小卖店，也能维持生活。盖房子的时候，家乡来了十几个亲戚帮忙，很快就把房子盖了起来。
开小卖店是最忙活人的，进货卖货，没有闲着的时候。利用早晚下班时间和星期日，我也帮着进货，妻子文化浅，识字不多，可她记性好，每件商品只要你告诉她一次，她都能记得住。200多样货，每个商品价格她都记得清清楚楚。由于小卖店不在主要街道上，第二年在我们家前边，有一户对着大道也开了小卖店，我们家的店让人家给抢了生意。
小卖店停摆了，房子空着，干点什么呢？我从外地买回一台面条加工机，利用这个房子加工面条。妻子起早贪晚地忙活着，干得很用心，周围住户还有一些饭店都到我家买面条，效益很可观。可好景不长，后来在我们家附近又有几家搞面条加工的，有一家规模还挺大。加工面条只干了一年多，又被人家给挤黄了。
妻子是不服输的人，也是个闲不住的人，这样不行就琢磨干别的。她听说富路镇有一片河套地向外发包，毅然决定重返农村种地。她多次到地里去看，最后选了一块地，有150亩，租种一年。她雇了当地的播种机，播上了黄豆。由于她精心侍弄，黄豆长势喜人，豆稞高、豆角密。眼看就要到手的果实，没想到老天不做美，接连下了十多天大雨，所有黄豆都泡了汤。妻子伤心难过，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我劝妻子：“咱们别种地了，风险太大，干点别的吧！”妻子非常要强，再大的困难也压不垮她。她鼓足勇气和我说：“庄稼不得年年种，我在哪地方摔倒的，就在哪个地方爬起来，老天会帮我的。”她很自信，第二年又换个块地，继续承包150亩，承包期1年，又播上了黄豆。那年风调雨顺，黄豆获得了大丰收。第三年，她在龙安桥乡承包了300亩耕地，继续播种黄豆。妻子一天天在地里侍弄，黄豆长到齐腰高，正在灌浆时，天气骤变，下了一场大暴雨。南侧邻居种的黄豆有的地方都被水给淹没了，幸运的是妻子种的地只下点小雨，安然无恙。我对妻子说：“咱们见好就收吧！”妻子同意了我的建议。我们回到县城，用种地挣的钱买了一个两室一厅的高层楼，从此，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五
古人云：“家有贤妻胜过良田万顷。”妻子帮我解决了家庭生活之忧，让我安心在事业上奋斗。我是调研秘书，经常陪伴县领导下乡搞调研。每次下乡，我都要记录大量的笔记，回到家不是写论文就是写调查报告。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深入实际掌握大量的一手材料，才能写出有分量的调查报告。
1988年正是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企业的厂长实行竞争上岗。由此我联想到党政机关领导也应该竞争选拔，于是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人事管理。那个时期，选拔用人都是靠“伯乐”、凭“关系”，靠“档案”、凭“资格”，选拔人才的方式都是由组织统一调配。这种用人体制埋没了大批人才，有些人才因遇不见“伯乐”而不能施展才华。为了改变这种单一的用人渠道，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篇《把竞争机制引入党政机关干部人事领域》的文章，提出党政机关在用人上不能只凭“伯乐”发现“千里马”，而是要通过考试考核，在赛场选“千里马”的新观点。文章寄出后，先在1988年第六期《决策与探索》杂志上刊发，后又被一些杂志和报纸转发。
有一天，县委办公室主任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央电视台一个记者打来的，说要来采访我，进一步研究探讨党政机关用人机制问题。当时我害怕了，因为我过去家庭出身不好，我怕观点不正确，人家抓我的小辫子，以后再追究我的责任，当时就被我拒绝了。事隔10年，我提出的理论已经变成了实践，全国各地选拔人才都是通过考试考核竞争上岗了。
1993年9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县国土资源局任副局长。也许是因当过秘书的缘故吧，国土资源局工作再忙，我也没有停笔。在工作中发现问题，有好的素材时，就动笔写。据统计，在土地局工作期间，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论文、调查报告50余篇，有很多论文和调查报告获得了上级业务部门的调研成果奖。如，刊载在《中国土地》杂志上的《国土后备资源开发亟待加强管理》《保护耕地的立体工程》两篇论文分别获得省国土资源调研成果一等奖;刊载在《国土资源》杂志上的《加强土地资产管理、规范国有土地出让行为》获得市国土资源管理调研成果一等奖;《日常地籍管理应用科学技术》获1995年国家土地管理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3年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学会召开理论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力”，我从富裕县近几年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奶牛业的实践出发，写了一篇《浅谈提高畜牧业生产的竞争力》的论文寄给学会，这为我赢得了在大会上发言的机会。大会发言有时间要求，每个人发言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到我发言时，我总是在看时间，怕超时。我还没发完言，时间就到了，我正要下台，组织会议的领导却让我接着说，我足足用了20分钟时间。从台上走下来，人民日报社经济部主任要单独采访我，说我的发言生动，对畜牧业发展有指导性。在发言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我的弟弟得了脑出血，所以我急着往家赶，就谢绝了采访。由于我每次参加研讨会都有突出表现，2005年在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学会上，我由理事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这也是全省唯一的由土地战线上最基层的干部当选的学会常务理事。
