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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HDR2010）中，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测度方法发生了实质性的改进。指标的选取、阈值的选择和算法的变化是人类发展指数演变的三条基本路径，其既有方法论依据，也顺应人类发展理念的更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混合HDI”、“非收入HDI”和“旧版HDI”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人类发展指数算法的此次改进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忽略人类发展的任何一个维度都将受到惩罚；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在地区间很不平衡；计划经济时代为我们在健康和知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改革开放后GDP的增长则成为决定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人类发展指数测度方法和经验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如将治理和环境等因素嵌入HDI、考虑每个维度的不平等因素、与其他方法的综合以及精确性和灵活性之间的权衡取舍等。
关键词：人类发展；能力方法；混合人类发展指数；非收入人类发展指数；福利；赋权；能动性；正义；GDP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4-0035-11
Improvement Path and Methodology ofMeasurement for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Reflection Based on HDR2010 and Analysis of China’s Experience
WANG Yi-lin1,2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Dalia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Liaoning Dalian 116013,China;
2.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and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HDR2010) of Development Programm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measurement methodologies for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DI) are substantively improved. The choosing of indicators, selection of threshold value and the change of algorithm are three basic paths for the evolution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hich is not only based on methodology theory but also complies with the renewing of human development idea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and by comparing with hybrid HDI, non-income HDI and old HDI,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HDI reaches the expected goal, that the neglect of any one dimension of human development will be punished, that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between regions of China is largely unbalanced, that the era of plan economy reserves virtuous basis in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and knowledge, however,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to outside world, GDP growth rate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o determine regional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HDI measurement methodologies and experience analysis can be further expanded and deepened, e.g. the factors of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so on are imbedded into HDI, the inequality factors of each dimension are considered, other method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measurement methodologies and experience analysis, and the balance and choice between precision and flexibility should be conducted, etc.
Key words: human development; capacity approach; hybrid HDI; non-income HDI; welfare; empowerment; agency; justice; GDP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每年接近10%的持续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成果却没有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享。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指明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新时代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是要反思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按照“以人文本”的要求，经济的增长（通常表现为GDP增加）只是手段，“人的发展”才是目的。
不同于传统发展理论将经济增长当作目的的理路，人类发展框架把经济增长视为促进人类发展的手段。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牵头，巴基斯坦籍经济学家Mahbub ul. Haq领导和组织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公认的评价发展程度的重要替代性多维度指标（相对于单维度GDP指标而言）。人类发展指数由健康、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构成，符合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汪毅霖:人类发展指数测度方法的改进路径与方向
