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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7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项目号：YCX1716。项目名称：家庭内部谈话语码转换的个案研究。
摘 要：本文以山东省济南市一个三代人的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这家人使用济南话、南京话、连云港话和普通话的情况进行调查，依据调查得来的自然谈话语料，从社会语言学和会话分析的角度入手，分析家庭谈话语码转换的社会及心理动因，其中社会动因主要包括交谈话题、交谈对象、和角色分析；心理动因主要包括权威意识和教育意识等等。
关键词：语码转换；社会动因；心理动因
作者简介：蒋平，女，汉族，北方民族大学2015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刘天爱，女，汉族，北方民族大学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2
一、引言
在一次交谈中说话者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语言變体（包括方言和普通话）的语言现象被称为“语码转换”，语码转换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而语码转换不仅发生在对外交际的对话之中，在家庭谈话中也屡见不鲜。
目前，国内对家庭谈话中语码转换现象研究较少，主要有祝畹瑾的《家庭谈话语码转换剖析》和郭现莹、王欣的《家庭谈话中语码转换的社会动因案例分析》。本文通过对山东省济南市一个三代人家庭使用济南话、南京话、连云港话和普通话的情况进行调查，根据收集到的自然谈话语料，剖析谈话人进行语码转换的社会和心理动机。
二、调查对象研究与分析
本文的语料收集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外祖父，86岁，会说南京话、济南话和普通话；
外祖母，84岁，会说连云港话和济南话，能听懂普通话，但不会说；
姨妈，61岁，会说连云港话、济南话和普通话。
舅舅，57岁，会说济南话、南京话和普通话。
母亲，53岁，会说济南话和普通话。
我，26岁，会说普通话和济南话。
本文试图通过对一家三代人常规语码的分析，来研究家庭语码转换的社会和心理动因。常规语码，是指在家庭谈话中说话者与不同的人交谈时经常使用的语言情况，本次调查对象的常规语码使用具体情况如下表：
三、语码转换的社会动因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说话者进行语码转换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交谈话题、交际场合、交谈者的关系等；说话者有时会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选择或改变语码[1]。在家庭谈话中，交谈者之间都说亲人，并不存在其他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并没有发现社会身份、经历以及文化程度等社会因素对交谈者的语码使用选择有明显影响。影响家庭语码使用的社会因素主要是交谈话题、交谈对象以及角色关系等等。
1.交谈话题
说话者有时会根据交谈话题的改变来选择语码，比如在外祖父和“我”的一次交谈中，开始外祖父询问“我”学习和工作的情况和意向，话题比较严肃正式，外祖父是使用普通话和“我”交谈的，但经过母亲的打岔话题转向了“我”个人情感问题，这时外祖父转而使用了济南方言来与“我”进行交谈，以此拉近距离询问“我”情感状态的近况，这显然是话题改变带来的语码转换行为。
2.交谈对象
例一：（大年三十晚上，舅舅说表姐怀了二胎，正在家养胎，过年来不了了。我指着电视里面的一个小姑娘说。）
我：姥儿看，这像不像欢欢（表姐的女儿）小刻儿？（济南话）
外祖母：可不呗，现在小欢欢都要当姐姐了。（济南话）老头子，立睡卓啦？还没揣面呢！（连云港话）
外祖父：屋么睡！（南京话）
在例一中外祖母在和我对话时使用了济南话，在和外祖父对话时使用了连云港话，这是明显的由于交谈的对象改变而改变语码的行为，因为我不会连云港话而外祖父会。
3.角色关系
例二：（大年三十下午，我教母亲扫福字，母亲对着墙上贴的福字扫。扫福字是支付宝发起的网络活动，集齐五福可以收到红包。）
我：姥爷，我进你书房拿个纸笔去。（普通话）
外祖父：坐着，姥爷给你拿去。（普通话）
母亲：你要纸北干么个？（济南话）
我：写个“福”字扫啊，妈，你对着墙扫多累呀。（济南话）
外祖父：晨晨（我的小名），三张够不够？（普通话）
我：要一张，一张纸就够啦！姥爷！（普通话）
（过了一会儿，我正在拿中性笔写福字，舅舅走了过来。）
舅舅：呵，晨晨练字呐，拿个毛北练啊。（济南话）
我：哎哟舅舅，这哪是练字！（济南话）
当我和外祖父说话时用了普通话，和母亲还有舅舅说话时用了济南话，这与对话者之间角色关系变化也有关系，因为外祖父、母亲和舅舅都具备说普通话的语言能力，因此这并不仅仅是说话的对象改变而产生的语码转换行为，更多的是受到了角色关系变化的影响。外祖父是这个家里的最长者，同时又是教育工作的从事者，在家里非常有威严，在与外祖父对话时我会下意识地会选择较为正式的语码，也就是普通话来进行交谈。而与母亲和舅舅之间的相处更为随意，因此与母亲和舅舅交谈时会转而选择济南话进行交谈。
