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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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研究当包括从政制精神、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四重维度，对特定时期、特定社会共同体公共权力设置与运作情况的考察。明清时代的中国，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结构乃至文化风气各领域都发生深刻变迁的同时，政治文化之主导方面仍沿着帝制体系传统轨道推演。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形态的突出特征，正是商业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由度的增强以及庶民文化的发达趋势与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贵族体制的持续发展，构成了一种自洽格局。这种自洽格局显示出帝制农商社会在商品经济繁荣情况下继续延伸的潜能。19世纪中叶的中西方冲突，不是处于同一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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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研究当包括从政制精神、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四重维度，对特定时期、特定社会共同体公共权力设置与运作情况的考察。明清时代的中国，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结构乃至文化风气各领域都发生深刻变迁的同时，政治文化之主导方面仍沿着帝制体系传统轨道推演。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形态的突出特征，正是商业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由度的增强以及庶民文化的发达趋势与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贵族体制的持续发展，构成了一种自洽格局。这种自洽格局显示出帝制农商社会在商品经济繁荣情况下继续延伸的潜能。19世纪中叶的中西方冲突，不是处于同一历史过程不同阶段的两个社会的相遇，而是两个处于不同历史过程中的文明体系在亚洲大陆时空格局中的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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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的评奖程序,评奖委员会已完成评奖工作。根据《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章程》,现对42项获奖成果予以公布,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2项和提名奖23项。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正式打通了中国与西方的联系通道,今日我们称之为“丝绸之路”。由此,中外交流从商品贸易,扩大到政治、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到西汉末、东汉初,佛教思想开始传人中国。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世界历史发生突变的重要时期。15—17世纪是西方所谓的“大航海时代”,把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更为直接地碰撞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国际性格局。而在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得到延续和强化;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进步更多地体现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层面上。面对西方商人与殖民主义者的东来,古老的中国政治体制与民间社会,被迫衍生出相应的对应之道。这些对应之道,构成了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发展模式。我们今天重新思索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主
依据晚商王步卜辞规律推断，《合集》36501首辞所残之占卜地为“商”，其地望大致是在今山东东平县接山镇鄣城村一带。首辞所涉及的田猎点则为殷，即棼字初文之一种，可读为枋，去汶水下游的东土商邑半日行程，属“汶阳之田”内的重要田猎点。卜辞习见之滴水，殆指商邑附近之水，或即汶水流经商邑段的专名，商人对东土的开拓往往需要凭借滴水而东进。滴水流域附近尚有兆、《、壴、[阝心]等地名与水名。其中兆即《春秋》经传中所记载的洮或桃，在今汶水以南山东宁阳县境内，大致与成地相毗邻。《当读作淄，为汶水支流，殆即今之“柴汶”河。蛊在
大兴朱筠、朱珪兄弟是乾嘉时期学术界的重要领袖,两人都曾直接参与《四库全书》的纂修,朱筠对四库全书馆的开馆有首倡之功,朱珪则主持了山西采进书籍的工作,此后两人又先后在四库馆任职,分别担任纂修官和总阅官。通过对“二朱”在四库馆任职期间交游和活动状况的考察,可以看出,四库馆内存在一个复杂且联系紧密的关系网络。四库馆臣间或为师生,或为同年,或为姻亲,或为旧友,不仅同在四库馆内参与修书,在馆外也时常一同宴集、出游,交流思想、讨论学术,这些联系和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四库全书》在兼采汉宋的前提下,崇汉抑宋学术立场的形成。
《侯马盟书》中有一节“历朔考”,对标本(一六·三)做了专门阐释,云:“盟词开头记载着:‘十又一月甲寅朏,乙丑敢用一元囗告于丕显晋公’的辞句。意思是说,在十一月甲寅这一天,见到了新月,又在乙丑这一天,用牛牲向晋公亡灵祝告。”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侯马盟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74页。
耿元骊编《权力与秩序: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21年4月出版,全书25.6万字本书是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所举办的"权力与秩序: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系列学术讲座的讲稿结集,共计十二篇.全书收录阎步克、包伟民、张剑光、侯旭东等相关领域知名学者的讲座报告,分为三个专题:
旧说商鞅变动即压抑商贾的地位，但是认真考察秦史，可知“抑商”政策在秦行政方针中并不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抑商”是“重农”的辅助策略。秦的“市”曾经相当繁荣，成为秦经济生活的重要构成。秦管理“市”的制度亦相当成熟。通过吕不韦的政治表演可以察知，秦的政治传统并非绝对排斥商人参政。秦始皇时代不仅允许出身商人者把握最高执政权，嬴政亲政之后对于乌氏倮和巴寡妇清的礼遇，以及《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记录的秦商的成就，都提供了有关秦行政史和经济史的重要信息。
近百年来社会形态讨论的各种观点均映射着时代发展、现实政治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深化了对中国古代历史属性的认识。其不足或是以既定的理论框架解释历史事卖，或者将某一种或者是某一时期的社会关系、制度等同于社会形态。科学之道是要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前提下，从经济基础入手、在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及其逻辑关系，从而把社会形态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