《人类发展报告》是说明HDI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最佳载体。HDI首次出现于1990年的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简称HDR），此后，UNDP几乎每年编写一册HDR，至2010年已经出版了20册人类发展年度报告。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继承了众多德高望重的有影响的思想家的观点，提供了人类发展的哲学基础”(UNDP，2010a)12。1990年的HDR中已经正确地认识到发展不仅仅是收入、财富的增加，强调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是它的人民，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人类在各种领域里的选择。在HDR1990的定义中，“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最关键的选择包括拥有健康长寿的生命、受教育和享受高生活水准。另外选择包括政治自由、有保障的人权以及自尊——亚当•斯密所谓的在公共场合与别人相处不至于感到羞愧”(UNDP, 2010a)16。这份报告通过阐述人类的最关键的三项选择，对人类发展的理论演进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贡献。
在HDR2010中，在描述长时间跨度下不同地区和不同HDI组别的人类发展水平变化时， UNDP（2010a）26在新旧版本的HDI之间采取了折中的做法，构建了所谓的“混合HDI”(Hybrid HDI)，其定义是：采用HDR2010中的全新函数形式，即新算法，而所用指标与HDR2009完全相同（包括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综合毛入学率和人均GDP），这就保证了指标和阈值的稳定性。
基于和UNDP同样的考虑，在进行经验分析时，本文也将分别计算“混合HDI”、基于HDR2009算法的“旧版HDI”和“非收入HDI”，并进行比较研究。其原因有四：（1）HDI的算法从其诞生起一直很稳定，HDR2010中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必须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才可以凸显这一革命性变化的影响；（2）尽量保持方法的透明性和简便易行；（3）能够进行跨时间比较；（4）易于进行数据收集。后三点也是HDI的宗旨和HDR的目的所在，即对政策起到引导作用，改善人类发展环境。
“混合HDI”（以下简写为HDIh），“非收入HDI” （以下简写为HDIni）和“旧版HDI”（以下简写为HDIo）的结构如图2所示。
在数据处理上有几点需要说明：
（1）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历年《人类发展报告》和《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目前为止最多可获得1982年、1990年、1995年、1997年、1999年、2003年、2005年、2008年共8年的中国省级单位人类发展指标数据。
（2）1991—1997年UNDP 并不是采用取对数的方法来调节人均GDP，而是使用Atkinson 收入效用公式对高于标准极限水平（即世界收入平均水平）的人均GDP 数值进行折算；直到1999 年UNDP 编制1997 年人类发展指数时，认为Atkinson 折扣法缺陷过多，才正式确定采用取对数的方法来调整人均GDP。在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中，由于1982年、1990 年、1995 年和1997 年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是采用Atkinson 收入效用公式来处理人均GDP，为了保持一致，本文采用现行的取对数法重新计算了这4年的GDP 分项指数，以便与其他年份保持一致。
（3）改革开放后中国省级单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1988年海南省成立，1997年重庆直辖市成立。为了保证口径的统一，将1988年后海南省的数据并入广东省，1997年后重庆市的数据并入四川省，历年的研究样本始终是29个单位（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4）将全部的省级单位分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地区和低人类发展水平地区两组。分组标准是2008年各省级单位的HDIh平均值，即高于平均值的地区(1~14)为高水平组，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包含海南）、江苏、辽宁、山东、吉林、福建、河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其余（15~29）为低水平组，包括：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广西、新疆、宁夏、四川（包含重庆）、江西、安徽、青海、云南、甘肃、贵州、西藏。之前历年均沿用2008年的分类，由此可追溯形成目前地区间发展趋势的历史路径。
2．经验分析结果与讨论
根据图2，我们可以计算中国各省级单位各年度的三类人类发展指数。计算的直观结果见图3~5。
由图3~5可知，在1982年到2008年这一时间段内，中国省级单位人类发展的三类指数都是呈现一种递增的状态，体现了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类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但是，相对排位的变动程度却较低，1982年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落后的地区，到2008年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并且，不同地区的三类指数大体上是同步的，即三类指数之一处于较高水平的地区，另外两类指数通常也较高。
表2通过具体数字更具体地支持了以上直观结论。三类指数的2008年数值减去1982年数值都为正值，说明了人类发展的积极变化，但是“非收入HDI”在1982年至2008年间的增长基本上都小于包含GDP的另外两类指数的增长，表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要快于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改善。大多数省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变化不大。HDIh排名上升较多的是福建（7位）、浙江（6位）、河南（6位），下降较多的是黑龙江（7位）、山西（6位）、江西（5位）；HDIo排名上升较多的是福建（6位）、浙江（5位）、江苏（5位），下降较多的是黑龙江（7位）、山西（6位）、广西（6位）；HDIni排名上升较多的是江苏（3位）、山东（3位）、四川（3位），下降较多的是内蒙古（5位）、广西（5位）、湖南（3位）。可见，排名上升的省市基本上是东部沿海地区，而排名下降的省市则集中于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
从技术的角度看，各省级单位的人类发展水平在1982年至2008年间的变化一部分是真实的人类发展程度提高的结果，另一部分则源于指数类型的差异。指数类型的不同对于经验分析的影响见表3。