在工作岗位上，我度过了40个春秋，历经教师、通讯干事、调研秘书、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等不同的岗位，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都脚踏实地把工作干好，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国土资源局工作期间，连续8年受到县委、县政府的嘉奖，有两年记三等功，2001年还被奖励一级工资。多次受到上级业务部门的表彰和奖励。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儿子，能够走上县国土资源局的领导岗位，并取得一定的成绩，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外，这和组织的培养、同志们的帮助、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个贤妻，她为我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让我安心地工作，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她在前边给我铺路，所以我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收获。
六
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一晃，就到了退休的年龄。2014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这标志着我人生的工作历程已经走完，开始步入养老的征程。离开办公桌，站起身往家走那一刻，心情很沉重，步子很缓慢。为党的事业奔波了40多年，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同志们、陪伴我工作的办公桌，都让我恋恋不舍。
“退休后干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段时间。2014年春节刚过，著名作家赵国安邀请朋友到他家做客，我是应邀的客人之一，参加宴会的还有他的一些文友们。在酒桌上，大家对文学创作谈得津津有味，谈文学我是个门外汉，只能洗耳恭听。有人对我说：“你已经在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过去当过秘书，有文字功底，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吧！咱们一起搞文学创作，蛮有趣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答应下来。
那年，我的表弟承包了富裕縣的老鱼场，创建了雁翔湖旅游景区。我在雁翔湖被湖中的自然景观所陶醉，回家动笔写了一篇散文，题目是《春游雁翔湖》。我把这篇散文寄给了青年文学家杂志，一个月后给我邮来两本样刊。手捧着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我心情格外激动，写作的积极性像一堆干柴一下子被点燃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步入文学创作之路。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家乡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在我的头脑里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往事如歌，回忆多多。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想起过去的往事或遇见了新鲜事，觉得素材好，我就马上就动笔写。
有一次，我回到家乡参加婚礼，遇见了我四叔，在酒桌上，四叔唠起他在河套捕鱼保护鹤巢的故事，他还给我讲他救过一只丹顶鹤。我觉得这素材很好，回家就写了一篇散文《小河东村守鹤人》。投给《北极光》杂志后，很快被采用了，没多久就收到了两本样刊。我用这篇散文参加了第二届玉龙艺术奖全国文学作品大赛。2015年6月我接到了大赛组委会的通知，告诉我散文《小河东村守鹤人》入选了，这对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我来说，是一个特大喜讯。通知要求我对文章再进一步修改，我把题目改成了《鹤的守望者》，文字被压缩到2200多字。之后又寄给了评委会，没几天就接到了反馈信息，告知我散文初审评上了，并邀请我参加2015年8月9日在赤峰召开的颁奖大会。
我到赤峰参会时，很荣幸与苏州著名作家韩树俊住在一个房间，韩树俊是第一届玉龙艺术杯大奖赛散文诗一等奖得主，是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第二届大赛他也有一篇散文参赛，我把我参赛的散文送给了他，他看后肯定地说，你的作品写得不错，至少能获二等奖，我说，能获三等奖我就知足了。
没想到，开会公布结果时，我的参赛作品《鹤的守望者》在全国参赛的4600多篇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特等奖，也是唯一一个散文特等奖。当时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是不是听错了。让我上台领证书时，我都愣住了，大家一阵阵掌声，把我推上了颁奖台。颁完奖，领导让我发言，这让我很为难：一方面是没准备，另一方面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是个新兵，而台下坐着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我有点胆怯。