四、语码转换的心理动因分析
在家庭谈话中，各个成员之间经常转换语码，但这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而是受说话者的社会心理因素制约，在家庭谈话中语码转换主要受谈话者的权威意识和教育意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
例三：（大年三十晚，外祖父说起自己当兵的故事，说了很久。）
姨妈：爸你可白絮叨了，说了八北遍了！（济南话）
外祖父：不说啦，我去揉面。晨晨跟我去不？（济南话）
我：不去。（普通话）
外祖父：哟，快十点了，你还不去睡觉？（普通话）
我：才十点，早呢！（普通话）
外祖父：一天到晚老看着你那手机！（济南话）
母亲：她可离不了她那手机，睡觉都抱着。（济南话）
我：谁睡觉抱着呢！（普通话）
外祖父：还顶嘴，快去去去。（济南话）
外祖父与“我”交谈时常用的语码时普通话，而在这一对话中外祖父第一次催“我”去睡觉时用的是普通话，而在“我”没有给予他期望的回应以后转而用济南话责备“我”看手机，在我顶嘴后更是用济南话以谴责的语气来教育“我”。外祖父从说普通话到济南话这一语码转换的行为意在凸显自己作为长辈的威严，这种威严使用济南话更能凸显权威和力量，从而对我进行教育，换而言之外祖父主要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从而达到对“我”进行教育的目的才有意地转变语码，权威意识和教育意识是这一语码转换现象发生的主要动因。
五、结语
本文以山东省济南市一个三代人的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这家人使用济南话、南京话、连云港话和普通话的情况进行调查，根据收集到的自然预料分析了家庭谈话语码转换现象产生社会动因和心理动因，其中社会动因主要包括交谈话题、交谈对象和角色关系，心理动因主要有权威意识和教育意识等等。
注释：
[1]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1；238.
参考文献：
[1]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2]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祝畹瑾《家庭谈话语码转换剖析》，《语言文字应用》，1997.03.
[4]郭现莹 王欣《家庭谈话中语码转换的社会动因案例分析》，《文化纵横》，2010.01.
[5]车彬彬《语码转换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动因探析》，《安徽文学》，2014.02.
摘 要：本文以山东省济南市一个三代人的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这家人使用济南话、南京话、连云港话和普通话的情况进行调查，依据调查得来的自然谈话语料，从社会语言学和会话分析的角度入手，分析家庭谈话语码转换的社会及心理动因，其中社会动因主要包括交谈话题、交谈对象、和角色分析；心理动因主要包括权威意识和教育意识等等。
关键词：语码转换；社会动因；心理动因
作者简介：蒋平，女，汉族，北方民族大学2015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刘天爱，女，汉族，北方民族大学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2
一、引言
在一次交谈中说话者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语言變体（包括方言和普通话）的语言现象被称为“语码转换”，语码转换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而语码转换不仅发生在对外交际的对话之中，在家庭谈话中也屡见不鲜。
目前，国内对家庭谈话中语码转换现象研究较少，主要有祝畹瑾的《家庭谈话语码转换剖析》和郭现莹、王欣的《家庭谈话中语码转换的社会动因案例分析》。本文通过对山东省济南市一个三代人家庭使用济南话、南京话、连云港话和普通话的情况进行调查，根据收集到的自然谈话语料，剖析谈话人进行语码转换的社会和心理动机。
二、调查对象研究与分析
本文的语料收集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外祖父，86岁，会说南京话、济南话和普通话；
外祖母，84岁，会说连云港话和济南话，能听懂普通话，但不会说；
姨妈，61岁，会说连云港话、济南话和普通话。
舅舅，57岁，会说济南话、南京话和普通话。
母亲，53岁，会说济南话和普通话。
我，26岁，会说普通话和济南话。
本文试图通过对一家三代人常规语码的分析，来研究家庭语码转换的社会和心理动因。常规语码，是指在家庭谈话中说话者与不同的人交谈时经常使用的语言情况，本次调查对象的常规语码使用具体情况如下表：