由表3易见，对于全部的省级单位，HDIh与HDIo的差值及HDIh与HDIni的差值都为负值，而HDIh的平均值也低于另外两类人类发展指数的平均值；同时，HDIh的方差却大于另外两类人类发展指数的方差。这说明：各省级单位普遍存在人类发展的三个维度的进步不平等的现象（各省级单位的体面生活指数的绝对水平普遍低于健康指数和知识指数的绝对水平），因为相对于算术平均数的合成算法，几何平均数的合成算法对维度间的不平衡具有惩罚效应。
进一步的，如果我们将组成HDI的三个维度拆分来看，就可以用更具描述性的常规统计方法得到表4，进而可以分析出人类发展指数三个维度间发展不平衡的具体情况。
表4说明，现有的地区差距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地区间已经形成的历史差距，2008年人类发展水平高的地区1982年在各个维度上也处于相对较高发展水平；二是发展速度上的差异，除了知识指数外，其余分项指数在高水平地区的增长幅度都要高于低水平地区。
从全国整体的指数方差在主成分线性表达中，一个变量权数的相对大小本身也暗示着该变量方差的相对大小，这是由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法的原理所决定的。 看，健康指数的方差原本所占比例就不高（只占15.5%），且仅略有小幅变化，与1982年相应指数比较增幅为4.8%；知识指数的方差虽然原本比例很高（1982年时接近50%），但却在大幅度下降，与1982年相应指数比较下降了20%；体面生活（人均GDP）指数方差在大幅度增加，与1982年相应指数比较增幅为15.2%，已经达到50%。这说明，在我国，经济水平已经代替了知识水平，成为决定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在两类地区中，各分项指数的相对变化趋势相同，健康指数增长最少，知识指数居中，体面生活指数增长最多。显然，经济增长是当前我国地区发展中的主旋律，而健康和知识维度并没有与之同步增长。而且，从高水平地区与低水平地区的比较看，前者在健康和知识维度的增长上几乎没有体现出任何优势。
四、结论和可深化的研究方向
2010年底HDR二十周年纪念版的发布标志着人类发展指数算法的测度方法有了实质性的改变，这些改进的方法论依据是对于人类发展概念的深化理解和对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的进一步运用。通过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发展指数算法的改进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忽略人类发展的任何一个维度都将受到惩罚。三类指数都说明，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在地区间很不平衡；对于三个维度的分解分析则表明，计划经济时代为我们在健康和知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改革开放后GDP的增长则成为决定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因素。
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预备性的研究，在人类发问题数上还有很多主题值得拓展，而要真正把握人类发展指数有价值的拓展方向，则需理解人类发展指数的思想史渊源。
人类发展指数之父Mahbub ul. Haq曾被认为是巴基斯坦20世纪60年代经济奇迹时期的政府专家和《五年规划》的编写者，当时，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已经连续10年超过6%。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Haq开始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所反思：耀眼的经济增长数据完全误导了人们，巴基斯坦存在广泛的地区间、城乡间、阶层间的发展不平衡，普通民众的状况与数字反映的完全不同。从此，Haq踏上了探索人类发展的学术道路。阿马蒂亚•森是Haq在探索道路上最重要的学术伙伴。森和Haq因人类发展指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森最终还是帮助Haq设计了HDI，虽然他最初非常反对这样做。森并不真正想要HDI，他不想要一个数字，因为数字或多或少会简化任何事物。Haq承认森是对的，HDI是粗糙的，和GDP一样粗糙，但是却是一个更好的替代性指标。为了交流，人们需要HDI的简化性。而HDI与GDP重要的不同在于（UNDP，2010b）：GDP聚焦于人们所拥有的商品及其价值，而HDI则聚焦于人们的实际生活。HDI的重要特征是以人为中心（people-centered），而GDP则以商品为中心（commodity-centered）。HDI不是要提供一个对于自由的完整度量，而是要唤起人们对于放弃“GDP崇拜”的重视，HDI所引起的争议已经达到了这一效果。
沿着Haq和森两位学术先驱的路径，在人类发展指数测度方法和经验分析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方向如下：
第一，森的能力方法作为人类发展指数的哲学基础缺少在政策建议上的精确性和唯一性。这既是能力方法的一个优点，也可能是个缺陷，它使得该方法在实践领域的可应用性降低。能力方法是否可以和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下无知之幕的方法相结合，或者接受Nussbaum的“提出清晰的能力清单”的建议，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这涉及在精确性和灵活性之间的权衡取舍。
第二，在HDR2010的概念中，人类发展实际上由三个部分组成（UNDP，2010a）22：福利（well-being）——扩展人类的真实自由（real freedoms），以促使人们过上美好生活；赋权（empowerment）和能动性（agency）——使个人和群体可以采取行动，以推动有价值的成果；正义（justice）——扩大平等，长期维持所取得的成果，并尊重人权和其他社会目标。UNDP还明确指出，人类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局限，即必须“在共享地球有限资源的前提下扩大这些自由”（UNDP，2010a）24。现有的人类发展指数实际上只包括了对于单一的福利视角的考虑，而HDI之父Haq（1995）希望，人类发展指数能引起人们对涉及人类发展的大量其他变量的兴趣。这意味着，人类发展路径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对HDI的理解和运用应该是开放式的（Sen，2002）。沿着这一理论路径，虽然汪毅霖等(2009)的工作试图将生态文明和人类发展相结合，但在方法论和分析工具上都还只是一个初步尝试。如果能够将治理和环境等因素嵌入HDI，进行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比较，那么无疑是在实证方法和经验分析上的一个很大的拓展。
第三，虽然HDR2010提出了相应的方法，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没有对HDI的收入分配等维度的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和修正。实际上，不光是收入维度，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健康和知识指数也都有显著的人际间不平等的因素。因此，最好的修正必须超出HDI的原有指标框架来考虑每个维度的不平等因素，包括受教育的机会和医疗保健的机会，并且可以尝试进行计算。对于不平等的计算，可以考虑因身体残疾、智力等原因造成的特殊需求的差异以及文化因素或居住环境等所带来的种族间的差异，也应该考虑城乡居民的不同、性别间的差异以及不同等级间的差异。
