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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一边倒”时期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阐述了建国初期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一边倒”战略的形成，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一边倒”时期的体育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与任务、战略措施与实施，并对战略的实施进行了评估，总结了对新时期中国体育国际发展战略的启示。
关键词：“一边倒”；国家利益；对外战略；体育国际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G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0-0005-04
Abstract:Firstly，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faced by the new China，expounds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leaning to one side” strategy formation; Secondly，it expounds the goals and tasks，strategic measur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sports.Thirdly，it summarize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sports in new era.
Key words: “leaning to one side”；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strategy；sport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建国60年来，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伟大成就的取得，与建国初期打下的坚实基础是分不开的。因此，回顾建国时期中国体育事业走过的伟大历程，从中总结体育事业发展的规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服务，在建设体育强国的今天，无疑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 “一边倒”时期国内外局势
“一边倒”时期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60年代初的历史时期，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特点就是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因此，此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也被称为“一边倒”战略，其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1950年10月的抗美援朝行动，这清楚的表明了无论中国从条约上还是从行动上，中国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一项战略的制定，一是要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二是要符合国家利益。因此回答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战略，需要从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和国内局势谈起。
1.1 国际局势 第一，战后两大阵营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国际格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雅尔塔体系的形成，彻底结束了传统欧洲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欧洲霸权彻底瓦解，分别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由此两极格局正式形成。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1947年9月，苏联和东欧等国家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此之后实现了东欧国家的合作，并缔结了《华沙条约》，将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二战使世界殖民体系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西方列强的殖民体系开始崩溃。在亚洲，一大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改变了亚洲的格局；在北非，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得到加强，民族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在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增长，民族意识显著加强。
第三，苏美对华政策。苏联采取“联共弃蒋”政策。“尽管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实行“弹性政策”。但客观地说，苏联从未放弃对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更没有采取过敌视的态度。”［1］虽然苏联在中国的内战中没有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毛泽东认为“关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鉴于此，毛泽东多次表示愿去莫斯科与斯大林面谈，进而获得苏联的支持。1948年到1949年三大战役的胜利，以及中国在政治立场上主动靠近苏联的表现，使苏联的对华政策日益明朗化，最终选择了“联共弃蒋”政策。与此相反的是，美国采取“反共扶蒋”政策。美国一向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并在中国内战爆发后，更是加大对国民党的援助力度，执行 “反共扶蒋”的对华政策，即使在建国前夕，美国仍没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对新中国施加压力，阻挠其他一些国家承认新中国。
1.2 国内局势 新中国成立后，在安全方面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和特务的破坏；军事方面，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经济方面，农业和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新中国要想立稳脚跟，需要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强有力的国际支持和援助。
2 建国初期中国国家利益与“一边倒”时期战略的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确保革命成果。为此，我们需要寻求对我们政权的承认和支持，确保我们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要义。“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通过索取战争赔款、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投资设厂、把持海关以至明火执仗地抢夺等各种手段，疯狂榨取中国的财富，压制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本国反动势力顽固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并且你争我夺，混战不已，又给社会经济套上沉重的锁链和不断造成损伤。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不能得到正常发展，经济，文化呈极端落后状态。”［2］“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在国家战略之下的两项最重要的战略是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对任何国家来说，发展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而要实现发展，就必须有安全环境，不但要有国内环境的安全和稳定，而且要有国际环境的安全与稳定。”［3］在此种情况下，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巩固新政权，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自己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为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鉴于此，毛泽东在冷静观察国际局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方针，“其主旨在于改变我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并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4］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60年代初，“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构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总体框架。
第一，“另起炉灶”。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新中国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月19日颁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节馆及其所属的外文机关和外文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
第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了《应当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报告，主要目的是全面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和残余势力，以便恢复与巩固新中国的独立主权。“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5］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也指出：“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之间的关系是“第一、‘再请客’也就是重新于外国建立外交及经济文化关系；第二、‘打扫干净屋子’正是为重新与外国建立关系做的一项最主要的准备，这是主人为外国客人做的准备。”［6］41