记得当时发言，我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谈了谈这次领奖的感受，二是谈了谈今后的打算。我在会上向大家表态，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我争取3年迈出3大步：第一步是2015年出版一本诗集，第二步是2016年争取出版一本散文集，第三步是2017年争取出版一本小说集。那年我的诗集已经完稿，已送到出版社审稿，散文才开始写。对我来说，这三步是“好高骛远”的目标，我在写作中体会到“敢想才有机会，敢干才能成功”。一个人连想都不敢想，怎么能成功呢？散会后，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执行主席夏寒当时就答应我，散文集完稿后寄给他，他给写序。协会副秘书长韩树俊答应给我写赏析。他们的大力支持，等于在文学创作的路上给我又加一次油。
到了2016年9月，我用了一年多时间，共写了44篇散文，5个方面内容，确定了5个小标题：一是情牵故乡;二是往事回眸;三是绿野寻踪;四是旅游拾趣;五是岁月留痕。散文送到北方文艺出版社，于2016年11月与读者见面了。这本散文集记载着我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片断，里边的文字像一个个链条把我的情感经历连接起来，让我的故事流传，也为后人留下一笔无形的精神资产。出一本小说集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但我会努力。我相信，只要锲而不舍，铁棒也会磨成针的。
我深知自己的文学功底不深，但我坚持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写出来的作品能让读者看懂就很满足了。正如夏寒序中所说的那样：“他用极其朴素的语言、用缓缓的真情和感悟诉说，以春风化雨般的方式娓娓道来，轻轻敲击读者的心扉。梳理着春秋，梳理着岁月，梳理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我认为，名作家的作品都是在文学的百花丛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我的作品则是黑土地上绽放的一朵野花，默默地开着，开出自己的风格。 2019年4月，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岁月细语》问世了。出版说明是这样写的：“今年年初，我社（北方文艺出版社）征得作者秦勇的同意，将他近两年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散文作品进行整理编辑，共收录49篇文章。每篇作品都是他人生路上留下的闪光足迹，也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乡土气息很浓，希望广大读者能用心地去品味。”虽然作品比较“土”，可一些报刊杂志喜欢用。我的体会是，无论写什么作品，必须有特点，写出自己的风格，或者是素材、或者是文笔、或者是思想。有些知名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在文笔上是超人的，我的写作功夫虽不如人家，但我在选材上发挥自己的优势，我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闪光点，这是别人不能比拟的，特別在农村里的一些往事，都是很突出、很精彩的，把这些故事用文字记载下来就是一篇篇很好的作品。
有人说我的作品不是土而是接地气，像一泓清泉在黑土地上流淌。有一位文学评论家看了我的散文后说：“这是从生态中来，写生态中事的生态散文家。”有位作家为我的散文集作序写道：“他是从绿野中走出来的歌者。”有些读者看了我的作品，很形象地说：“这是在黑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学作品，果实饱满，有乡土气息，我们愿意品味。”农村的黑土地养育了我，我要歌颂黑土地，赞美我的家乡。
洒下的是一滴滴汗水，收获的是一篇篇作品。2004年以来，我在《北方文学》《山东文学》《绿叶》《参花》《奔流》《西部散文选刊》《时代报告》《散文选刊（下半月）》《诗林》《青年文学家》《北极光》《中国绿色时报》《黑龙江日报》等杂志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数百篇。出版了一本诗集《绿野短笛》，两本散文集《留在心中的时光》《岁月细语》。2016年我成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2017年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2019年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2018年还被《散文选刊（下半月）》杂志聘请为签约作家。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自己认为快乐的就要不断去寻找，自己认为值得的就认真去做，自己认为幸福的就要倍加珍惜。干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文学是我的爱好，我要紧握手中的笔，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给自己的后半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回想起来，自己走过的人生路，让我悟出一个道理，人生的道路充满着荆棘，总会遇到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路途再坎坷、再难行，只要我们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勇敢地往前走下去，一定会见到彩虹，到达理想的目的地。
作者简介：
秦勇，笔名咏禾，中国作协会员、齐齐哈尔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喜爱文学，2014年以来在《北方文学》《山东文学》《绿叶》《参花》《奔流》《时代报告》《西部散文选刊》《诗林》《青年文学家》《北极光》《中国报告文学》《中国绿色时报》《黑龙江日报》等杂志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数百篇。著有诗集《绿野短笛》，散文集《留在心中的时光》《岁月细语》。多篇作品被书刊选用，多次获得各种文学作品大赛奖。
责任编辑/张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