第四，人类发展指数是最重要和主流的测度人类发展水平的方法，但除此之外，也存在其他的测度方法，如基于心理感受的主观幸福感测度等。不同的人类发展水平测度方法之间的比较在理论上是个有趣的主题，在未来的经验分析中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方法描述国家间或地区间的人类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阿马蒂亚•森.2002.简论人类发展的分析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6)：36-39.
覃成林，罗庆.2004.中国区域人类发展差异研究［J］.经济经纬(6)：49-51.
汪毅霖，蒋北.2009.植入生态文明指标的省际间人类发展比较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自由发展的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0)：45-52.
杨永恒，胡鞍钢，张宁.2005.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人类发展指数替代技术［J］.经济研究(7)：4-17.
杨永恒，胡鞍钢，张宁.2006.中国人类发展的地区差距和不协调——历史视角下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J］.经济学(季刊) (2)：803-816.
赵志强，叶蜀君. 2005. 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人类发展指数估计［J］.华东经济管理(12)：22-25.
HAQ M U. 1995. Reflection on Human Develop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I D. 2001. Temporal Analysi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Principal Component Approach［J］.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51：331-366.
ROBEYNS I. 2006. Justice as Fairness and the Capability Approach［R］. working paper.
SEN A.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 ［M］. London: Penguin Books.
UNDP. 2010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EB/OL］. UNDP Homepage，［2011-06-01］.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 /hdr2010/.
UNDP. 2010b. A 20th Anniversary Human Development Discussion with Amartya Sen ［EB/OL］. UNDP Homepage，［2011-06-01］. http://hdr.undp.org/en/media/Amartya-Sen-interview-transcript.1.
（责任编校：夏 冬）
关键词：人类发展；能力方法；混合人类发展指数；非收入人类发展指数；福利；赋权；能动性；正义；GDP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4-0035-11
Improvement Path and Methodology ofMeasurement for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Reflection Based on HDR2010 and Analysis of China’s Experience
WANG Yi-lin1,2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Dalia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Liaoning Dalian 116013,China;
2.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and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HDR2010) of Development Programm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measurement methodologies for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DI) are substantively improved. The choosing of indicators, selection of threshold value and the change of algorithm are three basic paths for the evolution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hich is not only based on methodology theory but also complies with the renewing of human development idea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and by comparing with hybrid HDI, non-income HDI and old HDI,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HDI reaches the expected goal, that the neglect of any one dimension of human development will be punished, that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between regions of China is largely unbalanced, that the era of plan economy reserves virtuous basis in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and knowledge, however,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to outside world, GDP growth rate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o determine regional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HDI measurement methodologies and experience analysis can be further expanded and deepened, e.g. the factors of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so on are imbedded into HDI, the inequality factors of each dimension are considered, other method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measurement methodologies and experience analysis, and the balance and choice between precision and flexibility should be conducted, etc.