第三，“一边倒”。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设想，并与4月3日和发表了由毛泽东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中指出苏联是中国的盟友；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正式宣布：“一边倒”战略决策，“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7］
“采取‘一边倒’政策，不仅仅是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上的倾向性，更是当时新中国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复杂斗争，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是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8］“这一外交战略还对新中国外交作了清晰的布局：第一、把发展与苏联的国家同盟关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上，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以此为基础发展与其他东方阵营国家的友好互助关系；第二、把发展与民族主义国家特别是周边民族主义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重要地位上，积极支持它们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独立后的自强努力，扩大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第三、分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争取苏美之间的非民族主义“中间地带”国家，结成最广泛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6］33“一边倒”政策的实施，同一批国家建立了新型平等的外交关系，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3 “一边倒”时期中国国际体育战略
3.1 战略目标与任务 为了实施“一边倒” 战略，新中国面临的外交任务就是巩固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因此，表现在体育的国际发展战略上，就是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交往密切，与民族主义国家进行体育交往。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体育的对外交往成为了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着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任务，新中国体育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其它友好国家的体育交往，为打破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的封锁、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增进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友谊做出了重大贡献。
3.2 战略措施与实施 第一，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体育交往。建国后，体育的国际发展战略明显体现出了倒向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战略特点，就是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体育交往密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于1952年7月率团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后访问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7月以贺龙为团长、荣高棠为秘书长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应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邀请并进行了访问；1955年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率团出席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56年8月国家体委副主任卢汉率团访问了苏联；1959年4月，中国篮球队访问了匈牙利。
1950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派遣了以罗曼诺夫为团长的体育代表团来中国访问；1953年9月，邀苏联国家体操队来华访问；1954年8月，苏联游泳队访华；1955年4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连续五年的全国冠军队、捷军队中央之家男子排球队应邀来华访问,随后保加利亚男女排国家队也来华访问。1956年后，苏联的俄罗斯、乌兹别克、格鲁吉亚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波兰等国体操队相继来华访问；1959年7月，匈牙利国家篮球队来华访问；1959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男篮来访；1957年11月，苏联青年男篮来访；另外，“为了尽快提高我国运动训练水平，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在1955年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体委主任罗曼诺夫时提出邀请一批有经验的苏联和东欧教练员来华工作。”［9］211
此时期新中国也积极参加各种国际赛事。1951年8月和1954年7月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参加了在民主德国和匈牙利举办的第11届和第12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于1953年8月、1955年8月、1957年7月参加了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波兰华沙和苏联莫斯科，中国选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联欢，开展友谊的竞赛，加深了互相了解，提高了运动成绩，也向全世界各国人民表明了中国人民热爱体育运动，向往和平、希望通过与各国体育界的交流，加强友谊，促进世界体育事业发展与繁荣的美好心愿。”［9］212195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参加了有保加利亚、民主德国、中国、蒙古、朝鲜、波兰、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参加的第l届友军夏季运动会。
此外，为了配合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获得，中国的体育也积极加入各种体育国际组织，以使得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快速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并获得国际承认。1955年《中央体委党组关于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报告》［10］中指出的主要任务是：“一、继续加强与苏联及各兄弟国家间的联系，更好地向它们学习，并开始有重点地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东方国家）建立联系。二、积极为参加1956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做好准备。三、根据国内体育运动开展的水平，有选择地参加几个国际组织，适当地参加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的会议与竞赛，以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尽可能支持进步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青联、国际学联）所倡办的国际体育活动。”“除了参加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国际比赛以外，我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打开更多的国际交流渠道，也加入了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参加了这此组织举办的国际比赛。”［9］213从1952年到1956年底，中国加入了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国际足球联合会、亚洲乒乓球联合会、国际排球联合会、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国际草地网球联合会、国际业余摔跤联合会、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业余摔跤联合会、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国际射击联合会、国际举重联合会、国际体操联合会等15个国际体育组织，并参加了一些组织举办的比赛。
第二，与民族主义国家进行体育交往。“与除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中国还与周边的民族主义国家，如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以及一些倾向于中立的欧洲国家，如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等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为中国与它们之间的体育交往创造了条件，中国与这些国家也有一些体育往来。”［11］1951年3月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团由团长吴学谦率领参观了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一届亚洲运动会；1952年12月印度乒乓球队访问中国；1952年中国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 1956年8月意大利体育代表团访问中国、法国体育俱乐部女子篮球队访问中国，9月份巴基斯坦足球队也访问了中国；1956年印度尼西亚网球队访问中国，中国国家足球队访问印度；1957年3月，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2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第三，积极争取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于1952年2月5日致函国际奥委会，声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参加第15届奥运会，并声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体育组织，任何其他团体不能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7月15日，国际奥委会第47届会议做出决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参加第15届奥运会，但也同时邀请台湾的运动员参加。