三、语码转换的社会动因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说话者进行语码转换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交谈话题、交际场合、交谈者的关系等；说话者有时会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选择或改变语码[1]。在家庭谈话中，交谈者之间都说亲人，并不存在其他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并没有发现社会身份、经历以及文化程度等社会因素对交谈者的语码使用选择有明显影响。影响家庭语码使用的社会因素主要是交谈话题、交谈对象以及角色关系等等。
1.交谈话题
说话者有时会根据交谈话题的改变来选择语码，比如在外祖父和“我”的一次交谈中，开始外祖父询问“我”学习和工作的情况和意向，话题比较严肃正式，外祖父是使用普通话和“我”交谈的，但经过母亲的打岔话题转向了“我”个人情感问题，这时外祖父转而使用了济南方言来与“我”进行交谈，以此拉近距离询问“我”情感状态的近况，这显然是话题改变带来的语码转换行为。
2.交谈对象
例一：（大年三十晚上，舅舅说表姐怀了二胎，正在家养胎，过年来不了了。我指着电视里面的一个小姑娘说。）
我：姥儿看，这像不像欢欢（表姐的女儿）小刻儿？（济南话）
外祖母：可不呗，现在小欢欢都要当姐姐了。（济南话）老头子，立睡卓啦？还没揣面呢！（连云港话）
外祖父：屋么睡！（南京话）
在例一中外祖母在和我对话时使用了济南话，在和外祖父对话时使用了连云港话，这是明显的由于交谈的对象改变而改变语码的行为，因为我不会连云港话而外祖父会。
3.角色关系
例二：（大年三十下午，我教母亲扫福字，母亲对着墙上贴的福字扫。扫福字是支付宝发起的网络活动，集齐五福可以收到红包。）
我：姥爷，我进你书房拿个纸笔去。（普通话）
外祖父：坐着，姥爷给你拿去。（普通话）
母亲：你要纸北干么个？（济南话）
我：写个“福”字扫啊，妈，你对着墙扫多累呀。（济南话）
外祖父：晨晨（我的小名），三张够不够？（普通话）
我：要一张，一张纸就够啦！姥爷！（普通话）
（过了一会儿，我正在拿中性笔写福字，舅舅走了过来。）
舅舅：呵，晨晨练字呐，拿个毛北练啊。（济南话）
我：哎哟舅舅，这哪是练字！（济南话）
当我和外祖父说话时用了普通话，和母亲还有舅舅说话时用了济南话，这与对话者之间角色关系变化也有关系，因为外祖父、母亲和舅舅都具备说普通话的语言能力，因此这并不仅仅是说话的对象改变而产生的语码转换行为，更多的是受到了角色关系变化的影响。外祖父是这个家里的最长者，同时又是教育工作的从事者，在家里非常有威严，在与外祖父对话时我会下意识地会选择较为正式的语码，也就是普通话来进行交谈。而与母亲和舅舅之间的相处更为随意，因此与母亲和舅舅交谈时会转而选择济南话进行交谈。
四、语码转换的心理动因分析
在家庭谈话中，各个成员之间经常转换语码，但这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而是受说话者的社会心理因素制约，在家庭谈话中语码转换主要受谈话者的权威意识和教育意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
例三：（大年三十晚，外祖父说起自己当兵的故事，说了很久。）
姨妈：爸你可白絮叨了，说了八北遍了！（济南话）
外祖父：不说啦，我去揉面。晨晨跟我去不？（济南话）
我：不去。（普通话）
外祖父：哟，快十点了，你还不去睡觉？（普通话）
我：才十点，早呢！（普通话）
外祖父：一天到晚老看着你那手机！（济南话）
母亲：她可离不了她那手机，睡觉都抱着。（济南话）
我：谁睡觉抱着呢！（普通话）
外祖父：还顶嘴，快去去去。（济南话）
外祖父与“我”交谈时常用的语码时普通话，而在这一对话中外祖父第一次催“我”去睡觉时用的是普通话，而在“我”没有给予他期望的回应以后转而用济南话责备“我”看手机，在我顶嘴后更是用济南话以谴责的语气来教育“我”。外祖父从说普通话到济南话这一语码转换的行为意在凸显自己作为长辈的威严，这种威严使用济南话更能凸显权威和力量，从而对我进行教育，换而言之外祖父主要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从而达到对“我”进行教育的目的才有意地转变语码，权威意识和教育意识是这一语码转换现象发生的主要动因。
五、结语
本文以山东省济南市一个三代人的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这家人使用济南话、南京话、连云港话和普通话的情况进行调查，根据收集到的自然预料分析了家庭谈话语码转换现象产生社会动因和心理动因，其中社会动因主要包括交谈话题、交谈对象和角色关系，心理动因主要有权威意识和教育意识等等。
注释：
[1]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1；238.
参考文献：
[1]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2]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祝畹瑾《家庭谈话语码转换剖析》，《语言文字应用》，1997.03.
[4]郭现莹 王欣《家庭谈话中语码转换的社会动因案例分析》，《文化纵横》，2010.01.
[5]车彬彬《语码转换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动因探析》，《安徽文学》，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