Key words: human development; capacity approach; hybrid HDI; non-income HDI; welfare; empowerment; agency; justice; GDP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每年接近10%的持续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成果却没有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享。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指明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新时代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是要反思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按照“以人文本”的要求，经济的增长（通常表现为GDP增加）只是手段，“人的发展”才是目的。
不同于传统发展理论将经济增长当作目的的理路，人类发展框架把经济增长视为促进人类发展的手段。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牵头，巴基斯坦籍经济学家Mahbub ul. Haq领导和组织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公认的评价发展程度的重要替代性多维度指标（相对于单维度GDP指标而言）。人类发展指数由健康、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构成，符合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汪毅霖:人类发展指数测度方法的改进路径与方向
《人类发展报告》是说明HDI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最佳载体。HDI首次出现于1990年的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简称HDR），此后，UNDP几乎每年编写一册HDR，至2010年已经出版了20册人类发展年度报告。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继承了众多德高望重的有影响的思想家的观点，提供了人类发展的哲学基础”(UNDP，2010a)12。1990年的HDR中已经正确地认识到发展不仅仅是收入、财富的增加，强调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是它的人民，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人类在各种领域里的选择。在HDR1990的定义中，“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最关键的选择包括拥有健康长寿的生命、受教育和享受高生活水准。另外选择包括政治自由、有保障的人权以及自尊——亚当•斯密所谓的在公共场合与别人相处不至于感到羞愧”(UNDP, 2010a)16。这份报告通过阐述人类的最关键的三项选择，对人类发展的理论演进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贡献。
在HDR2010中，在描述长时间跨度下不同地区和不同HDI组别的人类发展水平变化时， UNDP（2010a）26在新旧版本的HDI之间采取了折中的做法，构建了所谓的“混合HDI”(Hybrid HDI)，其定义是：采用HDR2010中的全新函数形式，即新算法，而所用指标与HDR2009完全相同（包括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综合毛入学率和人均GDP），这就保证了指标和阈值的稳定性。
基于和UNDP同样的考虑，在进行经验分析时，本文也将分别计算“混合HDI”、基于HDR2009算法的“旧版HDI”和“非收入HDI”，并进行比较研究。其原因有四：（1）HDI的算法从其诞生起一直很稳定，HDR2010中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必须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才可以凸显这一革命性变化的影响；（2）尽量保持方法的透明性和简便易行；（3）能够进行跨时间比较；（4）易于进行数据收集。后三点也是HDI的宗旨和HDR的目的所在，即对政策起到引导作用，改善人类发展环境。
“混合HDI”（以下简写为HDIh），“非收入HDI” （以下简写为HDIni）和“旧版HDI”（以下简写为HDIo）的结构如图2所示。
在数据处理上有几点需要说明：
（1）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历年《人类发展报告》和《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目前为止最多可获得1982年、1990年、1995年、1997年、1999年、2003年、2005年、2008年共8年的中国省级单位人类发展指标数据。
（2）1991—1997年UNDP 并不是采用取对数的方法来调节人均GDP，而是使用Atkinson 收入效用公式对高于标准极限水平（即世界收入平均水平）的人均GDP 数值进行折算；直到1999 年UNDP 编制1997 年人类发展指数时，认为Atkinson 折扣法缺陷过多，才正式确定采用取对数的方法来调整人均GDP。在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中，由于1982年、1990 年、1995 年和1997 年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是采用Atkinson 收入效用公式来处理人均GDP，为了保持一致，本文采用现行的取对数法重新计算了这4年的GDP 分项指数，以便与其他年份保持一致。