1954年5月1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在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得到确认。从1956年起，在国际体育界一股反华势力，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接纳了台湾的体育组织，在多次交涉无效的情况下，“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关于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的声明。声明指出，国际奥委会在少数人操纵下，蓄意违反自己的宪章，在承认了中国是唯一合法的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之后，竟又承认台湾的所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另一个中国奥委会，不顾中国奥委会多次抗议，图谋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奥委会严正声明不再承认国际奥委会，并同它断绝一切关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由于同样理由，退出国际游泳、田径、篮球、举重、射击、摔跤、自行车联合会及亚洲乒乓球联合会8个国际体育组织。”［12］中国体育的这些做法，与中国的对外战略——“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密切相关的。
3.3 战略实施产生的影响 首先，在“一边倒”战略框架之下的体育国际发展战略，为获得来自苏联的各种援助，巩固中苏友好关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新中国政权的生存与巩固起到了重要的维系作用。可以说，新中国的对外体育交流，一方面使新中国加强了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增进了友谊，使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获得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援助与支持；另一方面，友好国家的体育交流，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较好的局面，宣传了新中国的外交理念与政策，增进了与友好国家之间的友谊，为新中国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与援助，获得国际承认，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对巩固外交关系，增进了解和友谊，推动与这些国家的合作，都起了积极作用。“1953年我们派遣体育队参加埃勒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及第四届青年与学生和平有意联欢节的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出席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年会、国际足球联合会代表大会及国际排球联合会的年会，中国乒乓球队在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前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派代表参加了保加利亚全民体育节。在国内我们接待了苏联体育代表团，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还参加了国际摔跤联合会为临时会员，从而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并促进了中国人民及运动员与各国人民及运动员之间的了解与友谊。”［13］这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们曾经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有利于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14］除此之外，以体育为主要形式外交形式之一的新中国对外交往中，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即可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那斯拉夫先等国家的新型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并与亚洲的朝鲜、蒙古和越南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迅速发展。体育成为此时期中国维系与已建交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树立了中国的形象，提高了声望；实现了沟通的作用，很好地服务于外交斗争，为新中国巩固新政权和国防创造了有力的国际环境，这为现代化建设创设了良好的环境，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遏制的国际环境里，建立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新中国外交工作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6］可以说中苏友好同盟的建立与同东欧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建立，为打开新中国外交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一边倒”战略框架之下的体育国际发展战略，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升。在内外交困的建国初期，优秀运动成绩的取得，增强了民族自豪感，这为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与动力，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来自苏联的体育专家，为新中国培养了宝贵的体育人才，为中国体育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人力上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当时中央体育学院聘请的体育理论、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田径、足球、游泳、体操的研究生导师，上海体育学院聘请的体育理论、篮球、排球方面的研究生导师，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研究生，“这些导师通过系统授课讲苏联的体育理论、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田径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带入新中国。另一方面，由这批专家知道的研究生的许多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新中国的体育理论、生理学、解剖学等学科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5］中央体育学院聘请的凯里舍夫、上海体育学院聘请的格拉明尼茨基和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聘请的库库什金三位苏联体育理论专家介绍了苏联的体育理论体系，特别是凯里舍夫的《苏联体育教育理论》一书，对我国后来的体育理论体系的建设有重要影响。
再次，在此时期的对外体育交往过程中，不但进行了运动技术与理论的学习与交流，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各国人民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意愿，希望通过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体育交流，加强了解增进友谊；同时也宣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尊重。
4 启 示
为实现国家利益服务，配合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对外战略框架下制定的体育的国际发展战略，不但符合了国家需要，完成了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并且在此过程中也实现了体育事业自身的发展，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在当下，中国体育的国际发展战略应服务于国家的核心利益，配合中国的对外战略——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在此战略框架下制定体育事业国际发展战略，唯有如此，体育强国的建设才能获得来自国家的支持，才能为体育强国的建设创造良好地发展环境。
因此，大国要崛起，是全方位的崛起，包括体育领域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崛起。体育的崛起必须与国家的崛起相一致，与国家的总体发展步调一致，这是大国崛起对体育发展的要求，也是体育事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体育的国际发展要继续为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服务，但要注意度的问题。体育是国家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战略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以及国家的总体战略。体育事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若过分地对其干涉或制约并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阻碍或严重束缚体育事业的发展。
作为国家战略领域的重要内容，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方面，体育必须进行准确的定位，制定相应的国际发展战略目标，自觉地把自身的发展纳入到国家的战略框架之中，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国家的总体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只有进行准确的定位，才能认清体育事业发展现存的问题及预测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并及时站在战略的角度进行调整和修正，避免发生体育事业走弯路；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体育事业真正融入到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伟大的进程和征程中去……”［16］
参考文献：
［1］ 高现朝.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是正确的现实选［J］.社科纵横，2009（9）：112-114.
