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企合一”的背景下,如何解决中国160万囚犯的吃饭问题,并改造好他们,是目前棘手的问题
　　
　　在新中国监狱初创时,出于政治安全及劳改生产不与民争利的考虑,许多监狱建在远离城镇的边远地区,由省级政府直属管理实行管理。目前中国有700多所监狱,大约47%地处县城甚至乡镇以下的行政区域,70%以上位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
　　而这导致了监狱基本独立于地方,许多监狱形成自我封闭、自成体系的小社会。
　　在这个自我封闭的小社会里,对于监狱的管理最初提出的是,“监企合一”——“改造第一,生产第二”。这种模式适应了当时的计划经济发展要求,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
　　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这种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这些年监狱布局调整,监狱开始往大中城市、交通沿线转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监狱逐渐打破了以往的自我封闭。而这期间,监狱的生产地位也逐渐取代了改造功能。一位研究者称:“监狱经费缺口大,不得不以生产为重,一个监狱七八个领导只有一个是管监管改造的;二三十个科室大多数是管生产经营的,监狱的刑罚功能被淡化了。”
　　重庆市某监狱此前对媒体称,狱警的精力大都用在抓生产上。服刑人员从劳动场所回监区常是一窝蜂,很容易带违禁品进来,威胁监区的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越狱新闻不时出现。
　　2005年10月,在湖南永州监狱服无期徒刑的林光顺与同监室服刑人员曾昭叶在筹划了半个月之后,曾昭叶弄来一把钢锯,二人偷偷将监室窗户的铁栏杆锯断,并伪装回原样。同年11月两人趁夜爬出窗户,绕过关卡,用木杆做成简易梯子架在围墙上,并用随身携带的棉被大衣隔开电网,越狱成功。
　　而天亮后,监狱狱警组织囚犯出工时,才发现二监区少了两名犯人。
　　2008年4月11日,四川省川中监狱,犯人罗尚林化装之后,在众目睽睽下,乘车离开监狱。对于罗尚林怎样“突破”到达监狱大门必经的三道厚重铁门,川中监狱的一名狱警告诉媒体记者:“因为是在劳动,罗所处地点已在三道铁门之外。在躲过狱警和岗哨的视线后,沿着监狱内的高墙绕走大半圈即可到达监狱正门。”
　　而此次呼和浩特越狱事件发生地——第二監狱,曾采访过的当地媒体记者指出,进出第二监狱需要履行十分严格的手续,进出均需登记。门禁处都有监控系统,出入门禁均需刷卡或通过“视网膜识别”系统。
　　呼市司法局有关工作人员认为此案监狱管理出现漏洞,案件还正在调查。
　　司法主管部门在2003年就注意到了“监企合一”的弊端,并开始着手改革。2003年2月,司法部将黑龙江、上海、江西、湖北、重庆、陕西6省市确定为改革试点。
　　监狱改造人追求的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企业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监企合一管理模式下的行为主体,很难同时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司法部转发《国务院批转司法部关于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以及相关会议纪要,明确强调要通过改革实现“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 的十六字方针。2008年,改革面向全国推开。
　　试点改革的省份初步建立了监狱经费全额保障制度,监狱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初步实现了由财政按标准拨款,监狱管理局和监狱将负责生产经营管理的机构分离出去,分别成立了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及其分公司或子公司,改变了监企合一的管理模式。
　　同时实行的还有监狱收支分开管理,将监狱经费和监狱企业收入脱钩,还分离了监狱办社会职能。
　　此番改革之主要目的,便是使监狱摆脱经济桎梏,纯化刑罚执行职能,努力提高刑罚执行质量,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管理体制,同时使监狱从根本上解决“监企合一”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
　　但,要改革半个多世纪形成的体制和观念难以一蹴而就。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尽管监狱警察的“皇粮”和囚犯的“囚粮”逐步由国家拨给,部分监狱依然面临着严重的经费短缺。
　　2008年11月,在“改革开放30年刑事法治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透露,目前全国监狱承担着160万左右罪犯的惩罚与教育改造工作。这也意味着,需要负担160万左右罪犯的“囚粮”。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因为无钱建围墙,四川监狱的安全问题令人担忧。报道称,根据四川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四川全省监狱监管区的近15万米围墙中,安全不达标的有14万米。全省监狱监管区,尚有6万多米连不达标的墙都没有,全靠人工防范。多数监狱也没有安装电子监控、报警、防护设备。
　　监狱协会原副会长王明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体制改革很重要,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方式,主要还得看监狱主管领导的指导思想,如果精力依然不在改造罪犯上面,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一年100多亿元的保障也没有用处。” ★