（3）改革开放后中国省级单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1988年海南省成立，1997年重庆直辖市成立。为了保证口径的统一，将1988年后海南省的数据并入广东省，1997年后重庆市的数据并入四川省，历年的研究样本始终是29个单位（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4）将全部的省级单位分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地区和低人类发展水平地区两组。分组标准是2008年各省级单位的HDIh平均值，即高于平均值的地区(1~14)为高水平组，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包含海南）、江苏、辽宁、山东、吉林、福建、河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其余（15~29）为低水平组，包括：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广西、新疆、宁夏、四川（包含重庆）、江西、安徽、青海、云南、甘肃、贵州、西藏。之前历年均沿用2008年的分类，由此可追溯形成目前地区间发展趋势的历史路径。
2．经验分析结果与讨论
根据图2，我们可以计算中国各省级单位各年度的三类人类发展指数。计算的直观结果见图3~5。
由图3~5可知，在1982年到2008年这一时间段内，中国省级单位人类发展的三类指数都是呈现一种递增的状态，体现了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类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但是，相对排位的变动程度却较低，1982年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落后的地区，到2008年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并且，不同地区的三类指数大体上是同步的，即三类指数之一处于较高水平的地区，另外两类指数通常也较高。
表2通过具体数字更具体地支持了以上直观结论。三类指数的2008年数值减去1982年数值都为正值，说明了人类发展的积极变化，但是“非收入HDI”在1982年至2008年间的增长基本上都小于包含GDP的另外两类指数的增长，表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要快于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改善。大多数省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变化不大。HDIh排名上升较多的是福建（7位）、浙江（6位）、河南（6位），下降较多的是黑龙江（7位）、山西（6位）、江西（5位）；HDIo排名上升较多的是福建（6位）、浙江（5位）、江苏（5位），下降较多的是黑龙江（7位）、山西（6位）、广西（6位）；HDIni排名上升较多的是江苏（3位）、山东（3位）、四川（3位），下降较多的是内蒙古（5位）、广西（5位）、湖南（3位）。可见，排名上升的省市基本上是东部沿海地区，而排名下降的省市则集中于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
从技术的角度看，各省级单位的人类发展水平在1982年至2008年间的变化一部分是真实的人类发展程度提高的结果，另一部分则源于指数类型的差异。指数类型的不同对于经验分析的影响见表3。
由表3易见，对于全部的省级单位，HDIh与HDIo的差值及HDIh与HDIni的差值都为负值，而HDIh的平均值也低于另外两类人类发展指数的平均值；同时，HDIh的方差却大于另外两类人类发展指数的方差。这说明：各省级单位普遍存在人类发展的三个维度的进步不平等的现象（各省级单位的体面生活指数的绝对水平普遍低于健康指数和知识指数的绝对水平），因为相对于算术平均数的合成算法，几何平均数的合成算法对维度间的不平衡具有惩罚效应。
进一步的，如果我们将组成HDI的三个维度拆分来看，就可以用更具描述性的常规统计方法得到表4，进而可以分析出人类发展指数三个维度间发展不平衡的具体情况。
表4说明，现有的地区差距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地区间已经形成的历史差距，2008年人类发展水平高的地区1982年在各个维度上也处于相对较高发展水平；二是发展速度上的差异，除了知识指数外，其余分项指数在高水平地区的增长幅度都要高于低水平地区。
从全国整体的指数方差在主成分线性表达中，一个变量权数的相对大小本身也暗示着该变量方差的相对大小，这是由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法的原理所决定的。 看，健康指数的方差原本所占比例就不高（只占15.5%），且仅略有小幅变化，与1982年相应指数比较增幅为4.8%；知识指数的方差虽然原本比例很高（1982年时接近50%），但却在大幅度下降，与1982年相应指数比较下降了20%；体面生活（人均GDP）指数方差在大幅度增加，与1982年相应指数比较增幅为15.2%，已经达到50%。这说明，在我国，经济水平已经代替了知识水平，成为决定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在两类地区中，各分项指数的相对变化趋势相同，健康指数增长最少，知识指数居中，体面生活指数增长最多。显然，经济增长是当前我国地区发展中的主旋律，而健康和知识维度并没有与之同步增长。而且，从高水平地区与低水平地区的比较看，前者在健康和知识维度的增长上几乎没有体现出任何优势。
四、结论和可深化的研究方向
2010年底HDR二十周年纪念版的发布标志着人类发展指数算法的测度方法有了实质性的改变，这些改进的方法论依据是对于人类发展概念的深化理解和对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的进一步运用。通过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发展指数算法的改进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忽略人类发展的任何一个维度都将受到惩罚。三类指数都说明，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在地区间很不平衡；对于三个维度的分解分析则表明，计划经济时代为我们在健康和知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改革开放后GDP的增长则成为决定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因素。