［2］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0.
［3］ 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1.
［4］ 周慧杰，林乐香.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实质和成效新论［J］.北方论坛，1995（2）：74-77.
［5］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79-380.
［6］ 宫力，刘德喜，刘建飞等.和平为上：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2-1473.
［8］ 邓小玲.从“一边倒”到“新型伙伴关系”——三代领导核心的国际战略思想［J］.学术论坛，2005（9）：9-12.
［9］ 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
［10］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23-24.
［11］ 王昊.论新中国的体育外交［D］.外交学院，2006：13.
［12］ 国家体委.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20-21.
［13］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8-1981）［M］.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11.
［14］ 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31.
［15］ 曹继红，王揖涛，茹秀英等.论新中国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及其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A］.第七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一）［C］；2004:26-28.
［16］ 张晓义.关于新时期加强中国体育国际发展战略研究的探讨［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11）：17-20.
投稿日期：2009-08-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国以来我国重大体育决策的历史审视”(批准号：08BTY023）。
作者简介：张晓义，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关键词：“一边倒”；国家利益；对外战略；体育国际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G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0-0005-04
Abstract:Firstly，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faced by the new China，expounds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leaning to one side” strategy formation; Secondly，it expounds the goals and tasks，strategic measur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sports.Thirdly，it summarize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sports in new era.
Key words: “leaning to one side”；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strategy；sport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建国60年来，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伟大成就的取得，与建国初期打下的坚实基础是分不开的。因此，回顾建国时期中国体育事业走过的伟大历程，从中总结体育事业发展的规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服务，在建设体育强国的今天，无疑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 “一边倒”时期国内外局势
“一边倒”时期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60年代初的历史时期，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特点就是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因此，此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也被称为“一边倒”战略，其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1950年10月的抗美援朝行动，这清楚的表明了无论中国从条约上还是从行动上，中国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一项战略的制定，一是要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二是要符合国家利益。因此回答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战略，需要从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和国内局势谈起。
1.1 国际局势 第一，战后两大阵营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国际格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雅尔塔体系的形成，彻底结束了传统欧洲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欧洲霸权彻底瓦解，分别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由此两极格局正式形成。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1947年9月，苏联和东欧等国家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此之后实现了东欧国家的合作，并缔结了《华沙条约》，将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二战使世界殖民体系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西方列强的殖民体系开始崩溃。在亚洲，一大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改变了亚洲的格局；在北非，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得到加强，民族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在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增长，民族意识显著加强。
第三，苏美对华政策。苏联采取“联共弃蒋”政策。“尽管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实行“弹性政策”。但客观地说，苏联从未放弃对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更没有采取过敌视的态度。”［1］虽然苏联在中国的内战中没有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毛泽东认为“关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鉴于此，毛泽东多次表示愿去莫斯科与斯大林面谈，进而获得苏联的支持。1948年到1949年三大战役的胜利，以及中国在政治立场上主动靠近苏联的表现，使苏联的对华政策日益明朗化，最终选择了“联共弃蒋”政策。与此相反的是，美国采取“反共扶蒋”政策。美国一向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并在中国内战爆发后，更是加大对国民党的援助力度，执行 “反共扶蒋”的对华政策，即使在建国前夕，美国仍没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对新中国施加压力，阻挠其他一些国家承认新中国。
1.2 国内局势 新中国成立后，在安全方面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和特务的破坏；军事方面，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经济方面，农业和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新中国要想立稳脚跟，需要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强有力的国际支持和援助。
