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县镇乡村行走，总会问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下乡？”我听到的回答大同小异，在这篇短文中，我把答案放到最后一节揭晓。
　　最近，很多东西在下乡。一类是商品，二类是人。
　　商品是工业品。在财政部、商务部的规划下，彩电、冰箱、洗衣机和手机制造商纷纷跑到乡间促销，政府按销售价格的13%给予补贴，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负担80%、省级财政负担20%。工业品下乡的成效如何，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它听上去很像是为城里的工厂企业在解困，所以出了不少的纠纷，譬如列入下乡名单的都是大企业、国营企业云云。
　　人是大学生。每年600多万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几乎已经成了“天下第一难”，于是，让大学生下乡当“村官”成了一个急救办法。这些村官不是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选出来的，而是“由政府部门正式发文、筛选的专科以上学历应届或往届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或其他两委职务的工作者。”为了推进这项工作，各省都出台了一些优惠的政策，譬如广东就宣布为每个村官每年补贴6000元。大学生当村官的成效如何，现在也不好说，不过它听上去很像是为城里的就业难题在解困。
　　工业品下乡了，大学生下乡了，再加上数千万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返程农民工，这些景象在告诉人们，中国农村正成为本轮经济危机的“泄洪区”。人人都说中国的危机比美国、欧洲和日本要小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泄洪区”。
　　但是，这种办法能解决问题吗？我的答案是不能。农民手头的钱本来就很少，现在还要把那么多的耐用消费品促销给他们，用于生产的资金不是就更少了吗？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以及对农村缺乏热情、仅仅为了谋个职业而下乡的大学生当村官，除了在板凳上多坐一个人之外，到底会给农民有多大的好处？
　　说说两个老人对农村经济的看法。
　　一个是陈云。他是著名的“计划经济大师”，对中国农村有很精辟的观察：1950年，中国城乡经济陷入萧条，转不动了，情况有点像今天，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拿了钞票去乡村收购东西，然后又刺激农民进城来买东西。他说，“繁荣的重要之点是收购农副产品，这是主要的经验。农村这个百分之九十动了，百分之十也就有办法了。基本动力是农村的力量，这一条道理我们摸到了。”这条道理到现在还灵的，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提高和保护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所以，应该是农副产品进城，而不是工业品下乡。
　　一个是费孝通。费老是全世界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人类学家兼经济学家，他在1935年就看到了这一点。在著名的《江村经济》中他写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他说得多好，这段话应该重申一万遍。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走了费孝通指明的这条道路，改革的开始阶段就是乡镇企业崛起的过程，是农民在乡土上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在中西部地区才刚刚萌芽，所以，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振兴农村的工业经济，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
　　要提振农村经济的造血能力，办法就是陈云和费孝通指出的两条，一是保护和提高农民生产农副产品的积极性，二是加快农村工业的建设。这些都是战略性的措施，是真正的振兴之道。而要做到这两点，农村最缺的是什么呢？
　　大家都应该跟我一样找到了答案，让我们异口同声的说——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