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预备性的研究，在人类发问题数上还有很多主题值得拓展，而要真正把握人类发展指数有价值的拓展方向，则需理解人类发展指数的思想史渊源。
人类发展指数之父Mahbub ul. Haq曾被认为是巴基斯坦20世纪60年代经济奇迹时期的政府专家和《五年规划》的编写者，当时，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已经连续10年超过6%。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Haq开始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所反思：耀眼的经济增长数据完全误导了人们，巴基斯坦存在广泛的地区间、城乡间、阶层间的发展不平衡，普通民众的状况与数字反映的完全不同。从此，Haq踏上了探索人类发展的学术道路。阿马蒂亚•森是Haq在探索道路上最重要的学术伙伴。森和Haq因人类发展指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森最终还是帮助Haq设计了HDI，虽然他最初非常反对这样做。森并不真正想要HDI，他不想要一个数字，因为数字或多或少会简化任何事物。Haq承认森是对的，HDI是粗糙的，和GDP一样粗糙，但是却是一个更好的替代性指标。为了交流，人们需要HDI的简化性。而HDI与GDP重要的不同在于（UNDP，2010b）：GDP聚焦于人们所拥有的商品及其价值，而HDI则聚焦于人们的实际生活。HDI的重要特征是以人为中心（people-centered），而GDP则以商品为中心（commodity-centered）。HDI不是要提供一个对于自由的完整度量，而是要唤起人们对于放弃“GDP崇拜”的重视，HDI所引起的争议已经达到了这一效果。
沿着Haq和森两位学术先驱的路径，在人类发展指数测度方法和经验分析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方向如下：
第一，森的能力方法作为人类发展指数的哲学基础缺少在政策建议上的精确性和唯一性。这既是能力方法的一个优点，也可能是个缺陷，它使得该方法在实践领域的可应用性降低。能力方法是否可以和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下无知之幕的方法相结合，或者接受Nussbaum的“提出清晰的能力清单”的建议，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这涉及在精确性和灵活性之间的权衡取舍。
第二，在HDR2010的概念中，人类发展实际上由三个部分组成（UNDP，2010a）22：福利（well-being）——扩展人类的真实自由（real freedoms），以促使人们过上美好生活；赋权（empowerment）和能动性（agency）——使个人和群体可以采取行动，以推动有价值的成果；正义（justice）——扩大平等，长期维持所取得的成果，并尊重人权和其他社会目标。UNDP还明确指出，人类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局限，即必须“在共享地球有限资源的前提下扩大这些自由”（UNDP，2010a）24。现有的人类发展指数实际上只包括了对于单一的福利视角的考虑，而HDI之父Haq（1995）希望，人类发展指数能引起人们对涉及人类发展的大量其他变量的兴趣。这意味着，人类发展路径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对HDI的理解和运用应该是开放式的（Sen，2002）。沿着这一理论路径，虽然汪毅霖等(2009)的工作试图将生态文明和人类发展相结合，但在方法论和分析工具上都还只是一个初步尝试。如果能够将治理和环境等因素嵌入HDI，进行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比较，那么无疑是在实证方法和经验分析上的一个很大的拓展。
第三，虽然HDR2010提出了相应的方法，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没有对HDI的收入分配等维度的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和修正。实际上，不光是收入维度，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健康和知识指数也都有显著的人际间不平等的因素。因此，最好的修正必须超出HDI的原有指标框架来考虑每个维度的不平等因素，包括受教育的机会和医疗保健的机会，并且可以尝试进行计算。对于不平等的计算，可以考虑因身体残疾、智力等原因造成的特殊需求的差异以及文化因素或居住环境等所带来的种族间的差异，也应该考虑城乡居民的不同、性别间的差异以及不同等级间的差异。
第四，人类发展指数是最重要和主流的测度人类发展水平的方法，但除此之外，也存在其他的测度方法，如基于心理感受的主观幸福感测度等。不同的人类发展水平测度方法之间的比较在理论上是个有趣的主题，在未来的经验分析中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方法描述国家间或地区间的人类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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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 2010b. A 20th Anniversary Human Development Discussion with Amartya Sen ［EB/OL］. UNDP Homepage，［2011-06-01］. http://hdr.undp.org/en/media/Amartya-Sen-interview-transcript.1.
（责任编校：夏 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