2 建国初期中国国家利益与“一边倒”时期战略的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确保革命成果。为此，我们需要寻求对我们政权的承认和支持，确保我们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要义。“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通过索取战争赔款、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投资设厂、把持海关以至明火执仗地抢夺等各种手段，疯狂榨取中国的财富，压制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本国反动势力顽固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并且你争我夺，混战不已，又给社会经济套上沉重的锁链和不断造成损伤。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不能得到正常发展，经济，文化呈极端落后状态。”［2］“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在国家战略之下的两项最重要的战略是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对任何国家来说，发展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而要实现发展，就必须有安全环境，不但要有国内环境的安全和稳定，而且要有国际环境的安全与稳定。”［3］在此种情况下，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巩固新政权，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自己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为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鉴于此，毛泽东在冷静观察国际局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方针，“其主旨在于改变我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并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4］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60年代初，“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构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总体框架。
第一，“另起炉灶”。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新中国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月19日颁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节馆及其所属的外文机关和外文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
第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了《应当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报告，主要目的是全面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和残余势力，以便恢复与巩固新中国的独立主权。“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5］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也指出：“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之间的关系是“第一、‘再请客’也就是重新于外国建立外交及经济文化关系；第二、‘打扫干净屋子’正是为重新与外国建立关系做的一项最主要的准备，这是主人为外国客人做的准备。”［6］41
第三，“一边倒”。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设想，并与4月3日和发表了由毛泽东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中指出苏联是中国的盟友；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正式宣布：“一边倒”战略决策，“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7］
“采取‘一边倒’政策，不仅仅是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上的倾向性，更是当时新中国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复杂斗争，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是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8］“这一外交战略还对新中国外交作了清晰的布局：第一、把发展与苏联的国家同盟关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上，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以此为基础发展与其他东方阵营国家的友好互助关系；第二、把发展与民族主义国家特别是周边民族主义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重要地位上，积极支持它们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独立后的自强努力，扩大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第三、分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争取苏美之间的非民族主义“中间地带”国家，结成最广泛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6］33“一边倒”政策的实施，同一批国家建立了新型平等的外交关系，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3 “一边倒”时期中国国际体育战略
3.1 战略目标与任务 为了实施“一边倒” 战略，新中国面临的外交任务就是巩固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因此，表现在体育的国际发展战略上，就是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交往密切，与民族主义国家进行体育交往。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体育的对外交往成为了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着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任务，新中国体育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其它友好国家的体育交往，为打破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的封锁、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增进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友谊做出了重大贡献。
3.2 战略措施与实施 第一，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体育交往。建国后，体育的国际发展战略明显体现出了倒向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战略特点，就是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体育交往密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于1952年7月率团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后访问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7月以贺龙为团长、荣高棠为秘书长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应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邀请并进行了访问；1955年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率团出席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56年8月国家体委副主任卢汉率团访问了苏联；1959年4月，中国篮球队访问了匈牙利。
1950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派遣了以罗曼诺夫为团长的体育代表团来中国访问；1953年9月，邀苏联国家体操队来华访问；1954年8月，苏联游泳队访华；1955年4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连续五年的全国冠军队、捷军队中央之家男子排球队应邀来华访问,随后保加利亚男女排国家队也来华访问。1956年后，苏联的俄罗斯、乌兹别克、格鲁吉亚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波兰等国体操队相继来华访问；1959年7月，匈牙利国家篮球队来华访问；1959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男篮来访；1957年11月，苏联青年男篮来访；另外，“为了尽快提高我国运动训练水平，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在1955年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体委主任罗曼诺夫时提出邀请一批有经验的苏联和东欧教练员来华工作。”［9］211
此时期新中国也积极参加各种国际赛事。1951年8月和1954年7月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参加了在民主德国和匈牙利举办的第11届和第12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于1953年8月、1955年8月、1957年7月参加了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波兰华沙和苏联莫斯科，中国选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联欢，开展友谊的竞赛，加深了互相了解，提高了运动成绩，也向全世界各国人民表明了中国人民热爱体育运动，向往和平、希望通过与各国体育界的交流，加强友谊，促进世界体育事业发展与繁荣的美好心愿。”［9］212195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参加了有保加利亚、民主德国、中国、蒙古、朝鲜、波兰、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参加的第l届友军夏季运动会。
此外，为了配合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获得，中国的体育也积极加入各种体育国际组织，以使得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快速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并获得国际承认。1955年《中央体委党组关于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报告》［10］中指出的主要任务是：“一、继续加强与苏联及各兄弟国家间的联系，更好地向它们学习，并开始有重点地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东方国家）建立联系。二、积极为参加1956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做好准备。三、根据国内体育运动开展的水平，有选择地参加几个国际组织，适当地参加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的会议与竞赛，以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尽可能支持进步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青联、国际学联）所倡办的国际体育活动。”“除了参加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国际比赛以外，我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打开更多的国际交流渠道，也加入了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参加了这此组织举办的国际比赛。”［9］213从1952年到1956年底，中国加入了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国际足球联合会、亚洲乒乓球联合会、国际排球联合会、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国际草地网球联合会、国际业余摔跤联合会、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业余摔跤联合会、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国际射击联合会、国际举重联合会、国际体操联合会等15个国际体育组织，并参加了一些组织举办的比赛。
第二，与民族主义国家进行体育交往。“与除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中国还与周边的民族主义国家，如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以及一些倾向于中立的欧洲国家，如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等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为中国与它们之间的体育交往创造了条件，中国与这些国家也有一些体育往来。”［11］1951年3月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团由团长吴学谦率领参观了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一届亚洲运动会；1952年12月印度乒乓球队访问中国；1952年中国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 1956年8月意大利体育代表团访问中国、法国体育俱乐部女子篮球队访问中国，9月份巴基斯坦足球队也访问了中国；1956年印度尼西亚网球队访问中国，中国国家足球队访问印度；1957年3月，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2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第三，积极争取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于1952年2月5日致函国际奥委会，声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参加第15届奥运会，并声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体育组织，任何其他团体不能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7月15日，国际奥委会第47届会议做出决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参加第15届奥运会，但也同时邀请台湾的运动员参加。1954年5月1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在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得到确认。从1956年起，在国际体育界一股反华势力，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接纳了台湾的体育组织，在多次交涉无效的情况下，“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关于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的声明。声明指出，国际奥委会在少数人操纵下，蓄意违反自己的宪章，在承认了中国是唯一合法的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之后，竟又承认台湾的所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另一个中国奥委会，不顾中国奥委会多次抗议，图谋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奥委会严正声明不再承认国际奥委会，并同它断绝一切关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由于同样理由，退出国际游泳、田径、篮球、举重、射击、摔跤、自行车联合会及亚洲乒乓球联合会8个国际体育组织。”［12］中国体育的这些做法，与中国的对外战略——“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密切相关的。
3.3 战略实施产生的影响 首先，在“一边倒”战略框架之下的体育国际发展战略，为获得来自苏联的各种援助，巩固中苏友好关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新中国政权的生存与巩固起到了重要的维系作用。可以说，新中国的对外体育交流，一方面使新中国加强了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增进了友谊，使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获得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援助与支持；另一方面，友好国家的体育交流，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较好的局面，宣传了新中国的外交理念与政策，增进了与友好国家之间的友谊，为新中国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与援助，获得国际承认，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对巩固外交关系，增进了解和友谊，推动与这些国家的合作，都起了积极作用。“1953年我们派遣体育队参加埃勒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及第四届青年与学生和平有意联欢节的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出席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年会、国际足球联合会代表大会及国际排球联合会的年会，中国乒乓球队在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前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派代表参加了保加利亚全民体育节。在国内我们接待了苏联体育代表团，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还参加了国际摔跤联合会为临时会员，从而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并促进了中国人民及运动员与各国人民及运动员之间的了解与友谊。”［13］这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们曾经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有利于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14］除此之外，以体育为主要形式外交形式之一的新中国对外交往中，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即可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那斯拉夫先等国家的新型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并与亚洲的朝鲜、蒙古和越南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迅速发展。体育成为此时期中国维系与已建交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树立了中国的形象，提高了声望；实现了沟通的作用，很好地服务于外交斗争，为新中国巩固新政权和国防创造了有力的国际环境，这为现代化建设创设了良好的环境，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遏制的国际环境里，建立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新中国外交工作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6］可以说中苏友好同盟的建立与同东欧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建立，为打开新中国外交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一边倒”战略框架之下的体育国际发展战略，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升。在内外交困的建国初期，优秀运动成绩的取得，增强了民族自豪感，这为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与动力，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来自苏联的体育专家，为新中国培养了宝贵的体育人才，为中国体育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人力上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当时中央体育学院聘请的体育理论、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田径、足球、游泳、体操的研究生导师，上海体育学院聘请的体育理论、篮球、排球方面的研究生导师，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研究生，“这些导师通过系统授课讲苏联的体育理论、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田径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带入新中国。另一方面，由这批专家知道的研究生的许多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新中国的体育理论、生理学、解剖学等学科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5］中央体育学院聘请的凯里舍夫、上海体育学院聘请的格拉明尼茨基和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聘请的库库什金三位苏联体育理论专家介绍了苏联的体育理论体系，特别是凯里舍夫的《苏联体育教育理论》一书，对我国后来的体育理论体系的建设有重要影响。
再次，在此时期的对外体育交往过程中，不但进行了运动技术与理论的学习与交流，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各国人民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意愿，希望通过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体育交流，加强了解增进友谊；同时也宣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尊重。
4 启 示
为实现国家利益服务，配合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对外战略框架下制定的体育的国际发展战略，不但符合了国家需要，完成了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并且在此过程中也实现了体育事业自身的发展，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在当下，中国体育的国际发展战略应服务于国家的核心利益，配合中国的对外战略——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在此战略框架下制定体育事业国际发展战略，唯有如此，体育强国的建设才能获得来自国家的支持，才能为体育强国的建设创造良好地发展环境。
因此，大国要崛起，是全方位的崛起，包括体育领域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崛起。体育的崛起必须与国家的崛起相一致，与国家的总体发展步调一致，这是大国崛起对体育发展的要求，也是体育事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体育的国际发展要继续为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服务，但要注意度的问题。体育是国家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战略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以及国家的总体战略。体育事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若过分地对其干涉或制约并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阻碍或严重束缚体育事业的发展。
作为国家战略领域的重要内容，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方面，体育必须进行准确的定位，制定相应的国际发展战略目标，自觉地把自身的发展纳入到国家的战略框架之中，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国家的总体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只有进行准确的定位，才能认清体育事业发展现存的问题及预测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并及时站在战略的角度进行调整和修正，避免发生体育事业走弯路；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体育事业真正融入到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伟大的进程和征程中去……”［16］
参考文献：
［1］ 高现朝.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是正确的现实选［J］.社科纵横，2009（9）：112-114.
［2］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0.
［3］ 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1.
［4］ 周慧杰，林乐香.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实质和成效新论［J］.北方论坛，1995（2）：74-77.
［5］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79-380.
［6］ 宫力，刘德喜，刘建飞等.和平为上：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2-1473.
［8］ 邓小玲.从“一边倒”到“新型伙伴关系”——三代领导核心的国际战略思想［J］.学术论坛，2005（9）：9-12.
［9］ 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
［10］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23-24.
［11］ 王昊.论新中国的体育外交［D］.外交学院，2006：13.
［12］ 国家体委.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20-21.
［13］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8-1981）［M］.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11.
［14］ 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31.
［15］ 曹继红，王揖涛，茹秀英等.论新中国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及其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A］.第七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一）［C］；2004:26-28.
［16］ 张晓义.关于新时期加强中国体育国际发展战略研究的探讨［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11）：17-20.
投稿日期：2009-08-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国以来我国重大体育决策的历史审视”(批准号：08BTY023）。
作者简介：张晓义，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